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理解礼教
礼教问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否定传统文化最重磅的炸弹。近代以来，我们首先从物质文明方面进行反思，通过洋务运动，学习洋人坚船利炮等物质技术方面的长处，从而抵抗其侵略，其中成就的具体体现就是北洋水师的建立。但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将我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打碎了。在这之后，中国转而进行制度改革，维新派于1898年发动戊戌变法，希望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但这一尝试在中国也没有成功，只维系一百天便失败了。后来又学习法国大革命，想走共和制道路，在孙中山带领下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从一些角度来讲是成功的——废除了君主制；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没有成功——政权没有落到民众手上，而是军阀。所以辛亥革命没有真正地、彻底地成功。人们于是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局面？最终人们找到了文化上，认为是宗法血缘、家天下这样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落后挨打。中国几千年的宗法血缘观念基本上靠儒家的礼教维系，因而最终矛头指向了儒家礼教。人们认为礼教与现在的时代理念相冲突——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认为宗法血缘制度束缚人的个性，鲁迅先生便是扛起这面反礼教大旗的旗手。礼教是批判旧文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但当年在批判时我们没想到礼教的构建涉及那么多范围——制度、伦理、礼仪、信仰，等等，没想到否定它会带来那么多的后果。现在我们认识礼教，需要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规范、人际关系、政治制度方面去看，要认识到“礼”这种日用而不知的力量。
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礼教”与“宗教”的关系。首先，我们谈一谈如何来定义“宗教信仰”这个概念。现在往往以西方近代文化样式的宗教文化来给宗教定性，认为凡是宗教文化就要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对造物主的崇拜，有神信仰，没有这样特征的则只能叫教化、学说等，按照这样的标准，便认为儒教、礼教不能称为宗教。但在今天，我们需要对礼教有新的正面的、全面的理解。
宗教本来就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信仰，只不过我们把西方基督教形态的宗教当成宗教的唯一标准，对于我们自己宗教的认识反而模糊了。
十八世纪初，公认的现代法制理论的奠基者——孟德斯鸠曾讨论过，中国的礼教里面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宗教、法律、习俗、礼仪。西方为什么崇拜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万物（包括人）的创造者，人不能忘掉生命的根源，生命得以延续也靠上帝；而人们对上帝的崇拜、敬仰之情，不外乎报本、感恩和敬畏，这是基督宗教根本的内涵。孟德斯鸠也是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礼教的。《荀子》讲：“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三本便是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天地君亲师。在老百姓中也可以概括为“老天爷”。从根本上讲，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所以我们的老百姓会重视祭祖，国家重视祭天、祭地、祭日月。从这样的角度讲，中国文化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就是认祖归宗的教育，但如今我们中国人把祖宗忘得太多了。
西方的宗教是神本的宗教，而中国的宗教是人本的宗教，是围绕人展开的。康有为即提出过这种说法，我也非常认同。我认为，不光儒家，中国的佛道两家都是以人为本的宗教，它们不是期待一个不同于人世间的另外一个世界，而是关注现实中如何成圣成佛成仙。中国宗教的特性是一种人圣化的、非神圣化的宗教，儒家倡导的圣人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是在智慧、德行上的出类拔萃者，圣人是人做的，是在世俗生活中的，是人圣化与生活化的结合。在中国文化中，佛就是觉悟了的人，人和佛也不是两个世界的，凡人有种种的困惑就不是佛；一旦真正觉悟，脱离凡人，那就成了佛。道教追求成仙，什么是“仙”？仙是能够保持住自己最纯粹的天真之心的人。中国的儒佛道三教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自我，成为人们所向往的圣、佛、仙。在礼教里面就是让我们拜天地君亲师，他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秩序，滋养了人的文明。
西方文化的宗教则将神圣性与世俗化对立。东西方两种文化有相似处，但整个构架不同，不能用西方文化的样式要求中国文化。
“礼”可以从西方的宗教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又可以从其他维度去理解。“礼教”也包含西方法律的意思。《论语》中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是一种引导的方法 ，其衡量的标准即是礼，礼是一种言行举止的规范，是什么样的身份就怎么样做。人非牛马，人是有组织性、自觉性的群体。儒家最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通常概括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里面，后四种都是人与人的自然关系。可是放到社会结构里面，君臣也是自然关系，是一种社会的自然。一个社会必然会有君臣关系，换言之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谁说了都不算、谁说了都算，都不行，必须有人拍板。在中国文化中，君臣关系（外在的契约关系）被人们努力地诠释为父子关系：父母官、子民。在这些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每一个身份一定有名称，所以礼教也常常被叫做名教。社会上的每个人只有认同了自己的名分，才知道自己担当了怎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知道一言一行如何说如何做。
“视听言动”都按照礼的要求去做，从这一角度讲，礼也是一种法，但不是人为强制的，而是自然的，是行为规范、责任义务。首先让自己认同自己的名分，然后有所担当和遵守。每个人的名分都很多，都不是单一的，礼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认同我们在每一情境下、场合下所担当的种种身份和责任。所以礼是按自然关系确定的人和人之间的规范。这难道不是法？礼是自然法，自然法与人为法是相配合的，而不是相对立的，甚至是人为法的基础。如果连自然法都不能遵守，如何发自内心、真诚地去遵守各种其他层面的法律？没有这层基础，人会为所欲为。毫无疑问，礼中有法的内容、意义。违背法，人就会受到惩罚；而违背礼，人会受到舆论谴责。后者，也就是万夫所指、遭人唾弃，即便不违法，其实也更让人难受。这就是礼的力量，礼唤起人内心的羞耻之心，是人们一切行为规范的基础。
我们说了礼里面的两个因素——宗教信仰、 行为规范，它们都十分重要。废除“礼”，某种程度上就削弱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力量、行为规范力量，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弊病。这种弊病体现在方方面面：家庭中没有行为规范，父慈子孝越来越淡薄。孝是出于自然关系的子对父的行为，自然亲爱为孝，但没有对这种自然亲爱关系的恰当维护，我们也会失去它。
“礼”的第三个内容——习俗。若是有敬老爱幼、讲信用、重诚信的社会风气，人们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感到安心，那么不必用过多 的法律规定人们种种的生活。孟德斯鸠说，一个有良好习俗的社会，法律是简单的。礼教的一大作用正是促进良好习俗风气的形成。我们做人首先要与动物区别开来，知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品行，就是君子；再提升，成为后人子孙学习的榜样，那就是圣贤。对社会来讲，教育的目的就是化民成俗、化性起伪，改变、变化民风，使之形成风俗，形成整体的礼仪风范。因此，构建良好的社会习俗十分重要。
“礼”的第四个内容——礼貌、仪式等，属于最外层。外在的礼貌是表达内心的理念的方式，仪式则是为了将活动的内涵呈现出来，礼仪就是构建一个整体环境、人与人交往的气场，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不必很繁琐，也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而要体现内心的尊重。因此，根本上来讲，礼貌其实是尊敬心的体现，且这种尊敬是相互的。同时，礼的精神是贯穿古今的，而礼的形式是可以变化的，如古代用跪拜礼，现在我们用鞠躬礼、招手礼，形式上都可以。
如果我们能从这四个方面理解礼教，就不会将它看成吃人的礼教。
孟德斯鸠曾说过，历史上总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一般是征服者改变被征服者，中国则恰恰相反。中国华夏文明的力量总让入侵者改变自己、融合到其中。 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礼教中当然有僵化的、需要抛弃的东西，但不能因此将整个的礼教一笔抹杀。现在要正面肯定传统文化，就要从礼教入手。敬天法祖、敦礼尽伦。
礼教是一个大问题。一百年前碰到这个问题，一百年后又碰到这个问题。理想能做到多少？不可能百分之百，但是有大部分人做到，社会便正气上扬，否则就是邪气横流。难道我们专门去找历史的垃圾？我们要去发掘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东西，这是今天迫切需要的东西。西方在面对现代社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也有很多人提出要回归到传统文化上。文化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我们既要去追求现代好的文化，也要回头看看优秀的传统的文化。
二、思考中国宗教的标准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儒家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但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传统文化样式与现代文化样式。传统文化是综合式的文化，现代文化是分科的文化。不能用现代的分科学问去对应传统文化综合性的文化样式。所以，儒家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艺术，但是它包含宗教、哲学、艺术，包括科学的理念和思想。用现代分科的学问要求历史上的学问，那么它们当然什么都不是。对古代的学说，儒、道、法、兵、阴阳，等等，都不能简单说是某一学科。贺麟先生认为儒家包涵三大部分：礼教、诗教、理学。诗教相当于艺术教育，礼教相当于宗教，礼学相当于哲学。学科、学派局限在自己学科里面，针对学科内部问题进行分析，而中国古代的学问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老拿现代的观念比附传统。
第二，讨论问题要有标准。现在常常拿西方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有神论是以造物主为标准的，中国的神是自然界天地万物之变化，是自然万物、自然规律的循环往复，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当然没有神。如此，就有儒家不是宗教的说法。现在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多模糊。我们现在喜欢用“科学”作为标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科学的首要标准指这个道理具有普遍意义、普遍性。再深一层次，科学可以做定量定性的分析；再进一步，科学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实验可以不断重复地去做、不断得出同样的结论。可是现象客观世界并非都遵守这三条，普适性是相对的，是在一定场合下适用的，所以普适性有相当的局限性，不是绝对的，并非所有事物都可做清晰的定量定性分析，有时含含糊糊的可能更符合事物本来面目，定量定性的精确性不能作为绝对标准。至于重复性，世界上很多事情可能出现一次后再也不出现。历史是无法重新复制的，人类历史更是如此。长期以来的实证科学概念实际上是相当落后的，恐怕只有小部分科学家的脑子是清楚的，大部分人的科学概念是非常陈旧的，今天很有必要来重新普及科学知识。我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上去看“标准”和“科学”：可以说，凡是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就是科学，这是中国的科学观。中国人讲的“真”就是合乎实情，科学就是追求真理的，现在变成追求普遍真理、绝对真理，反而不真了。现在宣传普及的科学常识其实很多都可能不为前沿的科学家所认可，如果让现代广大民众仍停留在过去时代的科学概念里，并把这种科学作为唯一标准，是在害他们。
我们对西方宗教的认识也是非常陈旧的，现在西方宗教，包括基督宗教也是变化万千的。有的宗教团体就以科学为他们的信仰对象。基督教里面有保守的派别，明清时期到中国来布道的传教士大部分很保守，有相当的排他性。除此之外，在西方也有很多开放的天主教基督教。我们脑子里总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但是其实，欧洲以前罗马教廷里面就有科学院，有的神父甚至是某一学科方面的专家。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西方的天文地理，他的老师都是神父。（大家可以看看纪录片《清宫秘档》之《康熙与西学》）不与时俱进，是要被淘汰的。科学的教育与哲学、伦理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掉在分科里，不与其它学科相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要生活，要懂得人情世故。另外，很多宗教的理念都是通过艺术的方式传播出去的，反过来，很多艺术的样式也凝聚了很多宗教的理念。所以分科也是相对的。光知物理而不知人理，就不行。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科学与玄学（或者说人生观）的论战，其实这两者不能对立。把科学看成万能的，科学也成“宗教”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求道的文化，道可以贯通万物，明白一个道理可以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到“道”的层面才有一以贯之的功能。提升后还要会运用，化为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儒家是宗教又怎样？不是宗教又怎样？关键看它探讨和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想问题容易片面、孤立，不综合，且常常停留在可操作的技术层面，而没有提升到“道”的层面。不仅科学需要重新启蒙，民主、平等这样一些观念都需要重新启蒙。平等要在差异的基础上，差异是事实，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前提是相互尊重，尊重差异才有平等，不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不认同差异是谈不上平等的。体能上、性别上、智能上、职业上，都有差异。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认真地思考、认真地揣摩，只是在那儿喊口号。任何一种文化的出现都是应人类的需要，所以皆有合理性，出现就要不断变化、适应时代，否则会被历史淘汰，被新的文化取代，这也正常。我们要好好思考怎样来认识文化多样性问题、文化优劣问题（没有一种文化是绝对优或者劣），发掘出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播每个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三、树立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总是非此即彼、固守一个标准，那么很多问题就无法认清。很多问题我们也没必要纠缠不清，例如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儒教更注重现实世界，基督宗教更重视彼岸世界。在现实世界不好好做事，来世也不可能得到拯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向往灵魂的拯救、希望子孙后代昌明、希望来世幸福，都要立足于现世，都在于你现世如何做人。我们可以说儒家是宗教，也可以说不是，就看你采用的标准是什么，想要讨论和解决什么问题。东西方文化都是在自己的理论思维里面构建自圆其说的体系。如果我们只接受西方的法，用法律管我们的行，那我们用什么来管心？把西方基督教再请过来，也可以，但是大部分中国人不认同上帝，中国人认同的是天，是老天爷。把我们的信仰丢了，不用礼，只用法，这样是不配套的，是割裂的。
我常举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年轻人“父财子用”接受，“父债子还”就不接受，认为后者就是一种过时的文化，但是我们真的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吗？现代人的观念就一定经得起推敲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现实生活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很多都以商品经济社会的交易原则作为根本的价值观，就是我有多少权利就尽多少责任义务，这是现代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思维，可能是有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跟这个不一样，中国在伦理关系上，有些方面是不讲权利，只讲责任义务的。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的两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经济兴起，明末清初的理学家颜元就修正这两句话，说：正其谊以谋其利，名其道而计其功。个人来讲，真正的伦理思想就应像董仲舒这样；对社会来讲，对伦理模范一定要给予功与名，这才是公正的社会。社会应该给与道德的楷模以崇高的社会地位，让人们学习他。但个人不应如此追求，如此追求就是苟为了、刻意、执着了。苟且为之，就是追名求利。荀子讲，“惟其当之为贵”，要顺其自然，随缘。现实生活中如此，宗教生活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信佛的人执着于放生，其实是在鼓励很多人去捕生，为了个人的福报而鼓励了别人造业、杀生，所以我们应该提倡随缘救生、护生。传统中国文化都讲求一个“不功利”，现在我们将许多精神活动都功利化了。
很多认识上的问题不能偏执。人们很多思想上的迷惑就是因为偏执，片面化、绝对化，所以我们要解“偏蔽”之祸。很多宗教哲理都是应势而生的，要去纠正偏差。程朱理学的出现，打着实学的旗号，因为隋唐起来的佛教一直讲空，理学便用《大学》里“知止”的概念反对佛教信众对于“止”的片面的执着（《华严经》的止观）。但是理学发展着，也讨论虚空的问题了。空谈性命，也变成虚学了，后陆九渊反对朱熹，开始提倡实学。阳明学发展着，到明末清初，又空了，故又出现一批人批判阳明学，重新恢复程朱。所以虚虚实实都是相对的，都是应需而生的。
佛教历史上各个派别的出现也是这样。执着于空就讲有，执着于有就讲空，都有针对性，离开历史条件将其绝对化，会将正确的东西也逼到错误的道路上。藏传佛教也是如此，宗喀巴因为当时佛教戒律已经被破坏，所以让带上黄帽子以示遵守戒律。很多东西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变异，有变异就要纠偏。讨论问题要看其在什么背景下。
讨论儒释道是不是宗教，必须要放到问题背景中去看。当时康有为认为儒教是宗教，其他人不那么认为。比如，有些人把佛教看作宗教，因为里面有很多形式上的东西。不过，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思考。佛教里面没有创世的概念，但是有救世的概念，后来印度轮回、转世的概念也被佛教吸收并加深了，将“再来”的理念理解成这个人的再来，而不是这种精神的再来。《法华经》讲：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佛陀为此来到人间。现实生活中这就是佛的精神的体现。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学佛学菩萨、做佛做菩萨，这就是乘愿再来，而不是求佛求菩萨。印度生命观有灵魂转世、中有的概念，按最原初的佛教，一切都是缘起，有聚就有散。释迦牟尼时的佛教没有轮回的理念，不受后有，不求来世，用自己生命的智慧来创造生命的价值。某种程度上讲，禅宗的出现就是向原始佛教的回归，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迷惑着的佛。历史发展都是如此，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问题，就要纠正，权变。我们要这样理解每个精神文化形态的意义。
要懂得“经”，也要懂得“权”，所谓“权”就要考虑时代背景，这便是佛家讲的“方便”与“究竟”。“究竟”的达到离不开“方便”。净慧老和尚提出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觉悟人生，就是找到人生的道路，不要沉迷于困惑之中；奉献人生，就是找到生命的价值，这是大乘佛教悲智双运的精神的化用。慈悲——奉献；智慧——觉悟。生活中修行与修行中生活，这是“方便”与“究竟”的关系。生活才是究竟，如果总是纠结于这个法门那个法门，没有把精神落实到生活中去，那没有意义。八万四千都是方便法门，都可以，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如果学前学后一个样，那等于没学。究竟是一步一步达到的，顿悟不是简单的时间或步骤概念，而是将理理解透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落实到生活中。“方便”与“究竟”不可分。但是要达到“究竟”也不能停留“方便”中。学习不仅仅为了一些具体的目标，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提升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今天重新讲一讲，我们在什么地方产生误区，怎样来纠正这个误区，怎样来看待我们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些问题，要学会全面的思维，综合性的思维，“经”与“权”的思维。思考文化问题，要看注意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千丝万缕地勾连在一起，既要认清它们的不同，也要看清相互之间的关联；此外还有文化多样性问题，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要看到差异性和共同性，不能只看一面，在共同中看到差异，在差异中看到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