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题为《子女产权的监管与婚姻合约》的文稿，寄给多位朋友看，其中哈里约翰逊回信，劝我不要发表，因为贬低了中国人。科斯也有微辞。其他朋友认为应该发表。哈里之见是他的价值观，我明白。进入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人对自己昔日礼教中的三从四德有反感。同一民族，时代不同其价值观会变。今天我们有反感的，我母亲那一代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把《婚姻》寄到英国的《经济学报》。那是我唯一的经过正规评审才发表的文章。编辑回信，要刊登，但认为文章太长，篇幅有限，由我选择减少五分之一的文字。怎么减呢？我简单地把最后一节删除。文章发表后，塔洛克来信谴责，说他和布坎南皆认为我删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后来我遍寻也找不到该节的文稿，耿耿于怀久之。
以人权排列的中国旧家庭传统
中国的旧礼教婚姻与子女教育是社会学的话题，我是门外汉。写该文我的资料来源有三。其一，最重要的，是自己母亲的多次口述。她在年幼时缠过几天足，嫁给我的父亲是盲婚的，迷信，是个十足十的中国旧礼教培养出来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但过耳不忘。男女不论，母亲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第二项资料是陈顾远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婚姻史》。最后一项资料是西方的英语论著。上述三项虽然重点的处理不同，但内容大致没有出入，而其中最细致、精彩的描述是我自己母亲的口述了。
大略地说，中国的旧家庭以最年长的父亲或父母作为一家之主。在子女承继或分身家之前家庭的主要资产全部在这长者的手上。这里的重点是子女也属长者的资产：父亲杀子女不是罪。家庭属下成员的收入或消费享受由长者分配，但要受到伦理与礼教的约束：长子的权利比次子的大，儿子的权利比女儿的大，正妻比妾侍的大，如此类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大致上家庭或家族的成员的辈分与权利皆有定位。一个成员因而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这些不同的位置与权利不是绝对不可更改的，但大致上礼教、风俗是如此这般地排列了。基本上是人权的排列，即是非市场的等级排列。久不久或有更改，而久不久要明确地表达一下。于是，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先后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成员坐的位置有规定，菜肴佳劣的摆布有法则，谁先起筷有礼仪。
旧礼教风俗有可取处
这里让我们停下来，想想中国的旧家庭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同学们可从本卷读到的关于公司性质、权利结构那些方面想。中国的旧家庭显然是一家公司组织，由礼教约束着成员的组合，合作产出，以农作物及手工艺产品应市及自用。血浓于水，可能为了确保治安及预防战乱的干扰，但更重要是有着礼教与文化传统的协助，他们的选择是不分家。只要有好一部分的家庭的成员组合不分，其他的会依着这礼教的组合模式走。「无家可归」在昔日的中国有着不幸的意思。
子女是父母的资产这个传统显然起自春秋战国之前，虽然孔、孟的儒家学说与礼教是有力地维护着家庭组合不分的顽固存在。我不认为孟子的智商怎么样，但非常佩服孔子。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还没有发明纸张，怎会出现像孔子那么伟大的思想家是个谜，是谁教出孔子更是一个谜。夫子逻辑归逻辑，伦理归伦理，思想清晰，比时间上略后于他的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强得多了。
尽管我们今天认为什么三从四德有点那个，但不能否认儒家教的孝顺、恭敬、礼仪等有其可取之处，而至于求学与为人之道，我们今天恐怕还要多学古人。子女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当然要投资于子女的教养。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员的等级是人权排列，有点奴隶的味道；不同的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而子女有遗产的承继权利。
今天不易接受的风俗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不容易接受的风俗或行为。盲婚：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婚姻的娶嫁子女无权选择配偶—通常婚前没有见过对方的面。女子嫁出去就成为男家的人，所以男家付给女家的聘礼一般高于女方带到男方的嫁妆—这跟西方的传统是两回事。婚姻合约全由双方的家长主理，结婚的子女无权过问。像今天买卖房子那样，有作为经纪的媒人。
缠足：为了维护父母的投资，好些女孩五岁开始缠足。我不同意传统说的，缠足是为了增加女性的美。我认为是为了防止嫁了出去的逃走。男的农作，女的家务或纺织，走动不灵活无大碍。有缠足的女子嫁出去时可获较高的聘礼。
童养媳：女孩或会在孩童时卖出去作购买之家的将来媳妇，价格比聘礼相宜，而从小由男家教养长大后会较为服从了。
杀婴：在艰苦或饥荒时期杀婴的行为常有。据一项统计杀女婴远比杀男婴为多。可能是一个「善」举：母亲曾经对我说，二战逃难到广西时，带着七个子女，其中三个只几岁的，她只有能力养一个，于是让我背着三岁大的妹妹到田野中觅食。（今天我的妹妹还活着，而当时在田野的观察使我二十多年后写《佃农理论》的第八章时，思路纵横，给老师阿尔钦大赞一番。）
非市场排列大有可为
这就带到本节要分析的另一个重点话题。中国旧家庭成员的权利等级排列是非市场的人权排列，为什么经济运作的表现会高出中国开放改革前的干部人权排列那么多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富甲天下！写此节时我手上持着三卷残破不堪的、一七九七年在英国初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英文原著，两年前从拍卖行拍回来。英使LordMacartney谒见乾隆皇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典故。该高职使者拜访乾隆是要求中国开放贸易，也希望能在中国设立使馆。乾隆反对，说中国什么都有，没有兴趣跟外间的蛮族建立邦交。这就惹来英商大举把鸦片输进中国，跟着的不幸发展过后再说。
没有市场工资的神奇效果
英国使者中国行的观察证实着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日子，中国的经济还是雄视天下。在中国旧家庭的非市场的以人权排列权利的情况下，经济怎可以搞得那样出色呢？
我要先指出两点。其一，跟中国改革前的干部排列不同，中国旧家庭的资产属长者所有，界定明确，而承继的权利大致上也有界定。其二，虽然在一家或一个家族之内以人权排列，但一家之外或家与家之间有市场。北宋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其中描述的繁华市场景况不是胡乱想出来的。
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只要资产的权利有了界定，家庭之外有产品市场，家庭之内的人权等级排列够清晰，个别成员的产出市值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市场工资的指引。换言之，如果我的家要产出供应外间的市场，只要子女听我的指挥，而我知道子或女作甲项目需要放弃的乙是代价，也即是知道每项目的代价成本，我可以容易地按着子女的代价成本作监管，按着产品的家庭之外的市价指导，完全不需要知道子女的个别贡献在市场值多少钱，也不需要顾及个别子女的边际产值是否等于市场的工资。
上述的阐释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家或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看，不管其中的成员多少，也不管他们的非市场等级怎样排列，只要引进市场有不同产品的选择，产品有市价，中国旧家庭的产出安排会使该户的市场边际产值等于该户的市场边际成本，从而遵守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带来的变化，把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出理论救了一救。可谓神奇矣！
既然神奇，当然重要。让我再说吧。传统的分析是生产要素有市价，即劳力有工资。争取利益极大化，均衡点是生产要素的市价（或工资）要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值，从而推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我在这里的贡献，是指出只要资产的权利有界定，家庭或一个生产组织的成员的非市场等级排列也有了界定，这组织的主事人不需要知道生产要素的市价或成员的工资。他只要按着不同产品的市价的指引与成员操作的代价，就可以同样地达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至于成员的休闲时间则跟风俗习惯走—我们今天的休闲也如是。
上节我们指出，源于科斯的公司性质，威廉姆森的等级排列是市场排列，从经理而下的等级薪酬皆市价，所以说公司或等级替代市场是错的。本节分析的中国旧家庭的成员排列是非市场排列，但却跟市场排列有相同的效果，所以神奇。这跟中国开放改革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其一是干部排列的上头没有明确的资产界定，其二是当时中国的产品没有真正的市场之价。
家庭成员不能退出的因与果
我们不需要想象《红楼梦》那种富有的大家族来体会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年幼时我见到的很多不富有的家庭也有类似的情况，更不怀疑母亲对她那代的描述是实情。非市场的人权排列可以有市场排列权利的效果，但资产要界定为谁属，产品要有市场。
上述的中国旧家庭的安排有其他三个今天的市场经济不会见到的效果。其一，家庭之内的成员不容易退出或离家自立门户。这是因为每个成员的收入分配已经由家内的排列决定了，承继产业也有了名份，退出家庭的选择因而受到约束。这可不是说旧家庭没有雇用外人的安排。出外打工的常有，但他们还有家可归。事实上，昔日中国的大地主往往把土地租出去，而繁忙季节出外打散工的也常有，虽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打散工的为数最少。其二，上述的旧家庭的安排没有失业这回事。其三，没有多少空间让利益团体混水摸鱼，所以没有「最低工资」那种玩意。
礼教减低制度费用但有代价
友人福格尔及巴泽尔曾经为文指出，奴隶制度不会导致无效率的经济运作（福兄为此获诺奖）。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中国的旧家庭制度可以带来经济繁荣的第二个原因。中国旧家庭的等级排列算不上是奴隶。子女有父母与亲属的爱及承继遗产的权利之外，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礼教传统重要。我认为这传统是中国在家庭之内或朋友之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喜欢斤斤计较金钱的原因。就是在富家子弟争家产偶有所闻的今天，中国人很少像西方那样：朋友到餐馆进膳要各自付账；子女读书要向父母借钱。引用到昔日旧家庭之内的产出应市运作，不斤斤计较是远为容易处理的。换言之，中国的礼教有协助减少交易与监管费用之效。
在家庭之外，以伦理治国可以大幅地减少制度费用。今天西方的或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律师及法庭费用往往是天文数字，远高于昔日中国的包公审案。另一方面，中国昔日以伦理、风俗治国有两个大弱点。其一是不容易更改：世情有变但伦理、风俗不变可以是大麻烦。其二是学而优则仕，像苏东坡或走苏子路线的有识之士都做官、判案去了。没有一个不懂得诗、词、书、画，但走科学路线的稀有。中国进入工业时代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公行成立与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中国开始衰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外人以武力侵略；其二是工业的发展促使传统的旧家庭开始瓦解。让我分开说吧。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可不是起于林则徐在广东虎门烧鸦片，而是源于一八三四年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
事情是这样的。一七二年，为了摆脱老外的啰嗦要求，康熙在广州设立公行，用以处理老外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天在广州还活着的老人会记得的「十三行」了。一家公行处理一个或两三个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持有跟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跟他们洽商生意的只是一家公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生意盈利变得很大，每年交给英国政府的税占该政府库房总税收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英国商人呢？他们没有许可权跟中国贸易，只能从事成本较高的走私，而走私到中国是以产于英属的印度的鸦片为主。
这些走私英商虽然也有利可图，但患上眼红症，见东印度公司的暴利如斯，联手要求英国政府取缔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专利。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专利被取缔了。然而，众多英商虽然能合法地跟中国贸易，他们只能通过一家公行从事。这家公行当然大有进账，而称为「行商」的公行办事人的生意手法了得，懂得怎样榨取。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外交途径无效，今天香港怡和的两位创办人之一的JamesMatheson上书英王，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洛杉矶加大图书馆读到。其他主张出兵的英商及政客不少。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不堪一击。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起笔就废除公行，鸦片却只字不提。跟着鸦片进口中国的急升导致银两大量外流，通缩出现，太平天国的起义始于一八五，为时甚久，死人三千万。跟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一九的八国联军中国是近于奄奄一息了。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个发明火药与指南针的国家，一个三千年前冶炼金属的技术无与匹敌的国家，一个富甲天下数十世纪的国家，可以被一小撮需要乘船多天、没有冰箱因而饿着肚皮的西洋鬼子予取予杀予携呢？
工业发展家庭瓦解
转谈中国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吧。大约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工业发展开始引进中国，逐渐替代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这些新兴工业用的机械往往庞大，而且需要配合的其他设备多，不适用于家庭；维修保养的专材也不容易在农村谋生计。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工业往往采用生产线，由多人合作一起产出，每个员工的工作贡献只是产品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某些产品，以工厂、生产线制造，比不上手工艺的，但事实是，工厂与多人分工合作的安排会使产品的成本大幅下降。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起笔时描述制针工厂，指出同样的人手，分工合作可使产量上升数百倍。
这就带来一个参与工厂操作的人的产出市值会高于留在家中操作农业或手工艺。农作的繁忙时间有季节性；家庭手工艺的产品成本远高于工厂的。于是，从家庭工作转到工厂去，或转到城市经商，离乡别井的人数会大幅地增加。不会像这些年中国开放改革后那么多的农民转到工商业去，但昔日离乡别井的人相当多是没有疑问的。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跑到香港作学徒；十多年后我的母亲从江门跑到香港在工厂入香水。我的叔叔伯伯也如是。在中国内地昔日当然也有类同的情况。
青黄不接惹来混乱
困难的出现，是离乡别井争取较高的收入，旧家庭的礼教管治要不是鞭长莫及，就是离家谋生的有了自己的生计，原先的等级排列因而逐步失却效能。可能更重要是在旧礼教中，以道德伦理判案、不需要律师的传统，因为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再不能一般性持续下去。还没有司法制度，青黄不接，军阀与黑邦并兴，日军乘虚而入，社会的混乱持续了近百年！
在西方，司法起自罗马帝国，传统上中国是没有的。要引进司法制度很不容易。一八四二年英国占领香港，引进的司法制度是英国的普通法，有那里的前案例为凭，而一九九七之前终审法庭还是在英国。但香港当年一方面用英国的普通法，另一方面法庭考虑中国的礼教与风俗传统。就是在今天香港的法庭还在引进中国的风俗一起考虑。
我们容易想象昔日的中国，因为工业的发展而要引进司法，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普通法显然不能用，因为要有悠久的前案例的支持。欧洲的大陆法模式原则上可以用，但昔日的中国是连正规律师也没有的国家。就是到了经济发展足以震撼世界的今天，在司法上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中国文化光芒依旧
回顾中国数千年的盛衰的大略史实，我们不可以没有很大的感慨。然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一把明亮的火，其光芒是人类的骄傲。那是炎黄子孙的文化。无论文字诗词、金属器皿、玉石雕工、陶瓷技艺、丝绸刺绣、文房四宝、书法绘画，等等，一律纯而厚，变化多而妙，说是举世无匹不容易有争议。自开放改革以还，出土文物多得不得了，其中不少博物馆没有见过，不少精彩绝伦。看到这些文物，我无师自考十多年后，说：中国的历史恐怕要从头再写了。见到新奇的古物遐思是有趣的玩意。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起笔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回顾历史，我们体会到的是中国「合」的压力远比「分」的压力为大。用老人家发明的经济思维作解释，这分久必合的顽固现象是源于纯而厚的文化来得很广及，「合」可以相当大幅地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分」则这些费用会增加。
二八年科斯、诺斯等比我更老的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人类曾经有五个古文化，皆倒了下去，只是中国的正在再站起来，那是为什么的呢？」文化的纯而厚是我给他们的答案。这个伟大的文化不可能跟该文化中的礼教传统没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