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就假定说是我个人学哲学的经过吧。最初，我想是随便的谈谈，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同学。我想这样，专门说我个人学哲学经过，也有点不好，因为这太带一点主观性，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稍为扩大一点，就来讲一讲大概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时，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学术情形，或者说是民国初年的学风吧。现在是民国六十三年，我离开大学大概是民国二十年、二十一年，假如说民国二十一年以前算是民国初年吧，那个时候的学风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在当时，也不可以说我完全了解，过後，慢慢的反省，知识多一点，当然了解多一点。
人生活在那个时代，不一定了解那时代，现在我对民国初年的情形了解多一点，是根据我当年的经验配上後来的，现在的知识。我想这样子来讲，对诸位多少也有一点好处。好多年来我有一个感觉，比如现在同大家同学谈话，这里面有两个距离，一个距离是年龄的距离，譬如今年我六十五岁了，你们同学可能是二十岁左右，差四十多年，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老师与我相差至多十年、二十年。年龄距离大，人的心情就不大同，另外一个是由年龄的距离，产生时代的距离，时代的距离就不只从个人的生命上说，时代是这样的变化，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时代变化很大，很可以说我不一定能了解你们的时代，你们也不一定了解我们那个时代。这里面需要一个工夫，譬如我也在学习，我学习了解你们的时代，以至你们青年人的心理；反过来我也希望你们同学也要学习了解以前的时代。譬如说了解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至於假定你们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五六十岁的人他的心境又是怎样呢?青年人也该了解的。岁数大的想法子了解青年，青年想法子了解岁数大的人，这一个时代想法子了解前一代，沟通不同年龄的人的心境，才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学问更进一步。
所以，从这个意思，今天的题目，我稍为把它扩大一点，就是说我讲民国初年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的情形，一部份配上我自己那时求学的一段，後来我个人思想学术上也有一些发展，有些进步。我想不必一定要讲得很多。而且我还有一个意思，我的反省是这样，大概一个人的学问思想，方向大体在年青的时候就定了，二十多岁便定了，如果迟的话三十几岁便定了，有很多人大概在三十六、七岁是个关键，从前有很多古代学者三十六、七岁他就定了，西方的叔本华也说过一句话二十六以前是人生的本位，三十六以後是人生的补足。通常人不过七十岁吧，从前面一半，学问的方向做人的态度大概就定了，现在我反省起来，大概在大学以前一段所想很多的问题，和我现在所想的是差不多，说进步、当然也有些进步，是客观知识的进步，但对思想的根本问题、方向，在我个人进步是很少的，我就讲这一段，连到我个人之事，就当时的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的情形讲一讲，当然不是很系统性的，而是带一点故事性的。
一
大概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中国历史文化是一大变局的时候，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变成民国，我是很正视这事情二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时候，思想的情形要从两面看，一面是西方的，一面是中国原来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究竟什么思想的影响力最大呢?西方的进化论，影响其实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从清朝讲今文学下来的，如广东康南海是这一条路的思想，在思想界影响最大。另一是清朝的很多古文学家，刘师培、章太炎影响下来的。当然一般的看法，这两条路的人都同时讲中国从前的学问文化，都是很保守的。但这个话不对的。最近我有一看法，这两个思想流，实际上和我在开始读中学时的很多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是我上个月写一篇文章时想到的。意思是不是完全对，我也不敢说，现在先把意思说一说。
从康南海先生的思想说，表面上看，他是极端的保守中国文化的，他推崇孔子推崇得不得了，他到欧洲、美洲各处看了以后，回到中国来，要建立大的孔教，他所著的书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影响非常大，都是极推崇孔子的，但他的推崇孔子，产生另一个影响，恰恰后来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正是由康南海的思想出来。这也很奇怪，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一个根本观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所有的六经都是孔子一个人伪造的，是托古改制，托尧舜文武周公之古。他同时说当时诸子的思想没有不托古的。墨子是托古，他讲的是尧舜；韩非李斯也是托古，他们所讲的也是尧舜；孔子也是托古，孔子讲的是尧舜文武周公。这些话最初看起来也未尝不可以说，但这个说法假如真正成立，可以涵有一个意思，即中国古代的文化未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都是孔子造出来的。
从这个意思再进一步，说孔子托古改制，是好的说法。不好的说法，则古代的中国文化，通通是孔子伪造。康有为是极力推崇孔子，尊重经的，然而这思想影响所及，反过来很多疑经、疑古的思想是由这里出来。
另外，章太炎先生讲古文学。太炎先生是近代国学大师，他的说法恰同康有为的说法相反，康有为说六经皆是孔子托古改制，章太炎说孔子是真正的信而好古，是真正的史家。康南海认为后来的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章太炎反过来说，刘歆所传的古文经都是真实的历史，孔子的地位与刘歆一样，他的文化的工作，就是保存信史，孔子地位，是保守学术，传到民间，对贵族平民平等看，於是把古代阶级的关系削平，这是章太炎先生的看法。这个看法比较说很达情理。但是章太炎先生有另外一面，他对於中国学术思想的看法，把孔子与刘歆平等来看。在清朝末年，他写了几本书：典论，国故论衡等，在这些书里面，他说要讲中国学问，如果做文章，就须有魏晋文学之名理之文做标准，如果论思想，就要以佛家作标准。以佛家作标准，他怎样看法呢？譬如对于孟子荀子，以佛家的标准来批评，孟子只知道“我爱”，荀子只知道“我慢”，至于孟子荀子讲性善性恶都是偏见，对於中庸、大学、易传，他说这个是像印度的梵天外道，他都看不起。再下来是宋儒，而在清朝末年，一般思想均与宋儒的根本思想相悬。因此一方面看起来章太炎先生相当之推重孔子，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他这个思想并不真很尊重儒家学问的，在民国他又变了，他晚年讲中国的学问，有些名称都是他创造的，譬如诸子学，国故，他以孔子也是诸子之一。以前时代不把孔子看成为诸子之一，孔子是个圣人。国故这个名称，我怀疑也是章太炎这本国故论衡之后才流行的。国故这名称本来也很好，但假如用另一个意思，便变成这些都是过去的，是旧问题。可以说中国从前的学术传统，孔子以后的思想家，都没有一个人在章太炎先生的心目中，他自己当时很自负。
这两个人的思想影响到民国初年的学风，在我开始读中学的时候，那时讲什么整理国故，考据历史，说什么疑古，这些都是从章太炎先生的观念传下来的。我们细细看看，胡适之先生当时就是讲整理国故的，他的朋友钱玄同就是疑古的，陈独秀是批孔的，这些材料我都看过，初看起来好像是由新文化运动来的，其实都不是，是从清末章太炎、康有为来的，他们一方面推祟孔子，尊重中国从前的经书，另一方面是开始了后来的怀疑经书，反对孔子的思想。从这处我连上我个人读书的情形来讲，也可以多少反映这个时代。
我自己最初读书，与家庭的关系最大。我读书时代很早，我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在四川教中学，后来教大学，他心目中最佩服的是章太炎，一谈便谈到章太炎。我最早读的书也就是章太炎与他一个朋友编的一本书，好像是「教育经」，是清朝末年的一本书，?里面有讲文字学的，有讲诸子学的，是白话文，我七八岁时我父亲就叫我看。其实用白话文最早的是章太炎编的《教育经》。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并不真尊重孔子的。我读书的时候很早，可以说是两岁的时候，到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教我读的第一本书便是老子，在我父亲心目中，他认为道家比儒家高，清朝末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当然后来我父亲思想也变了。章太炎先生喜欢讲文字学。我父亲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强迫我背说文。清朝末年一般的小孩子读书都是论语、孟子、礼记、诗经等四书五经，这个是根本。其实，我读中国的书，我所受父亲的教育，都不是正宗的，都不是中国从前教育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先读四书五经。说文是小学，小孩子最不能了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的时代。我父亲后来变了，章太炎先生后来也变了，他在清朝末年很看不起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些老先生变化都很大，譬如梁任公先生，在清朝末年讲墨子，到后来在民国以后，也讲儒家。他们自己的思想在变，他自己变了以后，他们前期的思想的影响，仍留到后人，譬如章太炎先生到后来已不是他自己早年的思想，然而他早年的思想发生作用，影响到下一代。譬如说吧，在晚清梁任公时尊重墨子，后来很多尊重墨子的人变到去讲马克思主义，但那时粱任公不讲墨子了。他讲孔夫子，他也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章太炎也是如此，他到後来也不讲国故了，然而他把中国学问只当成一种国故的观念留下去了。他后来也不像以前一样鄙弃宋明儒，或者鄙弃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然而这个鄙弃宋明儒、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的思想留下去了。对他们自己而言，是进步，晚年比早年进步。但是他们早年的思想影响到下一代的时候，下一代的人承继他们的早年思想来发展，反过来??他们的晚年。在北平的时候，我是听过梁任公讲演，当时我们的年轻人都是??梁启超的，说他是退步了。对章太炎也没有好感，骂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响的人。胡适之，其实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都受章氏思想的影响。这中间的关系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最初读书就在这个时代，我读中学时，是五四时代，读大学时，已是民国十四年十五年。那时学术界的人，譬如梁任公在北平讲中国文化史，我也旁听了；另一个胡适之先生也在，他在北京大学，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学，我那时读预科，也没有当他的学生，只旁听了一次，他讲中国哲学史。除了他们两个以外，鲁迅在办语丝，章士剑在办甲寅杂志，此外还有吴稚晖都在那里。
二
在这里，我说说我个人的反应。年轻人都喜欢看新的。但是，做学问有一部份也不完全是从时代来的，而是由个人性格生活出来的。由自己性格来的东西，它不管时代的倾向。在这一点，我无妨讲讲个人生命里的几个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个人思想的影响很大。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带我时，向我讲一个故事，听这个故事到今六十年了，我总摆在心中。故事是小说，讲的是世界末日记，说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阳的光变成暗淡，太阳热力慢慢减少。当然这在科学上是承认的。最后人都死光了，只剩一个人带着一条狗。这个故事使我总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毁灭的，小的时侯，我尝见天上下雨，太阳晒後地面裂开，当时我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毁坏了。世界会毁坏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世界会毁坏，我个人也会毁坏，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坏的东西。照我个人的哲学来讲，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会毁坏的东西的，当然，你们同学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就很难说了，可是，这个问题是从很小的时候间起的。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应该有一个不会毁坏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经验。
第二个东西就是根据我的家庭而来，由於父母亲的关系，我大概从十六七岁的时候，中学毕业读大学，就开始到北平读书，父亲送我上船，与父亲一齐睡在囤船上，天亮的时候，我就上船了，父亲便要离开。当然，在这个时候，小孩子会有一种离别的感情，一下子觉得很悲哀，而这个一下子的悲哀突然间变成不只是属於我个人的，也不是由读书来的，忽然想到古往今来可能有无数的人在这个地方离别，也有无数的人有这种离别的悲哀，一下子我个人的悲哀没有了，个人离开家里的悲哀没有了。这个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灵里面，这个古往今来离别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不只是过去有人离别，将来也有人离别，甚至中国有，外国有，这个时候，这个情感变成了普遍的情感。这两个经历，一个是小的时候从我的父亲听来而想到的，一个是从我的经验而来的。
后来我到北平念书的时候，听到梁任公先生讲演，听到胡适之先生讲演，我觉得很不对，根本没有答覆到我心中的问题。我当时又听到胡适之先生的另一讲演「我们对於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个讲演是他後来认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找胡适先生的全集看看。他说东方文化是知足的，保守的，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进步的。我觉得他是站在西方的文化来看，我听他讲演以後，觉得完全不对，他说进步究竟进步到什么地方？进步到最后，也不过是地球那一天毁灭的时候，进步在那里呢？而且人是不是一定要不知足才是好的呢？知足为什么不好呢？当时，我的想法是人愈知足愈好，愈是不要求外面的东西愈好。当时，我的生活也是与一般人不大（133）同，一般人要求物质方面好，我当时觉得人是愈知足愈好。而且最理想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没有欲望，你有欲望而你不知足，这不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胡适之先生不对，他那时才不过三十三岁，我才十七岁，我对他不佩服。後来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开会，与他住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我觉得这个人很HUMAN，很SOCIAL，但对於他的东西完全接不上，他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的MYSTICAL的情调，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怪人。为什么一个人会完全没有这种情调？从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也完全没有，他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他的头脑是科学的。我与他也有些交往，不过，我後来也不管他，只是当时我觉得胡先生对我来说很不入。
至於梁任公先生，他讲中国文化史。梁先生这个人，他很诚，不过我没有直接的与他接触，因为我们年纪还少。那个时候，他在北平，大概是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情形，一般的青年因见他研究军阀史，就替他加上一个罪名叫做「军阀的变相的走狗」，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骂他的。他那个时候，写了篇文章讲王阳明的致良知，青年都说他讲的是过时的，说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带点欺骗性。当时青年人对老一代的人，对梁任公批评之外，对胡适之先生则骂他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同学也是跟着这样讲。後来我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胡愈之先生写的，现在这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他说世界上有两个大阵营，一是资本主义的，一是社会主义的。他称赞俄国很多地方，我当时觉得也不错，人与人之间应该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我们有许多同学，他们是直接地参加共·产·党，讲共·产·党·的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唯物论，我那个时候为甚么没有参加？当时有一个同学，我对他说这?里面有些根本的问题。我说：在希望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平等方面，我可以赞成，但我们希望所有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平等的这个心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心理，是不是可以用唯物观念来解释？这是一个心灵的要求，要求一切人类都平等。这个要求，是超出了我自己的身体，你不能说从我的身体的那些物质来发出这个要求，我这个要求超出我的身体的，你又怎能说这个要求是从我身体内的物质发出的呢？我说这个要求是心理的要求，如果讲唯物论就不能解释这个要求，如果讲唯物论则我们人的要求只限於我自己的身体。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许多年轻朋友，但这些朋友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完全是反动的，完全是唯心论的，像你这个思想永远不能革命。那时，我左派的年轻朋友都骂我。一个姓游的与我关系最深，後来他正式参加共·产·党·，他当时就说，你这个思想不成。那时我是孤立的人，社会上之思想及朋友的思想一致，但我的观念不能改，唯物论我不能接受，骂我最厉害的朋友就是那姓游的。这个姓游的朋友，约在民国十五六年，国民革命的时候，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另外有两三个同学一起参加武汉政府，就是徐谦那一派。徐谦是当时武汉政府主席，其实徐谦就是中俄大学校长，後来同共·产·党·拖在一起，他们去革命。後来汪精卫开始反·共·，把我另两个同学枪毙了。姓游的朋友後来跑到南京，那时我已从北京到南京，南京正在清共，我就让他住在我的家——其实也无所谓家了，就是在外面租一间房子。最後这个朋友很感谢我对他的友谊，其实我的友谊，并不完全是一种物质的东西，他後来脱离了共·产·党·，不久也死了。以前他骂我，後来没有骂我，这事情对我个人可以说是胜利了。
三
在我心裹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有两个人，都是在我十九岁以前认识的，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改变对他们的崇敬。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於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我影响到我後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於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十五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後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摆得越高。民国十五年以後，我从北京到南京。我父亲在南京，是欧阳竞无先生的学生。欧阳先生这个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当然和他谈学问我没有半点资格，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是十七八岁，他研究佛学，对於佛学，我连发问的资格也没有。当时他的姐姐死了，我父亲照样去看他，看他时，他说他姐姐死了，不能见客。当然，後来也见过他几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现在他的态度上。欧阳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情感，这个人有使你直接感动的地方，至於他的学问，我当时不懂。
梁先生、欧阳先生这两个人，是几十年来都摆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後来我还有机会见过他，也发生了关系。欧阳先生也和他发生关系。这两个先生，在我个人来说，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们的地方。我随便举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课，也没有钱。他开了一串讲演——「人心与人生」，他说要收一点钱，收听讲的人一块钱，但是他又说恐怕学生没有钱，没有钱的可以写信给他，可以要一张听讲的券子，这是报上载的。我当时没有去听。为什么没有去听呢？其实我当时思想不是唯物论，我年轻的朋友都是前进的，要社会改革，政府改革，都是骂梁先生，说他是唯心论的思想，没有一点进步。我当时十七八岁，是受一种精神的威胁不敢去听，周围的朋友都说你不能去听，他是唯心论。後来，梁先生——以前我已见过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请一个姓潘的先生，带了五块钱给我，转达梁先生的意思，说怀疑我在北京读书没有钱，所以未能去听。其实我根本不是，我说这些钱我不能收，我也说不出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去听，我是受了年轻朋友精神上的威胁，不敢去听。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实我该去听。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现在，梁先生仍在大陆，前些时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还告诉一个朋友，他现在还在写这本书《人心与人生》，隔现在已经是四十五六年，这本书写成功写不成功，不晓得，写出来，在大陆也一定不会出版。
对于欧阳竟无先生，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後来，一段时候，我在中央大学教书，他叫我放弃了教书的事情，专门跟他学佛学。欧阳先生对我很不错，他说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父亲可以当曾皙，我可以当曾子。当时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辈子搞佛学。不过，对这事情我觉得是个终身的遗憾。对於这位老先生，我心里面一直都不能忘记他，他讲学问，一方面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他对於後学的希望都是真诚的。同这两个人比，老实来说，民国以来，像胡适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这些，在我看来都及不上他们。当然我的观念不同呀。一般人看来，梁任公胡适之在学术界的名气大，欧阳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气小，但我尊敬他们，多於一般有名誉的人。这个性格，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学朋友的精神威胁还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胁，完全特立独行使好，但是我是不够的，这点牟先生比我强，牟先生比我特立独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着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当时尊重欧阳竟无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同。
四
我现在说到此地，就说我个人年轻时的思想吧。我觉得欧阳先生这个人了不得，但他的哲学怎么样呢？他讲唯识论。唯识论这个理论，最初我完全不能接受。唯识论说境由识变，其实这就是西方的唯心论。知识论上的唯心论，开始的对象不能离开心。当时我看唯识论是这样：如果唯识论成立的话，外面世界都是心——境由识变的话，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法解决，那么别人的心怎么办，怎样认识他心，如果说境是我心所变现的，别人的身体当然是我心所变现的，别人的心灵那便不能存在。当然西方很多人拿这个理由来批评唯心论，说唯心论最後变成唯我论。我最初想这个思想的时候，不是由西方来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当时想，一切东西、他人，都是我心变出来的，都变成像我心中的东西，他人便没有心，父母亲都是我心中变出来的东西，这个不行。再其次我还有一个道理，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一切都是离不开我当下的心的话，我过去怎样，过去小孩的我是否有呢？我过去时候的心怎么样，我怎晓得它有呢？我现在的心能想到过去，说过去的心是有的，是根据现在的心；但也可能过去的心是没有的，只有现在的心。我开始作哲学思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想了几天，如果说过去的心灵也是我现在心灵变的话，我便只有现在的我，过去的我根本没有。再进一步，现在的我如果不被反省的话，现在的我也没有了。如果被我反省的话，现在的我便是过去的我，那么这个我就没有了。
当时我是在南京一个铁路的旁边，我忽然想到这里，我想这个世界毁灭了，没有了；过去的我没有了，现在的我也没有了。这个唯识论想到极端，一切都不能建立，最後归到虚无主义。如果是虚无主义，这个唯识论也不能建立。那时欧阳先生有一个学生，王恩洋先生，我就拿这个理论同他谈，他说你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佛学，你根本不了解，佛学讲到唯识论，先要承认我的心外，尚有别人的心，这有许多的心同时成立，并没有你这个说法。但我对开始就有许多的心同时成立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即我有什么资格说有其他心成立呢？我只知道我的心，我怎样能承认别人的心。这从唯识论不能建立，一定要先承认我认识的对象自己存在，然後你可以说这个桌子存在，别人的身体存在，别人的心灵存在。我如果开始讲唯识论的话，先就有许多心，但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心。而且如果讲唯识论的话，先就要否认客观的物的独立存在，以至否定他人身体之独立存在，以至最後不能建立很多的心的存在。当时我就是这样想。可以说，我在大学念哲学，我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实在论认为我认识一个东西，是个关系，它自己独立存在。别人的身体也是独立存在，别人身体的活动和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才可以知道别人的心，也是独立存在，父亲母亲朋友也是独立存在，然後我才能同他们讲道德关系、伦理关系。如果不讲实在论，便通通不能讲。
当时，我不赞成唯识论，我举这个事情就是说，大概接触一个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他人的本身，一个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我可以不接受，无碍於我对他的尊重。譬如欧阳先生，当时他的唯识论我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讲的直觉之理论，其实我也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从这一点上，後来我十分讨厌·马·列·主·义的理论，因为它不承认人格的本身有一独立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我後来的思想方向。大约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马·列·主·义·的书，当时出版得最多，尤其是在上海，这些书，我差不多全看了，俄国人的我也看了，但对这些思想我感到厌恶。它把人的价值纯粹从阶级背景社会关系说明，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伤害了我的心。譬如当时人批评梁任公、胡适之、梁漱溟、欧阳竟无诸先生，通通从他们思想的、社会的、政治的结果处批评，这个不对。人的本身有一独立价值，以至我不赞成一个人的思想，并无碍佩服他的为人。我从这个地方出发，於是当时我看唯物论的东西，越看我越不赞成，後来我更不赞成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我的想法如果要追求根源，最初不完全是知识的，而是生命的。我生命上觉得有很多东西不能拿这个理论来解释，就不能接受。譬如说，讲到政治经济平等的要求，其实我这个要求很强，并不在所有社会主义者之下。但我反省这个要求从那里来的，我总不能承认唯物论的说法，也不能承认生理主义的说法，更不能承认阶级背景的说法。我这个要求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出来的，是从我的良心出来的，是从仁心出来的。如果你不肯定良心仁心的话，你所讲的通通是假的，你所谓社会主义公平、人类公平，你的根据在那里？这根据只能在我的良心仁心中；这个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便可以懂得。我在跟你们相同的年龄时，便这样决定了，以後完全不变，可以说一点不动摇。
五
我时常说，年轻的时候，好些观念是从性格裹面出来的。这裹面有很多真经验，真经验是思想学问的背景。有时候，你的思想学问未必与你的真经验配合，但思想学问的发展，弯来弯去的发展了，最後还是要与你的真经验配合。我後来的许多思想，可以说是环绕自己的真经验。我思想中最高的那一部份都是环绕那些真经验。就是说，有些时候是个人的情感；譬如当时我父亲离开，离别当然是主观的情感，但是主观的情感也可以一下子普遍化的，就是我经验到这个东西，不是我推论出来的。当时我是觉得我一下子想到古往今来的人无数的离别，一下子个人的离别的悲哀变成了古往今来所有的离别的悲哀，当然这古往今来一切人我并不晓得是谁，而我这种情感有多大，我也不晓得。但这个是真的东西！一个既是情又是理的「东西」！我的哲学中，宇宙也好，人生也好，最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又是情又是理的东西，不是情、理两个，情的普遍化是理，理的具体化是情。
人年轻的时候纯洁，心地乾净，岁数大了，有时就赶不上年轻人。说心境的完全纯洁乾净，我三十岁以前那时最纯洁乾净，以後是不是一定就坏，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没有这样纯洁，而且感情很弱，普遍的感情变得浅。我举个例，一次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到了南京。天上月蚀，很多小孩在打鼓，说天狗把月亮食了。许多孩子在打鼓要救那月亮。我看了心裹难过得不得了。我想，这些孩子打鼓怎么可以救得了天上的月亮呢？一下子我有一个感觉：像每一个小孩的心灵都向着天上的月亮，情感都挂在天上的月亮，好像无数的小孩，无数关连天上月亮的情感充塞於天地之间！我那时心里难过悲哀感动得不得了。或者这些小孩只是由习惯传下来，随便打打，但最初想到打鼓的人，他鼓在这里打，心情是向着天上，是要救天上的月亮。这类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时时出现，这就成了後来学问的根本。这种经验好像过去之後就没有了。我後来的思想就是回顾这种我曾经自己亲自受过的经验，去说明这种经验。说这种经验完全是经验主义所说的个别的经验，我想也不是，我想是个情理合一的经验。
我思想就是要去说明这个东西，要说明这个东西就有很多麻烦。你怎么去说明？用什么理论去说明它呢？因为有人承认这个，有人不承认；不承认，你要批评他，他可以再提出疑问，你要答覆他。这样反反覆覆的去想，这样子逼我走上哲学的路。其实开始时我并不是一定要学哲学的。这点我要举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梁先生有很多话，也讲了很多的思想，有人觉得他的话、他的思想是哲学，但他自己心目中根本不作如此看，即不理会是不是哲学。我也可以说，最初我想这许多问题，我并没有一个意思学哲学，後来因为有这么多问题在，於是逼着我学上去，学上去後，许多学问的发展当然还有曲折，不必在这里特别说了。但思想的後面，有一个亲切的经验，经验後面是一个生命。这个我觉得还是个根本。生命的状态当然各人不完全相同；我想大概生命的状态在年轻时总是好的，岁数大了就不行。十年前我母亲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很好，心里一方面很悲哀，一方面觉得心里很乾净，很纯洁，也很真切。大概一个人遇到许多动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显出来。当然这几年我亦有一些感受，有些时候我是感到一些又是情又是理的东西。
整个来说，三十岁以後不如三十岁以前。三十岁以後，学问当然是进步了，如果详细说，这中间当然有很多曲折，譬如刚才说我不喜欢唯心论，喜欢实在论，到我念大学的时侯，我就喜欢新实在论。那时方东美先生教过我，我念大学三年级，他也反对唯心论。那时老师里面有个汤锡予先生，他讲唯心论，我们攻击他，说唯心论不行。但後来离开学校，我读唯心论的书，那是我自己读的。最初读黑格尔和康德的东西。当时读这些书，大概是读到发现他们的思想与我不冲突为止。或者是同我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我想法子能够有个解决就足够。以前我读西方哲学方面的书，英文翻译的康德、黑格尔全都念过，费希特、谢林也读过，但对这些未作专门研究。我发现这些东西同我的生命有许多距离。在近代的哲学家就是怀特海（WHITEHEAD），我觉得同他相近一点。现在人讲存在主义，我看存在主义的书，没有得很多益处。
我有篇文章讲海德格尔。我觉得他们所能够讲的，我也一样可以讲，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益处。另外的一些哲学，如分析哲学，这种专门的东西，我便不大下功夫。对於西方哲学，现在来说，我喜欢的还是黑格尔（HEGEL），近代的是怀特海（WHITEHEAD）。对於中国哲学，我的理解也是慢慢才进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喜欢中国哲学。其实我对哲学下的功夫，还是在西方哲学方面下得多。对中国哲学，小时候读了一些书，後来念了西方哲学以後，便没有读很多中国东西了。对中国的东西，大概在三十岁左右，才有那种热诚。後来我遇到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熊先生以前教过我。牟先生的思想路子，是由逻辑方面先下工夫，他很早就喜欢怀特海（WHITEHEAD），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我记得民国二十年左右，他，张东荪，还有其他几位写辩证唯物论批判，他们那时批评这东西是从逻辑的观点，我不喜欢唯物论，简单说就是因为一定要承认人的精神生活的存在。唯物论，我对它没有好感情，但是辩证法，我就并不反对。我同牟先生最初接触的时候，我同他谈，我说唯物的辩证法讲不通的，精神生活的辩证法可以讲。这个他承认，这样子我们便成了朋友。
熊先生这个人了不得，他很真。但如果就学问来说，我从熊先生处得到印证，但不像早年从梁漱溟先生欧阳竞无先生能引起我的问题、我的思想。我接触熊先生的时候，我的思想方向已经定了，所以熊先生所讲的，我没有什么阻碍。後来我便开始教大学，大概三十多岁思想方面就定了。当然写的文章後来便写多了。不过虽定，知识总是积累。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肯读书，肯用心，大概每天早上还有一点发明，早上总是清明，好像思想的力量还未完全衰，但是方向则没有改变。
六
大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哲学的问题，站在正面的，我的见解都已经决定的。现在我想的是什么东西呢？最近这一两年，我在想反面的东西。这两面，在形而上学上，我已经解决了，但在现实世界还未有解决的，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还要重新再想。罪恶的问题不完全可以就形而上的哲学理想讲，哲学理想上讲这个不成问题，但要配上现实的事实。对於罪恶的现象，在西方的哲学家，讲得都不很够，佛家对这问题比较深入，宋明儒学家有很多见解，以罪恶是消极性的。罪恶也不止在外面，也在我自己的身上，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罪恶。要把罪恶的东西认明白，才能够超出罪恶，只是认明白善还不行。宋明儒者较先秦儒家更能认识罪恶这个东西。佛学里天台宗对罪恶认识得比一般佛学深，一般的佛学比西方基督教深。要照见罪恶，不完全是客观的理解，还要带一点佛学的精神，要多一点悲悯的情感配上去来照，不然把罪恶的世界完全暴露出来，这个也不得了，会把人害了。如果悲悯情感不够，知道了罪恶，谈起来，就好像许多张牙舞爪的，会吃人的东西，所以要先学一个修养的工夫。假定我以後还有时间下工夫研究，可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本文原载1979年2月12日《华侨日报·人文双周刊》，后收入《生命的奋进：五大师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编者略作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