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书后

吕文浩

北京清华大学校史的资料编纂、著作编著情况相对而言，质量差强人意。这就使得清华校史的研究有了相对较好的基础。1981年，《清华大学校史稿》由中华书局出版。1991—199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卷6册，200余万言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另外，还出版了《清华人物志》、《清华英烈》等书。《清华大学校史稿》资料扎实，论述简洁有力，在当时国内出版的校史著作里是较为出色的一种。它的主要局限性是（一）成书时代较早，受左的思想束缚较深，不少地方立论极为偏颇；（二）详于学校的纵向沿革史，缺乏横向的解剖分析和明确的学术问题意识；（三）内容比较简略，留下了不少空白点。

案头的这本《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9），1996年版，以下简称《清华学堂》）是在另一种背景下写成的。作者苏云峰先生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自1970年即开始研究清华校史，1986年写成18万字的《抗战前之国立清华大学研究，1929-1938》。但考虑到“在历史发展程序上，应先出版早期清华”（前言第9页），于是又积数年之力，写成这本约440页的著作。苏先生自白研究清华校史经历了一段“漫长艰辛的历程”，应是发自肺腑之言。我们要考虑到，在苏先生开始着手研究清华校史之时，北京清华大学方面还没有任何有关出版物。即使到了80年代以后，由于两岸的阻隔，当时他也未能充分利用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史料和读物。研究条件的确不够优越，但他仍然紧紧抓住自己的学术目标不放松，将一项课题持续追踪了20余年之久，平易之中出硕果，体现了真正的学人风范。进入90年代，苏先生几次来北京清华大学访问，搜集了不少资料。以笔者的观察，大陆方面的资料，苏先生虽然仍有遗漏，但是主要的部分，他都看到了。这本书的基本史料是连续出版数十年之久的校内学生刊物《清华周刊》。该刊内容十分丰富，远非我们今天见惯的那些“小儿科”学生刊物可以相比。透过这扇窗户，我们才有重建历史的基本把握。

苏先生20余年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方面贡献良多。主要著作如《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1976年初版，1983年再版）、《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1990年版）、《三（两）江师范学堂，1903-1911》（1998年版）均扎实细致，多有创获。而《清华学堂》一书史料之扎实、创见之丰厚，均超过前几种论著，大概可以算作苏先生教育史尤其是校史方面的代表作。

就选题而言，清华的重要性超过海南大学和三（两）江师范学堂；就资料提供的重建历史多采画面的可能性而言，清华也较其它两校优越。总而言之，清华是值得当作一个大题目来做的。以往对清华校史，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大多比较重视抗战前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校史，以为清华校史的辉煌时期才值得花大力气研究。对于早期校史也许多少重视不够。《清华大学校史稿》关于1928年前的校史仅仅占92页，许多问题没有充分展开。笔者有一个看法，清华之所以成为清华，是由于有国立清华大学成立（1928年）前十数年的清华学校的历史。正是这一时期奠定了清华风格的基础。从经费来源、人事谱系及校内决策体制、教育思想、学术风气、硬件建设看都是如此。更确切地说，20年代中期至梅贻琦1931年底长校这一段时间是1952年前清华校史研究的关键。作者在书中没有专门论述清华学校这一个案研究的重要意义，也许另有考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清华学堂》一书，不仅大大加强了清华校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且对于整个清华校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华学堂》一书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观点，如关于早期清华人事网络上圣约翰、外交部和清华的三角关系问题。以前人们多注意到早期清华的学生来源于圣约翰的很多，很少有人注意到早期清华的历届领导层及教员也多来源于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圈。本书第一次揭示出这一特点，并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作者指出，清华之所以和圣约翰关系亲密，外交部是重要媒介。颜惠庆、唐国安、周诒春、曹云祥、赵国材、严鹤龄等校级领导均曾任教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6年前的清华文科华籍教员16人中，出身圣约翰的有12人之多。最早铺设这个人事网络的是颜惠庆，而不是周诒春等等。从人事网络来分析一个学校的教育特色与风气表现出作者深具观察问题的史家眼光。

又如关于20年代中期的“少壮派”引起的冲突问题。本书作者得到了一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教授赠阅的张彭春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近3年的日记《清华学校日程草案》。张彭春是20年代中期清华校内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之一，其日记内容除了他个人为理想奋斗与不断反省的心路历程外，对于校内外各种势力的动向多有记录，是研究这一时期清华校史的一手珍贵史料。因而本书对以往的不正确的说法多有匡正，精彩之处俯拾皆是，值得重视。举例来说，《清华大学校史稿》认为张彭春之辞职是“保守势力”逼走的，反而是“少壮派”发动挽留。而张彭春的日记记载则表明，张彭春并非为保守派所迫，反而是张企图于曹云祥辞职时争取校长位置而与“少壮派”交恶，被他们逼走的（第181页）。张彭春的日记多处记录他与“少壮派”的冲突和他对“少壮派”的痛恨之情。

本书也有若干观点值得推敲，如对曹云祥与教授治校制度确立的认识。作者认为，“可以说清华的教授治校精神和经验，足为我国高等教育之典范。而此一成就，曹云祥实有倡导之功”（第89页）。问题是教授治校是否由曹云祥主动倡导，曹云祥是否能够尊重教授治校制度？前一问题尚无足够的史料说明。关于后一问题，结合1927年7月旧制留美预备部高二高三级未届毕业，要求提前出洋事件中曹云祥的表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曹云祥对教授治校究竟抱什么样的态度。1927年7月高二高三两级鼓动风潮，要求提前出洋，本校评议会诸教授、教务长梅贻琦以此举违反校章，坚决反对。而校长曹云祥却对学生曲意回护，暗中纵容，因而与评议会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评议会对曹云祥不尊重评议会极为不满。这场冲突最终以曹云祥失败告终。至于这件事情的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新近出版的《吴宓日记》1927年7月17日至8月15日，笔者在对本书的长篇书评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刊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作者苏云峰先生看到拙作后曾来函有所讨论，提出了颇合情理的推论，但是目前还缺乏充分有力的史料佐证，因而“至曹为何违背评议会决议，一时难得合理的解释”。

由于利用了档案材料，因而在某些细小的事实上也提得更为确切。如大家都知道     清华学堂初成立时学生名额是468人，《清华大学校史稿》说“其中五分之三编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而此书说“他们经过西医体格检查，除三十八人不合格外，在合格之四三〇人中，三百人分入中等科，一百三十人分入高等科”（第20页）。黄延复先生曾语笔者，大陆上的研究者从未有人知道这一点。

本书也有少数不够确切的地方，如（一）第175页称“一九一七年北大文科学长胡适月薪三百元，而实际仅核发二百八十元”。按此语引自陶英惠《胡适与蔡元培》一文，笔者找到原文核对，发现原文并未称胡适为“一九一七年北大文科学长”，而只是说明陈独秀力荐胡适做文科学长，笔者印象中记得当时胡适并未实际担任文科学长。至于月薪三百元，高出一般教授，大概陈独秀“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即可解释。（二）第301页介绍学生社团的“英文文学会”时，称“由社会学老师陈达指导”。按陈达当时尚为学生，不是“社会学老师”。（三）第303页称罗隆基“为昆明一二·一学潮烈士”，也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希望能在再版时改正。

何炳棣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赞扬本书是“近年中央研究院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杰出专刊之一”，“全书对早期清华理性平衡的总评价，应该是经得起今后史家的考验的”，“从较狭的专业观点看，此书行将被举世公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本标准著作是可以预卜的”（均见序页第1页）。本书之所以大大超过同类著作的水准，其原因不仅在于作者对清华校史本身的资料下了很大功夫，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超出本课题之外的一套带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教育史的方法。

第一 ，明确的学术问题意识。一般校史著作总是详于纵向的沿革史，以为把学校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就算尽了校史的能事。本书则不然。《清华学堂》一书以清华学校本身为中心，“本书目的在探究她所以成立的原因，重建她的一段校史，并探讨她何以成为一所优良大学的缘由。”，作者自述：“我研究清华校史，纯粹出于羡慕与好奇，想知道何谓高品质的学校教育”（自序，序页第3页），由此可见，作者的研究是围绕着自己心目中一个学术问题展开的，所以本书读后给人的感觉不是事实的罗列，而是一以贯之，浑然一体。

第二，研究学校教育史的若干原则。首先作者的校史研究是以学校为中心的，而不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学校以外的社会历史，更不是把校史当作革命史的一个侧面来看待。他认为：

所以研究学校教育史，就应该站在教育的观点，把研究之主要范围放在校园以内，也就是说我们所要观察者乃师生间、教师间及校园内智德群诸育的连续互动行为，对学生的直接影响，及其向外的辐射作用。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学校教育过程，尤其是教师在课堂内外帮助学生学习成长的各种活动，及其所衍生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之上。这不是说我们只注意学校内部的活动而不注意社会对学校的影响，因为社会的需求已透过教育理论、教育政策及教师的运作而投射于学生身心之上。如果把学生政治性运动作为大学校史的主要内涵，则完全扭曲了教育史的本质与意义。（前言第10、11页）  

其次，作者认为，

“教育史是制度史的一种，而制度史又是非常机械、艰涩与枯燥的。所以要把教育史写得很生动，的确相当困难。不过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观点去看，学校也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由不同年龄、社会及教育背景与个性的男女所组成。人皆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能从这一个观点去写，才生动活泼，有血有泪。”（前言第11页）

复次，本书体现了内史（教育史）和外史（社会史）的完美结合。教育史是一门专史，须受若干教育规律的制约，但这只是很狭小的一隅，在更大程度上，它要受到种种教育之外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笔者一向以为，从历史的背景去讨论教育史问题，可以免去许多不着边际的空谈；而且教育史家应该抱有这样的雄心：要能解决教育学家解释不清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史家必须具有教育学的修养。从本书的整体情况来看，作者是有相当的教育学修养的，第六章《以西学为重的课程变革：从人文至理工》反映得尤为集中。作者对清华人事网络与权力组织的分析，对校长人选、贡献与继承风波的分析，对中美教师素质与差别待遇的分析，很得史笔神韵。至于对外交部管辖清华优于教育部的分析，对曹云祥贡献的肯定等等，如果笔者的理解不错的话，作者不是为翻案而翻案,故作惊人之笔，而是结合历史情境做出的论断。历史学的研究应该脚踏实地，修正流行的任何偏见。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这也是本书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人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各个时代的学制、教育思潮或教育家的活动、教育思想等方面。前者失之于面宽，后者失之于面窄，都难以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空间教育史的真实面貌。学校是教育的主要载体，离开校史研究教育史很难得出有力量的结论；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学校作为个案考察的对象，不失为推进教育史研究向纵深拓展的有效途径。

令人遗憾的是，近十年来除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之外，校史研究目前大体上还未进入教育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有关的资料书不是太简略，就是太偏狭，远远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编著的校史著作往往是适于校方宣传需要的一般读物，大多出于众手（如署名某某“校史编写组”），缺乏宏观的学术考虑。这个样子的出版物只有一般的参考意义，严格说来，未足厕身于学术著作之林。陋见所及，《交通大学校史》（1986年版）、《南开大学校史》（1989年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96年版）是较有价值的几种。台湾的情况与大陆相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国祁教授也说“台湾各大学自己修撰的校史，均不可读”。如果我们认为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史离不开对各个层次有代表性大学的深入个案研究，那么这种落后的研究现状就值得一番反思了。

《清华大学校史稿》是官修史书，《清华学堂》是私修史书。官修史书可以充分享受到校方权力介入带来的资料、人力、经费诸多便利，但是同时免不了要受（一）就本校论本校（二）学校宣传口径带来的诸多限制，难以展现学者个人的学术思路和学术抱负；私修史书在目前校史研究异常落寞的环境中要求得发展的确困难重重，资料搜集受许多学术之外条件的制约，同类著作学术水准偏低，缺乏活跃的学术讨论等等都使得高水准的校史著作不易出现。据笔者私下和有关学者交换意见时了解，对《清华学堂》一书的若干观点有些学者还持不同意见，甚至还有人根本不以为然，当笔者建议他们写文章讨论时，他们都不愿意写。《清华学堂》一书的作者不是本校校友，完全出于学术考虑进入清华校史研究，只此一点，便值得我们重视。本书的若干观点、方法都不无推敲的余地，但它走的路子是对的。我们希望这种功底扎实，别开生面的校史著作成批的出现，这样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才会深化。校史研究要取得质的突破，首先必须使校史研究成为学术界共同关心、共同讨论的课题。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是也不应该是各个学校校方派定的三几个人的“工作任务”或专利品。把校史研究局限在“自家人来”，“扬自家声光”不是纯正的学术态度，从来做不出什么大文章来。而把校史研究从目前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首先有赖于各校校方的努力。这些题外的话，在此姑且不多申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6年8月版，平装本新台币450元，精装本新台币500元。

本文是作者刊于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上长篇书评的缩写版，原文约1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