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强调：“我十分关心中华文明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典籍版本。”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明的重要因素。而典籍的保护和传承则有赖于中华数千年悠久精深的藏书文化。
自古以来，民间藏书就和官府藏书并驾齐驱，是中华典籍传承的重要力量，它的主体是那些在中华历史时空中，灿若星河的民间藏书家、藏书楼，其数量规模、历史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都独具特色，对于中华文脉的传承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天一阁就是中华民间藏书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深厚藏书文化土壤中开出的灿烂之花。
中华民间藏书的历史
中华民间藏书的历史至少可回溯两千年，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起源时期、形成时期、繁荣时期、转型时期。
（一）民间藏书的起源时期：先秦至秦汉（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2世纪）
这一时期书籍的主要载体为简牍或缣帛，可以称为简牍时代，纸本书尚未流行，民间藏书发展受阻。
春秋战国之际是民间藏书的开始。这一时期士阶层开始崛起，学术由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转移，书籍也随着学术一起向个人、民间转移，个人开始著书立说，诸子百家兴起，私人藏书家也就慢慢诞生了。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发布焚书之令，制定挟书之律，民间私藏除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性书籍之外，《诗》《书》以及史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焚毁，严禁民间收藏和阅读，违者处以重刑。这些政策严重打击了民间藏书活动，使许多典籍遭到灭绝的厄运。
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民间藏书得以逐步恢复。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大兴，学术文化的繁荣带动了民间藏书的发展。两汉藏书家见于记载的二三十人，如刘向、刘歆父子以及班固等。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纸张逐渐用来抄写书籍，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出现了藏书超过万卷的大藏书家，如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
（二）民间藏书的形成时期：魏晋至五代（约公元3—10世纪）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写本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纸张在书写中广泛使用，全面成为新的书籍载体，书籍的生产和流通效率大大提升。从魏晋到五代大约七百年中，见于记载的藏书家至少二百家，其中藏书万卷以上的十余家，如任昉、王僧孺、张缅、沈约等人，编《文选》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藏书将近三万卷。
这一时期民间藏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私家藏书目录出现，并且出现了许多藏书世家。此外，形成了专属于藏书的文化。这种藏书文化包括：藏书楼命名，如李沈在江夏的万卷书楼，徐寅在莆田的万卷楼，白居易的池北书库等；藏书印章，如李泌的藏书印“端居室”白文玉印、张嘉贞藏印“河东张氏”；藏书格言，如京兆杜暹藏书万卷，跋尾皆题诗以戒子孙：“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藏书家典故如李泌的“邺侯插架”“邺架”等形容藏书之多。可见，这一时期的民间藏书数量可以和官府藏书相媲美。
（三）民间藏书的繁荣时期：宋至清（公元11—19世纪）
这一时期也称为印本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雕版印刷书籍流行。雕版印刷产生于唐代，早期主要用于实用性比较强的书籍，至宋代则经、史、子、集无所不印。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效率，为书籍市场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货源，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自书籍诞生以来都没有解决的市场供应问题。所以这一时期藏书家迭出，八九百年间见于记载的藏书家近四千家，其中藏书万卷以上的一千家左右。
这个时期可再细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时期（宋元）和鼎盛时期（明清）。
宋代藏书家不仅数量多，达到七百多家，藏书质量也高。比如宋绶、宋敏求父子藏书数万卷，有文献记载“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此外，私家藏书目录特别发达，见于记载的达六十种，至今流传尚有六种，尤其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是传世的大型私家藏书解题目录。
元代民间藏书楼规模远逊于宋，大约仅一百七十余家。
明代书籍出版业迅猛发展，书籍装帧方面出现了更加便利的线装，雕版印刷发明了便于刊刻而又不失美观的宋体字，进一步提高了书籍的生产效率。这一时期涌现近九百家藏书楼，民间藏书的规模和质量、特色、制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明代中期，民间藏书出现了两种方向。一是搜集更稀见、更精美、具有文物价值的书籍，开启了新的文物性藏书之路，代表人物是无锡富豪、大收藏家华夏以及王世贞等人；二是继续原来的文本性藏书传统，看重书籍文本内容，多收藏当时新出版的书籍，但进一步扩大了收藏范围、增加藏书数量、延长藏书传承时间，代表人物有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等。
入清以后，民间藏书更加兴旺，有名藏家两千余家。同时，藏书家对收藏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追求书籍的形态与内容并重。这批新型藏书家至黄丕烈而集大成，后来的晚清四大藏书楼，即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的杨氏海源阁、浙江湖州的陆氏皕宋楼、浙江杭州的丁氏八千卷楼，无一不是深受黄丕烈的百宋一廛的影响。
（四）民间藏书的转型时期：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现代印刷技术全面替代传统雕版印刷，书籍生产更为快速，线装书变为平装，白话文普及，书籍内容更加广泛，载体更加多样。民国时期藏书达万册以上的藏书家180多家，但民国的藏书楼总体留存时间都不长。
这时期民间藏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民间藏书的文化传承以及社会教育功能等逐步被新出现的公立图书馆所取代。藏书更多的是满足个人的阅读喜好、研究需求等。其次，藏书家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当时一大批新兴的资本家、实业家登上了藏书的舞台，他们经济实力雄厚，有条件搜集各种珍本秘籍，基本是文物型收藏。此外，多样化专藏也是民国时期民间藏书的一大特色，主要以学者为主。最后，许多藏书家将其藏书捐赠给公立图书馆。如盛宣怀后人将其愚斋藏书捐赠给交通大学等多家学校图书馆，傅增湘将其双鉴楼藏书四千二百多册捐赠给北平图书馆，温州孙延钊将其玉海楼三千六百册藏书捐赠给瑞安县图书馆，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类似的捐赠有六十余家。
天一阁的前世今生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藏书家黄宗羲曾写《天一阁藏书记》：“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感叹古往今来藏书事业的艰辛；学者陈熙在《清代私家藏书楼的生命史研究》中说：清代私家藏书楼的平均寿命为43.16年，其中84.2%的藏书楼只能维持一代人，传承两代人的也仅有9.6%，三代以上的仅有6.2%。其他年代更是可想而知。
时光流逝，无数曾经风光无限的藏书楼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今留存于世的民间藏书楼已经寥若晨星，且大多是毁后重建之楼，或楼虽在书已散。唯有天一阁自建阁以来，历经450多年的风雨沧桑仍巍然屹立，而且从未中断、改变其独立藏书机构的特质。
（一）范钦其人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明正德元年（150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府鄞县。范钦只是普通家庭出身，靠着自己的好学和勤奋，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取得殿试二甲第38名的好成绩。嘉靖十五年（1536年），范钦因政绩优异，升任工部员外郎，管理朝廷建筑工程。嘉靖十九年（1540年），外放江西袁州知府。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范钦任南赣巡抚，提督军务，辖区跨涉四省。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范钦因剿倭有功，擢升兵部右侍郎。几个月后，范钦便遭人弹劾，为官生涯戛然而止，从此范钦去官归里，回到了家乡宁波，时年54岁。
范钦热爱藏书，每到一地，最令其醉心之事就是搜罗、阅读、抄录当地的公私刻本，这些书跟随他走过了千山万水。范钦归里后，直至79岁去世，在生命最后的25年里，全身心投入天一阁藏书楼的创建与经营。
（二）天一阁其楼
天一阁藏书楼建于1561至1566年间。范钦对天一阁的营建倾注了其全部的智慧与才华。在书楼的选址上，范钦选定了宅邸东侧的空地，使生活区与藏书楼不相毗连，用一狭长防火巷分隔开，书楼两侧皆筑高墙，以防生活区失火时殃及藏书楼。
在天一阁的建制上，范钦从汉代郑玄所注的《周易》中得到启发，后人将其概括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也是天一阁名称的由来。书楼建为上下二层。楼上喻为天，为一大通间，意为天一；楼下喻为地，为六开间，以此对应“天一地六”。同时，一楼的天花板彩绘皆用水波纹、水神与水兽形象。楼前凿一水池，与月湖相通，作为消防蓄水之用。
在管理上，范钦定下了“烟酒切忌登楼”的家规，严格执行禁止烟火入阁的制度，这块六字禁牌如今依然挂在天一阁的楼梯口。
在藏书保护上，一是书楼南北有窗，书橱前后开门，可通风透气；二是书橱下面堆放英石，以收潮湿；三是定期曝书，每年梅季过后，进入伏天，范氏族人会在庭院荫凉处晾晒书籍；四是在书橱中放置芸香草用以辟蠹。
天一阁名震海宇，是在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因修《四库全书》，广向民间藏书家征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天一阁也被钦点进呈藏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打破“书不出阁”的传统，奉诏进呈638部珍本佳椠，这些书中有96部被收入《四库全书》，有377部列入《四库全书存目》，为天下藏书家第一。
《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缮七份，分别存放于七座皇家藏书楼中，即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这七座皇家藏书楼皆仿天一阁“天一地六”的建筑形制，命名也从“天一生水”而来。2022年建成的四座国家版本馆的命名（文瀚、文济、文润、文沁）也与七阁一脉相承，代表着中华文脉的绵延不绝。
不仅是清代皇家藏书楼，很多民间藏书楼，如宁波卢氏抱经楼、扬州吴氏测海楼、南京甘氏津逮楼、无锡薛氏传经楼等，都是仿照天一阁而建。后来，有学者将天一阁及仿照天一阁所建的藏书楼称为“天一阁范式藏书楼”。
（三）阁中之书
据范氏家谱记载，范钦时期天一阁藏书量最高达7万卷。根据流传下来的天一阁书目及各家所记天一阁藏书之精华，当时阁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孤本多，如《周易要义》《铜人针灸经》等；二是明抄本多，如《天圣令》《三才广志》等；三是明代文献多，尤以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有名。天一阁现存明代地方志271种，其中164种是孤本，172种是各地现存最早方志，现存明代科举文献370种，其中90%以上是孤本，占存世明科文献的80%；四是金石碑刻多，如宋拓《石鼓文》《西岳华山庙碑》、神龙本《兰亭序》刻石等。
（四）书楼传承
天一阁450余年的传承，跌宕起伏，曲折艰辛。
第一代创始人范钦担心自己去世后藏书流散，反复思量后将所有家产分为两份，一份是藏书，一份是所有钱财，两房儿子对于书、钱只能二选其一。因为他深知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责任，才能守护好这份大业。大儿子范大冲毅然选择继承书楼，挑起了这份重担。范大冲在继承书楼之后，订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规。后来，范氏家族又完善了各种保护书楼的细致规则及惩罚措施，族人皆“以天一阁后人为荣，以不与祭为辱”，世代相继。
书楼的传承与守护仅靠一家一族的力量远远不够，尤其在家族式微、风雨飘摇的乱世。
1933年9月，一场罕见的强台风席卷宁波，天一阁东围墙及书楼屋顶受损，而范氏已家道中落，无力维修。为此，宁波各界贤达挺身而出，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包括地方官员、学者和范氏后裔等25人，向社会募集了二万余银元维修资金。重修工程自1934年6月动工，至1935年9月全面完成。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宁波危在旦夕。为使阁书免遭战火，一批地方文化人士如陈训慈、冯贞群等，以及范氏后裔多方奔走努力，合力组织将天一阁藏书转移保护。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外漂泊了九年多的藏书才终于回到了天一阁。先辈守书护书之精神可歌可泣。
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关心天一阁的安危。1949年春，他特别指示南下的解放军部队要注意保护宁波天一阁。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26日一早，二十二军某连指导员郑君伦奉命带领一个班13名战士赶到天一阁，驻守半个月，圆满完成了保卫天一阁的任务。
（五）古阁新姿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一阁成为公共文化机构，占地面积从2000余平方米扩容到目前的3.4万平方米，成为宁波闪亮的文化地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天一阁更是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5A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如今的天一阁生机焕发，正从“书不出阁”逐步走向“阁闻天下”。
流散书重归。新中国成立时，天一阁藏书仅剩两万余卷，不少珍本善本流落海外，令人痛惜不已。因此，阁书访归也成了新天一阁人的使命与传承。截至目前，天一阁共访得流散书籍185部710册，获得730余种分藏于海内外各收藏机构的天一阁流散书的收藏线索，为书籍访归奠定了基础。
捐赠书新聚。受天一阁藏书精神的感召，出于对天一阁的信任，宁波的许多藏书家如冯贞群、朱鼎煦、张季言、孙家溎、杨容林等，都把天一阁视作其毕生收藏的归宿地，慷慨捐赠，化私为公。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30万卷，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天一阁所藏善本数量名列全国第九，目前有189部5493册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传播。2009年，天一阁获评文化部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21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今天一阁每年完成破损古籍修复1万叶以上，累计培训全国各地修复人员超100名。天一阁已成为古籍修复的“国家队”，为中华典籍的修复保护贡献着力量。
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全面完成天一阁古籍普查，出版《天一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天一阁藏善本目录》。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天一阁最有特色的几大系列珍籍都已公开出版。天一阁还为当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提供30种底本、为《续修四库全书》提供18种底本、为《八闽文库》《江右文库》《温州大典》《四明文库》《中华医藏》《明诗话珍本丛刊》《金陵全书》《荆楚文集》《广州大典》等一大批典籍出版工程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底本。
推进古籍数字化保护利用。天一阁目前已完成334万筒子页的数字化扫描，自主研发的古籍OCR文字识别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古籍整理阅读的准确性和便利性，完成“云上天一阁”古籍数字资源网站改造提升，古籍数字资源总访问量达430万人次。
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古籍活化传播。首先，古籍展陈融入新科技。五年来举办各类公益性展览110场次，吸引观众累计230万人次。其次，特色活动创造新体验。天一阁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逾百场，受众上百万人次，特别是近年来打造了以“天一”冠名的一系列特色文化品牌，吸引大家体验与书为伴的新生活，开办“天一阁论坛”，广邀海内外学者分享阅读与生活、探讨文化与文明。最后，国际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策划推出11期国际藏书文化对话节目“Tianyi Talk”，以书为媒，与世界各历史悠久的藏书机构进行文化交流；举办六届“在甬外国人汉语大赛”，让外国朋友感受汉字、汉语、汉文化魅力。近年来，天一阁博物院两次荣列全国专题类博物馆海外影响力十强榜单。
中华民间藏书的意义
中华民间藏书绵延两千多年，爱书、藏书、读书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民间藏书的意义重大深远。
民间藏书为中华文化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典籍。民间藏书一家一楼之力虽微，但众多前赴后继的民间藏书家却使许多珍籍得以存世，近现代各大图书馆的善本典藏同样是因民间藏书的捐赠、寄存、出售得以充实。如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所藏珍贵古籍，大部分也是来自民间藏书。
民间藏书促进了中华学术文化的繁荣，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大家。学术思想的交流与传播、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必然是建立在书籍的大量生产、收藏、阅读的基础之上。藏书家的抄录、刊刻、整理、校雠、修复，为学术文化提供了最坚实最丰厚的文献资源。古往今来，许多大思想家、学者本身就是藏书家。如孔子、墨子等人是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同时也是先秦诸子学术的代表人物，又如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同样也是杰出的藏书家。
民间藏书形成了悠久精深的中华藏书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年的民间藏书史，尤其是雕版印刷产生以来的民间藏书，形成了由藏书家、藏书楼、藏书印、藏书志、藏书题跋、藏书故事等共同组成的中华藏书文化，这些带着中华印记的高尚志趣和高雅审美，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与闪光之处。
民间藏书中所凝结的藏书精神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文化文明的追求与坚守。历代藏书家无不爱书如命，为了收藏书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代价。有的节衣缩食，倾囊以购；有的穷年累月，历尽艰险，四处搜罗；有的甚至甘冒生命危险。这种“不惧难之难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以及众多藏书家化私为公、慷慨捐赠的高风义举，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书运映照国运。天一阁犹如中华民间藏书文化的“活化石”。从天一阁450多年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生生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即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一阁将全力践行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指示，努力让典籍中的先贤智慧和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典籍永远涵养正气、观照心灵，永远熠熠闪光。
（光明网记者 金凌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