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主”被标榜为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要素之一，西方民主被建构为价值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制度安排的选举民主这一双重话语体系。在话语传播中，西方民主似乎掌握了话语霸权，对中国民主进行西化、分化、弱化、丑化，妄图使中国陷入“民主普世化”、“民主选举化”、“民主美国化”、“民主泛化”等传播误区中。为了争夺民主的话语权，必须拷问这些传播误区，在批判所谓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和进行舆论引导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民主的话语体系。
关 键 词：西方民主 话语传播 中国民主
一、西方民主的话语体系
西方民主建构起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对民主在价值追求、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了打造，以图实现民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将民主与“西方民主价值”、“西方民主制度”、“美国民主制度”、“投票选举程序”划等号。然而，西方民主的内容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其宣扬的“普世性”本身就是有历史局限性和逻辑连贯性的，呈现出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的双重特征。
(一)作为价值追求的自由民主
民主在价值上体现了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但西方民主强调这种权力的有限性，西方民主在价值追求上体现为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是为了防范民主对个人权利的可能侵犯，这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担忧所在。一方面，早在古典时期，民主理论家就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家更是特别强调个人自由。在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不必然和民主是一致的，民主造成的“多数人的暴政”就是对自由最明显的侵犯。另一方面，从字面而言，自由将民主拆解为对“民”和“主”的限制，预设了哪些人是“民”，“民”怎么去“主”。换言之，自由民主是与激进民主相对应的，其中，激进民主的典型是“直接民主”(所有人直接统治)，而“直接民主”又与“间接民主”对应，“间接民主”的典型是“代议民主”(由代理人间接进行统治)。在自由民主VS激进民主、直接民主VS间接民主的对应关系中，西方民主就体现为代议(制)民主、自由民主这样的间接民主。不过，在“左—中—右”政治光谱中，民主往往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如左派民主、中间派民主和右派民主。声称“历史的终结”、“普世的价值”的自由民主，仅仅是政治光谱中的一个坐标，偏向左边而已，民主还有更多的价值追求。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选举民主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古今政治思想家都在极力探求哪一种政体是最好的，即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而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发展至今，在制度安排上与它最直接相关的手段就是“选举”，所以现代西方民主几乎与“选举民主”是同义词。从古典到近现代一路走来的西方民主，现如今最通俗的定义是采取自由、公开、竞争性的选举的一套国家制度。这是西方判定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民主的最核心标准。
事实上，西方民主中的选举单纯强调“选举中”，这是因为“谁选”、“选谁”、“怎么选”等选举的进行式环节最简单清晰地反映了民主。随着历史的发展，精英和利益集团在选举进行式中独占鳌头，精英民主制、多元民主制随之应运而生。这些类型的选举民主，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竞选，正所谓“没有竞争性的选举不是选举，没有差额的竞选不是竞选”。为了实现竞选，西方民主政治在制度上设计出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这三大支柱，举例而言，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总统制、两党(院)竞争制、三权分立制将竞选贯穿始终。这样，民主变成了“选主”和“为民做主”，成为政治授权和获得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民主的适用范围被局限于此。是此，“美国民主制度”、“投票选举程序”变成西方输出民主的制度模板。
二、西方民主在中国的话语传播考究
立场决定观点。西方总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打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旗号，宣扬西式民主的神话，这鲜明地体现在西方民主话语的霸权上。一些西方理论家、政治家对民主进行偷换概念、循环论证、缩小内涵、扩大外延，引诱中国陷入“民主普世化”、“民主选举化”、“民主美国化”、“民主泛化”等认识误区中，我们必须对这些误区进行拷问。
(一)民主普世化
一些人将西方自由民主神话化为绝对的、普世的民主模式，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模式被视为“异端另类”。西方学者戴着有色眼镜研究“民主的模式”，沾沾自喜地认为最好的民主模式就是自由民主，总是夸大西方民主的优势，认为西方民主是尽善尽美、完美无瑕的：一方面，从制度设计来看，西式民主在制度上具备他们自以为是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这三大支柱，能够保障民主良好运转起来；另一方面，从民主的功效来看，西方民主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等，因而西方民主就成为“绝对好”的东西。然而，我们看到，西方民主在实践中往往问题重重，竞争性的三大支柱本身就存在很多制度缺陷，在功能上也没有发挥绝对的正面作用，选举中的参与冷漠、金钱政治，议会制度中的相互拆台、效率低下，政党制度中的党争混乱、功能弱化等，狠狠地打了西方民主的耳光，对其盲目自大形成反讽。
此外，民主政治虽然在西方现实世界大行其道，但另一面的景象却是：很多西方国家陷入民主的危机和失灵，往昔美好的福利国家陷入税赋困境，欧美很多国家陷入政权更迭频繁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拉美化”泥潭，欧洲主权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此起彼伏，老牌民主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和政治衰败，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不成功和不成熟，实行了竞争性选举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出现“民主的回潮”，中亚国家进入既没有实现西方式民主又没有回到传统威权主义的“灰色地带”。西方国家向亚非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民主模式，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的，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幼稚思维只能被冰冷的现实所击垮。
(二)民主选举化
许多情况下，人们经常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特别是等同于搞“一人一票”的竞选。西方民主强调民主的程序性，即竞争性的选举。无论是熊彼特还是达尔、亨廷顿，概莫能外地强调民主与选举之间的直接关联，民主仅仅成为选人的工具，这种程序民主包含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有意宣扬，没有竞选就没有民主，片面地将投票与民主划上约等号，推广西式选举民主，将没有实行竞选的国家视为异类，对其进行丑化歪曲，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其实，一方面，民主选举不单纯地体现为竞争性选举，选举体现在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的全部过程中，选举民主仅仅关注“选举中”的事，其实，“选举前”，特别是“选举后”对民主更为重要，这也是现在国内外学者普遍质疑选举民主的质量问题的原因，选了人，结果国家治理得不好，仅仅具备形式上的民主，结果受害的是普通老百姓；另一方面，民主不单纯是民主选举这一程序性的东西，还体现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这些实体民主上，“一人一票”更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而不是某一个单一环节。
(三)民主美国化
美国式民主制度被说成“普世性”的西方制度模式，与美式民主不同就是专制的、独裁的政治制度。在民主理论上，美国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对美式民主青睐有加，在话语传播和政治实践上，通过大众传播、学术交流、隐秘渗透、军事干涉等，强调以美式民主为模板，其他国家都要唯美国马首是瞻，否则就是跟民主作对，沦为不民主的国家，被丑化为专制独裁的国家。平心而论，美式民主自然有其可以借鉴的优点，一些经典民主理论家也论述过美式民主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效果，但一个国家的民主必须符合本国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情景，民主是具体的、多样的，不是抽象的、单一的，民主在制度安排上是没有一模一样的，简单地照葫芦画瓢并不可行。从美国向一些国家移植输出自己的民主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形式上具备美式民主的空壳，但实质上很难运行下去，有的要么重新返回军人干政，要么国弱民穷。就是在美国本土，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些弊端也暴露无遗，金钱政治、垄断集团、两党倾轧、政治冷漠、极端主义等，这些都让美国理论家汗颜。
(四)民主泛化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政治理念有其复杂的内在关系，然而，西方理论家们想当然地把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理念混入到民主之中，并且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予以理解和宣传，用话语霸权来强行推广，否则，就将其他民主视为虚假的民主。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又认为，民主是实现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民主，这些都无从谈起。历史地看，西方民主也不是一开始都具备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要素的，有时候相互之间反而存在冲突，很多经典理论家对不同政治理念的强调侧重点也不同。从政治现实来看，西方理解的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与其他国家也是有很大不同的，以西方标准来硬性灌输，本身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其成效可想而知。
三、建构中国的民主话语
中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是此起彼伏的，在民主问题上，谁掌握更强有力的话语权，谁就能够更好地排除外来因素干扰，走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为此，跳出西方民主话语传播的误区，必须加强对西方民主的理论批判和对国内舆论的正确引导，更为关键的是，要建构起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和民主制度体系。
(一)加强对西方民主的理论批判和对国内舆论的正确引导
要清醒地看到西方民主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有学者非常形象地批判了西方民主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经过‘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的阉割之后，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穷人已没法利用它来实现最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对有产阶级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无可怕的‘民主’之实，这种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又是什么?”①因此，在舆论引导上，要通过学术研究、课堂教学、新闻出版、广播媒介、网上传播等平台，充分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本质和传播陷阱，破除所谓的西方民主神话。
一方面，西方民主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民主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事实上，西方民主已经发生“异化”和变质，民主变“选主”、选举变“钱举”、选贤变“选秀”、制衡变“拆台”、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金钱化”、民主决策“短视化”、民主治理“低效化”。②西方通过政治制度移植来为其背后的经济利益服务，所谓的“输出民主”带来的往往是被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混乱和贫穷，西方的丑恶面目昭然若揭。
(二)建构中国民主的话语体系
中国需要民主，但中国需要的是适合自己国情、党情和民情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引性，他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这三个有机统一是要使中国国家政治制度杜绝出现上述三类关系的割裂：“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不能“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③
1.借鉴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
引介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20世纪中期在西方兴起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了参与在民主中的地位，而且将民主从狭隘的政治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主张公民从基层、从社区积极参与决策过程，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路径，建构一种参与性的社会，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应当从与民众紧密相关的公共生活开始，逐渐培养公民的民主素养和能力，营造参与性氛围，进而上升到国家层次的民主。协商合作内在的多元性、包容性、妥协性、交互性的特点和优势，使之与选举竞争一样，已经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作为当代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在多个维度上推动了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将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
特别是在协商民主方面，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协商民主多层制度化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为中国民主的增长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一“独特的、独有的和独到的”民主为中国的民主道路提供了创新性的制度支撑，特别是《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整合了四大特色政治制度，发挥了制度的合力。与此同时，《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2015)的颁布，使基层协商更为扎实，切实在与基层群众协商中找到最大公约数。
2.建构中国式民主理论
近年来，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关于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讨论明显增加，“中国式民主”或“中国的民主模式”究竟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中国民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形态。
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先后发布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白皮书和意见，如《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国新办，2005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国新办，2005年)、《中国的政党制度》(国新办，2007年)、《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办，2015年)、《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2015)等，表明了党和国家在民主政治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在中国民主走向何方的问题上，“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真正的人民民主，还是实质上的金元民主?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还是三权分立两院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还是代议制的选举民主?”④，我们坚定地选择了前面的选项：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真正的人民民主，采取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实现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结合。
3.建构中国式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为：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例，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届接着一届干”，美国则是“一届隔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可以避免“翻烧饼”，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⑤整体而言，这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体现了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正确处理了中央和地方、民族、各方面利益等关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八个主要标准”，并强调我们在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其深意是我国政治制度自然是民主的、有效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地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盲目按照国外关于政治制度的好坏标准，觉得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符合他们的好坏标准，非得将他们的一套标准生搬硬套到我们头上，甚至让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横加指责，影响我们的自信心。实践也证明，盲目照搬照抄国外政治制度往往造成重重问题，甚至以失败告终。更为重要的，我们要掌握自己的话语权，但不是自吹自擂，而是要用事实说话，在心理上、在行动上都要有这个自信。
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中，必须要防止出现“六种现象”⑥，我们对这些切实要防止出现的“六种现象”要辩证地看。一方面，这些问题是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必然原因，这些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可能或已经出现，我们必须防微杜渐，防止其发生，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优越性，不忘本来、学习外来、面向未来，加强制度的自觉、自信和自强，从而使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能很好地防止这些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一些现象已经在不同层次、不同时间有一些表现，我们不需要自欺欺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主动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沿着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具体对策，有条不紊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制度建设道路上“不忘初心，不断前进”。
注释：
①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9-70页。
②张程：《警惕“民主”概念陷阱》，载《红旗文稿》2015年8月24日。
③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5/c_1112384483.htm。
④秋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载《求是》2010年第18期。
⑤苏长和：《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5日/9月6日。
⑥“六种现象”是指在党的领导上，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上，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在民主集中制上，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5/c_111238448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