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研究范式转变下的王氏家族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态，这主要表现为：
（一）研究主题的转换。即由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为中心逐渐嬗变到以大文化传统研究为中心，纯粹事件史考察的地位急剧下降，与之伴随而至的是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地位迅速提高，并开始把持史学研究领域中的话语主权。这种文化景观所带来的是，专题研究取代通史或断代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趋势；微观考察取代宏大叙事成为史学工作者认同的追求宗旨；定量剖析取代定性论述成为史界崇尚的价值取向，张国刚教授曾称之为“史风流转”（参见《“史”风流转“中国断代史系列”书后》，《博览群书》，2003年第10期）。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传统，无疑合乎当今史学研究主题转换的潮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是属于“预流”。
（二）研究范式的变化。除了研究主题转换使家族史研究进入史学研究主流之外，研究范式的变化更为家族史研究的深化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所谓研究范式的变化，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历史诠释学全面取代长期盛行的历史叙述学。用通俗的话说，历史叙述学的功能与特点是说明历史事实“是什么”；而历史诠释学的功能与特点则是解答历史事实“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研究的宗旨便由“资鉴”一变为“求真实证”，再变为“反思观照”，即从“事件的历史”先后进入“势态的历史”与“结构的历史”。这与西方史学的进程是相一致的，即由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时代的资鉴史学到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叙事史学，再到以年鉴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史学。这就突破了旧史学政治史的范围，扩大了史学研究的空间。史学研究宗旨的改变，加速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丰富。为满足历史诠释的需要，新的研究范式迅速崛起，具体表现为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方法的纷纷确立，使史学研究方式呈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局面，单纯的理念推导或史料考订渐被边缘化，实证主义与思想诠释有机结合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占据主流。
如果将琅邪王氏家族的研究置放在这个时代氛围中考察，我们也许能对问题的性质以及演变的可能趋势有清醒的认识：研究范式的改变，其实为课题本身取得新的突破、新的进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提醒我们，家族史研究在继续注重人物个案考察、谱牒世系梳理等大量基础性工作外，重点应放在考察家族的文化传统，并以揭示家族文化传统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之互动关系为中心。换言之，家族史的研究也必须具有现代意识，做到与时俱进，而有关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传统的研究与总结，正是这方面具有指标意义的工作。
我们这么说，是有合理的依据的。因为对琅邪王氏家族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家族史研究中具有典型的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史学研究自身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琅邪王氏家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历史上第一豪门、第一豪族。两晋、宋、齐、梁、陈三百余年间，王氏家族十余代人，始终活跃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舞台上，簪缨相继，风流不绝。据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在其著作《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的统计，该时期共有五品以上的官吏1771人（包括出仕二朝者），王氏家族多达161人，其中官至一品者有15人，这数量远远超过其他豪族，诸如谢氏（五品以上70人，一品4人），袁氏（五品以上35人，一品2人），庾氏（五品以上33人，一品2人）者。而在与皇室联姻方面王氏也较其他家族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为皇后者，王氏为8人，谢氏为1人，袁氏为1人，庾氏为2人；尚公主者，王氏多达13人，谢氏3人，袁氏1人，庾氏0人。无怪乎梁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沈约要感慨地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南史·王昙首传》）。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门阀政治的高峰阶段，王氏家族在这一时期成为第一门阀，其实也就意味着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门阀，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有的家族的族谱续写得可能比王氏还长，但却没有王氏的权位那么高；有的家族的权势可能一时比王氏还要大，但却没有王氏蝉联得那么久”（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3页）。由于琅邪王氏家族是中国古代家族中的第一家族，那么对它进行研究，尤其是考察其文化传统，毫无疑义具有了典范的意义，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
第二，在某种意义上说，琅邪王氏家族的历史是整个两晋南北朝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它的荣辱兴衰与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社会政治特征同步一致，休戚相关。因此，对王氏家族的研究，本身就能极大地深化我们对有关两晋南北朝历史及其特点的认识。
在两晋南北朝，中国古代社会门阀政治经历了兴起、极盛、中衰乃至式微的整个嬗递过程，琅邪王氏家族的兴衰荣辱与此息息相关，可谓具体的注脚。门阀政治孕育萌芽于西晋末年，王氏家族即参与其中，具体表现为王戎、王衍等人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活动，为身系西晋兴亡的关键政治人物，换言之，王与马的结合，反映豪族势力与封建皇权的初步结合、荣辱与共。东晋是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这突出体现为门阀势力对当时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封建皇权依赖门阀的支持与合作得以实施自己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王氏家族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一直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然，在东晋的不同时期，王氏家族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即由东晋开国时的“王与马，共天下”，到王敦起兵时的“王与马，争天下”，再到王导之后的“王助马，治天下”。但尽管有这些差异，王氏家族与谢氏家族等其他门阀一起，构成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之核心的事实乃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南朝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武人凭借军功夺取政权后，寒族势力迅速崛起，门阀贵族虽然依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政治实权却已基本失落，而转移入庶族寒人的手中。换言之，当时政治的特点，是门阀政治光环笼罩下的寒族统治机制，门阀政治开始步入中衰。在这种情况下，王氏家族也不再真正拥有在东晋时期的政治风光，更多的是成为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点缀，只是做“将一家物与一家”历史闹剧的见证人而已，所谓“二王持平，不送不迎”，恰如其分揭示了王氏家族在政治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透露了南朝政治演变的趋势与特征。至于门阀政治式微，同样是由琅邪王氏家族的沉浮所反映的。即随着隋朝大军渡江南下，统一全国，东晋南朝作为独立的历史单元宣告终结，门阀制度的象征者——琅邪王氏家族也湮没无闻，应验了当年郭璞的预言：“淮水绝，王氏灭。”（《晋书·王导传》）由此可见，王氏家族身上浓缩了两晋南北朝的历史风云，对王氏家族兴衰荣辱现象的总结和规律的揭示，实际上就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理解和掌握了两晋南北朝史嬗递脉络与时代精神。
第三，琅邪王氏家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这种积淀深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两晋南北朝的文化成就。因此值得我们在今天予以高度的重视和深入的总结。
在今天看来，王氏家族领导风骚数百年，不仅仅是其政治地位与影响力的显赫巨大，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家族文化，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地位突出，属于古代文化上的“克里斯玛”，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从王祥的“孝友”文化，到王戎、王衍、王导的名士风度（属“竹林”、“中土”、“渡江”三个名士范畴），到王彪之的“青箱学”，加上王敦、王羲之、王珣、王弘、王俭、王肃等各有特色的王氏人物，都反映着这么一个事实：王氏家族文化的内涵既非常丰富，又特色鲜明；它们是个性鲜明的文化象征，成为两晋南北朝各期主导文化精神的体现者。在其身上，体现了家族文化主体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家族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传统的互为补充、彼此渗透。所以，研究琅邪王氏家族合乎家族史研究应该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基本要求，也可以为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一个特殊的视野。而这恰恰是与当前史学研究主题的变换范式的更新趋势相适应的。
二、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传统的主导特征
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是当时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与创造者，作为门阀世族的旗帜和领袖，琅邪王氏家族对于文化的建树乃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曾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它自身也在这个文化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出鲜明的个性风采。
过去我们对王氏世家子弟的认识多有片面偏颇之处，认为他们多是依靠门阀的背景，才得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所以给他们扣上浮华虚夸、酒囊饭袋的帽子。其实这对王氏家族来说既不合事实，也不够公平。王氏子弟之中固然不乏庸庸碌碌之辈，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是当时的文化精英，在中古社会生活中有多重的建树。
这种贡献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概略地说，在政治建树方面，有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为宗旨，开创东晋半壁山河，稳定南方统治秩序的王导；在武略方面，有镇守长江中游，以武力辅佐东晋顺利开国的王敦（他日后举兵犯阙固然让人非议，但不能由此而抹煞其在东晋开国时所起的作用）。
与政治事功相比，王氏家族在文化上的建树更是突出，影响亦更为深远。这包括在文学艺术领域，有以王珣、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为代表的书法造诣，以王俭、王筠、王规等人为代表的诗赋创作。在儒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活动中，涌现出了王弘、王彪之、王准之等礼学专家，将儒学基本原理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以致后人把“王氏青箱学”视作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崇儒尚礼的努力，甚至影响着士林的风气，如王俭汲汲于复兴儒学，自己也曾撰有《丧服古今集记》、《丧服图》、《礼答问》等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王俭的著述为7种37卷），就使得当时的士人“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南史·王俭传》)。至于王肃在北魏辅佐孝文帝进行改革，推行汉化，更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消弭汉民族与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畛域，从而为隋唐实现国家新的“大一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他像王泰尽心专志于学，亲手抄书2000多卷，王筠嗜学如命，勤奋上进，抄书一抄就是40余年，抄录《五经》多达四五遍，抄录《周礼》、《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等各两遍，其他子史著作也各抄多部，这充分表明，王氏子弟普遍具备深厚的学养，他们能够标领风骚，世代不衰也确实事出有因，与那些坐吃山空、满脑袋糨糊的浮华子弟不可同日而语。
王氏家族在300余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家族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当然也是多元丰富的，不可能是一个形态、一种风格，所谓“深山大泽，有龙有蛇”（《晋书·王导传》）。如王氏家族内部，王导一支的文化特点是玄礼双修、善于权变；王胡之的一支倾向于老庄的旷达放任、自由超越；王彪之的一支倾向于礼仪法度。他们之间就有不少的差异。但是，王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其主导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特征的，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琅邪王氏家族的历史，使王氏家族呈示出不同于当时其他豪门大族的文化品格。王氏家族的主导文化特征，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兼容学术，博采众长
战国中晚期起，学术思想出现了整合与融会的崭新气象。这在儒家，是出现了汲取法家学说而集儒学之大成的荀子；在法家，是出现了引入君主南面之术等道家要义，并充分汲取儒家“纲常名理”原则、墨家“尚同”思想，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的《韩非子》；在道家，是出现了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的黄老学派；在兵家，是出现了体系完备、兵学政治伦理化倾向突出，以综合贯通为显著特色的《六韬》。至于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学派的形成，更标志着诸子学兼容合流历史趋势的强化。
进入两汉以后，这种思想学说的兼容综合趋势仍然在延续，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深化。由统治者钦定的正统思想——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新儒学，同样是思想整合、学术兼容背景下的产物。考察董仲舒的学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已将道家的长处，“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阴阳家的长处，“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法家的长处，“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墨家的长处，“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统统吸收了过来，将它们与儒家固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念相结合，建立起新的儒学形态。这样，就使得董仲舒新儒学无论在理论框架的构建方面，还是在具体政治思想的设计方面，都呈现出宏大开阔的兼容并收的重要特色。
到了东汉末年乃至魏晋时期，思想整合、学术兼容的文化现象更因儒学正统地位的动摇、诸子百家之学复炽，而表现出十分强劲头。当时比较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崔寔、王符、仲长统、曹操、诸葛亮、王弼之辈，均是融儒、道、法诸家于自己思想体系于一炉的代表人物。例如王弼，“盖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系儒学之蜕变。多知王弼好老，发挥道家之学，而少悉其固未尝非圣离经。其生平为学，可谓纯宗老氏，实则亦极重儒教。其解《老》虽精，然苦心创见，实不如注《易》之绝伦也”（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6页）。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陈寿《三国志·魏书·钟会传》称王弼“好论儒道”。
琅邪王氏家族作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承荷者，其思想旨趣与文化品格自然要真实反映整个社会思潮的主导趋势，体现出文化上的多元性与兼容性。一方面崇尚雅好旷达自由、风流倜傥，追求个性的自由，在政治上汲汲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一点在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王导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王导为政治学的基本特点是玄儒双修，因此他积极追求无为而治，提倡清静与宽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换言之，老庄思想旨趣已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行为举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玉柄麈尾的清谈名士，故《世说新语·文学篇》曾形象地形容了其神采：“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道家玄学的风貌可谓是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追求功名利禄，企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入世精神强烈，这是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即所谓“雅好谈玄，不废事功”。同样是那位王导，他在大力提倡“玄学三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对于治国平天下的作用，所以他在建武元年（317年）主政中枢伊始，便上疏提议兴办太学，传授儒学思想，其理由是：“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晋书·王导传》）。可见，正宗的儒家教化思想在王导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王导之后的王氏家族主要成员，大多是玄儒双修，既用释老学说，安顿精神，蕴藉风流，挥麈清谈抚慰心灵，徜徉山水体味玄理；也用儒家礼乐约束行为，建树功名，弘扬教化，宣示礼义，从而维系家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面对世事既不漠然无睹，又能自由超脱；既不过于执迷于权势地位，又不言轻易放弃，真正做到儒、玄、释三者兼融，进、退、处左右逢源，就如同王褒所总结的那样，“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梁书·王褒传》）。
（二）以礼为基，玄表儒里
琅邪王氏家族以玄儒双修，玄、儒、释兼容为自己文化传统固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兼容并存是没有终点，平衡对待的。真实的情况是，王氏家族在兼容学术、博采众长过程中有自己的侧重，这就是以儒学为核心前提下的择善而从，所谓“以礼为基，玄表儒里”。
美国学者E·希尔斯《论传统》认为：传统中往往含有某种具体的象征物，体现着昔日的光荣与权威，为后人提供生活目标与价值取向，从而延续着这个传统。萧华荣先生曾指出：如果说同为当时豪门大族的谢氏传统之象征物当属谢安所长久盘桓依恋的“东山”，那么琅邪王氏家族传统的象征物则是一把预许着权位富贵的“宝刀”。这“刀”形象曾一再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文献叙述之中：“恬、珣踵德，副吕虔之赠刀”（《晋书·王导传》）；“吕虔归其佩刀”（任昉《王文宪集序》）；“宝刀仍世载，琱戈本旧传”（庾信：《伤王司徒褒诗》）。说明王氏家族传统的确是以汲汲进取、追求功名为主导倾向的，这种价值取向实与儒家所憧憬的的“三不朽”境界若合符契。即使是在南朝时期，王氏家族在“立德、立功”方面已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情况下，对能够“立言”亦自许甚高，沾沾自喜：“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南史·王昙首传》，引王筠语）。由此可见，王氏家风的主流应该是以儒学精神为核心。
这里不妨拿王氏家族与谢氏家族作个简单的比较。我们认为王、谢两家皆以兼融儒、玄、释三家要义是为共性，但同中有异，王氏追求的是“宝刀”，而谢氏留恋的是“东山”，前者执著，后者旷达。就追求宗旨而言，王氏侧重赢得政治权力，谢氏侧重觅致心灵自由。就生存方式而言，王氏更注重积极入世，谢氏更注重谦抑隐逸；就学术旨趣而言，王氏钟情玄儒双修，以儒为本，谢氏钟情以玄为体，儒作附庸。即便同样是谈玄，王氏更多的是走黄老的路子，而谢氏则更多的是取老庄的达观适性之旨趣。所有这一切，正是“宝刀”与“东山”在精神世界上的分野。
《世说新语·言语》所载王羲之与谢安有关清谈得失评判的对话，就典型反映了两大家族的文化品格差异。在王氏家族的众多弟子中，王羲之是较多受老庄学说影响，注重追求心灵旷达自由的一位，然而即使是他，在热衷谈玄的同时，也不时流露出儒者的气象，认为挥麈清谈固是雅人深致，但却不能过分，更不能荒废政务，重蹈西晋灭亡的覆辙：“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对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的心态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但谢安却反驳他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宝刀”与“东山”的对立一目了然，殆无疑义！
（三）与时推迁，平流进取
“识时务者为俊杰”，王氏家族子孙绳绳，瓜瓞绵绵，维系崇高的门阀地位与政治权势历300余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氏子弟在应世态度上省识时务，与时推迁，这也成了王氏家族文化传统中的鲜明特色。
从主流上说，王氏子弟的政治态度大多是汲汲进取，善于机变，他们只珍惜自家门户的利益，而不愿为某个败落的王朝效忠殉葬，每当改朝换代之际，他们多能面对现实，摆正位置，从权力更替与利益再分配之中从容进退，为自身赢得尽可能大的利益，把握政冶上的主动。所以，当东晋与南朝各代更换的时候，传递玺绂，起草禅位诏命，扮演“将一家物与一家”主要角色的，大都是王氏的子弟。这样，他们就从前朝的辅弼一变而为新朝的佐命，保持住原有的权位，为子孙们奠定继续维系家族势力的基础。在获得政治利益之后，他们又能用道家谦抑止足、知雄守雌的理念节制权力欲望，以稳固地位，维护利益。进入南朝之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高祖（刘裕）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宋书·王弘传》）。王氏家族早早认清了这个趋势，为维系“马棰下的富贵”，他们小心翼翼，以免与皇权发生龃龉，总是力戒轻躁，王弘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王太保家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也正是王氏子弟在寒人政治已占主导的情况下，“斯业不坠”，能够继续“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为上的与时推迁来自于思想意识上的不断调整适应。王氏家族各代子弟，大多能随时调节自己的思想，以适应外界的挑战。其重要人物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步调一致，有的甚至还成为引领思想潮流的旗手。如王祥在魏晋之际以儒学名世；王衍成为西晋清谈领袖；王导开创东晋玄儒双修、兼好释佛之新风；王弘在刘宋以礼摄玄；王俭在南齐为一代儒宗；王籍、王褒等人在梁、陈时期以文学著称等等，都是王氏子弟在思想意识上不断调整，从而适应政治现实的具体象征。而这一切又是与汉晋南朝整个社会的轨迹相同步的，即政治上由“儒学政治”演变为“黄老政治”，又由“黄老政治”逐渐向“礼法政治”过渡，与之相应，社会意识形态，也由儒而玄，由玄而玄儒双修，由玄儒双修再转到偏重于儒。琅邪王氏家族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及时而顺利地转型，终于确保了其家族门楣广大、风流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