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破题开路

吕文浩

中国社会史研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史学界思想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复兴以来的从业者主要有三代人，第一代以陈旭麓、章开沅、冯尔康、蔡少卿、乔志强、田居俭、刘志琴等老一辈学者为代表，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毅然提出开展社会史研究的要求，并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搭桥铺路，开启征程；第二代人在前辈搭设的舞台上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其中的佼佼者有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常建华、周天游、杨念群、行龙、李长莉等人，他们的理论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代表了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第三代学人基本上是第二代学人的学生辈，其中的优秀者在若干专题研究的精耕细作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并开拓了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及阅读史等新的学术天地，但在格局和气象上似与前辈仍有一定的差距。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中，行龙教授是一位成绩突出、特色鲜明而且能够与时俱进的学者。阅读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著，再读读近10年来的论著，虽然前后不乏延续性，但在选题、风格和气魄上真有判若两人之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跟从乔志强教授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1992年以《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崭露头角。大约在90年代中期，他较早地捕捉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协助乔志强教授主持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课题。1998年底，乔志强教授没有看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而意外辞世，年方不惑的行龙教授毅然挑起了主持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重担。当时，昔日的乔门弟子人才星散，研究中心在一块招牌之下其实空空如也，研究中心面临着后继乏人、学统中断的危机。此时，行龙教授从严格培养研究生并挑选优秀者留校入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惨淡经营，硬是在一个内地的非重点大学建立起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重镇之一，也有人把他们的研究团队称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山西学派”。

自从行龙教授主持研究中心的工作之后，他自觉地把研究课题转向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他的个人研究以及研究团队各人的研究课题，包括所有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概要求以此为范围。他们的研究强调不能只坐在图书馆里找点资料撰写论文，而是注重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各种文献，而且要在深入田野的过程中获得现场感。他们的研究课题选择受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影响颇大，具有明显的“问题史学”意识，即法国年鉴学派所宣称的：“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受法国年鉴学派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诸多启示，行龙教授把他在方法论上的追求概括为“走向田野与社会”七字方针，2002年他主编的第一本研究团队的论文集就取名《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出版汇集他自己论文代表作的文集时径直将“走向田野与社会”作为书名。时隔8年，论文集重出修订版，增加6篇而删去3篇，新版26篇，“全部为近十年来的‘新作’”（修订版序，第2页）。新增的6篇多为讨论近年来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我想，从前后两本《走向田野与社会》论文集看，行龙教授所选的论文都是个人研究比较成熟之作，他显然是有意将这一品牌打造成代表个人研究最高水平的论文集。如果说原版是代表作1.0版，修订版则无疑是代表作2.0版。以行龙教授学术研究的精进不已推测，说不定未来还会推出代表作3.0版？

文集所收论文或为理论方法讨论与学术总结，或为对某一个案的深入专题研究。前者多着眼于史学界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后者多选择最典型的案例具体说明山西区域社会史能够给予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启示。概括起来说，行龙教授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早已汇入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主流，并充分凸显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所特具的学术价值。

行龙教授和中国社会史学界著名的“华南学派”一样，都是在区域社会内选择研究题目，但他们叩问历史时提出的学术问题却并不是过去那种局限于描写“地方特色”的旧式地方史研究。本书中所收论文发表于2005年至2015年前后10年时间，这一时期史学界的学术潮流起落在文集中都多多少少留下了它们的印痕，如水利社会史、环境史、图像史、叙事复兴，再如在此之前已风靡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架构，又如对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的太原乡绅刘大鹏的研究等等。行龙教授追踪学界热点，结合自己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心得，取得了一批扎根地方但其学术意义远远超出地方范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他常对学生说的：“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也不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用一个在研究中心访问的学人的话来说，就是“立足山西乡土资源，放眼世界学术潮流”。（自序，第10页。）

行龙教授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身处内地却谙熟学界前沿、热点，而且更表现在他勇于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他所主持的从社会史角度开展对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辛苦培育，已经从一株不起眼的幼苗发展成为一片绿意盎然的丛林。上至中共革命根据地下至人民公社结束，前后大约四十年时间的农村社会，行龙教授称为“集体化时代”。过去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为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学者，社会史学者甚少涉足。行龙教授的研究团队填补了这一空白，也为社会史学界在社会科学竞相耕耘的领域争得了发言权。他带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以及历届的研究生，利用他们在山西地方社会熟络的人际关系网络，搜集到数千万件的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文书资料。相信所有参观过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档案的学者都会对资料的丰富程度和保管的精心程度感叹不已。这项工作是在村庄文书面临现代化潮流而急剧流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文献抢救和保存历史性质。这些基层文书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农村和农民日常生活的实态。从社会史的角度自下而上地研究这批材料，将大大增进我们对这个时代农村社会的认识，至少将是对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研究的有力补充。全国劳模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张庄、剪子湾、赤桥等村庄在集体化时代的故事，在某些侧面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权力的急剧扩张和顽强生存的民间生活逻辑。

社会史因其研究对象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强烈的经世致用品格。社会史不应该只是一种书斋里文人学士皓首穷经的智力消遣，它可以而且应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为当代的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提供历史的依据。区域社会史的经世致用品格主要体现在根据区域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掘、整理历史文化资料，梳理出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趋势，也就是说对当代社会怎样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做出自己的解释。集体化时代是距离改革开放时代最近的一段历史，尽管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这两个前后衔接的历史时期前后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延续性和同质性。最显著的就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土地私有权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取代，其影响至今不衰。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国有制强有力地影响了全国各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已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它一方面使政府的建设意图得以无障碍或少障碍地顺利实施，而另一方面借助国家的名义诸如工业化建设项目的需要而轻易侵占农村土地的现象仍时有所闻。这就是历史的惯性所在，也正是我们不可不重视这段历史的原因之一。

同样，行龙教授对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自明清时期以来，华北地区社会发展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人口激增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日甚一日，水资源的匮乏在农业灌溉面积扩大和重工业成为支柱产业以后变得愈益严重。山西优质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开采及其外运长期以来占据山西经济体系的首要位置，但煤炭开采带来的森林植被破坏和地下水层断裂程度也是空前严重的。水资源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难题。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向历史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什么更早的历史时期山西并不太缺水，山西的母亲河汾河在唐代水深浪大，曾经运送太原的粮食至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而在近几百年来缺水问题却愈演愈烈，成为“十年九旱”的典型？时代呼唤历史学者对这一现象做出自己的解答。行龙教授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早在上世纪末期就把“山西水资源匮乏及其相关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从明清以来频发的水利纠纷（即“水案”）入手，逐渐扩大到山西的区域水利社会史乃至环境史研究。他指导的研究生张俊峰主攻社会生产用水，胡英泽则负责民生用水研究，两人都在相关领域发表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逐渐成长为引人注目的中青年学者。

行龙教授在国内较早地从社会史领域提出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课题，而且把水利社会史的研究置于新近流行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视野下进行考察，克服了过去水利史研究忽视社会因素、就水利论水利的局限性。2004年至2005年，王铭铭教授和行龙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先后发表《“水利社会”的类型》和《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1]，此唱彼和，“水利社会”及“水利社会史”的概念提出以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开始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学术方向，这两篇学术札记式的短文也因之成为引用率颇高的重要文献。行龙教授在水利社会史专题研究方面，特别注意考察太原市近郊晋源区汾河的一个支流——晋水流域。晋水流域位于古晋阳城，得名于晋水，其源头在晋祠的难老、鱼沼、善利三泉，其水利开发和利用历史悠久，长达2000余年。晋水实际灌溉农田涵盖流域范围的36村，就地表水流量和流域面积而言并无任何突出之处，但这一区域在漫长的水利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晋祠大米、大寺莲藕等优质农产品在历史上曾享有盛名，水磨业、造纸业也是这一带民众在农业商业之外的重要谋生手段，晋水背靠的西山诸峪矿藏丰富，尤以煤、矾、铁和硫磺等闻名。特别可贵的是历史文献尤其是民间文献遗存较为丰富和系统，晋祠附近乡绅刘大鹏留存的《退想斋日记》、《晋祠志》、《晋水志》即是显著的例子，这就为深入考察晋水流域的人口资源环境，包括与其相应的水利祭祀系统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能。行龙教授结合田野考察和书面文献对晋水流域的环境脆化与灾害频发过程，以及晋祠水利祭祀系统的三易主神等民间文化现象做出了精彩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对如何以水为中心研究山西社会提出了四条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以此作为划分类型和时段的基本依据；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经济产业进行研究；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极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研究。这四点意见，涵盖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社会组织与制度以及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机的系统。行龙教授的“破题开路”和个案研究示范，为从人口资源环境史角度研究山西水利社会史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研究团队其他成员相关研究工作的进展。据我了解，行门弟子张俊峰教授近年来关于水权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就是在行龙教授提出的研究思路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又取得了以往不曾获致的新见解。如他的最新研究强调，明清以来随着水资源匮乏而来的可以单独进行交易的水权（从“水随地走”到“地水分离”），并不是以往认为的那样主要起到滋生水利纠纷的负面作用，而是一种将水资源商品化从而维护正常用水秩序的进步行为，而且为当下解决城市水资源瓶颈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启发。[2]

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行龙教授对当代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但根据经济学的木桶原理，木桶最大容量取决于短板，短板既是限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因素，能够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才能实现山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在2008年发表于《山西日报》的文章深情地憧憬“汾河清，山西盛”[3]，3年后又在《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一文的最后一部分，呼吁人们在人口资源环境史的视野下认真反思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切实重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社会史取向是最近20年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主流，高水平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大约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研究者将区域社会内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样，对于区域社会的深入的、精细的解剖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观照大历史进程的一个比较切实的入手之处。局部的、片段的事实只有放置在有联系的整体之中才可以获致其意义。这和人类学的研究追求透过小社区观照大社会的学术旨趣并无二致。行龙教授曾和人类学家乔健教授、王铭铭教授等有深入的交流、合作与对话，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意识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他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了。不过，要说人类学对区域社会史的影响力度，“华南学派”无疑是第一品牌，“山西学派”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是瞠乎其后了。从这本书第一部分“理论反思”的6篇文章来看，行龙教授对于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长时段、空间感和总体史目标十分倾心，这应该不失为其学术路径的第一渊源。我们知道，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把几乎不变的地理因素引入社会史，并着力分析变化缓慢的经济社会长时段结构，对地理时间和社会时间倾注了很多心血，而对于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个人时间、事件史则不甚看重，仅仅作为叨陪末座的补笔。布罗代尔所构建的总体史目标显示了他收编其他社会科学、确立史学盟主地位的巨大抱负。行龙教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在他所主持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从金元时代一直贯通到集体化时代，前后跨越700年左右；他主持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地理范围上基本上没有越出山西的范围；从研究选题上来说，更是自人口资源环境而社会经济而生活习俗，区域范围内的重要事项几乎无一遗漏。行龙教授认为总体史可以克服“碎片化”的流弊，并可以实现社会史的最终学术目标。也可以说，行龙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方针的提出，就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和历史人类学的启示下的一种学术追求。

不过，我总觉得，把国内目前若干不入流的、低水平重复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称为“碎片化”，似乎有点过于“抬举”它们了。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以后，确实出现了若干背离主流价值观念、盲目猎奇的“碎片化”研究，它们在国内学术思潮中虽时见论述，但落实到具体史学研究领域则是凤毛麟角，不值一提的。我同意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在一篇近作中所论述的，时贤所大力抨击的“碎片化”研究，主要是一些关注地方性研究或中小人物的研究，“采用的视角、研究方法与得出的结论，同对中心地区的问题、对大人物、大事件的研究，如出一辙”[4]。把这样的研究和西方语境下追求解构主流价值观念的“碎片化”研究混为一谈，真令人有点时空错乱之感。时贤所批评的“碎片化”研究（实为低水平重复）并非不存在，警惕它们在史学界的泛滥也并非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再用“碎片化”这个词了吧。

山西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块福地。山西地理环境较为封闭，长期以来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因而它保存的金元以来地面建筑之丰富在国内无出其右，其文献遗存尤其是民间文献遗存之丰富在国内恐怕也是居于前列的。除了山西本土的区域社会史学者以外，海外的科大卫（David Faure）、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邱仲麟，国内的常建华、赵世瑜、杜正贞等优秀的学者均对山西社会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均多次深入山西进行田野考察，不少人还发表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山西区域社会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使华南和华北的研究取得均衡的发展，必将给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契机。我想，所有这些研究者，都会从行龙教授的这本书开创性的研究中获取丰富的知识享受和学术灵感吧。

《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版），行龙著，三联书店2015年版

[1] 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年第11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

[2] 张俊峰：《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发现的水契和水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兼与晋陕地区比较》，《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3] 行龙：《汾河清，山西盛》《山西日报》2008年5月20日，并收入其论文集《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

[4] 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 ——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