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是一件技艺性的事，没有一定的程式，个人的悟性和天分不同，聪明人读一遍就能领悟了的书，一般人则要多念几遍才能达到一定的理解；一般我们总是把自己定位在“一般”的水平上，这样，许多重要的书，经典性的书，一定要多念几遍，有的甚至要反复地念，才能有所得。所以我说，读书也有个熟能生巧的问题。

“熟读经典”本是中国读书人比较好的传统，过去的人讲究“背书”。

“背书”不是读书的惟一的办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背得滚瓜烂熟的书，不一定就理解了，故黑格尔有“熟知”非“真知”之说。我国从近代引进新的学习方法之后，那些光会背书的老学究，被嘲笑为“冬烘先生”。大概在我们的老师一代人中，背大量的书的，就很少了，我们这一代更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从总体讲，应是一个进步；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好的因素也丢掉，这就是对于重要的经典还是要多读几遍，要熟读它们，只要每遍都是用心读的，久而久之，也会得到“熟能生巧”的效果。

什么叫“巧”?“巧”是一种“贯通”的能力，能把一种精神原则灵活地“贯通”到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中去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一种“运用”的能力。

工匠之巧在“运斤”，书家之巧在“运笔”，哲学之巧在“运思”，就一般的人来说，都要在“熟”了之后才能“巧”。“哲学”之“运思”在“深思熟虑”之后，自有“巧思”。

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试图去读尼采的书，我相信，既然有那么多的有识之士重视他，自然是有些道理的，可是读来读去似乎无所得；文革期间又一次萌发读尼采的念头，结果仍以无所获而搁浅，此后就不敢再去碰它。大前年，因为要写关于王国维的文章，我重读叔本华的书，觉得我过去对他的理解过于表面了，遂对他的“意志”概念做了一些思考，由此又想起要再读尼采。这一回跟过去几次不同了，似乎觉得有些懂了。原来他写的书，表面看很怪，有时候还很乱，实际上还是有他自己的思路的，你找对了这条路，就能跟他走下去，也就能把他的各个关节沟通起来，看出他的问题所在，虽然很费劲，但决不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把他的“权力意志”、“超人”、“道德谱系”等等别出心裁的观念，贯串起来，连成一线，然后归于他的“永恒轮回”，作为他的学说的整体面貌而与西方从古代希腊柏拉图以来的理念论传统对应起来，那么对尼采的思路以及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就会有一个清楚的把握；与此相应，西方哲学上从伊壁鸠鲁以来的这条思路，过去认为比较简单、哲学思辨不够的这条思路，由于尼采的出现，也会展现新的面貌，它们也就不再显得只是简单的“常识”了。这样说来，尼采居然成了打通西方哲学的历史通道的关键人物了，对我说来，真有“相见恨晚”之感。

我对尼采的书，绝谈不上“熟”，写了两篇文章，更谈不到有什么“巧思”，只是学习笔记而已；这里只是想说，对于公认的经典之作，当你读不懂的时候，不要轻易否定它，而要一遍一遍地读下去，相信总有懂的时候。

当然，并不是说永远就读一本书。为了读懂一本书，或许我们要去读别的许多的书，在自身总体学养增加以后，再来读这本书，理解力自然有所提高。读不懂康德，先去读叔本华对他的批评，这是中国学者从王国维以来共同的体会。我读尼采的经验，近年稍有体会，大概也是因为这几年对于西方哲学的问题稍更熟悉的缘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熟”，就读书来说，乃是一个比技艺性训练更广泛的概念；当然，技艺的训练也不是单一的。

康德、黑格尔的书，在我的读书经历中算是比较熟的了，他们着重讨论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也是学哲学的耳熟能详的，然而，近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开头就碰到了一句费解的话，让我感到，原来我对这个命题竟然是太不熟悉了。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论”第一节就说：“存在和概念、身体和灵魂的同一是理念。它(同一)不只是和谐，而是完全的渗透。”

第一句话好懂，因为我们都知道黑格尔“理念”的意思，问题出在第二句话：为什么灵魂和身体、思和在已经“和谐”了，还不够?什么叫“完全的渗透”?

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长期以来模模糊糊总是把思在同一性理解为和谐性的，我也说互相渗透，但是也总觉得“和谐”与“渗透”是相同的说法，黑格尔却说，它们不同。可见，自以为熟的，不熟悉了。

复习这个哲学命题的意思，我有了一点新的体会。

从西方哲学来说，“和谐”是古代希腊就有的概念，早先是说“声音”的，是音乐的概念，后来成为哲学性的，“宇宙”就是“和谐”。

问题在于：“和谐”是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思(想)”不是一个“事物”，于是它和“身体”的关系，就不“止于”“和谐”。

“思”和“在”不是两件事物搭配得好、相处得好的问题，所以它们不是古代希腊人所想象的众多事物和谐相处、有规律运行的那种“宇宙”，那是“诸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思”“在”的关系，是“非存在”和“存在”的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就得另辟途径。

就经验科学的眼光来看，“思”是“大脑”的一种“功能”。于是，从这个意义竟可以说，思和在的关系，可以是“大脑”和其他身体部分以及身外之物的关系。这些关系，当然是很有意义的，需要专门的研究，但是似乎仍是一种“物”与“物”的关系，而不是“思”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是“有(存在)”与“有(存在)”的关系，而思与在的关系，则是“无(非存在)”与“有(存在)”的关系。

之所以会有“有”“无”的关系，关键在于有“变”。“有(在)”不是像古代巴门尼德说的那样铁板一块的“大箍”。“变”是“有”“无”的发展。这是黑格尔的思想。我们看到，把“变”引入哲学的思路，是黑格尔很重要的贡献。世界“有”一个“变”，也就是世界“有”一个“无”。就物理的关系来看，一切的“变”，都是“物”的形态的转化，仍是“物”“物”关系，而“无”“不(非)存在”；但就人文的眼光来看，“(存)在”恰恰就是“变”，所以，“无”同样是“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有一个“无”和“有(在、存在)”“对立”、“对应”、“并列”，而“有”“无”皆在“变”中。

“变”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观念。“变”就是“历史”，就是“时间”。我们也很熟悉“时空”乃事物存在的形式这一命题；事物的变化，不仅是空间中的位移，而且也是时间中的“有”“无”“生”“灭”。“而今安在”乃是诗人经常的叹息。

“事物—存在”在“历史”、“时间”中“开显”自己，开显自己的兴亡、生灭，又在死灭中获得重生，于是有黑格尔的“现象学”问世：而事物的历史，也就是“精神—思想”的历史，于是黑格尔名之曰“精神现象学”。

人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批评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关于思和在的同一性命题，仍有其不可忽略的思路在。

思和在的同一和互相渗透，我们还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加以体会，在这方面，对于我们理解，似乎会更加清楚些，当然知识论以本体论为其基础。

我们知道，哲学史上有一个很有名但备受批评的命题，叫做“存在即被感知”。暂时不去全面评论这个命题，只是想说明，自从巴克莱提出这个命题以后，“存在”一定要“可感知”就成了哲学家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然而，这个思路与希腊的传统似乎不很协调。希腊人觉得，感觉是不可靠的，而只有理性才把握实质性的东西——实体，这样他们就逐渐地把“理性”和“感性”分离开来，而理性越来越成了一些抽象的形式，反倒不好说它是“存在”的了。

西方哲学的运思，到了黑格尔那个时代，“感性”和“理性”也有了“同一性”，也就是说，感性和理性是互相渗透的，“感性”中有“理性”，“理性”中也有“感性”，于是有“理性直观”、“直观理性”之说；“理性”的过程，也就是“感性”的过程，反之亦然。这样，如果把“理性”和“感性”绝对对立起来、分割开来，那么巴克莱那个命题就真的是荒谬到无可救药了。

黑格尔这个思路，后来被胡塞尔有意无意地发展了。按他的现象学，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纯粹的“感觉”的世界，也不是抽象概念的世界——这些都是科学和形式逻辑发展起来以后的事，“理智直观(或直观理智)”的世界是“理念”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这是最原始的。

于是我们看到，和“思”和“在”一样，在知识论里，“理性”和“感性”也是“同一”的，相互渗透的。

这样，对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这一哲学的基本命题的理解，在反复地读书，反复地思考之后，似乎比以前的理解深入了一些，不过也还是说不上“巧”。

我们在欣赏艺术品时，常常赞叹艺术家之匠心独运。我年轻时看到我的长辈对着颜真卿的《争座位》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写出这样好的字!近来我在听音乐时，也时有“怎么写出这么美的曲子来!”之感；而我们在读书时，又何尝没有这种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思想!

殊不知，“巧思”来自“拙学”。尤其是对“哲学”这样一门比较艰深的学问、又有了几千年的积累来说，要想不读书光靠聪明灵感而求“巧思”，则往往只能落个“投机取巧”而已。

编选自《叶秀山先生全集》（第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