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举国上下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开展庆祝和纪念。由《参考消息》报社、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策划，《参考消息》特别报道的《父辈的抗战》，就是其中之一。该报道自2015年7月1日始，至8月14日止，共发表文章33篇。除了由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婿)的"开篇鸿文"外，报道均以回忆录的形式，介绍了32个抗战人物。其中除了一篇由外甥女写舅舅、一篇由干儿子写干爸爸外，其余30篇都是子女追忆亲生父亲的，可读性较强。
《父辈的抗战》，除了报道的内容篇幅长、格局大外，还有两个特点：介绍的都是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作者也几乎都是"成功人士"。因此，可谓是"大人物"的抗战和"成功人士"的纪念，给人一种"将门虎子"、"龙生龙凤生凤"的感觉。本文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代际现象作些思考。这关乎抗战胜利成果的实际分享这个问题，也涉及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问题。
一 、"大人物"的抗战
报道中的人物，以直接参与抗战的高级将领为主。其中属于中共系列的有24人，含八路军高级将领16人、新四军高级将领3人，东北抗日联军将领1人，东江纵队将领1人；中共直属机关领导2人，以及被称为我军"军歌之父"的郑律成。其他抗日力量的代表人物8人，含国民革命军将领5人，马海德等著名国际友人2人，还有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皆为"大人物"或名人。其中中共方面的人物，建国后成为元帅的5人(贺龙、罗荣桓、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成为大将的2人（黄克诚、王树声）；成为上将的5人（杨成武、萧克、吕正操、陈锡联、杨得志）; 成为中将的1人(秦基伟); 成为少将的1人(曾生)，开国将帅合计14人。
二 、"成功人士"的纪念
相对于"大人物"的抗战，该策划的最大特点，是撰写纪念文章的作者的身份--几乎都是"成功人士"，其中高级干部达半数之多，其余大都也非等闲之辈，除了还未能确定身份的张卓亚外，没有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我国历来有"将门虎子"之说，比喻父辈有才能，子孙也身手不凡，或谓后生子弟不辱门庭。然而，用遗传、家风的因素远远不能解释上述现象。我们不说别的，仅以这33对"父子"（含李先念/刘亚洲）来分析，父辈同样是"大人物"或名人，如果他们的政治归属不同，其后人的"成功"概率及大小又大不相同。先说非中共方面的8个"大人物"或名人，仅有"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之誉的戴安澜将军的第三子戴澄东，任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其余子辈都为一般的干部或普通的中高级知识分子。
再说中共方面的25个"大人物"或名人，其子辈有2个上将、5个中将、8个少将，计将军15个，在数量上竟超过父辈中的将帅！再加1个正司级，合计16个高级干部，占64%。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中共方面的"大人物"或名人，其是否八路军、新四军等属中共主力部队或中央机关出身（以下简称"中共嫡系出身"）的，其后人的"成功"概率及大小也大相径庭。非"中共嫡系出身"的"大人物"或名人有3人，他们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李兆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我军的"军歌之父"、作曲家郑律成。这3个"大人物"或名人的子辈，个人业绩都平平。尤其是李兆麟的女儿张卓亚，连其本人的基本信息，包括退休前的单位名称都找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在33个"大人物"或名人中，排除8个非中共方面的和3个非"中共嫡系出身"的，剩下的22个"中共嫡系出身"的"大人物"，其子辈中出了16个高级干部，占这类人物的72.7%。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辈出率"。其余6人中，1个是副司级、1个是大校、1个是央企高管、1个是央企科研人员、1个是空军总医院外科医生、1个是画家，也都可算作"成功人士"。
此外，在这22人中，还有若干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兼任各种高级别协会、研究会的领导职务的则更多。总之，作为子辈的"成功"概率及大小，同父辈与中共(核心)的"近远"成正比关系。以上数据的绝对值，在泱泱大国的13亿人口中，小到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程度。但人们可以联想到耳濡目染的相关人事，尤其是早几年中国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的，中国的亿元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的事实。当今中国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与父辈同中共权力中心"近远"成正比关系的判断，基本正确。
三、对《父辈的抗战》策划的思考
按我的理解，既然称作"父辈的抗战"，应该淡化政治色彩，就是讲述上(或前)辈的全民族的抗战。故物色抗战人物，不必局限于党派（这点基本做到了，尽管还不成比例），也不必局限于"大人物"或名人，普通士兵甚至普通百姓也完全可以。作者不必局限于"成功人士"，平民百姓写的也能打动人；作者也并非一定要子辈，孙辈难道就不可以？事实上，同一时期报刊的纪念文章中，就发表了不少普通人讴歌"小人物"抗战的文章。如《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13日第5版的"致敬抗战老兵"专栏，发了新华社(记者帅才)的电讯：《滕周权："仗打倒哪，墓地堆到哪"》，说的是一位曾参加过缅甸战役的装甲车射击手的抗日故事，老兵"仗打倒哪，墓地堆到哪"的口述，形象地反映了抗战付出的代价之大。普通人的回忆，也许更能反映全民族抗战的性质。然而，《参考消息》报社、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这次的策划，报道对象都选择了"大人物"或名人，执笔者仅限子辈，且尽挑"成功人士"。也许策划者的初衷，主要是想展现"红二代"不辱使命，突出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的正能量。但他们有否考虑过，这等于客观上坐实了"省部级干部是生出来的"这一当代民谣，凸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阶层之固化，这或许是问题的源头之所在。
统治阶级、社会精英的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的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成功的概率更大，古今中外及不同的社会形态皆然。但高官辈出，尤其是和平时期高官辈出，仍是不容易的。史学大师何炳棣曾对明清两代14562名进士和晚清23480个举人与贡生，也即明清38042名中高级功名拥有者的出身做过统计，结果是，出生在祖上三代中产生过一个或更多三品以上高官家庭的，仅1455名，只占总数的3.8%。而且这个功名仅仅是获得了出仕的资格，其中最后能做到高官者，是很小的部分。若就事论事，根据这个资料推算，明清时代通过"正途"(科举)的高官辈出率（曾祖以下祖、父、子三代人中出一个即算），可能还达不到1%。再如，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备受诟病，因为除了物质享受，他们的子女能受到优质的教育，并能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好的工作或轻松的岗位，苏联解体后许多原苏共高官或子女一夜暴富。但是，在苏共执政期间，由于苏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官代际的继承性（此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苏共高官子女大都对从政不感兴趣），在20000个苏联党政军顶端职位的"精英"中，人们很难找到"官二代"，这一点，连当时的不同政见者，如麦德维杰夫也不得不承认的。吉拉斯不遗余力地抨击社会主义体制和种种特权现象，但在《新阶级》中，未见他抨击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官僚特权阶层中的"官二代"群体--如果有这种现象，声言"权力几乎是共产主义唯一的目标"的吉拉斯，绝不会放过的。
但我们从《父辈的抗战》中可知，22个"中共嫡系出身"的"大人物"，其子辈出了15个将军，再加1个行政高官。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后裔中出现的将军，远不止这几个，有的甚至是一门数个(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有的中共元老家庭一门出数个央企主管)。如十大元帅中，除了情况特殊的林彪，其余9个家庭中都出了将军（其中彭德怀为侄女），而刘伯承家里竟出了5个将军（其中1个为女婿）。也即仅在十大元帅的子辈一代中，就出了十几个将军，若加上政府中的高官，十大元帅的子辈一代中，平均每家出高官超过2人！这还不包括任央企主管的。十位大将中，至少有5家出了将军！有人形容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家族对科举的重视和志在必得的心态是："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有几分类似的是，在开国将帅及历任国家党政军领导人的后代中，弄个将军当当，则如同探囊取物。最典型的莫如资质平庸又贪婪霸道的郭正钢，只因乃父郭伯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就轻易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70后少将之一。
如此高的、离奇的高官辈出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杨继绳先生说过：高干子弟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假设本文所涉及的高干子弟都是优秀的，他们的将军军衔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然而，一个人的成功，除了天赋和努力，还要有外部条件和机遇。从本文反映的22个"中共嫡系出身"的"大人物"的子女看，凡可查阅的，大都进了当时最好的大学（如哈军工、北大、清华），最好的中学(如北京女一中、北京八中)，最好的小学(如北京八一小学、重庆西南人民小学)。有的则成了新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如果说，"文革"前高干子弟进最好的小学、中学，为他们考上最好的大学创造了条件或保送留学，是政策照顾(尽管也不合理) 所致。那么在"文革"中的情况呢？本文涉及的22个"中共嫡系出身"的"大人物"的子女，有10个"待业期"正好在"文革"年间。如果他们出生于普通的家庭，多数人是要"支边"、"支农"去的，将不得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修地球"。而他们这10人中，除了大将黄克诚的儿子黄晴的简历不详，其余9个有据可查的，只有李志仁，可能因其父亲李运昌1968-1975年关在秦城监狱，才有"插队"的经历。其余8人都直接入伍了，且至少有5个后来被推荐上了名牌大学。他们分别是63师副政委刘建德(后官至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之子刘亚洲上将（按: 李先念和林佳楣所生的三个子女，也都在"文革"期间入伍和上大学，其中小女儿李小林在武大与刘亚洲相识并结婚），大将王树声之女王宇红，元帅刘伯承之子刘蒙少将，元帅徐向前之子徐小岩中将，上将陈锡联之子陈再方中将。这8个"文革"期间入伍者，除了王宇红女士后来做了医生，其余7个男性目前都成了将军。有意思的是，那个唯一"插队"的李志仁，后来也成为央企高管。我们是否有理由问，那11个（含李氏三兄妹）没有遵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到部队，并大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红二代"，完全是政策允许而没有父辈的权力因素吗？当时，如果适龄的城市普通百姓的子女赖在城市不去农村，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笔者曾亲身经历过，哥哥或姐姐谁不去农村(结果都去了)，就全家不得安宁。而上述的"红二代"，如果也与同时期绝大多数城镇青年一样，"支边"、"支农"-回城-安置（找工作）-下岗，他们的人生会那样辉煌吗？更不要提，在具体升迁中是否存在"潜规则"了。一个人的起点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其终点。明明借助父兄之力而得以站在高起点，如今却高唱"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这能让人信服吗？这些特别报道告诉人们，1949年后，即使在高级干部最倒霉的"文革"时期，他们的子女也有与众不同的升迁之路--几乎集团性抵制了由政府动员组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而避免了一次代际之间可能性很大的向下流动。甚至可以说，"文革"反成了他们中许多人的机遇--跳过了文化考试这道坎，直送名牌大学。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客观依据和主观愿望之一，就是为了反对业已形成的特权思想及现象。但"文革"的后果却却是在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等方面"后门"泛滥成灾，包括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免俗。由此可见，不从制度上入手，任何权威、任何高压的反特权举措都不会成功！
四、过度的"将门虎子"现象并非社会之福
在社会地位的获得中，绝对的公平是从来没有的。受遗传的、社会的及教育规律的影响，在正常的社会中，横向流动始终是社会流动的"主旋律"。20世纪的历史证明，统治阶级、社会精英的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的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成功的概率更大，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人在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优质教育和有声望的社会职业上，高速地把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及其后代淘汰出局；除了革命者，取而代之更多的是工农及其子女。这是当初大张旗鼓地宣传的。然鲜为人知的是，社会流动频繁的仅是第一、二代人，不出50年，新贵们就慢慢关上流动的大门，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形成了新的精英内部循环。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教育和职业的低速流动。
我把这归纳为"两高一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流动的基本规律。这已被苏联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所证明。新中国因出现了"文革"，延缓了精英内部循环的进程，但至今，这一过程已基本完成，低层向上流动已很困难。但即使这样，精英再生产形成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最短的。而本文讨论的"将门虎子"现象，是当代中国精英循环或再生产的典型；且其"辈出"率，远远超过了通常的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按：中共高官代际循环走到这一步，与高官的配偶往往也是高官有关，这等于其子女受到了父母双重的荫庇），故站在历史的角度观察，此并非社会的进步。故以往，当局和主流媒体对类似现象的处理一直很"低调"。如去年以来我曾多次浏览过中国人大和中国政协的官方网站，发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真实身份--所在单位和职务信息均阙如。我想，这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的疏忽，而是为了避免对民众的刺激。因为当今的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真实身份，基本上是非富即贵，这是公开的秘密。但对此能不点破尽量不点破。这如同窗户纸一样，虽然对防盗、防水不起作用，但对防风、保暖还是不无帮助的。明乎此，就可知官员的财产公开有多难了。
所以，尽管大家都感到高干子弟的成材率很高，近五年来笔者也一直在留意这个问题，但除了网上能看到一些资料，如《十大元帅夫人及后代大全》、《中国84个将帅亲属的将军后代》等，可在纸质媒体上，几乎见不到权威的、成系列的资料。这次由《参考消息》报社、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策划，《参考消息》特别报道的《父辈的抗战》作者群所折射的"将门虎子"现象，是我在纸质媒体上见到的第一份权威的、系列的资料。作为一个社会学爱好者，能看到这份资料颇感欣慰。但面对日渐严重的中国社会撕裂现象和阶层固化的趋势，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每个社会的较高职位是相对固定的，高端职位更是永远稀缺的。如果这些高端职位被某一个阶层、群体所垄断，或某一个阶层、群体比较容易获得高端职位，那么，姑且不论这些人的能力是否能胜任其职，仅从选拔的角度，其他人就失去了机会。这对社会上的多数人来讲，是不公正、不公平的。这怎使人不羡"官二代"呢？社会学原理一再证明，如果一个社会能比较通畅地让所有阶层都有往高处走的平等权利，而且还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其权利，这样的社会就会让人觉得有希望，有盼头。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大量地出现"官二代"、"富二代"、"农民工二代"、"穷二代"现象，特别是让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故一般地说，如果一个时期内向上流动的频率较大，说明社会在进步，反之，说明社会在倒退。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当代的中国正遭遇这样一种让下层的人看不到上升希望的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局。而本文反映的高官辈出现象，则把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推到了极端。同时也使民众感到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強大，会对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感到渺茫，对社会前途失去信心。这将大大抵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降低事实上人民生活已大大改善的幸福感。所以，正如有识之士所言：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集体世袭的社会没有赢家。故"高官辈出"的若干纪录，我们不要也罢。因为这有违社会进步的要求，也经不起历史的质疑。
如同中国的亿元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一样，高官辈出也是客观存在，但在宣传报道上如何处置，是可以选择的。难道非"亮剑"不可吗？"成功人士"的兄弟姐妹中，真的找不出普通人（来纪念）吗？若"大人物"的后代中真的个个是人中豪杰，选择的视野难道不能更宽阔一些吗？这一策划最使我感到难受的是，策划者把高官辈出作为正能量推出，似乎非将军、高官不能彰显革命后代英雄之本色，压根儿没有考虑到社会公正、公平之必要，更无视公众的承受力。"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陈腐落后的观念不变，民众怎能齐心"保江山"？"保"的是谁的"江山"？"保"了又有多大的意义。
在我看来，高官辈出不该张扬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官僚群体及其家属享受着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是文明的主要建设、传承者。官僚群体及其家属，是产生著名文化人概率最高的群体之一。这个好传统，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叶，民国政要及其姻亲后人也成了出著名学者概率最高的群体之一。遗憾的是，这一传统在1949年后的大陆中断了。现中共元老后裔中，高官云集，富豪扎堆，但产生过几个有能耐的学者？换言之，"红二代"作为占有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强势群体，并没有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科学和文化。在此背景下，若再高扬"红二代"中"高官辈出"，不禁要问：我们在倡导怎样的价值观、人生观呢？
总之，《父辈的抗战》作者群所折射的"将门虎子"现象揭示，如果说抗战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人民都分享了胜利果实，那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尤其是领导阶层和他们的后裔，则是最大的受益者。从这一角度反思历史，尤其是反思策划者对"将门虎子"现象心安理得，乃至欲加弘扬的思维，或许有益于加深对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现实意义的理解。
希望当局能对"高官辈出"现象予以关注。苏共对"高官辈出"的有效规避，应为中共之借鉴。希望社会学界关注并介入，因为这不仅仅关乎社会的公正、公平，它关乎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胜利后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最终也关乎社会的真正发展和进步。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载《学术批评网》2015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