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27日下午，在湖南省临澧县创作座谈会上，丁玲作了《从创作要有情谈起》的主题发言，坦言作家要有情，没有情就无法创作。她不是临场发挥、即兴评议，而是长期创作实践和艰苦理论思考的流露。细读丁玲谈创作的文章就会发现，“情感”“热情”不仅是关键词，高频出现，而且是她衡量作家作品的核心指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研究者将丁玲的文学称为“有情”的文学。
在丁玲那里，“情感”“热情”绝非抽象的观念，而是有其具体内涵。1983年3月11日，在云南省《个旧文艺》举办的文学讲习会上，她在主题讲话《根》中分析说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爱恨情仇，进而指出，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面对各种思潮冲击的青年作家，“要围绕着我们的国家、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去爱、去拥抱”，要把“这样一股热情”作为自己创作的“根”。
这情深理正的话表明，“有情”不仅是丁玲的文学观，更是她的世界观。作为接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经历过左翼文艺淬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现代文学步入当代文学，从人的文学步入人民文学，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新时期，每个阶段都有杰作流传的大作家，丁玲“有情”的文学之路走得并不容易，因此也格外给人以启发。
1、到人民群众的世界练就“有情”的笔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文学观升级就像破茧成蝶一样，十分艰难。从一种本就高级的文学观升级到另一种更高级的文学观，尤其艰难。
丁玲就经历了这样的蝶变过程。她本是“五四”文学之子，其发表于1928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可谓中国现代小说的精品，即使今天看，依然独具个性、光彩熠熠。丁玲又是左翼文艺的代表性作家，她发表于1931年的短篇小说《水》，一扫“革命加恋爱”的陈套，开辟新路，被冯雪峰誉为“新的小说的诞生”。起点这样高，参加革命事业，从事人民文艺，岂非如鱼得水？情况正相反。可能由于对前两种文学投入了很深的感情，在新的文学实践中，丁玲尽管理智上认识到革新的必要性，但在潜意识中，一不小心就为旧习惯与旧意识所影响、所拘泥。
首要的是思想转变问题。作家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下认识社会、反映生活的。作家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观念，不仅影响他对现实生活的评价，而且决定其创作倾向和作品格调。因此，在丁玲看来，要想练笔，先得练人，即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作家，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升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
丁玲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1940年，在《作家与大众》中，她强调“作家一定要参加大众生活，不要落在生活的后边”。这样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可是一写作，一些旧趣味、旧思想就可能浮现。她写于1941年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她自己的认识都有一定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幡然了悟。她真正走进人民群众的世界中，写出了《田保霖》等作品。她的思想变了，作为也变了。经历了这样的磨炼，之后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挫折多大，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人民文艺思想，改变自己“有情”的文学观，她把自己的笔练成了“有情”的笔。
2、反对作家像小商贩一样贩卖生活，有两个钱做四个钱的买卖
解决了思想认识后，就是实践的问题，就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对此，丁玲依然充满热情，一以贯之地强调要读生活这本大书。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一度在文艺战线担任领导职务，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仅从题目变化上就可看出她多么重视这个问题。1949年7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她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她作了《到群众中去落户》的讲话，提出如果真要创作，“就必须要长期在一定的地方生活”，在那里找到“亲戚朋友”。
进入新时期，丁玲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文艺方向和深入生活的道路仍然念念不忘。1981年4月7日，她在厦门大学作了《文学创作的准备》的讲话，认为“到群众中去落户”还不够，还应该“使自己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使自己和劳动人民“心有灵犀一点通”。198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她发表《到群众中去》，强调要把许多问题都拿到群众中进行认识、分析和解决。1984年3月在文讲所的一次讲话中，她继续深化这种意识，提出“要迷到新的社会生活里去”，并且“要看到人家的好处，对人有情、多情”。看得出来，认识更深了，感情更浓了，不仅要“落户”，而且还要“迷”。
正因为满腔热情，咬住不放松，她把这个一般来说容易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的问题，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在丁玲看来，深入生活主要包括这样几个层次：她不仅强调生活的深度，要到群众中找知己，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只深不广，容易片面，只广不深，容易肤浅；不仅强调要深入生活，而且强调要正确认识生活、理解生活、表现生活，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才能更好地提升思想、转变情感，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水平，才能更好地深入生活、理解生活。丁玲还对“到处都有生活”等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必须融入群众火热的生活之中，发现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生活，并非不做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客观地看，丁玲的这些见解对今天的创作也很有启发。
丁玲的深入生活观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处理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她反对为收集材料而浅表地深入生活，反对“把群众生活用来装饰自己”，而是要跟群众一起，“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战斗着，思想着”，并且“他（代指一个作家——编者注）在生活中碰过钉子，为难过，痛苦过。他也要和自己战斗，他流过泪，他也欢笑，也感到幸福”。只有这样，才能与群众心有灵犀、同频共振。
这既是工作问题，也是写作问题。丁玲在与朋友交谈时，有人告诉她，托尔斯泰、契诃夫、曹雪芹等大作家之所以写得好，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有天才、有修养，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有模特，他们写的是自己亲友的故事，把这些人摸透了，自然写得顺手，写得亲切。受此启发，丁玲意识到，“要写作，要写新人物，要创造英雄典型，的确是很难的”。只有到群众中落户，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做亲戚，才能真正从事创作，才能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丁玲反对作家像小商贩一样贩卖生活，有两个钱做四个钱的买卖，而是要像守财奴葛朗台收集财富一样，“储蓄”生活、人物、情感。这是丁玲坚持作家要“有情”、文学要“有情”的真义所在。
3、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是“迷人”，是“用感情引动你的感情”
对文学的艺术性，丁玲亦充满热情，孜孜以求。实际上，她之所以强调深入生活、改变思想感情，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艺术性问题。“有情”的文学，要有“迷人”的艺术性。
丁玲对艺术形式格外敏感，有许多真知灼见。比如，关于小说语言，她越来越意识到欧化语言的弊端，说话要么故弄玄虚，要么叠床架屋，不叫人看懂。因此，她建议到群众中去落户时，不仅要体会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而且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情感。但她又反对生搬硬套，反对“去掉一些装腔作势的欧化文字，而又换上一些开杂货铺似的歇后语、口头语，一些不必要的冷僻的方言”。说到底，她是要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既要用群众语言丰富文学创作，又要用文学创作丰富群众语言。还是她自己说得更传神：“作家笔底下的话，应该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不是人人笔下所有的。”
丁玲对民族形式问题思考很深，见解独到，很有启示。丁玲是沐浴着“五四”文学风成长起来的，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深，但其实她很早就开始了对民族形式的探索。据她自己回忆，写《母亲》时，她就想借鉴《红楼梦》的写法，可惜最终未能实现。到延安后，她在陕北跑了许多村庄，进行了大量调查，想借鉴《三国演义》通过一件件事，大事套小事，把人物凸显出来的办法，写一部陕北革命的长篇小说，但由于自己“储蓄”的事太少，写了两章就搁浅了。
如果说之前还是个人艺术探索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她对当代文学发展现状更加了解，对问题思考得更深，这个时候她关于民族形式的一系列言论就具有了理论自觉。
丁玲谈论这个问题时，依然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她由自己小外孙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想到中国人是喜欢军事题材的，但问题紧跟着就来了：为什么大家喜欢传统军事题材，却不喜欢当时的现代军事题材？丁玲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把中国形式、中国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完全割断了”，而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是“迷人”，是“用感情引动你的感情”，让你恋恋不舍，一读再读，一再回味。这讨论的是“写得怎么样”的问题。
由此出发，她又深究“写什么”的问题。她认为既然“文学是人学”，文学就要写人，但不是靠作者絮絮叨叨地说出来，而是“用具体的事”来写的。她以《三国演义》为例，指出赤壁之战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战争题材，通过这个题材把《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都写出来了，可以说没有赤壁之战就没有《三国演义》。她讲的，其实就是抓题材、抓主题的问题。
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后，她接着讨论“怎么写”，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是通过事来写人，但写事写人“一定要讲情、讲理，也就是寓情于理”，而且要“从社会来想问题，从人来想问题，从人与人的关系来想问题”。这样，又与深入生活、转变思想感情等问题联系起来，产生辩证循环。
4、写一本“永远印在人心上”的书
丁玲“有情”的文学追求“迷人”的形式，“迷人”的形式又反过来强化作品情感，使之动人心魂。比如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土改化寒冰为暖流的故事，很动人，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很饱满、感人，一些配角也同样感人。
她写了一个喜泪横流的无名老太太，“她的牙缺了，耳聋了，脚不方便，却把一个脸横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群众憨憨的笑，眼泪镶在眼角上”。她看见张裕民等人进来，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从炕那头爬了过来，“头老是不断地摇着，她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像泉涌一样的流出来”。这个仅出现一次的无名老太太，什么也没说，可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因为她那横流的喜泪就是最传神的语言。没有浓郁的情感、迷人的形式，怎么可能做到！
丁玲曾经鼓励同行要有一个奋斗目标：写出一本好书，一本“为千千万万的读者爱不释手，反复推敲，永远印在人心上”的书，一本与人民共情的书。在今天，这个目标同样适用。
（作者：鲁太光，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