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清华大学复建社会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作者回顾了复建社会学系的由来、复建的历史过程，清华大学的以及社会学界的诸位同仁在复建过程中的贡献、清华大学历届领导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的指导与帮助。介绍了复建以后清华社会学系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重点研究的学科领域，所有这些都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密切关联。比较全面介绍了清华社会学系的各位老师在各自学科领域的探索与取得的成就。最后，还对清华社会学系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

关键词：清华，社会学，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社会分层，现代化

老清华社会学的辉煌历史以及那些如雷贯耳的清华老一代社会学家的故事，凡是学过中国社会学史的都会非常熟悉。钱颖一教授与我还主编过一本《老清华的社会科学》（钱颖一、李强，2011）回顾了老清华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人才就纷纷调离了清华大学，其中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去了，陈达先生调到中央财经大后来又调到人大去了，吴景超先生调到人民大学去了，等等，由此，老清华的社会学一度中断了。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清华大学没有了社会学，在全中国社会学都变得销声匿迹了。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83：167）由此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启动复建社会学的工作，对于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经清华大学批准正式复建于2000年，转瞬之间，20年已经过去了，光阴荏苒、令人唏嘘。系里很多老师都嘱我写一篇回顾文章，我也感到有很多事情应该记录下来，这正是此文的由来。

一、我调入清华大学的由来

改革开放以后，清华大学就一直在尝试着复建文科，比较明显的举措是1984年2月成立了“社会科学系”，同年成立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由朱镕基同志担任首任院长。1993年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院里曾设立了“哲学与社会学系”。所以，当时社会学学科还没有独立建系，这就是我调到清华大学之前的清华社会学学科的一些状况。

大约1998年暑期刚过，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李树勤老师与我联系，说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副书记希望见我，我就安排了时间，请他们到人民大学来。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会面的地点是在人大的资料楼九层，会面以后才认识了清华大学的副书记胡显章老师，胡显章老师当时在清华负责抓文科建设也兼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校长助理李树勤老师也一起来了。见面以后，胡显章老师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清华大学准备复建社会学系，希望我能够调过去做这项工作。当时，我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准备，感到比较突然，所以，我就说再考虑考虑。后来就拖下来了。该年秋天的时候，我去美国一所大学讲课，到第二年大约春节前才回来，所以此事就一直拖着。

关于调动的事情，我也知道调离人大不太容易。因为，此前，国家发改委的宏观研究院也曾想把我调过去，那时候好像还不叫发改委，叫“国家计划委员会”。当时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下面有个社会发展所，想让我去做所长。可能是因为那些年我多次组织全国大规模社会调查，发表了不少社会发展方面的文章、论文，公布了很多一线的全国经济社会数据，国家计委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些数据很重视，认为这些研究对决策有意义，因此就找我谈调动的事情。具体联络的同志告诉我去了可以分房子，国家计委的住房条件好，而且谈到了住房的具体位置，确实也挺有吸引力的，因为该住房距离我夫人工作的地点很近，我夫人就很有动力。当然，我知道郑杭生副校长不希望我去。我就说：“你们找人大领导去说吧，如果人大领导同意，我就去。”后来人大领导就找到袁宝华同志，袁宝华是人民大学老校长，也曾做过国家计委主任。人大就让他去跟国家计委说，人大托袁宝华同志转达的意见是：“我们人大人才流失太多了，千万别再挖了！”于是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的体制还是很严格的，调动一定要单位同意，否则不给转档案。1999年春节过后，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李树勤老师就一直联系着我，还是询问关于清华建立社会学系的事情。后来，到了清华以后才知道，李树勤老师在清华大学文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文科人才都是他负责挖去的。李树勤老师为人诚恳、执着，办事非常认真、热情。由于经常接触，我就也有些动心，此前人大经济系主任与我很熟悉的魏杰教授已经调走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人的调动，也受到一些影响。

我于是就在学界征求一些友人的意见，我很惊讶，当我问这些学界的朋友对于去清华大学什么意见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清华大学，应该去！”此外，我1963-1968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当年北京四中学生的理想就是上清华，这也可能是一种潜在影响。于是，到1999年暑期的时候，我就决定调到清华去了，在这个过程中还与清华其他领导吃过饭，见过贺美英书记等领导，当然，接触最多的还是胡显章老师和李树勤老师。我后来到清华以后，胡显章老师一直是我的老领导，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同志了，本科就在清华，过去在精密仪器系当教授，理工科的造诣也是很高的，学校调他做宣传部长，他就放弃专业了，后来做清华大学副书记，一心一意致力于清华大学文科建设，我从他身上也学习到很多清华精神。迄今有些关于清华大学的一些事情我还常常向他请教。

清华大学告诉我可以分到蓝旗营的住房，其实住房并不是主要动因。人民大学对我的住房也一直是很关照的，因为我的住房面积不够，人大还给我分了校内的两处房子，当然，离开人大以后都还给学校了。调动清华的事情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人民大学确实不同意，为此，在教育部召集一些高校的一次会议上，人大的领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贺美英书记也讲过这个事情。清华大学还是顶住了压力，否则我也会很为难。后来，纪宝成教授当了人民大学校长，他是老人大的人，我与他也曾共事过，他同意放了，这样我的档案才正式转到了清华。所以，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两个学校都给我发工资，我的夫人处理得很好，人大的工资存折一分不动，走的时候全部都退还给人大。人大的房子由于已经卖给我了，允许转档案的时候，也是夫人去人大房管处办的，按照购买时价格将房子退还给人大。按照国家规定，一个人只能享受一次国家福利房屋。

二、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和社会学建设

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可以感受到清华文科建设的蓬勃兴起，不仅是社会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在纷纷引进人才。学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如历史系的李学勤教授、哲学系的万俊人教授、国际关系的阎学通教授、历史系彭林教授、思想文化领域的汪晖教授、公共管理的薛澜教授、经济史的李伯重教授、法学的王保树教授等等，以及中央工艺美院合并到清华大学，带来的一批美术学大师，钱颖一教授领军一大批海外的经济学家如李稻葵教授、白重恩教授等加盟清华大学。这些都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我自己还是更多地关注所在院系的学科建设。学校主要领导王大中校长、贺美英书记，后来换届后是陈希书记、顾秉林校长、胡和平书记、陈吉宁校长、陈旭书记、邱勇校长等等，都非常关心和支持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具体抓文科建设的一开始是胡显章副书记，后来是谢维和副校长、邓卫副书记、杨斌副校长、向波涛副书记、彭刚副校长，他们都先后主抓过清华文科建设，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建设都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很好的指导和建议。另一方面，学校又很放手，给我以充分运作空间去配置人才。来到清华大学以后，感到与人大的风格真的不一样。清华大学有个“暑期中层干部会”，每年夏天，各个院系的主管与校领导一起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开几天会，认真讨论学科发展等等。由于时间很充裕，不仅白天讨论，晚上也常常交流，又可以直接与校领导沟通，这样很多新的学术和学科建设思想在充分交流中产生，由于与校领导一起讨论，又可以很快落实、实施。有一段时间，我还不是清华人文社科院的正职，但是，胡显章老师每次暑期会议都让我参加，这对于我熟悉清华大学的其他同志，了解和理解清华办学精神、办学理念都很有好处，获益匪浅。陈希同志任书记的时候对文科非常重视，记得没少给我打电话或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文科建设的情况，从他身上也学到了那种办事情精益求精的精神。我深深感到，清华大学的各位领导都是很支持社会学学科建设的。

关于究竟怎样进行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当年，海内外、境内外很多的学术界友人都帮助出了很多主意，当然，社会学系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三个人（也是较早调入清华的）：沈原、孙立平和我。沈原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过科研处长，他对于学科建设有很多好想法，关于一定要研究“社会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的想法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孙立平老师来自北大，他历来是最不愿意做管理工作的，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也几乎天天到系里来，积极参与讨论和撰写社会学的学科规划文件，参加了清华的一些关于学科建设的会议，这对于孙老师这样性格的人来说，也实属不易。当时，我们一起抓了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设、刊物建设、研究布局，当然最主要还是人才队伍建设，强调了多元化的人才布局。

我们一起认真讨论了未来有影响力的学科方向和清华社会学发展方向的大体布局。记得，当时突出了三点：一个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研究，记得孙老师、沈老师我们三人还曾经合作写过一篇社会结构转型的文章，在当时还产生较大影响。社会结构转型，当然是中国社会学需要关注的大问题。清华的社会学研究历来强调实证基础，当年孙立平老师与郭于华老师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研究”采用田野访谈的方法，收集了大量的农村社会生活口述的宝贵资料。我本人历来重视通过社会调查取得一手数据，到清华大学以后，组织的全国各地的社会调查有几十次，采用一手数据，印证关于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判断。还与钱颖一教授等一起推进建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在校领导和国家统计局的指导支持下，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数据库和智库机构。

第二个是城市社会学，考虑到清华大学是工科很强的学校，它的城市研究基础雄厚，我们社会学应该与工科相结合，所以，后来，清华社会学一直与建筑学院有密切合作。著名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经邀我到他家去，讨论城市规划与社会学的合作。由于一段时间里，清华社会学系还没有博士点，吴良镛先生就建议我在建筑学院的规划系招收博士生，所以，有一段时间里，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拿的是建筑学的工学博士学位，当然他们都必须补齐规划专业的课程和要求，这些毕业生，后来在城市规划界做出贡献，特别突出了社会规划的特色。

交流非常多的是建筑学院秦佑国院长、后来是朱文一院长、庄惟敏院长等，以及尹稚教授、毛其智教授、边兰春教授、张杰教授、左川教授、吴唯佳教授、刘佳燕老师、陈宇琳老师等等。建筑学院老师与社会学系老师曾一起去河北蔚县等地调研、一起带学生进行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调研规划、一起去广西南宁做规划等等。直到今天，建筑学与社会学都属于清华跨学科教师与学生交流最密切的学科。包括我后来做的新清河实验、沈原老师做的北京大栅栏社区治理研究、罗家德老师的社区营造等等，都一直有建筑学院的师生合作进行社区空间规划。社会学团队还参与清华大学与国家工程院的合作，新型城镇化研究，在徐匡迪主席带领下，完成人的城镇化研究报告，提交给国家决策部门。

第三是医学社会学，这与后来景军教授的加盟关系密切，景老师回国后，他曾经研究儿童食品，后来研究艾滋病问题，建立了“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和“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开辟了医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参与我校理工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组成的几个攻关小组，为政府提供了及时并宝贵的预测和对策研究报告。他也与清华大学医学院合作，迄今，景老师的医学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办公室等还都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里面，他是社会学系和医学院双聘教授。

当然，建系后，在实际发展中内容逐步增多：除了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以外，还发展了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网络、组织社会学、劳工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技与社会（STS）、社会学大数据研究、消费社会学、金融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治理、社会政策、社区规划、制图术与治理等等。其实，系里面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特色，清华社会学系的方针就是充分发挥每一位教师的学术活力，这些方向都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重要发展领域。

在清华复建社会学系的时候，我曾经专门去拜访了费孝通先生，费老既是中国社会学复建的领军人物，又是解放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著名教授。北大的邱泽奇教授是费老的弟子，跟费老很熟， 他就带着我去费老家，记得是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附近的一处住宅。我向费老汇报了清华大学准备复建社会学系的情况，费老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费老说：“那太好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也表示全力支持！费老对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非常有感情的，他先是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在清华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学到了很多真本领，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他与潘光旦先生、陈达先生等一大批社会学精英才离开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历史传承是很有吸引力的，很多人都是主动来希望加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景军教授就是如此。景军是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当时，在美国是有终身教职的，而且他夫人是纯美国人。景军来找我，说要想调入清华大学，记得与他讨论时，沈原和孙立平也在场，我们劝他说：“你在美国是有教职的，你可想好了，你辞掉美国的就不要了？”因为那时候在美国有个教职是很不容易的，记得景军说他就是真心想回来，记得他还说，他夫人也认为他应该回中国做贡献。景军的导师是哈佛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同时兼任哈佛医学院教授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所以，景军进清华后虽然还延续着人类学，但是，主要精力是开拓了医学社会学，这在国内学界有创新意义。张小军老师是从香港中文大学回来的人类学、民族学专家，裴晓梅老师是从美国杜克大学回来的、是老年问题研究的专家，郭于华老师是从中国社科院调来的在口述史、定性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孙凤老师是人大统计系主任推荐来的，是社会统计、定量研究方面的专家。王天夫老师是2004年加盟清华，他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社会学家白威廉（William Parish）教授的高徒，从事家庭社会学等研究。罗家德教授2005年加盟清华，他是台湾的教授，也是放弃了台湾的教职一心一意加盟清华，后来在社会网研究、社区营造、大数据研究上有很大影响。法国学者Jean-Lauris Rocca教授也是于2005年加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的研究是高水平的，他的加盟以及后来较晚时间，法国学者Merle Aurore Karine的加盟，都体现了清华社会学多元人才队伍的特征。刘精明教授2008年入职清华，他主持过全国众多抽样入户调查，对于属性数据和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等都颇有研究。以上都是比较早加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

我也体会到清华大学这面旗帜非常好，感召力强，一听清华大学就感到这是名牌大学。记得建系不久就迎来了教育部第一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当时我们总体教师还不到10个人，清华大学社会学名列社会学学科全国第三名，对于刚成立的学科来说实属不易，我感到是过誉了，但确实是学界评选出来的结果，我以为这也只能说是体现了当年学术界对于初建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的认可。

在那段时间里，国内外学界的友人也常常来清华社会学系讲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教授、Andrew Walder教授、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教授、哈佛大学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加州伯克利的刘新教授、邢幼田教授、UCLA阎云翔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边燕杰教授，耶鲁大学戴慧思（Deborah Davis）教授等等，不少教授都是讲授一整学期的课程，有些后来还整理出教材来，形成了“清华社会学讲义”，在学界颇有影响。

谈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建设，还不能不提到熊知行学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目前就坐落在“熊知行楼”。熊知行博士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作为建筑师长期在美国和香港工作和居住，她一直期望为母校做出贡献，提出捐款在清华大学建设老年研究机构，当年捐款时她已经年近九十了，她认为未来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的问题会很突出，应予以重点研究。老年学在学科上与社会学比较接近，所以，学校决定社会学系进入熊知行楼，同时承担老年问题研究任务。熊知行楼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计，体现了老清华的建筑风格，楼内上楼的楼梯都是缓缓的，体现了为老年人服务的特征。后来，熊学长一百零二岁高龄在香港仙逝，去世前她与丈夫几乎每年都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来，每次来，我们都会与学长见面交流，深知她的爱国情怀、对母校的厚爱，也常常向她汇报老年学研究的进展。

当然，解放后，清华曾经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我刚刚到清华的时候就感到，给文科队伍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清华大学的本科生是全国选拔的尖子，清华大学很早就确定了：本科生规模不扩大，这是基本办校方针，一年只招收三千多名本科生，考虑到来自全国各地，学生资源确实极其宝贵。这样，文科要想扩大招收本科生的话，就得从理工科那里拿名额。但是人家理工科毕业找工作那么好，凭什么要压缩？这样必然是文科的规模有限。我刚去的时候是贺美英同志当书记、后来是陈希同志当清华大学书记。清华当时是书记更多地负责抓文科建设，一段时间里是主张建设“小而精”的文科队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坚持了这个原则，保持十来个教师的规模，陈希书记多次表扬社会学系的师资是“一个顶一个”，是一直精干的教师队伍。时至今日，清华的文科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文科的本科生还是不很多，研究生规模要更大一些，我个人也认为大学里一个学科的教师规模应与学生规模相匹配，有多少学生，才需要多少教师，没有很多学生而养着一堆教师肯定是不对的。当然，我觉得如果教师队伍个个都很精干、都很有学术影响力，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仍然可以在学术、学科的殿堂占据很高的位置。

三、发展中的清华社会学学科

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始终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密切关联。从2000年到2020年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清华社会学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研究。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学者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主题，一百多年以来，无数的中国仁人志士，曾出生入死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就是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从最初的四个现代化到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都是理论上的深化。复系以来，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偏重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研究。在这方面有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断裂思想，是对于转型中发生的社会问题的警告。我本人则是更关注于社会分层结构研究。本人通过全国普查数据计算，先是提出“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分析，提出如何进行社会结构转型的对策，后来，又通过新的普查数据提出，社会从“倒丁字型”社会向“土字型”社会的转变。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一系列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学最为核心的领域，是社会学的根基、命脉之所在，没有社会问题不涉及到社会分层的。对于社会群体、社会集团、社会阶层阶级的研究是社会学首当其冲的任务，其他学科是拿不走的。清华社会学的众多学者对于此领域都有所成就。包括沈原老师的劳工研究、郭于华老师关于底层群体、业主维权和新工人状况的研究、景军老师关于艾滋病人群的研究，裴晓梅老师的老年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张小军老师的云南贵州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王天夫老师关于收入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罗家德老师关于网络与社会资本以及大数据的各种社会群体轨迹的研究，刘精明老师的教育分层研究以及对于贫困儿童、城市居住分异的研究，孙凤老师关于消费分层的研究，晋军老师关于民间社会组织的研究，应星老师关于水库移民的研究，郑路老师对于就业和企业的研究、对于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对于大数据覆盖的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等，严飞老师关于香港新贫阶层的研究，何晓斌老师对于企业家群体的研究等，杜月老师关于舞女、洗衣工、囚犯等研究，李正风老师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张成岗老师关于大学生健康风险的研究，洪伟老师关于社会大众环境意识的研究，李晓谕老师关于不同人群睡眠健康的研究，赵一璋老师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等等，所有上述这些研究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结构的主题密不可分。

城市化、城镇化研究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非常关注的领域。城市化、城镇化与上述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方向是一致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镇化，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最为主要的动力就是来自城市化、城镇化。所谓城市化、城镇化讲的是城乡关系的变迁，迄今为止，中国半数以上的户籍人口还被定义为农村户籍人口，尽管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国人绝大多数已经在城市里面长期生活、长期劳动了。对于农村户籍流入城市的人口，国内称之为流动人口、农民工，统计上也已经作为城市常住人口来统计（以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为标准）。对于这方面人口的研究，国际社会学界称作：urbanization研究或 internal migration 研究。中国则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村转居”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说法。清华大学在城市化、城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的优势，清华大学社会学与建筑规划、交通、环境、能源等学科有很多交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此领域当然要做出更多的贡献。我本人在城市化、城镇化研究方面也提出过中国城镇化的七种推进模式（李强，2013）、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李强，2013）等观点，进行了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等研究，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论著。

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对于社会治理研究、基层社区研究多有关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诸位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中国社会学原本就擅长于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一个可以把握住多种要素的、可以实际操控的具体社会研究。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概念。中国的基层组织比较特殊，严格地说，在国外并没有“社会治理”这个概念，目前国外社会学界也不很熟悉中国学者新近在这个领域做的事情。当然，国际学界也不是没有涉及，早期的海外知名学者黄仁宇、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很早就提到过（黄仁宇，2007；杜赞奇，1994），在根据地和在新中国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基层组织体系。基层社区治理研究既是社会学研究的很好“抓手”，又在全国各地有很大的需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位同仁，在此领域做出了很多实践创新。比如，沈原老师主持的北京大栅栏社区研究，罗家德老师一直积极从事的社区营造研究。我本人则带领课题组建立了“新清河实验”。老清河试验历史上就有（许仕廉，1933），学习过中国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当年的清河是农村地区，所以，老清河试验很类似于梁漱溟、晏阳初等的“乡村建设”（梁漱溟，2006）。老清河试验后来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终止了。清河地区位于清华大学北边，今日之清河亦非昨日之清河，这里已经被城市化吞并了，虽然还有城中村、还有本地的农村户籍人口，但是绝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属于城市街道、社区居委会体制了，这里也有高科技园区、高档住宅区、老旧小区等等，社区类型极其复杂，可以看作是中国城乡多种类型社区变迁的缩影。这里对于清华大学师生们的学术研究非常方便，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学生们的田野调查又可以积累比较长期的数据，目前以新清河实验为基础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博士后报告已经有接近二十篇了。新清河实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撑，实验的很多成果也已经在基层社会治理加以实践，改善了居民的社区生活、得到了居民们的肯定。新清河实验的基础理论框架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的思路，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政府整合资源的力量十分强大、市场机制也逐步完善起来，相比较之下，社会参与的力量最为薄弱。所以，实验推进了很多社会参与的工作，目前，新清河实验的具体内容包括：基层社区议事委员实验、社区空间规划实验、社区社会组织实验、社区保障改善民生实验、小区物业管理实验等等（李强、卢尧选，2020）。

此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也一直坚持着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人类学和民族学方面的张小军教授、景军教授、郭于华教授等推进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建设，建立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组织了“费孝通学术系列讲座”、“吴泽林民族文化讲座”、“潘光旦生物人类学讲座”、“李济考古人类学讲座”，这一系列讲座，近年来约有80余场，在学界口碑极佳。清华大学还特别重视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清华大学还建立了“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推进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人类学等教授也指导了一批在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长期做国外田野研究的博士生。

再者，社会学系的科学社会学领域亦有了新的进展。科学社会学自上世纪30年代默顿关于英格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以来，就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默顿，2000）。清华大学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一直有“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实体机构在此领域的长期耕耘。2018年清华大学将该所撤销，该研究所的一批骨干力量正式调入社会学系，强化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其实，早在2015年清华大学的李正风教授、张成岗教授、洪伟副教授、高亮华副教授等学者就联合国内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其他机构，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并由李正风教授担任首任理事长。清华大学在科学技术各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均实力雄厚，社会学系的几位教授在科技政策的研究方面有长期积累，所以，这也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近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陆续引入了一批社会学学界新秀，引进人才还是坚持多元化原则，既有国内名牌大学的优秀学者，也有海外名牌大学的青年翘楚。新引进的年轻人在学术方向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的多元、综合特征。新生力量在定量研究、量化方法、国际社会学界新领域、新方法方面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社会学历来重视田野研究、实证研究、数据分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新秀们会既坚持传统又有自己的创新。上面提到清华大学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建立了“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可以运用很多全国普查数据和多种类型的数据。大规模全国入户抽样调查、采集数据极为耗时耗力，有了这样的数据中心为全国规模的计量研究提供雄厚基础。社会学系新的一代学者在大数据研究方面也颇具特色和优势，近来多种类型的大数据成为社会研究的极其丰富的资源，包括商业的、网购的、政府治理的、手机移动的各类大数据，怎样运用这些大数据是学界面临的新课题，相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仁和新秀在这方面会继续做出创新和贡献。

二十多年过去了，复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最早做出贡献的诸位同仁也都过了花甲之年、进入古稀之年，光阴转瞬即逝，岁月不饶人，在撰写此篇回忆文章的时候，当年初建社会学系时的诸多往事还都历历在目。在此也特别对于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初建时期以及整个建设过程中做出贡献的、给予帮助的所有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上面提到，近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海内外不断引入新秀，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清华大学社会学学科在新老社会学同仁的贡献下、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会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黄仁宇，2007，《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强等，2013，《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强主编，2013，《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与人的城镇化研究》，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第四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李强、卢尧选，2020，《河北学刊》第1期，第175-182页。

梁漱溟，2006，《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伯特·金·默顿，2000，《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钱颖一、李强，2011，《老清华的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许仕廉，1933，《清河社会试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品乙组第三十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