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与丁玲”研究中，对鲁迅如何看待“活着”的丁玲（即，鲁迅在1934年5月至9月间，得知丁玲仍“活着”①，此后一段时间里，对丁玲的看法），观点一直存在分歧。本文根据一则久被忽略，从未被引用的资料，贡献一点看法，供专家、学者参考。
一 “信任”说不可信
陈明先生在整理并发表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时，附录了唐弢的《感谢你，丁玲同志！》（摘录）。其《前记》说：“有人在鲁迅《悼丁君》的绝句上做文章，曲解了先生的原意，说什么先生‘痛斥丁玲的变节’云云。这次我特地把1986年3月16日唐弢同志的《感谢你，丁玲同志！》一文（摘录）……附在这里，这不是为了丁玲，而是为了维护鲁迅，先生的本意是不应该被歪曲的。”②
显然，陈明先生是要借助唐弢文章，来澄清丁玲“变节”说。问题在于，唐文内容是否可靠，能否起到澄清作用；在得知丁玲“活着”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先生的本意”，究竟如何。
《感谢你，丁玲同志！》，是唐弢在丁玲逝世的当天下午，撰写的纪念文章。在文中，唐弢提出鲁迅对被捕丁玲的“信任”说。文称，“鲁迅先生那时（按，指1933年9月30日）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没有遇害”，为了平息谣言，“毅然将3个月前写的旧诗加题曰《悼丁君》，交给《涛声》周刊发表，以示自己对丁玲同志的信任。”又举鲁迅在一次宴席上的谈话，作为例证：“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这样谈到丁玲同志。他说，按照她的性格，绝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有出奔的意思了吧，我不清楚。”③
此说不可信，主要理由如下：
1、说1933年9月30日，鲁迅已经知道丁玲没有遇害，这与事实不符。1934年5月1日，鲁迅尚且说“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④（《致娄如瑛》），怎么可能在7个月前，“已经知道丁玲没有遇害”？
2、鲁迅既然“已经知道丁玲没有遇害”，又怎么可能，“毅然将3个月前写的旧诗加题曰《悼丁君》，交给《涛声》周刊发表”？发表哀悼诗，以纪念“活着”的丁玲，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3、所谓鲁迅的谈话，“按照她的性格，绝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云云，仅是唐弢个人“记得”，无法验证。
4、“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有出奔的意思了吧，我不清楚。”试问：在上海的鲁迅，怎么“已经知道”，幽居南京的丁玲“意思”？以“也许”、“我不清楚”立论，不合论证逻辑。
要之，唐文题旨是表达对丁玲的感谢，却拿鲁迅说事，提出鲁迅“信任”说，为丁玲“站岗助威”。但其记述，其例证，缺乏可信性。
二、一则相反资料
与“信任”说相反的，是“生气”说。具体一点，是：鲁迅得知丁玲“活着”时，“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此说出自与鲁迅的一次谈话，见于孔另境的《我的回忆》。此文系鲁迅逝世后，孔氏写的纪念文章。文中所忆，有：他陪李霁野，在1936年6月，一同看望患病的鲁迅。其间，谈了一些话，相关的一段是：
“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重气节，嫉恶如仇。他对于现下的某种变节分子，一点也不饶恕，即使这人后来并不就一定沉落下去，但他也决不原谅。有一次某个文学者被捕了，他用了最大的力去营救，后来一听到这人忽平安无事，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也不愿意再有人提起一个字，因为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只有至死不屈的人他佩服，他欢喜，最近他费着很多的力气编校《海上述林》就是一个例子。”⑤
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次某个文学者被捕了，他用了最大的力去营救，后来一听到这人忽平安无事，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也不愿意再有人提起一个字，因为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
孔另境的回忆，没有明说“某个文学者”的姓名，但熟悉这段历史者，读了这段话，会立即想到，此人就是丁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鲁迅参与营救的文学家，其人后来却“平安无事”的，没有第二人。）因为，与“活着”的丁玲，情况相符：
孔、李二人，确曾同去看望过病中的鲁迅。这可从《鲁迅日记》（1936年4月24日）查到：“晚孔若君、李霁野同来。⑥（按，孔若君即孔另境）”只是时间早了两个月，可能孔另境记忆有误。李霁野常年在北方任教，据其回忆文章，这次是他最后一次赴沪，看望与访问鲁迅。但据鲁迅日记，时间不是6月。
情节相符。丁玲被捕后，鲁迅积极营救，并在书信、文章中一再表示关切，认为已经遇害，发表哀悼诗，等等，而后来，丁玲实则“平安无事”。
与鲁迅态度相符，“不愿意再提起一个字”。夏衍、张天翼的回忆，有类似说法，可为旁证。夏衍的回忆：“我去看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那天很健谈，谈了许多话之后，提到了丁玲，他沉痛地摇了摇头，什么话也不讲了，我体会到，写过《悼丁君》那首诗的鲁迅，听到丁玲叛变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苦痛是难以形容的。”⑦有关张天翼的回忆：“张天翼对鲁迅详细谈了所曾见到的丁玲的情形，当时鲁迅很注意地关心地听，听完了，沉默了好一会，接着提到别的题目去了。”⑧夏说“沉痛地摇了摇头，什么话也不讲了”，张回忆“听完了，沉默了好一会，接着提到别的题目去了。”与孔文的“不愿意再提起一个字，很是契合。再如，据《鲁迅日记》记载，7月18日，收到丁玲来信，而鲁迅没回复，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孔文说到，“即使这人后来并不就一定沉落下去，但他也决不原谅”，以及“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等等，可以印证冯雪峰的做法。丁玲从南京逃到上海后，曾两次要求看望鲁迅，均被冯雪峰阻止，理由是，“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需要静养”，“先生病情仍不好，医生不准会客”⑨。冯雪峰之所以阻止，可能与鲁迅“决不原谅”有关，“身体很不好”之类，只是推脱之词。因为，鲁迅对丁玲“平安无事”的态度，他比孔另境更清楚。而据《鲁迅全集》日记卷，在1936年6月7月里，即鲁迅“病情仍不好”期间，“河清来”、“烈文来”、“费慎祥来”之类的记载，不时出现。
《我的回忆》，初刊于《光明》半月刊第1卷11期（1936年11月10日）。可能由于未标明是纪念鲁迅的文章，又被编者置于该期“报告文学”栏，易被忽略，因而萧军、黄源等所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漏收。《鲁迅研究资料索引》（北京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编，人民文学版）亦未著录。后被相关资料汇编收入，所据是孔另境1937年6月编集、出版的《秋窗集》。研究丁玲的学者，也许因为文中没有点出丁玲之名，也忽略了它，从未引用过。
孔另境写作、发表《我的回忆》，无涉几十年后，围绕丁玲“变节”的种种纠葛。（他与丁玲，没有什么交集，更不存在恩怨。）文章内容是真实、客观、可信的。研究鲁迅与“活着”的丁玲，此篇当为重要参考资料。
三、对鲁迅相关文字的理解
探究鲁迅如何看待“活着”的丁玲，最重要的，是依据鲁迅本人的相关文字。具体说，是摘自书信的下面三段话（以下称“第一段话”、“第二段话”……）：
第一段话：“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⑩（1934年5月1日《致娄如瑛》）
这段话的前两句，上文已引用过，属事实判断，说当时情况；后几句，是对丁玲被捕结局的看法，属价值判断。鲁迅预估，被捕的丁玲有两种可能，或者说，他认为丁玲对待生死，应持两种态度：第一，如被处死，应从容就义（“牺牲生命”）；第二，如果“幸存”，为了避免产生“恶影响”，应该“宁愿弃其生命”，没有“第三”。这里，鲁迅关于“万一幸存”的观点，可视为对丁玲“活着”的实际评价及看法。后来丁玲“活着”，而且“平安无事”，这超出了鲁迅预估的两种可能，不符合鲁迅认为应持的两种态度，也使他的积极营救，以及为丁玲所做的一切，全部落空。这就是，一听说丁玲“活着”，“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的原因。
第二段话：“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⑪（1934年9月4日《致王志之》）
这段说的“确健在”，是对王志之从北京来信，所提问题的肯定回答，这说明，北京也在传说丁玲“健在”。（北京传说丁玲“健在”，虽非其“幸存”已经产生“恶影响”，却是不良议论。）“健在”，是健康地活着，也就是活得好好的。革命作家做了阶下囚，而能“健在”，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停笔，至少不再写革命文章。作家停笔不写，好比战士放下枪，不再战斗，作家已不再是作家；革命作家不再写革命文章，就不成其为革命作家，形同失职。以“未必再有文章……”交换“健在”，这不是是革命者，或者进步作家，应有的正确态度与革命立场。鲁迅这段话的含义，不难体会；“健在的代价”，实际是对“健在”的否定。
第三段话：“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⑫（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
1934年11月初，萧军、萧红刚到上海，在写给鲁迅的信中，问及被捕的姚蓬子、丁玲，有什么消息。鲁迅回信说了两人情况：姚蓬子变节了（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与姚不同，“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鲁迅先说“还活着”，这是告诉二萧，丁玲并非如一年多以来（即被绑架以来），舆论界传说的，或者大家（包括鲁迅）猜测的，“遭了暗算”、“已经遇害”（均鲁迅语），她没有牺牲。所谓“活着”，有不同活法，受酷刑后奄奄一息，也是“活着”。丁玲是什么情况？鲁迅立即补充：“政府在养她”。她不是奄奄一息，也没有遭罪（如当年柔石、冯铿被捕后那样），或被关在监狱里，而是被“政府”养起来了。“养她”就是养活她，无须写作，“政府”供养衣食起居，生活所需。“政府”，本是革命对象，革命者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要千方百计粉碎的反动统治机器，而被捕后的革命作家，却由“政府”养起来，这不正常，不可理解。鲁迅的回答，实为负面评价。
上面三段话，前一段，写于鲁迅得知丁玲“活着”之前，是对结局的预估。后两段话，写于得知丁玲“活着”之后，在简短答问和叙事中，含有感情倾向。鲁迅对“活着”丁玲的看法与态度，可由这三段话认识。一是对现实，丁玲被捕后，鲁迅根据多年斗争经验，认为当下发生的丁、潘（梓年）事件，是几年前“左联”五成员（柔石、冯铿等）被害案的重演；丁玲与柔石一样，必遭毒手，丁玲英勇赴难。因此鲁迅并提二人，说：“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⑬。后来得知丁玲“活着”，且“平安无事”。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感到意外，失望，乃至“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二是对事业，他为失去一位优秀作家，一位无产阶级作家，十分惋惜。三是对丁玲，丁玲虽没有变节，但接受敌人养活，他不认同，感到揪心，非常痛苦。
鲁迅如此看待“活着”的丁玲，是自然而合理的。张天翼的例子，可为参照。张天翼在南京，曾三会丁玲，对丁玲却是冷淡的，这反映左翼人士（包括鲁迅）的共同态度：丁玲接受被“政府”养起来，已不可信任。（后来，他根据组织指示，赴南京解救丁玲，才转变为热情相助。）对此，丁玲后来写道：“经过了几十年痛苦之后，才慢慢悟出当时张天翼对我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陷在那样一个泥潭里，敌人又捏造和散布了许多谣言假象，为什么朋友们不应该对我采取谨慎疏远的态度？”⑭
鲁迅之所以如此看待丁玲，是基于过去对敌斗争的经历，尤其姚蓬子的透漏，张天翼的叙述。但是，姚、张所言，只是事情的表面。鲁迅没有了解到，狡猾的敌人，是以“软”的手段对待丁玲，即怀柔与软化，以图招降纳叛。更不了解，丁玲是以“软”对“软”，应付、麻痹敌人，寻求机会归队。如果鲁迅了解丁玲的内心，了解丁玲是在与敌人智斗（不是硬抗），他也许是另一种看法。可惜，鲁迅终于没能了解这一切，他没有时间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
注释：
⑴据1934年5月1日《致娄如瑛》“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9月4日《致王志之》“丁君确健在”，可知，鲁迅在此年5月至9月间的某一天，获得丁玲“活着”的信息。信息来源，据楼适夷记述，是姚蓬子的透漏：“偶然有一位‘投诚’了国民党的过去的作家从南京到了上海，透露了音讯，（鲁迅）才知道‘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楼适夷：《美丽的心灵——序<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楼适夷《话语录》，1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8月。）
⑵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5页。（以下只注页码）
⑶ 同上，73页。
⑷《340501致娄如瑛》，《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只注卷、页）
⑸ 孔另境：《我的回忆》，据《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55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
⑹ 同4，第15卷 (日记) ，294页。
⑺ 据陈漱渝《有关丁玲的苦难叙事——1957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记实》，《丁玲研究》2014年2期。
⑻参阅王増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册），1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⑼同⑵ 57页，61页。
⑽见⑷。
⑾ 同⑷，513页。
⑿同⑷，562页。
⒀《集外集拾遗补编·我的种痘》，同⑷，第 8卷，351页。
⒁同⑵ 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