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卡·罗斯菲尔德 著 吴万伟 译
有个女生宣称，她已经决定选修哲学专业。男生回答说，“很好啊，因为他们刚刚在绿湾开办了一家哲学工厂。”这则笑话来自1999年的《70年代秀》的其中一集，不过，它仍然拥有我上大学时决定选修哲学时，朋友送给我的那种网络笑话再熟悉不过的调侃味道。这则笑话不仅是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往往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其他任何专业都存在这一问题），而且是说哲学缺乏一种牢固性，我们觉得这种牢固性是整体上把握现实的基础。另外，这笑话也是在说无法在工厂生产出的东西不能为世界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如生物学家能开发新药，工程师能制造机器，经济学家也能兑换看得见的权力。但是，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1845）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译注）
当然，马克思是哲学具有现实世界影响力的最伟大代言人之一。有哲学学位在手，你所能做的就不仅仅是从事哲学研究了，但这种想法不过是一则神话。当我向学生保证，选修哲学的本科生平均来说在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和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中语言部分的成绩最好时，我自己也总是有瘾君子的兴奋幻觉。在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中，学哲学的人的成绩甚至比学经济学、电脑科学和化学的学生的成绩还好。虽然如此，哲学专业毕业生一窝蜂似地扑向利润更丰厚的职业的事实很难说是在鼓励学生去选修哲学啊。
并不那么具有挑衅味道的无用性不是没有其吸引力。我的朋友要送我到哲学工厂的笑话当然是为了我好而提醒我的。当时，我们对同伴们都崇拜不已的东西如实用性的或者至少是能在市场上售卖的东西都十分厌恶，团结一致地坚决抵制。他们选修经济学课程，虽然在GMAT考试中成绩比我差，但将来仍然能成为投资银行家。朋友和我之所以选择法国理论课程和现象学课程，那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在乎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但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喜去欢辩论这些东西。正如某些哲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在其关节处雕刻它”。
现在我的朋友从事艺术史研究，我怀疑这个策略是防止她加入我的学科诋毁者大声合唱的唯一东西。攻读哲学博士的每个人都会在一些场合质疑其从事哲学研究的价值。本来可以孤身一人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一点点铲掉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高墙的人却终日躺在床上纳闷为什么懒得做这些事或者思考如果她不做，谁会在乎。但在特殊的合理性论证重压下之，哲学家也步履蹒跚。如果你是哲学家，人人都会通过怀疑的黑色棱镜审视你的著作，研究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人会问你，哲学假说如何得到验证，或者哲学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研究文学和艺术史的人本来很可能成为哲学的天然盟友，出于令人吃惊的相似的理由也常常表达同样的疑虑。在方法论光谱的两端，是那些相信思想家的首要责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人。但是，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时间去听人讲述海德格尔或者黑格尔典型的口头声明，虽然他们至少有时候还找经济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来咨询。果真如此，究竟是什么给了人们热爱哲学的理由呢？真有什么理由让哲学家每天从床上爬起来思考吗？
攻读研究生对任何一门学科领域的人来说都是心理上的惩罚，不仅仅是对那些担忧自己的研究课题特别没有现实意义的人。读书越多，你就越发认识到应该读而自己没读的书也越来越多。哲学的那些令人绝望的主张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在《我们必须说话算数吗？》的绪论中所说，“哲学的特征是，它时不时呈现出与人们关注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的样子，就像它时不时地呈现出根本无法逃避的样子一样。”（11xStanley Cavell,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xxxvii.）换句话说，并不是经济不稳定、人们缺乏安全感的当今状况使得哲学变得时而无关紧要时而无可逃避---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使得哲学既无关紧要同时又无可逃避。大卫·休谟（David Hume）生活在学界就业市场的恐怖达到高度紧张的两个多世纪之前，但他同样也感到焦虑，自己的哲学思辨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了。在《人性论》第一卷的末尾，他暂停下来反思花费上百页的篇幅探讨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旦他走进酒吧之后，一切都可能烟消云散。
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和、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22x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Mineola, NY: Dover Philosophical Classics, 2003), 269. First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1738–40.）（引语借自：休谟著关文运译郑之骧校《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一卷，第四部，第300页。---译注）
但是，他继续完成了《人性论》后两卷。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停止玩双六游戏而返回哲学研究呢？他承认，他之所以继续进行哲学思辨是因为不由自主。
当我倦于娱乐和交游，而在我的房间中或在河边独自散步时恣意沉思，这时我又感到自己的心灵思集中内向，自然地倾向于把我的观点转到我在读书和谈话过程中所遇到的争论得很多的所有那些题材。对于道德上的善恶原则，对于政府的本性和基础，对于推动和支配我的那些情感和倾向的原因，我都不禁有一种乐意加以认识的好奇心。我如果不知道我是根据了什么原则，赞许一个对象，而不赞许另一个对象，称一个东西为美，称另一个东西为丑，判断其真实和虚妄，理性和愚蠢：那么我想起来便觉得不安。现在的学术界在这种种方面都是出于可怜的无知状态，我对此很感关切。我感觉自己雄心勃勃，要想对于人类的教导有所贡献，并借我的发明和发现获得声名。这些感想在我现在的心情中自然而然地涌现起来；我如果转到其他事情或娱乐上去，借以驱除这些感想，那么我觉得就快乐而论我将有所损失。这就是我的哲学的起源。”33xIbid., 193.（引语借自：休谟著关文运译郑之骧校《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一卷，第四部，301-302页。---译注）
休谟或许发现哲学与现实生活无关，当他忙于西洋陆战棋游戏时，或许遭受忧郁和不快，这是他的医生常说的“学者的疾病”，但最终他得出了结论：这是他珍视的方法无可逃避的结果，这也是卡维尔多年后也得出的同样结论。或许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辩护是多愁善感的传记。经过几个小时的论证砍杀就像是把南瓜里的瓤挖出去制作一个灯笼一样，把你脑子里的东西统统清理出来，的确如此。但，同样真实的是，将一个前提区分清楚就像往南瓜灯笼里放上蜡烛让它变得光明透亮一样。
但是，恰恰是在哲学最惹人注目地毫不相干时，为什么它是最无可逃避的也是有原因的。休谟在一个章节的哲学研究后暂停休息一下的尝试后来证明是自暴自弃，这是因为反思哲学的潜在无用性本身就是哲学思辨练习。在质疑哲学的价值（或无价值）时，我们并不是在做任何先于我们表面上一直在探索的东西。在某种方式上，提出问题的形式已经给出了答案的轮廓。你甚至根本没有办法不用哲学思辨的方式来攻击哲学。即便是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你也需要很多理论。
哲学家有存在的必要吗？
但是，相关性问题不仅仅是哲学对有意进行哲学研究的个人是否有价值，我之前对哲学的定义是对并不承认存在纯粹实证性的或纯粹形式性的解决办法的问题的思考，这种对探索路线的思考是严肃的有时候是严厉无情的。问题是专业哲学家是否为社会做出了任何贡献，这些人有幸获得大学教职并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论文。
如果哲学对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有价值的，那它对讲授哲学的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讲授哲学就是要引诱其他人从事哲学研究。那么，哲学教师的存在就至少有了一些理由。而且，这种论证思路还不能证实哲学研究生院存在的合理性，无论好坏，其存在并不是旨在把我们塑造成为教学大师。我们在研究生院学的东西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要讲述我们的生活是否值得为之辩护，我们需要知道哲学是否值得我们去写作和研究。
而且，如果你认同这样的论证，你就应该将你的直接社会政治影响最大化，将你影响社会政治变革的机会最大化，这样一来你可能就没有理由去讲授哲学了。即便不是拿着刀叉的治安维持会成员，你至少应该成为宣传家或政客。当然，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艺术史家、文学研究者、艺术家、为热衷某些意识形态的小众报刊杂志读者群撰写文章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也适用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
基于最大化类论证而批评哲学的很多人倾向于以非正式的和不完整的方式表达其立场，我猜测这背后的理由可能是他们填补详细信息的方式。功利主义者和有效的利他主义者已经用高度的复杂性为邻近的观点辩护，他们的目标很少是哲学。他们倾向于认为你需要最大化的东西是积累更多福利或者满足你的偏爱---这或许能或许不能将结构性变革或者给你带来结构性变革的机会最大化。功利主义教义根本没有排除要求你煽动革命的可能性，因为革命可能是将你积累的福利最大化的手段。但是，利他主义者最终推荐的最有效手段不过是不再买太多的衣服，而是将你的部分收入捐出去以展现你对慈善活动的积极支持。我们都应该停止学习哲学和艺术史转而成为游击队战士，对此判断，功利主义是否认同至少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反对功利主义有一个熟悉的源头---比如，它将要求我们牺牲掉种族上的少数派，每当这样做时就会将种族主义者多数派的福利最大化，因而在整体上最大化地满足某些人的偏爱---在此，我不尝试评价其策略是否成功。就本文的目的而言，要点在两个方面：首先，单单依靠功利主义者教义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花费时间去撰写哲学论文，除非结果证明将积累的福利最大化的唯一办法或最佳办法是将激发你去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机会最大化：很多人（或许是绝大部分）坦率地公开承认功利主义者是哲学家，这就预设了有一些合理的理由，至少有些人花费其人生的宝贵时间在哲学期刊上论证功利主义的合理性（或许还包括其他活动，如在工作场合将工人联合起来，将多余的收入捐赠给英国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或坚持素食主义等）是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第二，实际上基于最大化之类理由批评哲学的很多人心里似乎在想着其他事情：他们似乎认为，要求我们实现最大化的东西是为摧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特别的贡献，无论摧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增加还是减弱更广泛积累的福利。（如果结果证明这种观点让有钱人拥有更多的乐趣一边喝香槟一边洗澡，现在的不平等事实上将积累的福利最大化了，我怀疑我遇到的很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否在乎。）虽然这种立场或许最后证明在某种方式上比功利主义者更少挑战性，让我们称之为核心禁止令---你将为破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的贡献最大化---是要求极高的标准（哲学家往往对命名立场和前提有无限的热情，我并不是例外）。
一旦你接受了要求极高的标准，你将不得不得出在当前情况下谁也不能在道德上被允许当哲学家（或者艺术史家、文学研究者、诗人、画家、中世纪专家、钢琴家、美容皮肤科医生、珠宝鉴定师、图书馆员等等）的结论。这不是因为哲学（或皮肤美容）无法给政治决策制定过程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哲学现在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是当下的偶然事件。托洛茨基（Trotsky）知道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你认为这位创始人设计了什么，他当然阅读过洛克的著作。如果你为当哲学家（或者学者或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辩护是你的学术研究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任何当权者都愿意参考的东西，仅有智慧成果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有旨在将法律制定者与你的著作联系起来的行动作为补充。
如果不是在更谨慎的学术界，至少在公共写作世界，我的同伴中的共同假设似乎是，个人的研究内容已经拥有某种政治相关性意义---似乎一篇文章拥有“正确的”政治这个事实就足以保证它有“正确的”（或任何）效果。但是，无论你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论者，它其实与最终是否有人阅读你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你在学术研究中采取的立场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关注你的论证是不是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真这样做了。但是，直接考虑如果政策制定者关注你的研究成果后会发生什么，则有些过于迫不及待了，因为人家是否关注你的论证还八竿子打不着呢。
如果你想你的学术研究满足苛刻的标准，即说服立法者或者大群民众（至少不是像希望写一篇直接引起自由市场巨大轰动的文章那样脑壳坏掉），你将要么成为像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那样的学术大明星，这对于少数天才是比较可行的，但是对我们其余人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要么你将不得不重新改造这个世界以便学术写作再次得到认真对待，这将可能要求你投入太多的时间组织协调结构矛盾以至于你将根本没有时间去写作了。花时间直接开始你在著作中认同的那种改变，难道不是更有效率吗？
简而言之，一旦你接受了苛刻的标准，你就承诺于思考唯一可接受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就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来着？啊，这真的很难说。究竟什么职业能加快公平正义社会的到来，我们并不身份清楚。虽然如此，学界的职业生涯至少在法学院之外的生涯很少属于其中之一则是明确无疑的。因此，无论是苛刻的标准还是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苛刻的标准及其不满
到了现在，你可能已经猜到我的忠诚对象是什么。我并不否认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从道德上说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如果你拥有物质舒适的滋润生活，你应该觉得有义务充分分配某些现有财富，在我看来似乎有道理的。虽然这样做的最好方式究竟是什么，我似乎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每个月向慈善机构捐助一部分钱或许是或许不是最好的方式，每当有人送来工会请愿书，我会积极签署，但我本人并没有去组织这种活动，通常会对自己的无能感觉惭愧－－－所以即便从我自己的道德视角看，我很可能也是不够格的）。我觉得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接受的东西是除非要想方设法推翻资本主义，否则你没有义务做任何事。
一方面，大声宣扬要将自己人生的各个方面政治化的人能够满足自己的苛刻标准的并不是很多。这或许是一种证据，证明他们显得虚伪而不是证明其立场的虚假性。不过，一种观点的绝对不可行性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很不利。我们不妨考虑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对怀疑论者的极具风格的反驳。
无论你的怀疑是否如你声称的那样绝对和真诚的，这是我们随后会了解的东西，当我们终结这个小聚会时：我们将看到无论你从门还是从窗户离开这个房间，无论你是否真的怀疑你的身体有地球引力，能因为跌落而受伤，这是人们基于其谬误的感觉和更谬误的体验而普遍认为会发生的状况。（44x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Cambridge, England: Hackett, 1998), 5. First published 1779.）
据说认可苛刻标准的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全职的积极分子。如果连某个立场的最激进鼓吹者都没有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主张，还有谁会做呢？
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鼓吹苛刻标准的支持者所设想的世界就真的值得向往。我赞同---没有双关语的意图---生活将变得更好，如果全球经济体系进行激进的改革。但是，在过渡期，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只做我们觉得最有可能沿着单一轴心带来社会政治变革之事，人生真的会变得更好吗？如果我们中没有人去看电影，或侍弄花园，或在我们经过树木时停下来看一看漂亮的风景，或相互辨认出对方，或浪费很多时间在可能吞噬掉我们革命能量的事情上，本来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很多值得做的事，会怎样呢？这样的世界可能没有思想家或艺术家了，没有园丁或者面包师或者接吻活动了。大部分居民可能汇聚在一起从事同样的职业了。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那些发誓要投身于改善经济不平等状况的人并不值得特别称赞，也不是说有关资本主义导致不平等的学术研究没有内在的好处，也不是说没有践行自己主张的人没有义务以某种方式来改善这个世界。只是说改善事物的现状有不止一种方法，人人都尝试以同样方式改善世界的世界未必是真正的改善。它可能仅仅强化了一种意识，我们能够珍视那些能够带来功利性的东西。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活下去，如果我们没有仅仅因为自身的价值而值得珍视的东西。应该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能够发自内心喜爱的，我们并不打算从中获得什么。
哲学有必要吗？
我并不知道是否有人实际上去思考政治理由是允许成为我们考虑因素的唯一理由。但是，推动政治化无所不在的努力是隐含性的，在有关哲学（或者实际上任何人文学科）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以辩护的很多话语中，我至少愿意清晰阐明自己的立场：政治理由不是唯一的理由，政治理由未必总是能战胜非政治理由（虽然可能从来没有无政治的东西）。那么，我感到纳闷的是，从事哲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其他的具体原因？
令人吃惊的是，哲学家本人很少为自己辩护。从历史上看，他们痴迷地研究的问题是哲学能否像科学那样取得进步。至于哲学的价值，除了在笼统的意义上，比如在文学史上有“进步”（更像是推动力），我并不认为哲学取得了什么进步：存在新的议题供哲学家和小说家迫不急待地使用（如因特网和性骚扰），有一些古老的议题对哲学家和小说家来说有些乏味无聊，他们不愿意再涉及了（就像布鲁克林的人呼吁的那种超脱），接着还有一些似乎源源不断地令人痴迷的源头（包括爱情、性、老年、死亡、正义和审美）。但是，我并不认为哲学进步与否的事实能够决定将学院派哲学家作为职业追求是不是有价值。或许你可以在计算青草叶片数量方面取得进步，但你很可能懒得去这么做。
很多哲学家相信这个过程之所以值得令人向往，部分原因是它与具有“追求真理”功能的学科功能和标志有关。但是，即便哲学家在寻求真理，其中很多人（比如尼采）并不是很讲道理的人，在我看来似乎很清楚，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哲学研究纯粹是发现真理的行当。哲学论文网站（PhilPapers）最近对931个哲学家进行的调查发现，一个大致的共识是哲学学科中，每30个问题中只有一个被认为是核心问题---72.8%的哲学家倾向于认同无神论，将近70%的参加者赞同其他任何东西。（55xPhilPapers survey, https://philpapers.org/surveys/results.pl.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9. ）实际上，哲学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往往是引起极大争议的而不是达成共识的。正如卡维尔注意到的那样，“常常发生的情况是，让一篇文章或者段落一炮打响的是其解放性的影响，是把本领域的人完全准备好要剿灭的论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66xCavell,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xxxiii.）因此，哲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有能力用勺子将事实中可消化的颗粒块儿挖出来，虽然毫无疑问它能够增强我们的理解能力（与此同时让我们的思维刀刃变得更加锋利）。
哲学家能够做的事至少是提出科学家往往回避的特殊问题。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哲学的典型特征在于其探讨那些“并不属于两大筐中任何一筐”的话题的意愿，即一筐是答案最终取决于观察数据的经验性问题；一筐是答案取决于不受实际知识限制的纯粹思辨的形式问题。77xIsaiah Berlin, The Power of Ide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 这恰恰是我们常常想提出的问题。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哲学问题》中写到，
有许多问题——其中那些和我们心灵生活最有深切关系的——就我们所知，乃是人类才智所始终不能解决的，除非人类的才智变得和现在完全不同了。宇宙是否有一个统一的计划或目的呢？抑或宇宙仅仅是许多原子的一种偶然的集合呢？意识是不是宇宙中的一个永恒不变的部分，它使得智慧有着无限扩充的希望呢？抑或它只是一颗小行星上一桩昙花一现的偶然事件，在这颗行星上，最后连生命也要归于消灭呢？善和恶对于宇宙是否重要呢？或者它们只有对于人类才是重要的呢？这些问题都是哲学所设问的，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不论答案是否可以用别的方法找出来，看来哲学所提出来的答案并不是可以用实验来证明其真确性的。然而，不论找出一个答案的希望是如何地微乎其微，哲学的一部分责任就是要继续研究这类问题，使我们觉察到它们的重要性，研究解决它们的门径，并保持对于宇宙的思考兴趣，使之蓬勃不衰，而如果我们局限于可明确地肯定的知识范围之内，这种兴趣是很易被扼杀的。88x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3. First published 1912.（此引语借自：罗素著、何兆武译:《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章第？页。）
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提出能够被确定无疑回答的问题的范围之内，罗素说，我们将贫困得让人辨认不出来了。所以我们追逐那个难以逃脱的理解鬼魂，无论这些鬼魂有时候显得多么毫不相关。
萤火虫闪光
从表面上看，罗素的短语似乎很悲观。他说，哲学问题“肯定是人类智慧所无法解决的。”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不正确的。为何既正确又不正确呢？在我看来，哲学研究之所以值得我投入毕生精力去研究的理由就是有希望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哪怕只是有时候，甚至哪怕只有一次。
我们不能对历史上的哲学问题给出确定无疑的解决办法的说法并不真实，有些拥有准实证性的答案。比如，请考虑欣欣向荣的神经美学领域，它试图对美的本质提出可证伪的命题。最近，两位科学家提出了“以大脑为基础的美学理论”（99xT. Ishizu and S. Zeki, “Toward a Brain-based Theory of Beauty,” PLoS One, 6.7 (2011): e21852; doi: 10.1371/journal.pone.0021852.）根据这个理论，“在感受到音乐或视觉之美时，只有一个位于眶额部皮质中线部（mOFC）位置的皮层领域”是“积极活动的。”科学家的方法在我看来令人怀疑：虽然我们有可能汇编出我们发现美的全面清单，即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些公认的美刺激了大脑的哪些部分，我们能够发现我们渴望知道的所有答案吗？如果一位可靠的科学家对你大脑的准确象限，告诉你就是在那个地方展现你的所有审美体验，你会觉得很安慰吗？
当然，科学家可能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基于大脑的美学理论”不能实现某些功能，不是因为缺乏深刻见解，而是因为解剖学的教训并没有搔到最痒处。罗素说，我们不能给真正的哲学问题提供确定无疑的和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确如此。这不是偶然的能力不足问题而是根本性的结构问题。这是因为对真正的哲学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必须采取某种形式：必须由一个人说给另外一个人听，不可能是对着电话吆喝“接线员？”结果只能听见银铃般的声音说出菜单选择，在大脑中画出美的源头。从本质上说，哲学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开放性的，因为它们更多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卡维尔写到，哲学问题不是“用来回答或解决的”而是要导致它“消失的”。1010xCavell,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78. 也就是说，哲学问题可以换个马甲再出新出现，从而表现出不再是问题的样子。哲学就像心理疗法，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虽然著名却不受欢迎的言论，因为，卡维尔说
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学习得越多，对自我的了解越多，你的问题就越多，你能够说出已经掌握的东西就越少，不是因为你忘记了已经学到的东西，而是因为你说的话看起来不象答案或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不再有任何问题能配得上你的话语了。你已经达到了一种信念，但它不是有关命题的也不是前后一致性，不是理论上的。你已经变了，你辨认出的问题已经发生变化，你的世界已经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1111xIbid., 79–80.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总是有这么多绪论性的清嗓子，这么多对所谈论问题的重新定义及其表述：因为它提供的每个答案都涉及到对问题的很多修改。一旦它发挥作用，它就不仅仅是为同样的老机器提供新论证营养了。
心理疗法并不真的像这个样子，这是有不良影响的。不过，卡维尔认为，批评与哲学相似，它是这样的：“批评家不仅仅改变我们的口味而且确立一些条件，从而保护或者克服我们的口味。”1212xIbid., 81.批评与哲学相似，也像一门艺术。在上文引用的段落所在的论文“现代哲学的美学问题”（这个标题很清醒，但内涵狂放无羁）中，卡维尔的部分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一件艺术品的意味是无法言说的，不是看见才相信，而是相信它才看见它。”1313xIbid., 80.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无法解释某些艺术品的内容，因为这些艺术品的部分含义并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做了什么---它偶尔散发出的萤火虫的光芒。
哲学上的学术研究之所以值得做就是因为它和文学是分不开的，让哲学改变我们，并与我们协调配合的因素，以及使其有效将困扰改造成利益的东西就是它的文学性。我的意思不是说哲学是抒情诗歌（总是），毕竟，有很多文学作品不仅优美而且有一些两难困境---而是说，哲学搞得好的时候，它有自己的风格和视角，这些在让论证变得雄辩有力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其风格和视角就是我们熟悉的诗歌特征，亚历山大·尼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亚瑟·丹托（Arthur Danto）、卡维尔、艾丽斯·梅铎（Iris Murdoch）、奥古斯汀（Augustine）、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索伦·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西蒙娜·微依（Simone Weil）、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和休谟（Hume）等哲学家所写的东西很容易被充满敬意地称为“文学随笔”。但是，通常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家的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奎因（W.V.O. Quine）、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内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柯恩（G.A. Cohen）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么做的，他们都有辛辣刺激的特征和某种独特的幽默感。
好的论证当然也很美。它们之所以说服我们相信部分原因就是它们有一种令人惊叹的优雅。我之所以写此文就是因为个人遭遇的心理危机，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经在我现在就读的这所大学读研究生，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喜爱数学逻辑的理由是
我实际上追求一种特别的兴奋时刻，有时候翩然而至的特殊时刻。有个老师称这些时刻为“数学体验”。我当时不知道数学体验在本质上是审美体验，即乔伊斯原初意义上的“顿悟”。这些时刻出现在论证或算法完成之时，或者像在练习本上尝试了很多解法之后突然发现某个问题的极简解决办法。那真的是诗人叶芝所说的“精美宝盒的嘀嗒”的那种体验。我总能想到的那个词就是“嘀嗒”。（1414xQuoted in David Foster Wallace and Philosophy, ed. Robert K. Bolger and Scott Korb (London, England: Bloomsbury, 2014), 268.）
华莱士在接受采访时继续解释说，他就是要在小说中最终发现这个嘀嗒声。
哲学最著名的代表是那个著名的演说家苏格拉底。但是，我认为哲学在根本上是书面的而不是口头的，不仅因为我们只关心通过柏拉图天才虚拟化描述的恭维性迷雾来见识苏格拉底的（哲学学科如果有真正创始人的话，那肯定是柏拉图了，他是了不起的作家和戏剧家）。哲学家是热爱书籍而非对话的动物，短语的变化可以打破劝说的微妙平衡，以至于问题描述我猜想或者是有时候抹去问题的重新描述---不再引起共鸣。艺术哲学中常见的情况是细节中的某个简单变化---同义词替换或者凸现了某种颜色---将改变作品的效果以至于彻底改变作品的身份。正如卡维尔很亲切的作品，因为他写的有关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东西本身就是文学。
解释这些话，或者解释其含义或者讲述出来，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这个思想---所有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志趣相投者表达某种感觉，人们或许什么也不能说，如果有人不明白，那是他没有在此人的世界或不是他的肉体。也就是说，这些话成为检验亲密关系的试金石。或者人们可能多多少少更详细地展开描述某个特别的一天或一夜，某个地方或某个情绪或手势，与此同在的那句话似乎就是自然表现和唯一表现形式。1515xCavell,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75.
复述和第二位描述的部分问题就是它们是审美判断的糟糕基础。你能够基于专家的证言非常正确地相信科学原则，但把某人的话当作某件艺术品之美的依据就可能受到误导。果真如此，那是因为做出美不美的判断就在进行某种变化，是一种视角革命。没有人能代表你做到这一点。美学中没有全权大使。
接受有关权威的哲学论证就是犯下同样的错误。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反驳说一个想法是否有错，但是你是唯一能够说明，你是否被该主题的厚度说服的人---某个辩证法论述是否满意地解决了你的问题。卡维尔写道，哲学是“发现答案和允许提出问题的努力，没有人比你本人更清楚地知道道路或答案。”1616xIbid., xl.
哲学值得写作的原因之一是就像艺术一样，它可能对人来说很重要和很有趣。这不是呼吁将哲学普及化：普及化不仅要求生产者的天赋而且要求消费者的合作。它只是呼吁普及化的前提，即对美学要求非常敏感，使用人们能听懂的声音，并有将人当作人来交流的欲望。显然，很多哲学家的写作并不能满足这些标准。但我愿意认为，很多人最初本来是打算写文学作品的，只不过最后失败了而已。不过，这并不没有使他们尝试要做的事或他们的尝试变得毫无意义。
当然，我不愿意用哲学的方式回应卡维尔，我是否完全赞同卡维尔的观点。对于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液化以及将问题转变为非问题的观念，我可能有些神经质地吹毛求疵。相反，我认为令人满意的答案不是结论性的---令它们满意的正是让它们变得没有结论性，这反过来很容易让人变得不满意。哲学作为哲学只有在并不将挑衅中立化的情况下，同时赋予它们怪异的快乐时才能成功。哲学作为哲学只有在它让我们蔑视答案时才能成功。我们从来不可能在“解决问题”时成功，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随笔中。我们在转变为哲学家的过程中能够逐渐看到的是，如果我们转型成功将会发现人生乏味无聊，令人痛苦不堪。
译自： The Art of Not Concluding by Becca Rothfeld
https://hedgehogreview.com/issues/eating-and-being/articles/the-art-of-not-concluding
作者简介:
贝卡·罗斯菲尔德(Becca Rothfeld)，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本文译者得到作者的翻译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