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常感到有不少事需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可是《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来信让谈一点总结经验性的问题，把我的思想引向了“过去”。“过去”有什么可谈的呢？也许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只要我“尚在”(Dasein)，“过去”就不是已不再存在的事，而是曾经存在的事，是“曾在”(Gewesene)。“曾在”统一于“现在”之中，并设计着“将在”。所以，谈一点经验性的体会，不是缅怀过去，而是面对未来。
几十年来，“哲学”和我的关系，由一种偶然的，外在的职业关系，变成内在的，不可分的我的一部分，像冯(友兰)先生常说的，成为“安息立命之处”，所以我想说的，就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题目：我怎样喜欢起哲学来了。
我的“智力”“开化”得很晚，在学校时一直也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小时候父亲对我的学习只抓两件事，英语和写字，但我都没有学好。我初中毕业时正是上海快解放的时候。解放前夕国民党仓皇脱逃，上海各中学人心浮动，纪律松弛，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倒是钻了空子整天瞎混，不好好读书，至今还深感我的中学基础太差，就像一幢房子，盖了好几层楼了，但下面的基础还要时常修补才好。
高中二年级起，大概因为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纷纷转学，本来好几个班的同学，一下子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人一少，同学之间的关系反倒接近起来了。班里有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喜欢写作，发表过文章，我受了他们的影响，也想写点什么。可是我向来不用功读书，脑子空空，哪里去找“好词”“好句子”？那时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报上连载的《语法修辞讲话》出了单行本，我就认认真真地学了起来，读的时候每个例句都要跟前后讲的道理联系起来想通了，弄懂了。这本书对我的好处可真大，我不但学会了遣词用字，而且培养了一种对语言、对逻辑的兴趣，通过它，我学会了“动脑筋”。这本书大概可以说我“智力”上“开窍”的第一步。就写作来说，我认为也还有另一种好处：我不是从背古书、范文入手，而是由实例学一种“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写我自己的意思，“成语”是后来积累起来的，所以我的文章不够典雅，但少陈词。
总之，我开始重视语文、写作，开始想问题，用脑子了。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引起了当时一位老师的注意。这位刘檀贵老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但却在我们学校教“解析几何”。他教的课我没有学好，但觉得“哲学”是要人动脑子的，所以就愿意接近他。那时学校老师组织学习《矛盾论》，刘先生就叫我去听他们的讨论，大概这是我最初正式接触哲学。但我报考哲学系却有点偶然性。
我原是爱写作的，觉得新闻的报道、评论最快，所以我常想当个新闻记者。有时也写点学校的小新闻、小评论，有的居然登了，一个暑期还在报馆勤工俭学，每天闻着新鲜的油墨味道，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在一九五二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正赶上院系调整。当时我选好两个志愿：哲学和新闻。主管填表格的老师说，现在院系调整，哲学和新闻全国只有一个大学有，不能同时报，并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说，哲学很玄，不好学，又在北方，新闻设在复旦，是本区，会照顾的，不如报了新闻。他老先生不让同时报两个系，我心里就老大不快，后面那番建议，更听不进去，偏偏就报了哲学。
于是我就在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那位主管报名的老师说得不错，果然院系调整后把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几乎全都集中在那里。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虽然仍不是好学生，但总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我们入学时，北大的老师刚经过思想改造，有一些知名的老教授不开课了，而课程设置上也强调了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都由当时比较年轻的老师担当。这些老师理论上都是很强的，我得他们的益处很多。
记得当时的辩证唯物主义课是从人民大学请来萧前先生主讲的，当时萧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而且风度翩翩，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位王雨田先生主讲马列原著选读，指导我们读了《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对培养读原著的习惯是很有帮助的。
“逻辑”也是我喜欢上的课，开课的晏成书先生讲得很清楚，她在黑板上写的字非常秀气，学生们都很尊敬她，但有一次考试她给了我一个“良”，我觉得很丧气，就不想在逻辑上下功夫了。
有一学期，张岱年先生给我们开“中国哲学史”，我当时一点也不喜欢“中国哲学史”，但他的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发现张先生的讲稿上在每位哲学家的名下只有几段原话，根据这几句话，张先生要发挥自己的意思，分析得清清楚楚。这几段话就是那位哲学家的较要害部分，张先生的分析也就是“切中要害”。这样的课，给学生的印象极其深刻。发下的讲稿也是那样，在几段话下，有张先生“画龙点睛”式的扼要分析。这份讲稿，对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来说，简直是“至宝”，因为只要记下那几段要害的话，加上张先生的基本分析，自己也可以发挥一通，考试就不怕了；所以别看我不喜欢“中国哲学史”，但考试成绩却都是“优”，张先生当时说“叶秀山会背”。
当然，这门课对我的帮助绝不只是应付考试，我对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一点轮廓性的知识，全是张先生那门课的基础，而张先生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摄取那样要害的内容，得有多少功力，这是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出来的。
与张先生“中国哲学史”相对照的，是“西方哲学史”这门课，当时是一位苏联专家开的。据说这位专家是很好的人，和我们很友好，回国后受到排挤，但他的这门课却绝不能说好。在课堂上他只是念讲稿，由王太庆先生翻译，而发下来的讲义又和课上念的一字不差。内容方面更是老一套，某某的“认识论”、“自然观”、“社会观”等，把一个哲学家完整思想分割得支离破碎。
最烦人的是他讲了许多他们少数民族的哲学家，这在他当然是很有理由的，但却苦了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名字都记不住；幸好他不主持考试，主考老师是张世英先生，说这些哲学家不考了，算是救了我们。当然，我那时对外语没有兴趣，否则常听他用俄语讲课，又有王先生的翻译，对学俄语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苏联专家的“西方哲学史”既然引不起兴趣，但我以后又偏偏在哲学中选择了西方哲学史做专业，这里面当别有原因。
大概因为我们是院系调整后第一届学生，系里比较重视，规定毕业生要写毕业论文，最后一年边上课，边写论文。论文选题发下来了，我一看，没有我喜欢的。原来我入学以来，仍旧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兴趣，时而写点文学评论，虽然只有一篇登出来的，但总想学了哲学搞美学，也算是与文学艺术有了关系。可是论文选题中只有“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算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小题，而且声明没有老师指导。我们几个喜欢美学的同学向系里反映无效，只得在一大堆现成的题目中乱选。当时许多同学都有了对口选择，有选逻辑的，有选中国哲学史的，当然多数是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就是西方哲学史的题目没有人选，大半是那位苏联专家教课的结果。既然没人选我就来它一个。西方哲学史一共四道题，休谟、康德、黑格尔，还有一个不记得了。我选了一个“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为什么选这个题，已经说不清了，只觉得这四个题目对我都一个样的陌生，选哪个都一样。也许是选了最陌生的一个。接着陈启伟选了休谟，葛树先选了黑格尔，还有一个题目始终没人选。这一选择，真有点“定终身”的意味，至少对其中两个人是这样。陈启伟一直跟着洪谦先生研究逻辑经验主义方面的问题；我却通过康德，入了西哲史这一门。
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是郑昕先生。郑先生是研究康德哲学的大专家，学问是很深入的；但我在选这个题目时连康德哲学的ABC都闹不清。苏联专家只告诉我们这个哲学是二元论，先验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它还有一个“物自体”，给这个哲学制造了许多麻烦，诸如此类。郑先生知道我基础差，约我晚上到他家中补课。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学生，平时除过年随大家一起到老师家拜年外，没有单独去过教授家，所以去郑先生家个别听课对我是很新鲜的事。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南园，郑师母是俄语系教员，身边有三个小孩都还小，二姑娘小时候很是活泼可爱，长得也漂亮，我去了她还帮助拿糖招待，有时她也在校园里玩，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可惜这三个孩子都因先天性的病早亡了。为给我补课，郑先生用一块小黑板，边讲边写，一连讲了三个晚上。
可是我还是弄不清康德的主要思路。当然，在这同时我也自己读书。可是当时我的外语糟透了，只能看中文书。大家都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只有胡仁源的译本，他大概也不懂康德，译出来的中文没人懂。读原著没有希望了，就集中读郑先生自己的《康德学述》，可是郑先生自己不推荐这本书，说观点有问题；不过我还是认认真真读了，只是郑先生这本书对我说来还是太深了点，又有不少发挥自己意见的地方，而我的问题是要先弄清康德自己的问题和思路。正在这时，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一本日本新康德主义者桑木严翼的《康德与现代哲学》，现在看这本书当然很浅了，但当时却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有一阵子，郑先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外考察了一个阶段，我就细细读了桑木严翼那本书，把平时模糊的地方弄清楚，把零零碎碎的想法串了起来，总算对康德哲学有一个能首尾一贯的主要轮廓了，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写了那篇毕业论文。
这篇习作式的论文当然绝无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有一点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就是当时我对康德的“先天性”问题作了一点肯定，认为指出“逻辑的条件”(逻辑在先)还是有点道理的，当时我估计郑先生一定不会同意这个看法，但他又视察在外，无从商量，就冒然写上了。论文答辩会前不久郑先生才回来审查我的文章，但论点上已无法改变了。
答辩会很隆重，许多老教授都出席了，其中也有贺麟先生——我印象中似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先生。郑先生首先说，他很长时间外出，论文没有详细商量，有些论点他并不同意。接着我讲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其中也谈了我对“先天性”的看法，后来就记不得怎样讨论的了，似乎大多数老师不赞成我的意见。只记得任华先生问，你说，“先天性”是认识论范畴还是本体论范畴？我只得承认是认识论的，我知道任先生抓住了我论证中的问题，因为我在论证时曾以“存在”作为“认识”的条件，这当然是不对的，幸好任先生没有再追问下去。现在看，这个问题当然有另一种解决的方法，但在当时我的看法是漏洞百出的。
我看得出来，郑先生不喜欢我那篇论文，果然，毕业以后我没有留在北大哲学系，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这是一九五五年新成立的单位，还有早一届的几位同学分在那里工作，当时就在中关村，离北大咫尺之近。我毕业时贺先生也调离北大在哲学所主持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金(岳霖)先生任副所长，冯(友兰)先生兼任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组长，所以最初这个研究所好像是北大哲学系分出来的，我被分到这里，并没有离开北大之感。
我一到哲学所不久就闹着要转组。原来当时哲学所设有一个美学小组附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组，全部只有三个人，我就闹着要转去。贺先生知道了很生气地对我说：你的毕业论文郑先生只同意给个“中”，我看你离开原稿还能说清楚，坚持要给你个“良”(当时论文只说通过与否，分数不向同学公布)，又好意把你调来，你倒要走，研究美学要有哲学史基础，这有什么矛盾，你先在这里学一年哲学史，一年以后再考虑转。出于感谢贺先生的好意，我不闹了，紧接着是反右。没有当“右派”就算是拣着便宜了，谁还敢再为个人志趣提转组的事呢？我就一直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组里工作。
前不久还跟贺先生说起，他当时这一拦，对我以后在学术道路上的进步关系太大了。但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可不这样想。
既然在西方哲学史组，就要做点这方面的工作，我也很爱读西方哲学的书，很爱学外语(英语、德语)，但主要兴趣还想搞美学，当时美学界的大家们正在争论“美的本质”，我也主动写了几篇文章参加争鸣，其中第一篇请贺先生看了，又受到他的鼓励。后来才逐渐知道，贺先生本人就是兴趣很广的，他对文学作品固然很有素养，就是对戏剧、书法、绘画等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对我写的一些戏剧方面的文章，也很重视。
说到“戏剧”，只有少数朋友知道，在一个阶段它曾是我主要兴趣所在。一方面是我父亲爱看戏，从小的熏陶。解放初期上高中时学校功课不紧，我曾到苏少卿、陈大濩的“票房”学过一阵唱。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学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生会有个京剧社，我还当过一任社长。我觉得搞美学应有一门艺术作为基地，就抓住了戏剧这一门。
大概由于我在艺术方面写了点文章，所以在一九六一年被调去参加编写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美学概论》。
得到这个通知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似乎多年的夙愿一下子实现了，脑子里计划了一套一套的方案，准备迎接一个新的起点。的确，近四年的编书工作，使我学到许多决定性的东西，但它的结果却不是我原先设想的，即要转到另一个什么行业中去，而是反倒把我真的推到哲学这个基地上来，牢牢地钉在上面，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美学概论》主编是王朝闻同志，他那观察敏锐、见解新颖而且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艺术家气质和我的哲学界的老师们比起来当有另一种吸引力。我刚去那个组时人不多，主要是马奇同志为首的人民大学的一些同志，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现在这些人都是我国美学界的著名学者了。但当时参加这个编写组的，除主编外，都是年轻人，我们研究的对象又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有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余地，讨论问题主要不靠引经据典，因为有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经典性的答案，要看谁的理由强，这就迫使人认真动脑子，反驳对方。要驳倒别人苦心想出来的“理论”谈何容易，首先就要研究别人立论的根据，要了解他的立论是什么书里得来的，这样你也得去看那些书，弄懂它，然后再提你自己的看法。这个道理当然也是慢慢体会出来的。
现在要想回忆当时具体争论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了，但有一条却是越来越明确：别人读书比我得法。我只注意个别意思，而别人却能抓住主要精神，把个别论断放在整个体系中去理解。比如大家都会说黑格尔的“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我只就这句话论这句话，而别人却能从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去看这句话，发挥出许多新的意思来。我心里想，我还是个学哲学的呢？为什么不抓“体”，光“用”？
事实上，许多具体的问题(艺术问题也一样)，如果追根寻源起来，都能追到哲学上来，哲学就是人类追根寻源精神的理论体系。艺术里面许多问题问到最后得不到解决都要来问哲学，而哲学则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现象。这是我从那几年的讨论、争论中逐渐明白了的一条很简单的道理。我渐渐感到我过去走的路子有点不太对头。我想从一个或几个艺术部门的经验中上升到哲学，这固然是对的，许多同志正是这样做，也卓有成绩，但我原本是学哲学的，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从哲学来看艺术呢？
于是，我身在美学教材编写组，又回过头来认真读西方哲学史，读经典名著，这一次读，比在所里时用功得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写过一篇讲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新建设》杂志上，郑先生读了，有一次我去听他的演讲，见到他，他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总不能给老先生留一个“竖子不可教”的印象啊。
在这个期间，除编写工作外，我主要写了两篇文章，反映上面这个基本认识。一篇是讲中国戏曲基本特征的，一篇是讲话剧的哲理性的。
讲中国戏曲的文章，是以西方古典美学的精神，对中国戏曲的特点作了一番对比分析，前几年在美国时被批评为“硬套”，我只能承认的确有这个问题，对比得太露痕迹了，所以我一直对东西文化对比持慎重态度，避免简单化的毛病。这篇文章当时没有能发表，具体情形我在别处说过了。谈话剧的文章是发表了的，是借着黄佐临在一次会上提出的问题发挥了一下，基本思想是顺着谈中国戏曲的思路下来的，但因为题目就是“哲理性”，因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些康德、黑格尔关于感性与理性关系的论点，当时被批评为“风马牛不相及”，我想那是因为没有读懂的原故。
总之，这两篇文章是我尝试从哲学角度谈艺术的一个真正的开始，所以尽管现在看很浅薄，但我还是很喜欢它们。
谈到这里，我们就快进入“史无前例”时期了。编书后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的被调去写批判文章，聪明的朱狄干脆下乡完成劳动锻炼任务去了，人心涣散，我也被派去“四清”。两期“四清”回来，已是大字报的天下了。
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每个人都有一本说不完的辛酸账，但有两件事我感到特别痛心：一是我一向喜爱的艺术成为大大小小的禁区，而京剧居然成为特大禁区，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再就是我好不容易真心喜欢起来，准备认真读书，认真思考的哲学，被糟蹋得不成个样子。那个时候“哲学”表面上很出风头，人人都得学，人人都得讲，但在实际上，在一般人的心中，它早已声名狼藉。顺便说说，要消除这种影响，不是很容易的，至今要有人问起你干什么工作时，心里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惭形秽”感。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为“哲学”这一学术源远流长、人类智慧的结晶恢复它应有的学术尊严。
可是在当时只是心里的一点闪光，眼前却是一片漆黑。我有一段时间因各种原因很是消沉，现在想想觉得很后悔，虚度了不少时光。一个时期我似乎只做一件事：写字。由于家庭的影响，我一直想把字写好，过去苦无时间，这时候无事可干了，听戏是绝不可能的；幸亏毛主席也喜欢写字，还有那么些诗词，可以翻来覆去写。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字虽没有练好，但对书法艺术却又想了一大堆问题，主要是从西方没有独立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与美术的区别想开去，然后涉及音乐、舞蹈，与造型艺术的区别，这样把一个具体的艺术部类的问题与美学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了较长的时间。
到“干校”的第二年，我们集中在一个兵营里专门“搞运动”。因为不干活，体力上消耗少，我就利用每天早上“天天读”的一小时，用一张小纸片夹在语录本里，把我对书法艺术特征的想法写了出来。一九七二年回到北京，把这些纸片贴在大稿纸上，在边上作了修改、补充，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论书法艺术的特征》。对这篇文章的反映一般还可以，因为它虽仍接续上述谈中国戏曲和话剧的思路，要从一个哲学的角度谈具体问题，但这个题目想的时间比较长，中间环节谈得充分点，所以就不显得太“露”。
人的本性的确难于改变的，渐渐地觉得光写写字混不下去了，又想做点什么事。那时任何专业书都是不能读的，但我何不集中力量学外语？毛主席语录有各种文字的翻译，可以公开(或半公开)读外文的语录，秘密地读点外文原著。
上面说了，我对语言一直比较有兴趣，但只限于汉语，外语一直没有学好。小时候学英语，大学时学了三年俄语，到哲学所又改学英语和德语。研究组里好几位先生给我们讲英文哲学选读，还到所外去学，都没有学好，主要原因是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现在别无他事，于是就设法弄来英文、德文的语录来读。大概我做事有时有点入迷的劲儿，当时“邻床”的沈(有鼎)先生说，你这样喜欢，外语一定能学好。但我自己明白，我英文在阅读上并没有过关。那时候，白天看英文语录，晚上放下蚊帐打手电看别的英文书。下“干校”时，我偷偷带了一本原文小说《简爱》，每天躺在床上用手电照着看一点。说也奇怪，“四清”时我也看过几本小说，像《傲慢与偏见》这些不太难的，看着看着情节串不下去了，这次却顺下来了，高兴得很。记得贺先生早就对我说过，学外语最有趣了，今天不懂的明天懂了，自己能感到进步的，可我一直苦于没有这种体会，这一次真有点豁然开朗的意思。我的德文程度太浅，语录倒是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内容是会背的，读起来比较容易，这样会增加信心。
从“干校”回到北京，已是林彪事件以后的事。那时候北京的外文旧书店开始恢复，凭介绍信可以进去买书。我虽然很穷，但还是经常去看看，买些便宜的书，有一次发现有一本《希腊文初阶》印得很漂亮，也不贵，就买了来。这是一本非常简单的课本，但正因为它简单，我居然学下来了。后来知道，当时有一位同事也想学，借来几本文法书，都太复杂了，没有学下去。现在知道，这些文法书是只能参考的，要拿它入门，非吓回去不可。贺先生知道我在学希腊文，很鼓励了一番。过了一些日子，罗念生先生突然在窗外叫我，说是来看看我学希腊文的情形。我在北大上学时就认识罗先生，因为罗师母马婉仪先生是青衣名家，我们京剧社请她教过戏，但跟罗先生本人还不熟，现在这样一位希腊文学老专家主动来找我这个希腊文小学生，不但是意外，而且很不安。罗先生说，贺先生说你在学希腊文，我这里有一个课本，可能比你用的详细点，而且我有练习答案，你可以自己做练习，自己改，有问题来问。当时我们正在一个汽车厂劳动，四点半下班，回来就学罗先生给我的课本，真的做练习，自己改，后来还练习翻译了色诺芬的《师门回忆录》和柏拉图的《斐多》篇。我的希腊文程度浅，不敢说是罗先生的学生，写上面这段，只是表示对罗先生的感谢。
这就是我为什么研究起古代希腊哲学的原委。
研究古希腊哲学还有一层理论上的原因，我一直想，“冤有头，债有主”，哲学研究的是一种本源性的本质，但它自己也是有本、有源的，在人类文明初开的阶段，问题会暴露得更清楚些。所以我在研究前苏格拉底部分时，着重于当时历史背景中正确理解古人的原意，在哲学的理论上发挥得不够。
话说到这里已是黑暗渐渐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的时候了。
前苏格拉底诸家的研究告一段落，紧接着应研究苏格拉底本人的哲学思想，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机会我去美国进修了两年，这两年的国外学习，在我学术工作道路上起的作用，有点像那几年的编写教材工作，似乎又得到了一种新的启发，展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我于一九八〇年九月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柏尼区校进修。这个学校的哲学系在美国没有名，教员也比较年轻，系里比较有名的教授我去的时候离校做研究去了。但当时的系主任倒是位专门研究希腊哲学的老教授，两年中我们相处得很好，回国后还经常通信讨论问题。
在美国第一年，我在这位系主任指导下做有关希腊哲学的研究，另外选了一门康德哲学课。
开这门康德哲学课的是一位年纪不太大但很不合群的副教授，每堂课他都一口气讲三个小时，这在美国为研究生开的课中是很少见的。刚去时，我的英文在听、说方面几乎毫无训练，上这位先生的课真是吃力非常，全凭着我对康德哲学本已较熟，所以还能跟得上，也能按时完成作业。这个班上有一个学生很奇怪地问我，“我选这门课已是第二回了，还是不懂，你怎么能写出论文的？”我告诉他康德哲学我已经研究过几遍了，内容我是知道的。不错，我看这个班不多的学生中真正听懂课的大概没有几个，当然不是语言不懂，而是内容不懂，而且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别的课(即使是本科的)，学生在课堂上很活跃，发言、提问的每堂都不少，唯独这门课没有“讨论”，怪不得老师要一口气讲下去了，而这门课是这个系两年来开过的唯一的近代古典哲学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大学对哲学的兴趣和我们是很不相同的。
这个问题，我曾和那位系主任谈过，他说他曾试图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美国哲学系学生一般读黑格尔书的不多，但这本书还有人读)，但读不下去。我说我平时谈的关于哲学的一点想法，多少与这本书有关，他觉得很奇怪，说“你说的那些意见还有趣，怎么我读它时体会不出来，有时间也许再试试看”。
慢慢地我感到我们受的哲学训练是古典式的，这种哲学精神和他们现在普遍流行的哲学旨趣已很不相同了。但古典的哲学精神本来是他们自己的，不过西方现代的哲学旨趣离他们自己的传统已相当远了，在当初抛弃某些传统东西时，他们是有道理的，但在被他们抛弃的东西中不见得都是坏东西，只是他们放弃的时间过久了点，不但学生们学起来不容易，而且一般的哲学教授也都疏远了，只有在少数大家身上，还能看出接续的痕迹。
这方面，在我和一些华人学者的讨论中感受就更深了一层。
在美国这两年中，我认识了活跃在美国东岸的一些华人学者，有研究历史的、研究文学的，写诗的、写小说的，也有研究哲学的，有的是专业的，有的是业余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在美国上大学或进研究院，受的训练和我完全不同，但我感到和他们谈得很好，至少对我自己来说，都是很有收获的。
和那几年编教材一样，要回忆那个时候讨论的具体问题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也可以说常常是“无休无止”的，好多次竟是通宵达旦的。譬如有一次一位朋友请客，请来几位研究美学的朋友，席间已是唇枪舌剑，散席后竟又被拉到另外一个朋友家，这三位美学家轮番作战，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女主人的早饭已经做好了。又有一次在纽约一位朋友家遇到一位专门研究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我们谈了起来，可是当时我对这个学派的知识只是道听途说，萨特的《有与无》读了几十页就搁下了，所以还是靠我对古典哲学的一点理解跟他谈哲学。
我刚去美国时，那位系主任一方面很友好，一方面也流露出一种态度：觉得我们的哲学一定是奇奇怪怪、很肤浅的，只有在交谈多了以后，他才觉得你的意见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刚去那一阵子，系主任的夫人(也是学哲学的)曾很严肃地说，“我有一个问题老想问你，你为什么研究古希腊哲学，难道你们那里也重视它吗？”我告诉她古希腊哲学是我们每个哲学系的学生都要学的，她听了开头还是将信将疑。
的确，开始一个阶段，我感到我受的这一套古典哲学的训练，不次于他们，可以用我所理解的哲学基本立场来“舌战群儒”。后来渐渐觉得，光这样也是不够的。就在那次通宵达旦的辩论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以后西方哲学问题的发展，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了。这个课应该好好补补。
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一种决心，也是一个计划。
第二年，那位系主任离任休息一年，古典希腊哲学没有人指导了，我索性选了现代哲学课来听，并选了一个关于维特根斯坦的题目。指导这个论文题目的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副教授，他是一个有点近乎古板的书生，但和那位讲康德的教授不同，很热情，他说他很惊讶学古代哲学的人还会对新事感兴趣，我说事实上我是对哲学问题感兴趣，倒不论古今，我想了解现代的人是如何对待那些哲学问题的。那个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论文回国后改写成中文发表了。
两年时间一晃过去了，临走时我对那位老系主任说，我回去有许多事情要做呢，我指的就是上面那个计划：把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哲学问题弄清楚，然后把古代和现代的问题统一起来考虑。
回国后第一件事是要完成关于苏格拉底的研究。这个题目跨了出国前后两个时期，是个过渡的作品，书中关于“辩证法”部分，倒体现了我关于古今统一起来考虑的想法，但也只到古典哲学为止；整个来说，这个部分比前苏格拉底来说，自己觉得在哲学理论上有所加强，一方面是自己想这样做，一方面也是朋友们建议的结果。
一年来，我在认真读现代一些大家的书，对现代关于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形而上学等问题，渐渐有一点想法，但很不成熟，这里不谈了。我看这些书，同时也是为研究古代哲学作准备，我希望能尽快地回到古代哲学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在美国时我曾对人说过，哲学对我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它对我确有一种吸引力，因为它老是向你提问题，迫使你去思考。艺术有一种魅力这是大家都能体会出来的，所谓“余韵无穷”；我说哲学也有这种魅力，在那永无止境的思考中，自然有无穷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