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学者，历来重视古典哲学的研究，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因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对它的批判研究受到社会的鼓励。当然，那个时候的研究也有许多偏颇的地方，但毕竟下了不少工夫，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引进、介绍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方面来，把断了几十年的资料接续起来，开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毫无疑问更是必要的，这种工作的积累，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
上面这个过程，我感到是我们这代人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
我本人过去一直做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研究，后来更进入古希腊哲学的领域，近20年来集中了解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的趋势，围绕这个方面，不成系统地读了一些书，发表了一些感想。起初我读胡塞尔的书，后来对海德格尔感兴趣，一度还对现代法国哲学下过一点工夫，我对列维纳斯的兴趣较大。
可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重新阅读古典哲学的书，仔细思考那里提出的问题。这种情绪，在我研究了海德格尔讨论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书后，更加强烈了，所以近日我认真阅读谢林早年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还想反复地读它两遍。
谢林这本书，是他25岁时出版的作品，我们现在很难想像少年的谢林居然已经有了那样成熟、严谨的思想体系。我们过去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重点在康德、黑格尔，这当然也是对的;不过对于费希特和谢林，相对地就比较不重视，这就有点偏向，不太客观。
谢林这本书还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地方何在?
长期以来，我总觉得，西方从古代希腊以来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科学)”，似乎到了这个阶段的德国哲学，才开始“成熟”、“定型”起来。我们知道，古代希腊哲学是开创阶段，博大精深，自不待言;而中世纪时代，“哲学”为“神学”服务，虽然这种“服务”对哲学自身也有激励，但当其时也，毕竟是一个“工具”。“哲学”只有从这个“服务行业”中“解放出来”，才展现了自身的特点，拥有了自身的光辉。
当然，从“宗教”那里“解脱”出来的首先是"(自然)科学”。“感觉世界”的“自然(自身)”化，挣脱“神学”的枷锁，乃是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思想上的一大变化。“科学”从没有“神”干预的“自身”出发，走自己独立的道路，这是经验科学得以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不过，经验科学的原则，即从感觉经验出发，上升为概念理论体系的路线，尚未能在原则上保证这个理论体系的真理性，所以从培根经霍布斯、洛克到休谟，出现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为挽救这个思想危机，“神”对他们来说，似乎仍然是必要的。
为什么反倒是人幻想出来的“神”，能够使人“坚定不移”地“不惑——不怀疑”?我们知道，“宗教”，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它采取的是一条和经验科学相反的思想路线。它不是从既定的(given)的“感觉材料”出发，“上升”为“知识”;而是从“全知、全能、全善”的“至高无上”的“神”出发“下降”为“世间”之“万事万物”。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从“创世”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千世界，世上万物莫不为“神”之“创造”，则对于自己的“创造物”，“神”自然就了如指掌。
“哲学”既从“婢女”的地位解脱出来，对于这个主人(神)的家庭“神圣家族”的底细也就一清二楚。它知道，要彻底摆脱这个枷锁，不能一逃了事，而是要砸碎这个枷锁。“哲学”要“取代”“宗教”这个“主人”的位置，在思想路线上，不能像经验科学那样给它留下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哲学”不能像经验科学那样也从“感觉”出发，单纯地走“自下而上”的路，而是同时也要把持住从“理性”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路。这就是尊崇“理性”的启蒙主义传统。
在这个传统中，后来成绩最大的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系统。
应该说，在这个传统中，康德贡献固然很大，但他还是不彻底的，他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条路分割开来，在经验科学知识里“自下面上”的“感觉材料”“限制”了“知识”，为“(基督教)信仰”留有余地，而他的“实践理性”走的才是“自上而下”的路，而正是经过“道德伦理”，通向了“神”。事实上，康德学说就“哲学”和“宗教”两方面来说，都是不彻底的，因为他的“知识”不能贯串到“宗教”中去，他的“信仰”则不能贯串到“知识”中去，因而缺乏“现实性”。一句话，康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尚缺乏更为彻底的“哲学创造性”。
我们看到，这个缺陷——就哲学体系来说的缺陷——到了谢林、黑格尔在“理性”的层面被克服了。“理性”为克服这个缺陷，也就是说，“理性”为自身的“创造性”-“创世性”，形成了“绝对哲学”。
“绝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absolute”在古代希腊就是“自己(图片)"的意思。古代希腊哲学也在寻找这个“绝对(自己)”，以求知识的确定性;不过因为它们总是把“知识”理解为要受动于外在的感觉材料，于是知识的概念性、主体性与外在感觉的客观性如何协调一致起来就成了哲学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莱布尼兹还要委以“预定的和谐”。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让哲学的出发点不设在外在的感觉上，也不设在“内在的”被动的“直观(印象)”上，而是设在一个能够自足而又能够自动的东西上，这就是从康德经由费希特到谢林发展出来的“绝对理念”和“绝对意识”。这种“绝对”的思想，在康德的理论理性中已经孕育了，但到他的实践理性，“理性”才有了“完全不借助感觉”的“创造”职能。在康德的实践理性中，道德律完全自足，是“自律”，道德出自“自己(自由)”，排斥“他律”。
康德的二元论哲学的毛病出在:他的“绝对能动”的“实践理性”只涉及道德主体的“动机”，而缺乏“现实性”——道德的现实性一定要到“宗教-基督教”里才能赋予与其相应的实际“效果”，这就是说，在哲学里，康德的“本体-本质(道道)”，在“科学-知识”层面“回不到”“现象界”来，因为“本质”和“现象”是“二”，不是“一”。“现象”离不开原本不来源于“理性”的“感性世界”，于是“现象”与“本质”的协调一致，仍需一个“预定的和谐-宗教-基督教”。
费希特和谢林，包括黑格尔，都是要拆掉“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这堵“康德之墙-宗教”，让“哲学”来“一统天下”。
于是，“绝对哲学”就不能把“绝对-理性”只限于“道德”领域，而是要将其延伸、扩大到整个的现象界，让“绝对”进入现象，这就是说，“绝对”不仅“创造”了“本质”，而且也“创造”了“现象”——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现象”原本无须从“感觉材料”出发，不“受动于”“感官”的刺激，“绝对意识”并非有两个“(来)源”，而只有一个“(来)源”。这样，我们看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就从自身的角度“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成了一元论而且由于“绝对”既已进入“现象”，“哲学”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知识学”成为“现象学”。
我们这里说的“绝对”进入“现象”并不是说，原就有了一个“现象”，后来再加进去一个“绝对”;我们只是说，“绝对”不仅“创造”了“本质”，而且同时也“创造”了“现象”。“绝对”原本就是“本质”和“现象”、“主体”和“客体”的“同一(统一)”。所以谢林又把他的哲学叫做“同一哲学”。
我们这里还要说的是，宗教-基督教可以独断地说“神”“创造”了一切，包括感觉材料等等一切都是他老人家“无中生有”地“创造”的;而“哲学”既讲“理(性)”，又如何说清楚不仅思想概念的世界是它创造的，而且感性直观的世界也是它“创造”的呢?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谢林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去论证解决的。到黑格尔，我们就很熟悉地知道他是由“绝对理念”的“历史进程”途径来解决“绝对”如何进入“现象界”的问题的，这是他的《精神现象学》的主题。
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理性”的“创造”，就表现为一种“开显”，这是包括胡塞尔在内的“现象学”到现今的“解释学”的一条途径。中文的“开显”很好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开”为“开创”，“显”为“显现”。
不过我们仍然有康德的问题:按现今解释学，我们“开显”的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文化”的世界，而不是物质材料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固然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就连黑格尔的“理念”也是“具体共相”;但毕竟不是管吃管喝的实用世界，也不是作为经验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是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原本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要使“物质的世界”有所“改变”则只有用“物质”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看到，由这个思路的揭示，可以说明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王”思想之所以未获成功的理由所在。“王政治家”是一个经验实证世界的领袖，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要想从哲学的“绝对”来“开显”出一个经验的王国-国家-政治实体，是南辕北辙。
或谓如今“新儒家”也要从“内圣”“开出”“外王”来，如果是从上述哲学意义上来说，则面临的问题也相同。走“从本质到现象”、“从内到外”的“开显”路线，则只是“开”出一种“意义”、“境界”来，而“开”不出“实际物质”的世界来，因而“开”不出“王”来;如果真要为“王”，则必须“从现象到本质”、“从外到内”老老实实地“学习”“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积累治理国家的科学经验，然后再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运用到实践中去，还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一条“(经验)科学”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就是圣者-智者，也必须先从客观实际出发考虑安邦治国之道，而不能从概念、空想出发。
至于要从“内圣”中“开出”“(经验)科学”来，我们已经有了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历程以后，再持这种观点，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1999年10月7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