摘 要：宋代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关键词：试论；程式化；经义；科举文体；程式迁移

在宋代几种科场文体中，诗赋、经义皆有官方规定范式，因此甫一成为考试文体，便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而论体文虽自晚唐即已进入科举，但由于缺乏官方写作规范的约束，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相对自由的形态，迟至南宋才呈现出高度程式化的特征。对此，四库馆臣在《论学绳尺》一书的提要中曾有如下评断②：

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纬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1]72

现存史料中，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宋廷在南、北宋之交曾颁行规范干预试论写作，然而试论却在漫长的自由创作阶段后，发展出一套严密且统一的程式，这一转变发生的契机及过程，无疑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笔者在考察宋代试论①发展进程时发现，其程式化转向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言始于南宋初年，而是早在北宋后期就已初见端倪。为确定试论程式化进程的起点，我们有必要对宋代试论的发展流变进行重新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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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试论结构的流变：文体程式化进程再探析

学界常以《〈论学绳尺〉提要》中“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之说为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宋室南渡后的有力证据。然而，若按时间倒序翻检现存试论文献不难发现，南宋立朝不久，科场试论便已呈现出与南宋中后期相当接近的程式结构。

依《论学绳尺》中的《论诀》所述，一篇完整的试论应包括破题、承题、小讲（以上为冒子）、官题③、原题、大讲、使证（可与大讲合并）、结尾几部分，部分论者也将这几部分称为头（冒子）、项（原题）、腹（大讲）、尾（结尾）。④

而据笔者考证，在集中保存南宋试论文献的《论学绳尺》中，所收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为绍兴五年（1135）进士莫应龙所作《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论》。⑤分析其结构可以发现，文章开篇以“人主知自立其大，则能用大矣”一句破题，“自立”应题中之“身”，“用大”则应题中“天下国家”。随后是承题、小讲，小讲中“知吾身之大则先立其大，可以用天下国家矣”一句立全篇主意，最后“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吾孟子盖望人主先立其大者欤？请衍其说”一句入官题。上述各部分顺序及特征完全符合《论诀》总结的冒子写法。

官题之后的一段推原题意并发挥己见，此题出自《孟子·离娄下》，故先以一句“自有天下国家者习闻孟氏绪论，以为人主一身，天下国家之本，道之在身，又人主之本”引出题目出处《孟子》，但并不囿于原意，而是进一步指出君主之所以大于天下国家，并不仅仅在于一个虚无的道而已，将孟子之意翻新。随后便转入对君何以大于天下这一问题，亦即本文主意的论述。《论诀》中描述原题特征的“原题贵新”、“题下正咽喉之地，推原题意之本原，皆在于此”等形容正与此吻合。而在原题之下的两段文字特征也和《论诀》中描述的“大讲”、“结尾”相符。

由此例可知，在绍兴五年的试论中，“冒子—原题—大讲—结尾”的结构已经非常完整。而此时距南宋立朝尚不足十年，科举仅举行过两次，且于现存史料中，并无任何蛛丝马迹表明官方曾颁行试论写作范式。以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套如此完整的程式在无官方力量推动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形成并普及。因此笔者推测，试论程式化进程开始的时间应该远比宋室南渡要早，有必要将北宋试论也纳入考察范围。

北宋试论存世数量稀少，现存时间最早的是田锡太平兴国三年（978）应开封府试时所作《开封府试守在四夷论》。此文开篇无破题，直引《春秋》原文并入讲。[2]109其次则是王禹偁分别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平兴国八年（983）写作的《省试三杰佐汉孰优论》[3]50与《省试四科取士何先论》。[3]52这两篇皆无入官题、原题等结构，《省试三杰佐汉孰优论》以对句“夫百姓不能自治，命圣人以治之；圣人不能独治，生贤臣以佐之”破题后，直接进入对史事的分析议论，而《省试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无破题直接入讲。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到，在北宋早期，破题等律赋考试常用的技巧已被运用于试论写作，但此时试论的整体结构尚无定格。

至北宋中期，最具代表性的试论无疑是苏轼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4]33这篇作于嘉祐二年（1057）的试论曾获得当年多位主考官的高度评价，在后世也影响深广，被历代举子视为杰作加以研习。然而此文开篇直引史事，既无破题立论之语，其后也无小讲、官题、原题等结构，而是直接进入论的主体部分开始阐述观点，写法与后来程式化的试论大相径庭，四库馆臣评其“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腹心腰尾之式”确为事实。如此自由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在嘉祐二年能深受当时主考官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赏识，也可见此时试论的评判尚未有统一标准，考官对内容的关注远高于形式。

此后熙、丰时期的科场试论，当以元丰五年（1082）状元黄裳之作最为典型。今本《演山集》中共收黄裳论体文七篇，[5]271-282其中，《乐记论》、《中庸论》从主题和标题形态判断更接近贤良进论而非科举试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而其余五篇从论题出处与具体内容来看，均符合当时科场试论的命题范围与习惯。⑥因此，笔者判断它们即便不是考场之作，也应是黄裳备考时的练习之作，当可代表此时的试论写作风气。而将这五篇文章并置比较可以发现，其写法已呈现出一定规律，结构也比较接近南宋成熟的试论程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不以智治国论》一篇[5]274-275：

道之末为万物之散殊，为万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而体道者也。【破题】以道之至虚，可以受天下之群实；以道之至无，可以御天下之群有；以道之至静，可以驭天下之群动。【接题】盖夫万物之变，尝在道之末，而体道者则寓乎万物之上焉。总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也，故物之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物之有作也，顺之以致其复。而天下之民知有常性之可乐，不知物之能乱我焉，于是德生矣。民之德生，则君人者何为哉？时不劳其事，事不劳其形，形不劳其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以道治国，而为国之福者也。【小讲】

彼间间之小智，方制乎名教之中耳。夫制乎名教之中，有足以蔽之者，虽欲见其成理而辅之，亦何可得哉？其势乃至于作聪明，奋机巧，滋法令，以制其众。而天下之众不出诚之所向，亦必以机巧待之，故上以数乘下，下以数计上。故虽探筹不足以致其公，敦概不足以致其平，别契不足以致其信，道德始下衰，而万物之真理丧矣，于是贼生焉。此以智治国，而为国之祸者也。【原题】

然则以道治其国者，其弃智乎！以道治其国者，真一而得心，虚一而得性，小智大智明者也。大智以道观物，吾非物也，然后见物之成理而达之。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信之于朋友，礼之于宾主，万物之于天伦也，有生者具焉。尧、舜之治，恶其凿也，明天而已。五典之惇出于天叙，则成此者也；五礼之庸出于天秩，则节此者也；五服之章出于天命，则赏其善此者也；五刑之用出于天讨，则纠其戾此者也。此尧、舜所以无为而治天下，而天下之民亦无能名之者，其为在天而已。周之治已恶其凿也，无名之道，著于天地之大美，显于四时之明法。无名之道，为万物而有天地四时；而周之圣人，为天下而有六官。天地四时，道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圣人任之以致其则者也。故圣人之于道，立之以六典，而有治教、礼政、刑事，犹大美明法者也；于典建之以六职，而有太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犹天地四时者也。六属帅之以六官，六典建之以六职，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以民为极。而圣人也，体道之无为而已矣。【大讲】

虽然，唐虞至周，所以能此道者，自非以道观物，则万物之成理，四时之明法，天地之大美，其能在物之中而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则彼徒奋其私智，而与万物竞矣。彼与物竞，非特未足以胜物也，而物之变常亦不在理焉。夫物之变常不在理，而或未足以胜之，则为国之祸，何可胜言哉！君人不可不察也。【结尾】

此篇论题出自《道德经》，是典型的王安石主政时期考题。开篇以“道之末为万物之散殊，为万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而体道者也”破题，言明《道德经》原文中的道与人君治国之间的关系。其后接题言道与国势之间的关系，小讲则进一步阐明如何以道治国。这一开篇结构除缺少明确的“官题”部分外，已与南宋时文家所总结的试论冒头写法基本相同。

在冒头之后 “彼间间之小智，方制乎名教之中耳”一段则从国家治道的角度说明“此以智治国，而为国之祸者也”，详细解释论题背后的含义，是非常典型的“原题”结构。而此后的大讲、结尾写法特点亦与试论程式相同。以《论诀》中所归纳的试论程式为比照，这篇文章除缺少明确的官题部分外，冒头、原题、讲题、结尾几部分结构俱全，基本符合后期程式化的试论写法。

其余几篇论体文通篇结构虽然不如这篇完整，但开篇冒头的写法基本相同。除《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论》一文以譬喻开篇外，其它基本都以对句破题，且其后接题、小讲等结构完整，以第一篇《圣人以清为难论》为例，其开头首句以“进退去就之间，辞受取与之际，人之所难全也”破题，点明“难”之所在，立一篇主意，而“进退去就”、“辞受取与”正为下文讲题张本。随后承题延伸主意，小讲部分则引段干木、泄柳、陈仲子等人事例反说主意，最后结以“人之所难者，圣人亦不得而易之也”。除同样缺少“官题”外，冒头的写法已与成熟的试论程式趋于一致。

综合上述例证，笔者认为熙、丰时期应是试论写作模式的转折阶段，此时的试论至少开篇写法已相对固定。遗憾的是，黄裳同期及之后的北宋试论存世稀少，就目前所见而言，仅元符三年进士（1100）刘安节文集中收有三篇。⑦而这三篇试论的写作结构明显比黄裳之论更接近南宋的程式化试论。以其中《行于万物者道论》为例[6]：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破题】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虚空旷荡而言道，故终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数而言物，故终日言物而不及道。【承题】道与物离而为二，不能相通，则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盖有道必有物，无物则非道。有物必有道，无道则非物。是物也者，论其形；而道也者，所以运乎物者也。【小讲】明乎此，则庄周之论得矣！【入官题】

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自一以及万，皆道之所生也。一名于道，必生以及物而不能自已，则其散诸物也，天地之所覆载，日月星辰之所照临，河岳之所融结，动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道行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原题】

今夫仰观乎天，则天积气也，然其日星之回旋，云汉之卷舒，风雨之散润，寒暑之运行，一往一来，一盈一缩，若有运转而不能自已者，是岂积气之所能为哉？道实行于天下矣。俯察乎地，则地积形也，然其山川之兴云，薮泽之通气，草木之华实，鸟兽之蕃息，一消一息，一化一生，若有机缄而不能自已者，是岂积形之所能为哉？道实行于地矣。中察乎人，则人也者又积形、积气之委也，然其耳目之视听，口鼻之吸嘘，手足之举运，一动一静，一作一止，若有关键而不知其主之者，是又岂积形、积气之委所能为哉？道实行于人矣。三才者，万物之大者也，而道实周流其中焉。举三才以该万物，则道之为道可睹矣。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道一也，即其所行于天地人而言之，故分而为三焉。号物之数谓之万，以一而分三，以三而分万，则物各有道矣。物各有道，则道亦万也，而不害其为一者，万物之生本于一故也。道非一则不能运万物，万物非各有一则不能以自运。人知一之为万，而不知万之为一，则并行而不悖于道，岂不昭然矣乎？【大讲】

呜呼！道之行于万物也如此，而或者昧之，谓道在天耶？仰而视之，见天而不见道，是直以形求之尔，胡不反求诸身乎？彼其视听食息之所以然者，孰主张是？孰纲维是？是必有尸之者矣。诚能斋心沐形，去智与故，以神求之，则廓然心悟，瞬然目明，向之所见无非物，今之所见无非道矣。见无非道，则是道在我也。道在我也者，所以行道，非道行于道者也。呜呼，论至于此，圣人之于天道之事也，学者可不勉乎哉！【结尾】

此论不仅整体结构完整，且在开篇冒头的最后一句，刘安节特意点出了论题“行于万物者道”的出处，这是现存宋代试论开篇中首次出现近似“官题”的结构。这一入题方式虽与南宋时直接复述论题的写法略有差距，但作论者明显已经有入题的意识。由此可见，这篇论的冒子部分已具备后来成熟时期试论开篇程式的全部要素，整体结构也基本与南宋时期程式化的试论相符，可以印证上文推论，即在北宋后期，至少试论开篇的写法已趋于模式化，试论程式的雏形此时已经形成。

综上所述，以《论诀》所载程式为比照，重新梳理宋代试论结构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大约在北宋元丰年间，试论开篇的写法已趋于固定，此时全篇的结构虽尚未定型，但也已出现明显的程式化趋势。因此，若要探索试论从自由创作走向程式化的契机，北宋元丰前后这段时间无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二、文体范式的迁移：经义文对试论程式形成的影响

试论的程式化转向大致发生于元丰前夕，恰与熙宁科举改革的发生时间同步。在这次改革中，有一项影响重大的举措是“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7]278此处新增的“经义”是王安石首创的考试文体，自此之后，经义文成为宋代科举考察的固定科目。

经义文虽是新兴文体，但与试论一样，都以议论为核心文体特征，二者仅命题范围有所不同。南宋时文家在讲解试论写作诀窍时便常以经义为例：如林图南讲双关写法时有“意要偶，语要齐，有似破义，中以一脚收”，[1]84吕祖谦则有“论不要似义方，要活法圆转”之语。[1]7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经义可以被视为一种以阐释经典文句为主题的论，且出现伊始，写作结构便为官方规定所限制。

熙宁四年，朝廷为推行经义文体曾命中书颁行《大义式》。[7]3618此书虽早已亡佚，但从现存经义文来看，元丰五年进士黄裳、元祐六年（1091）进士张庭坚与元符三年进士刘安节所作经义行文结构皆十分相似，且与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中所载成熟经义程式大致相符。几人应举时间均距熙宁四年科举改革不远，此时经义作为新兴科目作法已如此成熟且高度统一，应是有《大义式》为共同参考。⑧而将这套官方制定推行的经义程式与南宋成熟的试论程式并置比较，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明显的继承痕迹。

首先，经义文中首次出现了“入官题”写法，后来为试论程式所承袭，变为试论的“官题”结构。

根据《作义要诀》，一篇完整的经义要包括破题、接题、小讲、缴结（以上合称为冒子）、入官题、原题、大讲、考经、余意、结尾。其中，“入官题”是指在冒子后复述一次试题的部分。这一部分虽然只是对试题的简单重复，但从文章写作角度看，却是文体程式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题”一词的用法，其在北宋前期仅有官方所出试题之意，如宋祁所进《详定贡举条制奏》“不考式”中即有“误写官题”一条，后注“须是文理无失，但笔误者非”，此处官题即指试题。⑨直至熙宁年间经义出现后，“官题”才逐渐发展出指代在文中复述试题这一结构的义项，此时固定的“官题”结构尚为经义所独有。而至南宋后，这一结构也开始普遍地出现在试论中：

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吾孟子盖望人主先立其大者欤？请衍其说。

（莫应龙《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论》）

扬子谓圣人拟天地参诸身，愚请以是而申其说。

（陈松龙《圣人拟天地参诸身论》）

太宗治人之本，请以大势之植立者而论本之说。

（徐霖《太宗治人之本论》）

结合前文对试论发展历程的梳理，在现存北宋前、中期试论中，开篇从未出现类似“官题”这样完整引述原文的结构，因此可排除此乃试论自身演变结果这一可能。而最早出现近似官题结构的刘安节试论已是在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后。⑩且在南宋高度程式化的试论中，官题的固定位置恰与经义一样，都位于冒子与原题之间。从出现时间与结构位置两方面分析皆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南宋试论中的“官题”结构应是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

其次，按倪士毅之说，经义大讲与结尾间常以“余意”或“考经”过渡。其中考经为经义所特有，而余意则逐渐演变为试论的“论腰”部分。

据《作义要诀》所载，经义之余意结构乃用以发主意之外的未尽之意：

所谓余意，乃是本题主意外，尚有未尽之意，则于此发之。须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于主意有情乃可。[8]

而所谓“论腰”，按《论诀》中欧阳起鸣之说，也是在试论大讲与结尾间宕开一笔，发挥余意的部分：

论腰：变态极多，大凡转一转，发尽本题余意，或譬喻，或经句，或借反意相形，或立说断题，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小峰，则耸人耳目。到此处文字要得苍而健，耸而新，若有腹无腰竟转尾，则文字直了，殊觉意味浅促。‍[1]79

二者在文中的位置和作用皆十分相似，且观察试论发展经过也可以发现，至北宋后期，其写法有明显受经义“余意”影响的痕迹：此前如王禹偁、苏轼等人的试论基本一意贯通，然而至北宋中、后期，试论在结尾前通常会从主旨以外的角度进行补充。如黄裳《圣人以清为难论》，大讲部分主要论述为何人难以达到“清”这一标准，结尾前却转而从“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这句话的历史语境入手，言君子之于褒贬抑扬常有夸张，当略其辞而求其意；秦观《拟郡学试近世社稷之臣论》与之类似，主体部分论何谓社稷之臣，结尾却话锋一转，谈及扬雄写作《法言》时的微言大义。[9]两人皆为熙宁科举改革后的应举者，如此构思当是受经义“余意”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论学绳尺》中曾出现多处评点者以“余意”称呼“论腰”转折处的例证。如淳祐十年（1250）进士陈应雷的《知动仁静乐寿如何论》“虽然，圣人言此，不过形容道体云尔”后，便有批云“余意尤好”[1]190；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方监的《动静见天地之心论》“然则善论天地者将何如”后，亦有批云“演余意”。[1]204类似批语《论学绳尺》中尚有十余处，可见在时人眼中，试论之论腰与经义之余意一般无二，而余意结构又首见于经义程式，那么试论论腰实乃承袭自经义程式这一结论便不言自明。

总之，经义程式的出现是促使试论开始程式化的重要契机，在此前业已程式化的科举文体中，经义与试论最为相似，较之律赋更易与试论相互渗透。且试论程式化趋向出现的时间恰在熙宁四年科举改革后，此时经义程式已颁行天下并产生巨大影响，而后来成熟的试论程式中，官题、论腰等结构又皆与经义程式所独有的结构有明显继承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按照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试论程式的形成未必受体式与之相去甚远的律赋影响，而更可能源自经义程式的迁移。

三、从写作程式到评卷标准：试论程式的普及化与官方化

试论程式化进程与诗赋、经义相比，最大差异在于官方是否介入：诗赋早在晚唐、五代时便有官方程式，入宋后在此前基础上有所损益；[10]经义则有中书颁行的《大义式》为参考；然而试论自进入科举至南宋初年形成固定程式，其间未见任何记载表明官方曾发布相关写作规范。那么，一套北宋后期形成的非官方写作程式，何以在南宋时达到“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的普及化与官方化程度呢？

一般而言，任何考试在设立一定时间后，都必然因经验的累积而产生相应的应考策略。此时若官方对考试文体结构无硬性规定，则民间总结的技巧便会主导科场风气。笔者认为，在宋代试论程式化的过程中，时文刊本所扮演的即是民间主导者角色。

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宋代书籍刊行较从前更为方便，这使得科举高中者的答卷及太学历次考试的优秀文章得以被迅速刊出并流向市场。此类时文刊本在举子中有着毋庸置疑的非凡影响力，书中范文被他们奉为准绳，在备考期间反复研习模仿。北宋元丰二年进士李复在《又答耀州诸进士书》中对这一情形有所记述：

某辱问科举程文之体，今之印行为有司考之在高等者，其文乃程文之体也。虽然，此岂有定体？先须讲求义理的当，中心涣然，乃可作文。义理若非，虽洪笔丽藻，亦非矣。[11]

从李复这封书信可知，在官方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市面印行的“有司考之在高等者”文章即被视为“程文之体”。而李复在信中劝勉举子治学当深求义理，不要仅关心体式辞藻，则说明当时举子中专事模仿程文结构，以至于忽视义理之学的情形可能相当普遍。

在这些刊本的诸多文章来源中，太学尤其值得注意。刘祥光在《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一文中曾历数当时举子可能购买到的时文类型，包括省试放榜后各科录取的考试文字，太学入学考试、公试（每年一次）、私试（每月一次）中的合格文章，以及解试中的得解文字等。[12]其中省试、解试皆三年一场，而太学则每月有试。可以想见，出自太学的优秀文章在其中必然占据了极大比例。北宋时文刊本今已不存，但我们不妨类比存世的南宋同类书籍《论学绳尺》：在《论学绳尺》收录的132位作者中，65人名下注有太学公魁、私魁、舍试前名等字样，占近半数。可见太学公、私试的优秀程文应是此类时文刊本主要文章来源。

太学内部由于人员相对固定且考试频繁，极易形成统一的文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论及北宋“太学体”便曾提到：“嘉祐中，士人刘幾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13]说明名次在前的优秀程文对太学内部文风有着统摄性影响力。而身处官学，太学生与学官历来对官方学术及政治风向极为敏感。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以经义取代诗赋，同时立三舍法改革学制，笼罩在其影响下的太学无疑是对经义写作研究最为深入且集中的地方。⑪在此情形下，从经义至试论的程式迁移，极有可能首先发生在太学生们日复一日的写作练习中。

同时，根据李春燕对太学人数的考察，至北宋中、后期，太学生数量已逾千人。[14]每月批阅如此大量的试卷对太学学官而言无疑是不小的负担。程式化的试论因其结构清晰、论点明确，可极大减轻阅卷者的压力，更易受学官青睐而被擢为高等。而熙宁改革以来，由于三舍法与新党的用人策略，这些因擅写时文而在公、私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太学生可直接升任太学学官。此举显然对太学学风有所影响，南宋时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就曾批评熙宁以后太学“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15]极言由于学官选拔方式不当，其时太学中人只顾钻研时文写作之法而忽视义理之学。这一时期又恰是太学试论开始出现程式化倾向的关键转折点，由此可以推知，北宋后期学官选拔方式很可能延续并进一步巩固了这套尚处萌芽期的程式在太学内部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试论的程式化。

此外，回到前文对宋代试论发展历程的梳理也可以发现，现存最早的两篇整体结构基本符合程式的试论，恰好分别出自北宋太学生黄裳与刘安节之手。⑫这也可以进一步印证上文的推测：试论程式的雏形极有可能首先在太学形成，而后随着时文刊本的出版流播四方，成为举子普遍模仿学习的对象。

限于史料，我们目前难以对北宋后期试论程式在太学内部的定型过程做更深入的探讨，但关于时文刊本在其普及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仍可从南宋相关奏章中略窥一二。

乾道七年（1171），留正在《乞精加考校太学程文奏》中曾有“切惟太学时文，四方视以为法”之语[16]5338，提及了四方举子将太学程文视为法度的现象。至庆元五年（1200），礼部郎官陈谠进言宁宗皇帝，言近年士子文风浮靡，不尚实学，乞请今后士子皆以前辈文字为法，并对时文精加考校，得到宁宗皇帝首肯。不久后礼部尚书黄由书，落实了陈谠建议⑬：

窃见向来臣僚奏请，凡书坊雕印时文，必须经监学官看详。比年所刊，醇疵相半，未足尽为楷则。策复拘于近制，不许刊行。乞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仍乞检会陈谠所奏，将《三元》《元祐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擢犀》《拔象策》同加参订，拔其尤者并付刊行，使四方学者知所适从。由是追还古风，咸资时用。[16]5351

此举无疑证明了时文刊本对科场文风的统摄力：朝臣认为，近年来科场文风颓靡，是由于民间时文刊本质量不高，而朝廷试图扭转科场文风的方式亦是亲自参与时文选刊以树立矜式。在这一过程中，时文刊本竟成了官方与时文家及书坊争夺科场文风主导权的场域。且奏议中提到的《三元》《元祐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等书籍，原本皆为民间时文选本，由于质量较高且在举子间影响巨大，此时也被官方作为选刊时文的来源与参考。⑭可见在南宋中、后期，此类书籍的影响范围已不仅局限于举子间，部分编纂精良的刊本甚至会为主考部门所关注。而时文刊本此时受到的重视显然与其对科场文体的塑造力密切相关，这也进一步说明，在官方规范缺位的情况下，民间时文刊本在科场文体流变过程中扮演了何等关键的角色。

至于这套程式从举子模范到阅卷标准的升格，当与南宋时期科举参与度的提高及试论篇幅的增加有关。南宋时期，随着科举的影响力愈发扩大，参与人数逐渐增多，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经过此前漫长的积累，南宋图书市场也已充斥着大量应试套类与写作素材，这些举业书籍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试论写作，使得考生凭借记诵相关内容可以相对轻松地在规定时间内做到下笔千言，试论的篇幅也因此而越来越长。受以上两方面因素影响，考官所面临的评卷压力逐渐增大。且试论作为散文，本就比声韵有定数的诗赋更难评阅。熙、丰年间，同为散文的经义进入科举时，毕仲游便曾在《理会科场奏状》中指出“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易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的问题。[17]试论命题比经义更自由，自然也更难以考校。而试论程式规范了文章各部分写法，且能使考官在冒子部分就了解其立意主题，极大减轻了阅卷负担。此时期，冒子优劣成为评判一篇科举文章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当时举子中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说，谓有司评卷以冒子优劣定文章巧拙。[18]此语虽针对经义而发，但试论的文体特征及发展历程与之相似，评判标准亦当相去不远。可见随着阅卷压力日渐增加，试官不仅接受了这套举子间通行的程式，而且主动运用于试卷评阅中，这才最终造就了“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的局面。

简言之，由于官方规范的缺位，太学及时文刊本在试论程式的形成、传播与普及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至南宋后由于试论篇幅渐长，而程式有助于试官迅速把握文章结构和主题，因此得其青睐，逐渐从举子写作的参考范式升格为官方的评卷标准。这套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明确承认，但因同时符合举子与阅卷者双方的需求，最终成为南宋科场试论写作的“定体”。

结 语

通过梳理两宋试论结构的发展历程可知，试论程式化的进程并非如以往所认为的始于宋室南渡之后，早在北宋元丰年间，举子试论便已有程式化趋势，而北宋后期已出现较为完整的程式化试论。这一进程的开启与熙宁年间进入科举的经义文关系密切，可以认为，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根据现存史料推断，这种迁移应当首先在太学发生，之后随太学优秀时文的刊行在举子间流传并普及。同时，由于这套程式极大地简化了阅卷流程，因此在应举人数渐多、试论篇幅渐长的情况下为试官所接受，最终升格为官方评卷标准。

试论程式化的历程一方面揭示出宋代科举文体间相互影响、程式相互迁移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当科举场域内官方力量缺席时，太学生、举子、时文家等几方民间力量如何形塑科举文体。宋代科举选士的主动权虽然掌握在朝廷手中，但在制定具体评判标准一事上，朝廷却并不总处在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私学与出版业鼎盛的南宋时期，时文家、出版商和本文未及讨论的科举教师等力量皆不可小觑。科举考试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未必由朝廷自上而下一手制定，而更可能是场域内诸方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注释：

①本文所讨论的“科举试论”指举子为进士科考试所作之论，应与贤良进卷中的论相区分。贤良进卷是士人应制科试前提交给举主的一组文章，通常由五十篇主题相近的策、论组成，如苏轼的贤良进论基本以古今人物为主题，而苏辙则主要以朝代为主题。由于进论写作时长与主题皆无限制，且内容通常相互勾连，在完成后多作为合集别行，其写作之法自然不能与限时限题的单篇科场试论混为一谈，故其结构的发展流变并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关于北宋贤良进卷制度及二苏进卷的具体研究，参见朱刚：《北宋贤良进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

②引文中所谓“双关”、“三扇”皆试论写作体式之名，“双关”文法首见于谢枋得《文章轨范》中对韩愈文章的点评（参见《与陈给事书》题下批语，谢枋得：《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卷一，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三扇体”则首见于 《论学绳尺·论诀》中的“林图南论行文法”（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85-86页）。

③“官题”指在冒子后复述一遍试题的结构，如《汤武仁义礼乐如何论》中的“汤武仁义礼乐如何，请终言之”、《三王仁义礼乐如何论》中的“三王法度礼乐，请申荀卿之论”。这是宋代试论固定结构，但由于仅再次写明论题，写法上无特别之处，故《论诀》中对此并无阐发。朱瑞熙将这一结构归纳为“官题”，为学界所认可并使用，本文沿用其说（详参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33页）。

④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73-88页。此外，祝尚书、朱瑞熙也曾基于《论诀》并整合其他科举文献，提炼宋代试论的完整程式，详参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95-298页，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⑤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第111-113页。张海鸥与孙耀斌认为入选时间最早的是绍兴二年进士陈时中，显然是将陈时中误认为绍兴二年特奏名进士陈时仲（张海鸥、孙耀斌：《〈论学绳尺〉与南宋论体文及南宋论学》，《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第95页）。然特奏名进士考核无需作论，且这一群体的文章也并不受时文选本青睐，因此笔者认为此陈时中当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陈庸（字时中）。在《论学绳尺》选录的作者中，时间最早的实为绍兴五年进士莫应龙（傅璇琮主编，龚延明、祖慧撰：《宋登科记考》，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10页）。

⑥这五篇试论中，《以法为分论》、《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论》论题出自《庄子》，《不以智治国论》论题出自《道德经》。北宋科举唯王安石主政时期、哲宗后期及徽宗在位期间将《老子》、《庄子》纳入命题范围。而黄裳备考时恰逢王安石主政，故科举试题亦多从老庄之书中取。据此可知，以上数篇论体文当为此时期特殊产物。

⑦这三篇分别为《行于万物者道论》、《君师治之本论》与《义胜利为治世论》，在文集中收录于“经义”与“策”两类科举文体之间，结合题目与内容判断，当与前后两类文体同属科举程文。参见刘安节撰：《刘左史集》卷三，清乾隆吴氏古欢堂钞本。

⑧关于《大义式》内容及影响的分析，可参李光摩《八股文的源流》中“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一节（吴承学、何诗海编：《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03-304页）及张弛：《北宋中期新党士大夫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69页。

⑨宋祁这篇奏议说明有关“官题”的规定北宋已有之，但此时期科举程文中普遍无“入官题”结构，可见与文中“官题”结构无关。另据笔记资料，有宋一代对于漏写、误写官题惩罚极重，真宗朝景德年间，举子贾边因将《当仁不让于师论》写成《当仁不让于众论》而落选，考官虽惜其文才欲特别开恩录取，但这一错误使得题意改变以至于影响文理，终因“边特立异说，此渐不可启，将令后生务为穿凿，破坏科场旧格”而被黜落（事见范镇撰，汝佩点校：《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页）。由此可知，在北宋前期“官题”一词当仅指文前标题。

⑩刘安节为熙宁元年（1068）生人，元祐年间与其弟刘安上同入太学。此篇虽无法精确系年，但作年必迟于熙宁变法发生时间。（详参许景衡：《刘起居墓志铭》，载《伊洛渊源录》卷一一，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66-1069页）

⑪关于熙、丰年间新党主政时期政治、学术风气对太学生、学官以及经义文写作的影响，可分别参见牛思仁著：《宋代文学视域下的太学制度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92-198页；李春燕：《宋代太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29-130页；张弛：《北宋中期新党士大夫文学研究》，第68-74页。

⑫关于黄裳入太学一事之始末，参见张弛：《熙丰官学发展与新学后进群体的出现——以黄裳为考察对象》，《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8辑。

⑬其中《擢犀》为《擢犀策》之简称，《拔象策》或与《擢象策》为同一书，此二书见载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绍初年时文也，《擢象》则绍兴末。大抵科举场屋之文，每降愈下，后生亦不复识前辈之旧作，姑存之以观世变。”（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8页）

⑭《三元》为《三元衡鉴赋》之简称，其编纂信息参见王彬：《〈三元衡鉴〉的编者及选赋标准》，《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元祐衡鉴》与《绍兴前后论粹》学界暂无考据，朱熹在《答蔡季通》中曾提到：“又记向年曾略看《论粹》前后集，其间亦多好论。然当时犹以为俚俗而不观，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此处《论粹》前后集或为此书。朱熹书信前文谈论时文选本，此处又言及《论粹》，可推知此书当为南宋前期民间时文刊本，参见朱熹撰：《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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