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母亲的清华大学同学张其锟来电话，说是清华的一些在校生准备利用暑假采访清华的老校友，搞一个“口述清华”的系列采访录；母亲被列为采访对象之一。张叔叔传来采访提纲，共有7个问题。其中包括：“您在清华上学期间，印象最深的建筑是什么，为什么？”“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名人、名师是谁？”“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实践，您觉得学校哪些东西对您后来的发展影响最大？”……
来家里采访的团队从大一到大三共7人，4男3女。这些“九零后”的少男少女们多数是学工科的，学理科和文科的各有一人。这帮孩子格外认真，老太太虽然记忆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尽其所能回答晚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事后老太太请这些清华的小校友们在我家对门的“九头鸟”共进午餐。
看着这一帮朝气蓬勃的“九零后”，看着94岁的老母亲在这帮孩子们的围绕中侃侃而谈、认真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大学，回到了我和我的家人在清华园里经历过的那些既平凡又不凡的岁月……
我们家最早与清华“结缘”的是母亲。
1946年5月，母亲到了张家口解放区。当时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在跟她谈话时，要求母亲回北平打入大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根据刘仁的指示，母亲回北平后分别报考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先发榜，母亲入读教育系。那时我的姥爷已经失业多年，母亲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没有来源，在燕京那所教会学校难以久留。恰好一个多月后清华大学发榜，清华是国立大学，学费伙食费全免，于是母亲转学到清华社会系。在燕京学习工作的那一个多月，母亲认识了在新闻系就读的父亲，当时父亲是中共燕京大学地下党南系党支部书记。
到清华后，母亲跟潘梁、程法毅（陈英）和孙仲鸣在一个党支部；孙仲鸣是支部书记，其余3人是支委。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作为一个穷学生，母亲除去学习、工作，还要不停地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为了那点日常生活费，她通常每晚都要给系里抄写两三个小时的材料，还给社会系教授费孝通的小女儿做家教……
虽然各种社会工作和打工挣钱占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凭着小学、中学打下的底子，母亲的学习成绩依然相当不菲。在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竞选校学生会常务理事时，竞选团队热衷于拿母亲的学习成绩好说话：他们不知从哪里查到母亲各科的考试成绩，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还特别拿母亲“符号逻辑”——这是金岳霖教授开立的与数学有关、被认为比较难学的一门儿课程——考试得100分的业绩四处“炫耀”……学习工作之余，母亲还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她是女排校队的队员、“大家唱”合唱团的团员……
在校期间，每当同学们罢课上街游行，都是母亲去找梅贻琦校长通报情况。母亲至今还常常说起：她去找过梅校长多次，梅校长从来没有责备过她，总是二话不说，立刻驱车进城去和当局交涉、尽力保护自己的学生；母亲有时还顺便儿说到他们系的潘光旦教授：每逢遇到这事儿，潘教授总是呲儿她们——又罢课游行，就不知道好好上课！
1948年暑假，母亲和经济系的同学赵斌假扮姐弟，一起回沧州解放区参加学习。原定8月20日返回北平，19日晚间接到通知：当天国民党在北平的报纸上公布了准备抓人的黑名单，母亲名列其中。组织上决定让她留在解放区，赵斌叔叔自己返校。
母亲在清华的那两年，开始住在古月堂，那是一个古建庭院，作为女生宿舍的平房并不多，没有暖气，冬天要靠火炉取暖。一年后母亲搬到一个叫静斋的女生宿舍，一直住到离开清华。我们全家后来去看过古月堂和静斋，它们都不算大，住不了多少人——可见当时清华学生尤其是女生的数量实在是不多，跟今天的清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父亲曾在清华工作了近两年。
父亲最早接触清华，是在母亲转学后不久的1946年底，那时他和母亲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父亲从燕京走到清华，没有几步路；有时晚了不回去，父亲就借住在母亲的党支部书记孙仲鸣叔叔的宿舍……
1977年底，母亲当年的中央党校同学甘英（刘仁夫人）跟母亲说，刘仁早年在莫斯科学习时的老同学刘达调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想调一些老同志去“拨乱反正”，不知老曲（我父亲）愿不愿意去。
经过几年父亲戏称的“老鼠搬家”，那时我们全家已有3人陆续离开了新疆：母亲和我在河北廊坊，妹妹在青岛，只剩父亲一个人在新疆。父亲是个曾经“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
那是在中央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党校举办区、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学习班，说是要按照中央的精神，认真总结前一时期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总结中要切实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三不”原则（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让大家敞开思想、大胆讲话、向党交心……在“三干班”讲课时，父亲谈到大炼钢铁、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一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提出需要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吸取经验教训……不想这些讲法触犯了有关“三面红旗”的“戒律”，在受到多次批判之后，父亲被定性为“犯了反党反三面红旗性质的错误”，撤职降级、下放南疆“搞社教”……
十几年后父亲如果能够调入清华、离开新疆回到北京，我们全家当然是求之不得；可是母亲又担心父亲的“错误”还没有平反，档案袋里那厚厚的黑材料会成为调动的障碍。也许是因为甘英阿姨这位老战友夫人的推荐，也许是因为刘达这位老同志自己也曾犯过和父亲类似的“右的错误”，他并没有把父亲的那些“错误”当成一回事，父亲档案中的那些黑材料也没有引起清华党委的过度“敏感”。父亲顺利地被调入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1978年是我们家的幸运之年。当年2月，父亲从新疆调回北京；3月，妹妹从青岛对调回京；4月，我以父亲身边无子女之名从廊坊调回；5月，“断后”的母亲从廊坊调到中央党校工作。回顾往昔，我们全家一致认为，这个“老鼠搬家”巨大工程的第一功臣是母亲，多年来要让全家离开新疆回到北京的期盼，在母亲的艰辛努力下终于如愿以偿了。
父亲刚到清华时，我们住在荷花池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很快分到了住房——南一楼1门301号。那是正对着清华南门的一座较新的楼房，周围没有任何遮挡，视野很开阔。我们住的“小三间”虽然不算大，但是挺舒适。母亲到住在我们后边的老同学、化工系党委书记滕藤家串门后，说滕家的房子跟我们的一样，但他们家的人口比我们多，还有一位常年卧床的老母亲……相比之下，我们一家4口住在那里，算是相当宽松了。当年清华校庆那天，母亲请返校的20几位老同学到家里聚会，大家都羡慕我们家的房子——那可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啊！
我去过父亲在清华工字厅的办公室，可以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据说当时的党委副书记胡启立、汪家鏐等的办公室，也都比较简陋——显然，今天这种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的攀比阔绰奢华之风，当时在清华还没有落脚之地；当然，那时在众多的党政机关也都没有落脚之地……
妹妹回京后，由母亲的党校同学栾兰玉阿姨安排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图书馆工作。那个研究生院当时就在北京林学院的院儿内，妹妹从我家里骑车去上班也就是10分钟的路。经中学同学张江民介绍，我成了北京市科协的一名科普工作者，在北京天文馆附近上班，离家也不远。回到北京不久，我们家几个人的工作就全部“落停”。
我因工作也同清华打过一些交道。
我到北京市科协工作时，恰逢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不久。当时自告奋勇分管科学和教育的邓小平在那个大会上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大会上提出新兴科学技术的八大领域……我到科协科普部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这“八大领域”的科普宣传。我分别找到这些领域的著名专家，为他们举办专场报告会。从找专家、与他们商洽讲题，到订会场、印票发票，再到接送专家、主持报告会……这一系列琐事都是我的工作。还好有在农村和工厂多年的历练，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实在都算不了什么。
我遇到的唯一难题，是“新材料”这一课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讲课人。母亲知道后，给他的老同学、清华教务处处长李传信打了个电话；我找到李叔叔，他给我推荐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李衡德——我现在已想不起当时李教授是哪个系的了——我又去李教授家里拜访。谈话中我发现李教授的确是材料科学方面的资深专家，遗憾的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出山作报告，我软磨硬泡、好说歹说，最后总算把他说动了……
1986年12月，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当时任职北京市体改办的我和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卢学勇出席了会议。回京后我向市长陈希同作了汇报，并提出北京市展开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根据陈希同的指示，我们给国家体改委和人民银行总行写报告，申请将北京市列入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不久我们的申请获得批准……
不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吴栋从哪里得知我在抓金融体制改革，1987年4月的一天他找到我，请我去给他们经管学院的老师和研究生讲一次金融改革。我推辞不过，只好应承下来。自从1979年底父亲调离我们搬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清华了。我去讲课的那天，一进清华南门，发现在我家住过的南一楼前面，不知什么时候又建起一座“南零楼”，我们住过的那个单元再也没有往日那种毫无遮挡、视野开阔的好运了……
那天听我讲课的老师和研究生大约有六七十人。我从改革国有专业银行的体制、发展多种金融机构、构筑金融市场和改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等几个方面讲述了当时国家和北京市的金融体制改革，并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
清华园是母亲学习和战斗过的地方，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我们全家回京后第一个“小窝儿”的所在地。清华曾经给我们家的命运带来转折，给我们初返京城的生活带来温馨……我们全家都由衷地热爱清华！我们永远忘不了清华和清华园！
2018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