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西方内政的变化甚至恶化，学术和政策研究界出现了越来越多文献，讨论西方民主如何正在走向“死亡”。究其原因，人们无非把民主“死亡”的责任归诸于内部的民粹主义，及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崛起的专权政治人物。美国特朗普“意外”当选总统之后，人们更是开始担忧民粹主义对现存民主体制的冲击和破坏。
也有很多人把责任推到所谓的外部“专制主义”的崛起和对西方民主所构成的挑战。不过，“外部原因”说只是学者根深蒂固意识形态的折射，因为经验地看，很少有内部制度因为外部的挑战而“死亡”的，几乎所有的政体都是因为内部要素而变化，或者最终死亡。
西方学术界所强调的“权威主义式的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倒是指向了西方传统民主正在走向“死亡”的真正原因。然而，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归诸于像特朗普那样的一些政治人物的崛起，因为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正是西方民主的必然产物。
简单地说，西方民主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从前共产主义阵营“计划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建立在“一人一票”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基于“一人一份”之上的“计划经济”，两者的运作逻辑有很多类似之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在一定意义上，人们也可以把民主称之为“计划政治”。
计划经济的两种经济制度形式
如历史所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最终因为失败而遭到抛弃，但在其产生之时是具有诸多崇高的“初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生周期性危机，并且没有有效的解救危机的机制，同时这也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导致了社会的高度分化和高度不平等。计划经济显然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而产生的。但计划经济的几个假设具有致命的缺陷：（1）它假定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一样的（平等）；（2）它假定人是“善”的，会发扬光辉的一面，例如不会偷懒，而是会努力工作；（3）它假定国家（政府）有获取足够信息的能力并理性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等决策。
典型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已经寿终正寝，但计划经济的一些要素则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不同形式的计划经济要素至少表现在两种经济制度形式中。
第一，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主要指日本等经济体，政府通过经济规划促进经济发展。不过，尽管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规划和计划经济有类似性，但和原先意义上计划经济很不相同，即这种规划仍然是基于市场之上的，而非消灭市场经济。
第二，欧洲等福利国家制度，政府在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例如经济规制和二次收入分配等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也具有计划性质。实际上，批评苏联计划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也经常把福利国家置于同样的批评范畴。不过，和发展型国家一样，不管政府在福利国家制度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市场仍然是经济的主体，这便和原先的计划经济区分开来。确切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大多数经济体都是混合经济体。
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
较之计划经济，民主的产生比较自然。但正如计划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动，民主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现存形式的民主也都是对前一阶段民主形式的反应和修正。简单地说，民主经历了从早期的精英民主到今天的大众民主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尽管大众民主是精英民主的必然产物，但两种民主的运作逻辑是不一样的。
人们如果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Viscount de Tocqueville）在《美国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所描述的古典民主，和今天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当代民主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差别。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是具有一种广泛意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实践，而在当代学者那里，民主研究几乎被简化成为一种选举（选票）分析。不同时期学者所描述民主的内容不同，刚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历史变迁。
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民主时，与其说是在讲民主，倒不如说是在讲平等。他在美国观察到，民主有利于一个社会趋向于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而是平等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意味着从家庭到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核心是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的自治和自我管理。
在托克维尔时代，尽管选举权也在扩大，但选举权仍然仅仅局限于少数公民。当时的政治参与主要是指老百姓对其所属的地方事务的参与。在国家层面，托克维尔强调的是三权分立、联邦体制下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对中央政治权力的制约。
所谓的民主，也就是精英之间的“共和”，即权力共享。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取决于精英之间的政治共识。政治共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最主要是因为精英圈子小，大多精英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进入同样的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差不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一般认为，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定义的民主是典型的“精英民主”。但这种看法从现在看来并不确切。熊彼特把民主简化成为政治家通过竞争选票而获取政治权力。说其是精英民主，是因为作者这里所强调的是政治精英，而非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或者说，在熊彼特的定义里，选举是第一秩序，而参与是第二秩序。不过，如果从选举逻辑的角度来看，确切地说，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反映了大众民主的内容。
大众民主最主要的制度表现形式便是“一人一票”。这一制度安排具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假设。第一，民主可以被简约成为至少存在两个政党竞争之上的“投票行为”。诚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但到底是什么才使得一个政体成为民主呢？最终人们把民主简约成为多党竞争之上的选举政治。
第二，民主是“政治人”假设的完美实现。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政治人的假设。政治人的假设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并且都有能力就政治事务作出理性的判断；再者，政治也能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最重要舞台，政治参与因此也是实现政治平等的唯一途径。
需要提出的是，在古希腊城邦，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以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奴隶阶层为前提的。奴隶阶层的存在使得公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时间、有能力来思考城邦事务，并且就城邦事务作出理性的决策。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便把“政治人”的概念扩展到所有公民。也就是说，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
“大众民主”的缺陷
因此，如果说计划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人在经济上的平等，那么“一人一票”制度的目标是实现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但这里有几个没有说出来的假设：（1）所有人（公民）在智力和理性上是平等的；（2）所有人在财富、时间、信息收集能力等方面是平等的；（3）所有人有能力根据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作出理性的决策；（4）他们所作出的理性决策既符合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也符合他们所处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些假设尽管具有高度的道德感，但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一个社会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平等的。即使经济社会等其他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人们在智力上也是有差异的。正因为如此，“大众民主”和“计划经济”具有同样的缺陷。
计划经济消灭了所有私人经济空间，所留下的是公共经济空间，即公有制。同样，“一人一票”的民主实际上也消灭了前面托克维尔所说的，从家庭到政府的所有“市民社会”。尽管今天的西方也强调市民社会，但今天的市民社会和托克维尔时代的市民社会已经大相径庭。
托克维尔时代的市民社会强调的是自治和自我管理，今天的市民社会则是完全政治化的，政治而非自治成为他们的主战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政治的，很难再找到非政治的领域。正因为自治性的消失，今天的民主很容易导向“多数人的暴政”。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说穿了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英国的脱欧是这样，美国的特朗普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这种结局是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就其本质而言，计划政治（或者“一人一票”民主）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应。自近代以来，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仅把从家庭到政府之间的所有“市民社会”纳入其运行轨道，而且更是把每一个人纳入资本的轨道，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商品化”。
到了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没有个体能够脱离资本而生存和发展，没有个体能够脱离资本而规定自身的本质。在工业化时代，依附资本而生存和发展的人（即工人），可以形成集体（即工人阶级）来和资本打交道；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尤其是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沦落为孤立的个体，他们只能单独地依附资本而存在，而没有任何反抗资本的能力。
资本权力的大扩张必然造成国家权力的大扩张。从理论上说，资本是追求私人利益的，而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则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当资本把从家庭到政府之间众多的市民社会吸纳到自己的轨道里面的时候，政治也必然对此作出回应，努力把同样这些从家庭到政府之间的市民社会吸纳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在私利和公益之间达成一个基本的均衡或者平衡。
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人们仍然继续宣称“市民社会”的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人则已经被纳入这两个经济和政治轨道，很少有人还生活在传统的“市民社会”的自治条件下。
很容易理解，当资本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过程中成为赢家的时候，更多的福利或者“一人一份工资”的制度也变得不可避免。资本对个体和个人权力的侵入，与个人对政治权力的依赖度的增加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资本把个人纳入其轨道，使其成为孤立无助的个体，另一方面是个人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权力，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依附才能对抗资本而生存。资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就越需要通过政治来追求确定性。这便是今天大多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局面。
也应当指出的是，西方把自身的民主简约成为基于多党制竞争之上的选举，并对外输出到非西方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式民主的国家的行为，已经对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在托克维尔那里，选举并非是民主的本质性的规定，民主意味着自治和权力制衡；再者，选举民主的运作更需要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来支撑。
但一旦西方把这一简约式民主强行推行到不具备其他制度支撑的非西方国家的时候，民主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就是今天接受了（或者被动接受了）西方式民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局面。具有深厚文化和制度支撑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更不用说是缺失这些文化和制度条件的非西方国家了。
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但其预言没有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引入了社会主义要素，例如福利政策和第三部门（国有企业）。就经济体制的性质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经济体都是复合经济体。政治上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发展呢？没有人会预言“一人一票”民主的“死亡”，因为人们一旦拥有了“一人一票”，就不会再放弃这种权利。
今天的西方尽管恐惧于民粹主义所造成的权威主义，但这种权威主义是否具有必然性？如果具有必然性，西方的民主也会演变成一种复合政体。如果这样，那么当代世界也应验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的预言，那就是，最好的政体即非专制，也非民主，而是权威与民主一体的混合政体。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1月7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