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我们真正地要强大，是要体现在文化的强大上面。我也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就是大国的崛起必须要有文化的准备，而大国真正的实力的显现，也是显现在文化上面的。所以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中国梦，它核心的内容应该是文化梦，文化复兴的梦。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今天我要讲儒家的礼教，这个礼教的问题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点的批判的对象。但是我今天又要从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反思对于礼教的批判。我们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礼教的批判有它的历史的意义，我们今天来反思对于礼教的批判，将来也会有一个历史意义。
礼教是儒家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要走向现代，我们对传统的这些礼教给我们带来的思想上面的这种禁锢，现实社会上面的种种的负面的影响，进行批判，这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样一种批判，我们就不能够从这样一些阴影中间，这样一些思想的牢笼中间冲破。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那个时候的批判带有某种情绪化的东西，也带有某种片面性。我们对于礼教只看到它某些消极的起禁锢作用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积极的另一个方面，因为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积极，也没有绝对的消极，或者没有绝对的精华，也没有绝对的是糟粕，精华和糟粕它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要去除它的糟粕的时候，不能够把它的精华也同时地给它抛弃掉。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列宁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历史文化，我们要去除它的污垢，就像要给一个身上很脏的小孩洗澡，洗完澡了以后，我们应该把脏水泼掉，要把这个洗干净的孩子抱起来。我们不能够在泼脏水的时候，连这个孩子一块给他泼掉，也丢掉。五四时期对于礼教的批判，我觉得是，带有一点，连洗澡盆里面的孩子也一块都泼掉了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鲁迅是对礼教批判最激烈的一位，他讲他看了《二十四史》，整个的《二十四史》，看来看去，在字里行间就看见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吃人。所以叫做吃人的礼教。如果礼教是专门吃人的话，那么我们想想，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是怎么来的，能维持吗？我们不说从再早的源头上去找，至少我们从周代以来就已经非常完整地、牢固地建立了礼教这样一个文化的建构，或者文化的体系。从周朝以来，连续到清末，三千年啊，这个历史怎么维持的，如果都是吃人两个字的话？显然这是就礼教的一个方面给它这么一种定性。
但是这种定性让我们从此和礼教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断绝关系，以至于现在要讲礼教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是现在很敏感的问题。如果我想肯定礼教历史的合理性，甚至于还有现实的意义的话，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礼教，说实在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子，当年抓住这个也很准，我们现在来反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把礼教否定掉了，就等于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推翻了、拔掉了。所以怎么样来认识礼教？礼教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礼貌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来划分等级关系的东西。我们过去讲，常常把礼看作是一个来确定社会每个人的身份的规范，这是礼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礼教的外在表现为很多的礼仪、礼貌。但从传统的礼教来讲，它不仅仅是这个，它包含了整个中国文化中间的宗教、风俗、制度、哲学、艺术……可以说是包括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这里面是包含了中国人的最根本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跟我们有时候讲到的宗教信仰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但是它又有关系。一般的信仰范围更广一些，我们可以说有宗教的信仰，有思想的信仰，也有制度的信仰，也有其他的像物质的信仰等等。但是宗教信仰又是信仰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上个世纪，我们以西方的关于宗教信仰的特征作为唯一的标准。尤其是按照西方基督宗教的信仰的特征作为宗教的普遍的标准。基督宗教信仰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简单地讲一下，可以归纳成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有神信仰，是一个造物主的神的信仰，天地万物，一切生命都是这个神所创造的，造物主的信仰，那就是西方基督宗教的上帝了，上帝造一切物，也造人，这似乎是宗教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大概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界绝大部分人还认为有神信仰是宗教的核心理念，没有神信仰还叫宗教吗？这是一个。
第二，宗教信仰是强调要对神的意志、神的理念，有绝对的服从，不能违背，不能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这个我们在西方的历史中间、欧洲的历史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思想家、科学家，由于提出了跟《圣经》中间告诉我们的世界、社会、人生不同的道理，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判决，处以死刑，烧死的、绞死的都有。这是第二，就是要绝对地服从神的意志。
第三，宗教是追求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所谓的彼岸世界。它强调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痛苦，我们应该容忍，应该忍受，去追求一个未来的理想的世界。
第四，近代的科学，特别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冲破了宗教的独断的思想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宗教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因此科学是跟宗教对立。大概人们思想中间对于宗教的认识就是按照西方基督宗教的特点来规定。如果用这四个特点去分析基督宗教，应该说完全正确，完全符合基督宗教的特点。当然我们说的也是历史的基督宗教，跟现在的基督宗教也不能够完全相对应，现在的基督宗教也发展了、变化了。但是从当时来讲，启蒙运动时候，启蒙思想家对于西方基督宗教的这一种特征的这样的概括，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就拿这样一个标准来检查中国历史文化中间，有没有这样一种特点的宗教文化，结果一检查，没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崇拜一个造物主，而是认为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是天地阴阳之气变化、和谐而生万物。东汉时期的一位哲学家王充就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很清楚，“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天地万物的生成是个自然的过程，不是任何一个神创造的，所以第一条就没有了。
第二条，绝对服从。中国文化不是强调这个，中国文化强调人的道德的自觉，自我价值的选择。一个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我们要教育你，然后最后是由你自己来选择的。这就是《论语》里面讲的“为仁由己”。所以这种选择并不是盲目的，需要绝对服从的，而是你自我选择，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第二条也不合。
第三条，彼岸世界，理想的彼岸世界。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间，尤其儒家，最注重的就是现实。士大夫、儒生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中国文化不是去追求一个未来的，而是更面对现实。
第四条，跟科学对立。当时人的心目中间中国哪有科学，科学是西方的，中国没有科学，当然也就不存在跟宗教对立的问题了。
所以根据这样一些一比较，一检查，人们就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文化，可以说一直到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还会认为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三十年前，如果我给在座的发一张表，请你填一下你有宗教信仰吗，你信仰什么宗教，恐怕没有一个是说我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三十年以后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发了一个表，可能很多人会填我有什么样的信仰。三十年前是没有的，所以中国人自认为也是没有。西方人更认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所以觉得中国人是一个比较可怕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信仰就没有一个管束的了你的嘛，你可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里面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礼教的宗教性的内容。
儒家提出的礼教里面曾经讲到过，《荀子》也好，《礼记》里边也好，都讲到“礼有三本”。礼有三个本源，第一，“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源，天生地养，生命是离不开天地，生命由天地而生，因天地而延续、生存。所以天地是生命之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生万物，万物是分类的，每一类也都有它自己的源头。这一点跟后来我们学的进化论不一样。我们后来学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低级到高级，人是由猴子变来的，猴子又由什么变来的？达尔文这个物种进化论，我们是接受了，但其实在西方科学界是受广泛质疑的，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物种内部的进化，从来没有看到物种之间的进化，这个事实没有。现在在世界科学界是非常清楚的，可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还是认为人是由猴子变来的。中国人认为每一类都有它自己的源头，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礼里面就强调，“先祖者，类之本也”，每一类都自己的祖先。那么类里边，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万物之中人为贵，所以人是要跟其他的物有所区分的。人怎么样能够跟其他的物有区分呢？怎么样懂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就需要接受教育，接受国家、社会、老师的教育，所以礼的第三个本，就是“君师者，治之本也”，什么叫治？治己，治人，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明白做事的道理，这个要通过教育才会懂得，才会把自己跟其他的万物，跟动物区别开来。所以这个不能忘，“君师者，治之本也”。这里面的君我们也不要简单地看作封建的君主。君就是国家的代表、象征。
《礼记》里边有一篇文章叫做《学记》，《学记》一开头就讲，“建国君民”，建立一个国家，君临民众，就是统治民众，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教学，教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国家、社会有责任来教育人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人与人相处的道理。老师更不要说了。所以礼教里边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要记住这三个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不能忘本。这《礼记》里面，礼的核心就是报本。因此我们要敬畏，敬畏天、地、君、亲、师。
这就是礼教里面告诉我们的信仰，我们敬畏的就是天地君亲师。现在有的人觉得“君”这个词可能会引起很多误解，所以现在有些地方把这个“君”就改成了“国”，我觉得这个改也可以，也很好，“君”本来就是国的一个代表、象征，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挂的是“天地国亲师”。所以中国人怎么没有信仰呢？中国人有信仰，也有具体的信仰对象，那就是“天地君亲师”，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根基。西方人为什么信仰上帝？不就是因为天地万物包括人自身都是上帝创造的吗？所以不能忘掉上帝的恩，也是报本、报恩。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为什么就不能说礼教里边是有一种宗教信仰，只不过是对象不同。
上个世纪初，康有为先生讲到，他考察欧洲回来以后，他讲到欧洲之所以强大，除了经济、政治的问题，当然有文化的问题，而文化的问题里边，最重要的他们有一个统一民心的宗教，所以他说中国要强大也需要这个，那么他就讲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间是有宗教这种文化的，那是什么呢？孔教，也就是儒家、儒教，所以他当时上书建议，要以孔教为国教，可是那个历史背景下面，他这个主张当然是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人们正在批孔教，你提出来要以孔教为中国的国教，那怎么可能？所以当然受到了一片的指责，而且给他扣上了一个复古主义保皇党的帽子。
但是，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宗教问题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中国是有宗教的，就是孔教。但是孔教跟耶教，西方基督教，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基督教是以神为本的神道的宗教，而中国的宗教是以人为本的人道宗教。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所以以人为本，它不在人之外去创造一个神，跟人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分析说明了宗教并不是一个模式的。其实实际上也是如此，就是有神信仰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神信仰，有一神信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都是一神信仰的宗教，一神信仰就常常带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另外也有多神信仰的宗教，比如说现在的印度教，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等等，这些教是多神信仰的教，他们也相信世界是由神创造的，但是不是一个唯一的神创造的，是有多个神来创造的，这些神创造了世界的这些方面，那些神创造了世界的那些事物，甚至于为了要说明这个世界是在变动的、发展的、有生有灭的，他们把神还分了分工，有的神是专门创造世界的，有的神是专门维护世界的，有的神是专门破坏世界的，这样个世界才流动起来、变动起来。
那么也有自然神信仰，万物皆有神，这种自然神的信仰，有的时候甚至于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泛神，泛神实际上也就无神了，什么都有神了，还有什么神。所以带有一种无神的信仰。
中国的宗教，其实是带有一点自然神的这样一种信仰。万物都有神。我们看到，风有风伯、雷有雷公、雨有雨师，山也有神，河也有神，树也有神，自然界万物都可以称为神。跟我们生活中间密切相关的很多东西，也是有神的，我们的灶神、门神，更重要的是成为人们智慧的楷模、道德楷模，受到人们敬仰的这样一些楷模式的人物，死后就被人们尊为神了，这是最重要的，人们最信仰的是这些神。所以是人上升而成为圣的，而不是人之外的那个神的圣。所以我讲，西方的宗教信仰里边，它是把神圣性和世俗化分开的甚至于会对立。而在中国，强调的是人成圣，而人这个圣是从哪里成就的呢？在生活中间成就的。所以人圣性跟生活化是形成一个整体的，圣人是在生活中间锻炼出来的，提升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宗教跟西方的宗教特征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那个是宗教，这就不是宗教。
我刚才讲，其实西方信上帝的这种信仰，这种宗教，是一个不忘本，是一个报本的理念。那么中国的这种不忘天地君亲师，敬畏天地君亲师，也是一种报本的不忘本的理念。从这个上面来讲，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推行一种价值观。而这个里边，又包含了强烈的思维模式。中国的这种信仰，是把人放在天地万物之中的，跟天地万物是打成一片的，是一个整体，没有天生地养，生命能出现吗？生命能生存吗？生命能延续吗？
所以人是离不开天地。生命是靠代代相传的，薪火相传的，所以你也离不开整个的你的家族、你的家庭、你的乡里，你的整个的社会。所以人跟整个的宇宙万物，跟整个的社会是一个一体的、整体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整体思维的模式。而在西方，它是人神隔离的，神是高高在上的，是主宰你的，是救赎你的，所以它是人神分离的，这样就形成了西方的思维模式里边比较强烈的二元分裂的思维模式。我们知道西方的个体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独体的个体，跟其他的个体是没有关系的。而在中国文化中间，由于你是你父母的血脉的延续，香火的延续，因此你是这个群体中间的一员。
所以有这样一种价值观，这样一种理念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的礼教重视礼乐教化，重视道德的自觉，我们社会就是靠这种礼乐教化和道德自觉来维系的。当我们只看到礼教吃人一方面，我们就没有看到礼乐教化。礼教是有维系自我的品格、人际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这样的功能。这个方面，我想借用一下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礼教的认识。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礼教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来源。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几乎都是从中国的礼教的文化中间吸收了滋养，得到了力量，去批判欧洲中世纪的这种神道的文化，让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所以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中国的传统的礼教的文化是赞美备至，把中国是看成一个最理想的国家。我前两天在一个研讨会上就讲，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现在要有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有的甚至于说，我们现在正在启蒙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了，中国需要新的启蒙，我就讲我们新的启蒙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西方的启蒙？我们都知道，西方走向近代启蒙，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开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要到西方的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中间去寻找，怎么样来冲破中世纪基督宗教的这种神道独裁的文化的牢笼。但是我们知道欧洲的历史是中断了的，所以当十五世纪欧洲的这些思想家去寻找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在当地,在欧洲找不着了，中断了，到哪儿去找？
后来发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文献很多是留存在了阿拉伯世界。所以从十五世纪开始，在欧洲有将近两个世纪，都在翻译阿拉伯文化中间所隐藏着的古希腊、罗马的文献，所以西方的走向近代化，跟东方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就是从阿拉伯的文化环境中找回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文献。
紧接着十六世纪是宗教改革，就是从基督宗教内部进行变革，要摆脱传统的基督宗教的那种教条、封闭的状况，所以出现了新教。在欧洲现在还称为新教，在我们新教被称为基督教，传统的基督教被称为天主教，就是跟罗马教廷有关的。当然几百年过去了，无论是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又都有很多的变化。当时从基督宗教里边分化出来的一批新教徒发展得非常迅速，传统的基督宗教就失去了很多市场，所以传统的基督宗教里边的许多传教士就来到了东方，到中国，到朝鲜半岛，到日本，希望寻求新的传教的领地，因此十六世纪就有一批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就起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们把当时西方的文化带到了中国，给中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化学术的发生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他们又把中国的文化传回到了欧洲，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四书五经里面的一些内容，还有道家的一些文献，都传回到欧洲，进行了翻译。
这些传回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就开始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里边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像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莱布尼茨，还有重农学派的魁奈等等一大批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都从中国文化里边吸取到了营养，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本”的思想，去对抗和批判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神本主义的文化。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人本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其实根本不是，根源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当然这种人本主义，到了西方也有发展变化，有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的发展变化是走偏了的，所以我们现在也需要对人本思想、人本主义追根溯源，要看到中国原来的人本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到了欧洲以后，跟西方文化结合以后，这个人本主义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发展，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偏颇。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把西方的人本主义，没有鉴别地把它搬回来，而且没有看到西方现在的许多思想家对西方这种人本主义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的批判。
我们更多的还是接受了它这种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人可以改变一切，人可以主宰一切，这个是什么思维啊？这个还是基督宗教神学思想的思维方式，神可以主宰一切，我们现在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了，我们人就要去主宰一切，宇宙就要听人的指挥，人定可以胜天，这是在西方人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偏颇，一个问题。于是我们也老是讲要人定胜天，也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去寻找人定胜天的这种资源，其实不是，中国文化中间能够找到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人本主义。
人是要顺自然而动，老子讲的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要“推自然之势”（《文子·自然》），人不是无所作为，人要有所作为，但是不能违背自然的自身的规律，要尊重自然。老子讲“道法自然”，儒家强调要以天为则，这个天就是自然的意思。《论语》里边讲“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唯尧则之”，因为尧是以天为自己的榜样，按照天的规律去做事。中国文化中间传颂得最多的是大禹治水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将禹的做法跟禹的父亲鯀的做法作对比，鯀治水就是要按照人的意志违背水性去治，结果是越治水灾越严重，你哪里流出来我哪里堵，可是水是不管你堵不堵，你堵住了我更在你这淤积，淤积了以后又泛滥出来，又把你的地方给冲破了。大禹是顺着水性疏通，水是往下流的，我把下游疏通，水有往下流了，就不会泛滥了。而且我顺着水性往下流，可以引导它往南还是往北，也就达到了人们利用水的这样个目的了，所以是要顺着水性去做的。
中国人的天人关系是强调它的一体性，所以中国的人本主义，不是把人凌驾在天地万物之上，去随意地主宰天地万物。但是这种人本思想，传到了欧洲，在欧洲文化的整体环境下面，发生了某些变异，有些地方就走偏了，走到了人要主宰一切，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要借鉴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礼教的认识，我们现在强调法制，我觉得法制是现在我们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我曾经在几个关于法制建设的讨论会上，讲过就中国目前情况来讲，礼制的建设比法制的建设重要得多。因为法是禁止你发生以后的事情，礼可以防患于未发生之前。就像《论语》里边那句话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你用政治的引导的方法，而以刑法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来倡导或者禁止，那么其结果是老百姓可以不做，因为触犯了法律要受到制裁，可以不做，但是他没有一种自我的羞耻感，不感觉到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应该做的，而是因为你规定不能做，我没有办法，所以“民免而无耻”。而另一种情况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的教育，用礼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来判断，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有耻且格”，人人都有羞耻心，知道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做了这个，我是很羞耻的，就有了这种羞耻心，而且做事情都是正正当当，方方正正的，格就是方方正正，不会歪了邪的，这就是刑法和礼的不同的社会作用。
所以说如果我们社会每个人都能遵守礼的话，那么我们的法可以很简单，不需要那么繁琐了。法再周全也是有漏洞可钻的，否则的话律师就要失业，因为律师的责任就是要在法律里边找到可以为辩护人行为辩护的根据，即便嫌疑人的行为是错的，律师也要从法律里面找出免罪的依据，法律里面没有规定啊，所以他这个做是对的呀。人有了自觉的羞耻心之后，懂得自我约束，做这个不做那个，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那个做了就不是人，有了这样一种羞耻心，我想我们的社会就不一样了。礼就是起这个作用。
古人对礼这个字的解释是什么解释啊？“礼，履也”（《说文解字》），礼就是要走的一条路。“礼者，表也”（《荀子·天论篇》），表，标志，在那儿竖立一个标志。“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民间的这种坊，坊就是防，礼就是防，不要做这个，不去做那个。所以礼的作用就是指引你走的一条道路，给你一个标尺，给你一个地方。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里边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孟德斯鸠，他是专门研究法的，他那部最有名最有影响的专著，就是《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写作出版于一七四八年，离我们今天三百年左右，他是处于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时期，他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间的礼，是怎么来看的呢？
首先他说中国的礼包括了很多方面，不是很单一的东西，他说“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告诉我们的道理，以及制定的行为的规范），就是所谓礼教。所以中国的礼教里面包含了宗教、法律、风俗、礼仪。”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他概括了这四个主要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我们的礼教里面的三本，让我们来要敬畏天地君亲师，这就是宗教的内容。如果要比啊，就相当于西方的宗教，只不过他那个宗教是要报答上帝，因为它是一切生命的本源，我们是要报答天地君亲师。他说“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文人用它来进行教育，“官吏用之以宣传”，官吏用这个礼教来进行教化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那也就是礼教实际上是涉及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当人们找到使他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这是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边讲的。他也讲，他说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希望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所以他说，“他们要求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我想这一段话很有启发，为什么要制定礼的规则，就是我们希望人人互相尊重，希望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责任，希望我们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认识到要依赖其他公民。
我说这几条孟德斯鸠真是看得清楚，我们礼的目的就是达到这个。我们现在人人相互尊重吗？或者尊重得够吗？我们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想到我对别人负有某种责任义务啊？我们现在是不是人人都能够想到我是离不开别人的，我都要依赖别人的，所以要感恩所有的人啊。他认为通过礼的教育就要达到这些目的，我想礼的目的确实也是如此。首先是相互尊重，礼的核心也是敬，要敬重自己，也要敬重别人，也要敬重你所从事的事业。所以礼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我们如果只看到礼教吃人，礼是你吃我，我吃你，我压迫你，你压迫我这一面，没有看到礼在和谐社会上面，和谐人际关系上面，和谐自己的身心上面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确实是礼可以彻底地抛弃掉，而事实上礼是会在这一方面起作用。
孟德斯鸠还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来讲，他说“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他说这件事情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么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一个儿媳妇每天早晨要给婆婆尽这个义务，尽那个义务，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说正是这种习惯的养成，时时刻刻地唤起了人们的一种感情。而且因为人人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个帝国的统治精神，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真正了解到这个或那个的，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所以礼有的时候体现在许多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上，但是这些生活小节也是不可缺的，不可丢的。我经常给一些朋友们讲，你到别人家里边去，你的朋友让他的孩子向你问好，向你行礼，我说你不要拒绝，坦然接受，为什么？这是养成这个孩子这样一种习惯，你不要说“不用了，不用了”，你拒绝接受他这个，那这个孩子就会说你看，爸爸妈妈你们让我一定要这个，人家说不要，还得让我去问人家好。他以后就懒得问了，他也更不会主动地了。所以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的许多礼仪，其实正是构成我们人人相互尊重，人对人负有一种责任义务，这样一种理念的养成的过程。
孟德斯鸠还讲“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法来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刑法去完成刑法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就是树立道德。”他说那些一心只想用刑法去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就是想借刑法去完成刑法的力量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树立道德。那么也就很明确了，树立道德不是刑法的功能，刑法的功能是达不到这一点的。接着他又讲“一个公民因为丧失了道德的观念，以至违反法律，刑法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法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吗？刑法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法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一个研究法的人专门论述法的精神的人，如此重视道德的力量，道德的作用，明确地指出刑法是不可能担负重建道德的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启蒙，怎么启蒙？欧洲的启蒙是反思，就是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再从外来的文化中间吸收怎么样能够跟神本文化相对抗的思想资源，才走向近代的。那么我们礼教的文化在历史上有几千年的传承，中国几千年都那么相对能够稳定地延续下来，自有它合理的方面。我想这个合理的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孟德斯鸠指出的这三点，人人互相尊重，人人都感觉到对对方、别人负有责任和义务，人人都感觉到我不是孤立的，我不能离开别人，就贯穿了这样的精神。而且他也从历史上来分析，他说“因此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了它的法律。在那里，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变了，就是被征服以后，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以后就丧失了它的法律。”因为在我们这儿，法律、风俗、习惯、宗教，它是一体的东西，所以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东西统统地都丧失掉了，都改变了。一个新的统治者来了，他可以用各种法来规定你，但是它这个法只是单一的，人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礼节礼貌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他说“文化的改变，或者被征服了以后这个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这就是说征服者宗教、法律、风俗等等是分离的。而在中国的礼教里面这些是统一的。”他说，“所以他们（征服者）逐渐地被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这要比被征服的人民被他们所同化容易得多。”这个正是他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上面确实是经常所谓的野蛮战胜了文明，我们的许多落后的地区，落后的群体或者民族征服了中原，但是最后都是被中原文化所同化，这就是礼教的作用，所以它把这些整合在一起，而不是分门别类。所以他说征服者的法律不是他的风俗，风俗不是他的习惯，他们都分开的。这是一体的，所以它不容易被打破，被粉碎。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中国人就是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接受了许许多多别人的习惯风俗，但是我们骨子里边，这个浓浓的血缘理念打不破。
中国人骨子里边叶落归根这个理念去不掉，亲情、乡情、国情都抛不下的，这些都跟礼教的教育、礼乐教化有关系。他说“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的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尊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子的孝道。”提到了孝，礼教里面的重点就是孝，百行孝为先，孝是礼教里面的一个核心。那么他说“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父、官吏、皇帝等等联系在一起。对父亲的这种尊重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他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似乎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却可能和中国的基本政制有关系，政治制度，政制，有关系。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了亲权，甚至只是删除了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么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作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以来君主和臣民之间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孟德斯鸠讲的这些道理，也许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里面有很多荒谬的东西，但是当时他确实是用这些东西去跟西方的基督宗教的这种独裁、独断的文化是相比较的，而且从这个里面来吸收人本的思想、道德的力量，以道德为基础来构建法。
所以他还讲过了，“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在讲法的中间，他非常重视道德的建设。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启蒙，怎么启蒙，我们很多人对自由这个概念都不清楚，觉得自由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孟德斯鸠讲的很清楚，他说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所以法律不许可的你去做你就没有自由了，并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只是给了你做法律所许可的事情的权力，并没有给你可以胡作非为，想怎么做就做什么的这样一种权利。我们现在都在讲新启蒙，我觉得就是要向我们的传统去反思，去寻找，要真正地去吸收西方文化中间一些本质性的精神的东西。法不是孤立的，只有法，不强调德的建设，这个法是执行不了的，也执行不好的。我们法制进程中间，开始的时候强调的是以法治国，要以法来治国，所以要有各种各样法的依据。慢慢发现，虽然有了法，但是大家不依法去做怎么办？所以我们又强调要依法治国，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当我们想到了以法治国也好，依法治国也好，没有能够遵守法的人去执行法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最后还是，以法治国也要由人去治，依法治国也要人去执行，归根到底又是人的问题。
所以孟德斯鸠他在一个地方讲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这两句话也很值得我们回味的。实际上法律的繁琐，就说明我们的风俗不好，一个良好风俗的国家，法律是简单的。要达到风俗好，离不开礼乐的教育。礼是来规范你各种各样的行动，规范你各种各样的思想的。中国人不光讲礼，还讲乐，乐是干什么？乐是导情归正，把你各种各样的情感、情欲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礼乐教化是并重的，所以乐不是让我们高兴高兴，快乐快乐，它是把我们的情导向正确的，不至于让这个情横行，脱离了自己的这个人的本性。所以乐是导情归正的了，礼也是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的了，礼乐的配合，让我们从内到外真正能够懂得怎么样做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人。
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重新反思的时期。我们要对已经被我们批判了的打倒了的礼教有个重新的认识。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文化的根，把这个根铲掉了，等于把我们的法律、宗教、风俗、礼仪统统铲掉了。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有很多观点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不要紧。我就觉得我们的礼教包括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包含了我们生活中间的方方面面的理念和行为规范。它是我们道德建设不可缺的一部分。忽略了这一方面，我们是很难把我们的社会建成一个有序而和谐的社会。社会的有序和谐就是建立在人人尽职就是我们讲的尽伦尽职，人人尊重，人人奉献的基础上的，这样才能够构建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每个人都不尽伦尽职，每个人身在其位而不谋其事，这个社会能够和谐吗？能够有序吗？这不可能，是吧？所以这个礼的教育，礼的制度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要认同自己当下的身份，因为人的身份是不断地在变的。今天你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明天可能是个车间主任，后天你可能就是厂长，再后天你可能就是司局长，再后天你可能就是部长。时刻在变，现在你是子女，等你结了婚以后你就是父母，在你父母面前你是子女的身份，在你子女面前你是父母的身份。所以一切的身份都是相对的，一切的身份可以说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要认识到我当下的身份，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我现在是一个什么身份，当下是这个身份就要尽这个职责。
中国文化，礼文化里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西方法文化里边强调的是权利，这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是光强调权利，就会发生相互之间的权利的争斗，我们强调责任和义务，就会相互地付出。所以这个构成了很多不同的理念，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反思一下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横山书院据讲座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