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界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为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切入角度和理论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聚焦该学科的概念、性质、范畴等展开讨论，到90年代以来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其自身也经历了关注重心与研究视角等方面的演进更新。围绕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如何更好地处理横跨比较和纵向贯通的问题，仍有进一步省思的空间。
相关研究呈现繁荣景象
如果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建立于对以往史学叙事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那么区域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则立足于如下客观事实：中国幅员广阔，有着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风俗习惯，故难以用恒定一贯的标准或仅仅从中央的立场出发，去解释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客观上要求进行分区研究，从具体个案和区域视角理解整体中国。
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苏和发展，还与“本土人做本土研究”的情结密不可分，也就是“在地化”研究取向。研究者选择自己生长或长期生活的地区作为开展研究的实验田，把个人体验和切身感受融入严格规范的学术研究之中，出现了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华南”“华北”“关中”“江南”“西南”等研究模式，以及“走向历史现场”“走向田野与社会”等具有号召力的治学路径，造就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景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历史人类学学刊》《区域史研究》等学术刊物，搭建起区域社会史研究对话的重要平台。这为提升中国历史学解释力度、积极推动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筑牢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了重要力量。
与其说区域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具体分支，不如将它看作历史研究的一种全新视角。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兴盛，不仅带动了对中国各区域复杂面相的深度认知，也使得原本不受重视的资料如地方档案、碑刻、族谱、账簿、契约文书、民间唱本、宗教科仪书等，以全新的面貌进入研究者视野，从而焕发新生。立足于这些资料进行的区域研究，使我们看到“国家”是以何种形式在场，制度的具体实践与其文本表达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甚至疏离，并通过细节的呈现，对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程式化的历史叙述进行修正调整。甚至如有学者所说，达至“重写中国历史”的宏伟目标。
横跨比较与整体追求
区域社会史研究固然带来了重要的学术启迪，但相关批评从一开始也不曾间断。当然，深度良性的批评正是促使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完善、走向成熟的必要之举。例如，有一种声音质疑“区域”的选定有可能过于狭窄，研究的问题太显琐碎，脱离了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出现“碎片化”的研究倾向。而且，倘若缺少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势必造成研究孤立和片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多区域史研究论文或专著看似挖掘了不少新奇的一手材料，实则不过是在既定宏大命题之下作同质化注脚。这些现象时至今日还能经常看到。
其实，国内最早倡导和践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批学者，对上述问题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且尝试对所谓“区域”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应该如何开展区域比较研究，作出各自解答。20世纪末，乔志强、行龙曾明确说：“地域社会研究本身便是一种比较研究。”他们在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和近代化进程的研究中，着重强调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比较。横向比较是就空间而言，可将中国近代化的类型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内地型和边缘型，每种类型对应相关的区域划分。
纵向比较则是对某个区域本身历时性发展变迁的考察，探究它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刘志伟提到，区域的真正意义是一个超越国家的视域，它可以是国家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跨越国家的范围。因此，“所谓区域研究，在以国家内部的一个地方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个地方放到更宏大的超越国家的视野里去认识”。近年来，由华南研究和北方民族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参与推动的“南北对话”，也能看出“区域”的内涵相当丰富，即更多是一种研究视角，而非囿于某种行政区划、地域界分等人为的设定。
学者们对“区域”的定义和论说，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他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解或误会，担心被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史叙事而遮蔽其总体性追求，从而为区域研究的真正关怀而发声正名，“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追求整体性”“区域史的魅力在区域之外”等，均是较为典型的表达。杨念群注意到，力求证明“区域史”研究就是“整体史”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称为“缩影说”），给人的最大困惑在于，“无法印证某一地区性政治运行的状态就一定与整个王朝的治理规划相一致，抑或只不过是其某种局部的有限表征和实践”。对区域的研究显然不应只满足于解答“何谓区域”的问题，还要时刻考虑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整体。因此，一方面看，“整体性追求”仍将是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还需在此观照之下发掘更多有代表性的区域个案，立足丰富个案基础之上，再进行横向比较或跨区探讨。两者结合，不失为提升区域史研究解释力的一条合理路径。
纵向贯通与上下结合
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曾批评传统旧史学有数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十四史乃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新史学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从以往关注帝王将相的历史，转向对普通民众历史的发现和挖掘。循此理路，顾颉刚在为《民俗周刊》所作“发刊词”中，也疾呼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主张“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无论是早期的整体社会史研究，还是目前学界流行的区域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都充分注意到了“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历史面貌。这种侧重“非精英化”的研究，更像是对历史“弱势群体”的声音考古，挖掘出了以往常常被忽视的历史信息和细部，丰富了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然而，重视对“非精英”大众声音的发掘，并不等于“去精英化”，“自下而上”观察历史的视角更不应而且也无法替代“自上而下”的治史方式。近三十年来，受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转向的影响，不少学者愈加注重对“田野”“社会”等所谓“历史现场”的亲身体验。这种走近历史现场，当然并非如学界所谓的那样仅仅为了“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而是通过置身具体的基层社会氛围之中，获得宝贵的历史感觉和了解同情。
但是，与此相伴并日渐凸显的一个问题是，倘若新一代的区域史研究者没有像前辈们那样接受基础、系统、完整的通史训练，缺乏对王朝制度史脉络的扎实掌握，从一开始便沉浸在对海量地方文献的发现上，进而一味强调“自下而上”看待历史，或充其量在王朝官方的会典、则例中找寻出些许条文表述，为细微琐碎的地方性事件作对照和注解，无疑就犯了本末倒置的弊病。如此仓促产生的区域个案研究，恐怕也会像前文分析那般，既缺少应有的整体性追求，也难以与其他区域研究形成有效对话，“走向历史现场”自然无法发挥其方法论层面的指导作用。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只是切入历史研究视角的不同，而非矛盾或者对立。因此，笔者所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纵向贯通，不只是对某个区域作历时性考察，还要在具体区域个案的研究过程中，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进行充分结合。其中贯穿的一个重要诉求，便是国家（中央）与社会（地方）如何实现互为参照、互为理解。在学界既有成果中，刘志伟对明清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运行实践的研究，郑振满对明清福建地区基层自治能力的探讨，均很好地达到了这种纵贯式的结合。
综上，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充分兼顾横跨比较与纵向贯通。一方面，在“整体史”追求下开展区域个案探讨，并注意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和对话。另一方面，还应注重区域研究在国家乃至全球视野中的位置，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观察角度结合起来，借此丰富对中国历史的诠释。通过适时的回顾和反思，区域社会史终将开拓出更广阔的研究领地。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衍圣公研究”（19CZS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