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莫把降格当关怀——对刘道玉老校长《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的一个呼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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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也许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前辈有先见之明,他在清华大学喜庆百年华诞还未进入高潮时(2011年3月19日),已察觉到这次校庆“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今年庆贺建校150周年那样“严肃的反思”,“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在这一方面,拥有丰富资源的清华又开各校之先,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详见《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学术批评网2011年4月28日)。


一个月后,当清华大学足足迎来建校100周年时,各项活动的主题似乎不出刘道玉所料——讴歌之外,没有“反思”。如新华社记者徐京跃等撰写的洋洋八千字的宏文——《殷殷关怀润清华 切切嘱托催奋进——党中央关心清华大学发展纪事》,除了今天“清华大学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等“催奋进”的壮语外,几乎看不到有多少反思的文字。而且,使人哭笑不得的是,某处描述竟把降格当关怀。


文章说,建国初,“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下,清华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作者大概以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比“综合性大学”重要;清华由“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所致。只要有点学制常识的人都知道,多科性大学是介于单科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之间的一种大学形态。显然,“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是大学建制的下降,即使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综合性大学”也仍是最重要、最高级别的大学,那么,我们怎能把这次降格办学,也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呢?


“清华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这仅是降格的形式,问题的实质是——院系调整给清华予重创。


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功过评价,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清华是院系调整的最大牺牲者,这几乎已形成共识,至少没有专业人士会说清华是院系调整的得益者。


对于清华院系调整的得失,应该说掌舵(也有功于)清华十四年的蒋南翔校长最有发言权。那么,蒋校长是怎样评说的呢?


院系调整“是清华的一次‘伤筋动骨的腹泻’”。他甚至表示,‘我要是早到清华半年,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方案!’”(详见钱炜:《百年清华殊途同归》,《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4期)。这是我所见到的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最高级别领导人的反思,也是院系调整对清华得失最权威的结论。


如果清华由“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真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那么,这种关怀蒋校长怎么会“绝对不会同意”呢?


笔者曾就院系调整写过这样一篇论文:《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文章指出: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名牌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扫清道路。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原因之一。


其中,有一段话涉及清华:几“剃光头”的清华。清华大学科学家调出与调进的比例是52∶1!这也叫调整?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专业。即使唯一保留下来的实力强大的电机系,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苏联顾问提出的方案中,清华电机系只保留电力组,是孟昭英、常迥俩教授的据理力争,才得以保留电信组。否则,清华大学电机系有可能至少还要出让孟昭英、常迥和吴佑寿这三位科学家。也就是说,根据原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要“剃光头”了。


由此可见,院系调整对清华而言是“拆”、是釜底抽薪式的架空。假设把今天近八成的清华骨干教师也调走,这对清华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总不会也说“殷殷关怀润清华”吧?


我们可以对院系调整的“后遗症”予回避,也可以对工作失误不反思(这是大气候所致),但既然说了,不能颠倒黑白,至少要自圆其说。明明结论是降格,为何前提还要写“关怀”呢?这是什么逻辑?


如果对“腹泻”式的举措也可说成“关怀”,哪还有什么不能“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呢?六十年几乎不出学术大师也自我感觉良好,哪还有什么不能牛呢?


按:遗憾的是,有功于清华的孟昭英、常迥俩教授,以及反对院系调整的钱伟长,不久都打成右派。也许,正是一个个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不受欢迎,才使“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之辈长盛不衰,与时俱进!


好在还有若干“另类”如刘道玉,使我们不至于绝望!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文标题是《莫把失误当关怀——对刘道玉老校长〈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的一个呼应》,载学术批评网201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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