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51年至1952年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

第一财经日报：一百年来，清华大学最具独特性的学术传统是什么？

李学勤：清华大学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学术传统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清华一直有这么一句话：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这句话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被提出，有它的学术使命在其中。

“中西融汇”涉及中学和西学的问题。两者的融汇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非常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互相交流，形成不同的问题和趋势。对这场运动，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而清华的一贯主张就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学习西学文化的长处。所以“中西融汇”的主张，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古今贯通”也非常重要。所谓古所谓今，“古”指传统，“今”是当前的前沿。不管在学术上、科学上还是社会上，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的是当前的发展。但是当前的发展与历史不可能割断，古今要贯通，一方面继承传统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始的前沿。这对文科、理科、工科同样适用。

所以我觉得“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应该可以代表清华的学术传统。但是最近这些年，特别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一个说法经常被清华人提及，也就是不仅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还要文理结合。“文理结合”指文科知识和理科知识相协调。

美国有教育家说过，不要做半个人。一个人的专业是有限的，并且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是当前文化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越是分得细，越需要综合，需要不同专业间的交流、融汇。这非常重要。我们提倡“文理结合”，以人的基本学识修养来说，应该有通识的、广泛的基础，这也是清华比较特殊的地方。

以清华历史系为例。1926年历史系成立，就与其他学校的历史系有很大不同。学生既要念中国通史，又要念西洋通史，两样并重，以普遍的学识为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特别提倡通识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

日报：院系调整之后，工科诸多学科加入，有没有影响这种学术传统的传承？

李学勤：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亲身经历。我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是哲学系的学生。但调整后我没有跟去北大，而被调去中国科学院工作了。我必须说，当时的院系调整，现在看来确实有不足的地方，但这种调整是为了满足当时国家建设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系统比较完备的综合性、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清华成为多学科工科大学后，培养了许多人才，适应了当时的需要。

当然在后来，特别改革开放之后，调整遗留的一些弊端显现出来。所以八十年代以后，大家觉得应该把清华重新建立为一所开放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现在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也应有充分的体会。

但有一点我一定要强调。清华的人文香火从来未断。我是学文科的，院系调整之后就很少回学校，因为我的很多老师同学都不在这里了。当然还保留了小小一批人。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前后，清华大学请我回来看看收藏的考古文物。我一进图书馆，就看到书库还和原来的一样。藏书都还在，完全没有动。所以后来我们重建文科，从这些藏书中得到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即使院系大调整之后，清华的文科传统还是仍然存在。

日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如何帮助大学生个人成长？

李学勤：我在学校里不是专门进行通识教育的，算不上这方面的专家。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通识教育对学生——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很重要。我们提倡理工科的学生也多学一点文科知识，具备人文修养；人文专业的学生，也应该有一些理工科的基本常识。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工科的好朋友，他们对文科的知识很渴求，有很多甚至水平相当高。我们有些老师是理工科的著名专家，但是写首诗，也漂亮得很。而哲学系的一些老师，数学基础非常好。普遍的常识基础，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会起根本的作用。因为你怎么知道以后会从事什么职业？国家对你有什么需要？以后会碰到什么机遇、会有怎样的前途？拿我个人来说，我是专门做中国古文字的，好像不需要什么外文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外文知识对我用处特别大。我到国际上交流，在国外教书，没有外文知识怎么办？眼光不能太窄，这些知识，都必不可少。

一个人能做的专精的东西是有限的，但基础一定要很大。我想这是很多清华人具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