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有关，但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也不只是一种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一种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终极追寻。本文拟从人类新文明角度，即从类文明角度，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构建问题，以期能够为十分火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新视角，进而促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现实的方向深入发展。本文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也就是从类文明角度，从类的命运、类的境遇、类的现状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将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统一起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多样化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人类可以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美好蓝图。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1]可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非只是一个外交策略问题，抑或只是一个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原则。它实际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质、人类境遇、人类前途的一种价值追寻，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人类的理想归宿问题。本文拟从人类新文明角度，即从类文明角度，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构建问题，以期能够为十分火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新视角，进而促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现实的方向深入发展。
一、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往虽然较之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紧密了，但是人类文明似乎越来越多样化了，如何将这种人类交往的密切性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结合起来呢？
我们认为，这需要一种理念，一种新文明——即类文明。类文明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一种共识文明。类文明中的“类”，有三种含义：一是类别、种类；二是集合、归类；三是相似、同类。从这三种含义中，可以分离出“类”的三种特质：一、类是区别的，而不是同一的；二、类是交互的，是相互依存的；三、类是类似的，是可以融合的。由此可见，类文明不是单一的文明形态，而是人类文明的综合形态。“类”就是人类，就是共同体，或者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类文明就是不同文明融合而成的共识文明，是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必须指出，类文明的本质不是同一性、狭隘性、封闭性、自利性，而是多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类文明不是独打太极拳，也不是独打保龄球，而是大家在一起踢足球、打篮球。它所展示的不是单一文明的独特性、奇异性、疏离性，而是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依存性、互动性、互惠性、互赢性。类文明的远景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晚年所讲的，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识性的统一，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人类大同。
综合起来讲，类文明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其一，共同性而不是单一性。
类文明并不否认不同文明的个性，但它重视的是共同性而不是单一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然获得作为指涉对象的某种地位，但是，这里的整体又不是统一的，而是交互的。就个体层次而言，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肯·布思（KenBooth)在强调单个人的安全问题时并未忽视由个人凝结成的人类安全。他指出：“现在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呈现这样两个维度，既是世界性的，同时也是本土性的；既是单个人的安全问题，又是人类的安全问题。”[2]类文明即是如此，它不是独自存在单一体，而是交互而成的共同体；它尊重不同文明各自的发展，更重视人类不同文明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其二，交互性而不是同一性。
类文明与多元文明不同。多元文明论只是强调不同文明的差别，并且片面强调某些文明的优势地位，进而提出以某种特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归宿，因而没有跳出文明同一性的窠臼。（多元文化与多元文明不同，多元文化是说文化的多样性，不存在以一种文化为归宿；而多元文明论则强调以某种文明为归宿）。而类文明与此不同，它强调的是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依存性。类文明论不赞成文明的趋同性，认为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有的是多种不同文明的并存，任何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文明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犹如庄子所言：“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3]因此，类文明是在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中呈现和展示其共识性的。
其三，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
类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体系，它不以某种特定的文明为圭臬，而是以文明的多样性为其基本存在方式。文明的多样性既是类文明的前提条件，也是类文明活力的源泉。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所谓平等实际上就是承认差异的平等，没有差异，就无所谓平等问题，或者说没有提出平等问题的必要。差异的平等是一种政治智慧，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差异的和平共存，即对各种游戏规则和各种发展模式独立性的尊重，不同的游戏规则和发展模式能够互相容忍；二是差异的开放，即差异并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就是一种承认差异、维护差异的机制，民主政治就是承认差异的政治。[4] 类文明也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它的突出特征就是以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解构整体性和同质性。可以说，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类文明的生命线，没有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类文明的发展就丧失了基本的动力。
其四，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
如前所述，类文明是共同性，而不是同一性。类文明不仅允许“他者”存在，而且还推进“他者”发展。因为没有“他者”的存在以及与“他者”的比较，所谓独立、自主、自由、自治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作为中国治国之“大智慧”结晶的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5] 这里的“王”是指“领导、统治”。怎样才能成为领导、才能统治得好呢？老子说必须要“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怎样才能做到“公”呢？必须要胸怀宽广，“容”量宏大；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必须要知道“常”。“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老子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才会宽广，“容量”才能宏大，才能够公平、公正、公道。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启迪我们，无论是推进一国文明的发展，还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都应当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有“包容众家”的气度。
其五，互惠性而不是自利性。
互惠是人类行为的类本质，也是区别于动物竞争行为的重要特征。类文明之“类”就包含有着互惠的要求。没有互惠，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传统的人是不可能集合在一起的。正如布克勒（Justus Buchler）所言：“构成任何共同体存在的东西与其说是各个个人的同质性，倒不如说是属于一个既定的自然复合体内的许多个人的力量集合。”[6]不仅如此，互惠还是政治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讲，没有互惠，就不会有政治发展。“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用政治的手段来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7]
在全球化时代，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相当复杂。在这里，我们试以钱钟书先生所写的《围城》的主题，聊以说明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围城》的主题，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钱锺书先生于1946年《围城》初版“序”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也就是说，《围城》的主题实际是要透过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来揭示人类共同的“基本根性”。
《围城》是在写人，而且写了各色各样的人，但其目的是要研究人类的“基本根性”。那么，什么是人类“基本根性”呢？人类的“基本根性”，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理体质特征（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人的社会性，包括几乎全部社会科学及人文、哲学的领域。钱钟书先生在解释为什么时候要写人时说：“我立意写的是人，不单单是中国人，更不是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我一再说，我是在写人，大一点说是写世界人类的困苦。”[8] 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世界人类的困苦”，类似于我们提出的“世界人类的文明”或“世界人类的命运”。关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研究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这就很自然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文明形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本原和本质的追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事关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初步回答。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有关，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也不只是一种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一种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一种追寻。
（一）人的本质是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一体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的本质是什么？自古以来，这些被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吸引了无数思想家去破解。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发出过“人啊！认识你自己”的号召。当时也有“人是万物尺度”的主张，强调了人之于世界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人是天生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的著名论断。文艺复兴以后，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论断，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本质在于理性。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对“人是什么”没有正面回答，但也提出过“人是伦理的生物”的重要思想。
费尔巴哈是运用唯物主义研究人的本原和本质的第一人。他通过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次使用了“类”的概念，突出了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类”和“类本质”的发现激发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多次出现过“类存在物”“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等提法。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的局限性基础上，认为人有两种本质——即本体论本质和社会本质。
人的本体论本质（即人的生物本质）是指人的需要和享受或享受的需要。人，只要是有生命体的人，他的所思所为都是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劳动，创造财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劳动和创造财富就是人的本体论本质（生物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9]
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社会属性。人不是单一个人的鲁宾逊，人总是在一定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脱离与他人联系的人，不是野蛮就是神祉，决不是现实的人。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
马克思关于人的两种本质的理论，为揭开人类真正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指南。它告诉人们，人与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事物的根本区别，既在于人的生物属性，更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是由动物变化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生物的特性，这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然而，人的自然属性，单纯的吃、喝、性行为等，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些并不反映人所具有的特殊性。通过它们可以区别人和非生物，却不能区别人和动物。如果认为人的生物属性就是人的本质，那么就把人和动物混同了起来，“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就失去了它特定的含义。
那么，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顶多只能采集，而人类则能生产。”[11] 这也就是说，能够进行生产的，能够通过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动物所没有的属性，这就是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就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2]这就是说，人类的生产只能是一种社会活动，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个人活动；要进行生产，人们之间就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只有反映人们在社会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性，才真正标志着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才是人的根本属性。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中，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关于人的两种本质的认识，多数都是片面的，要么只强调人的生物本质，忽视人的社会存在；要么只讲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的生存需要。这种割裂人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理论和思想曾经给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视角，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人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强调人既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同时也是只有在社会中存在的社会群体，是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一体。这样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基础的本体论前提——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寻找什么空中楼阁，而是寻找人类的本质和本原，寻找人类的现实所在，寻找人类未来的走向，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会成为只是人们谈论美好前程或愿景的一个画饼。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寻找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
由于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人类需要不断地寻找两种存在方式：一是生存方式；二是共处方式。生存方式是人类生物本质的内在要求，共处方式是人类社会本质的内在要求。生存方式解决的是人类生命延续问题，共处方式解决的是人类优化发展问题。
在前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人群基本可以在自己狭小的生存空间内过着“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编者：原稿作“明月隔山岳”，现依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改）、“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恬静生活，无论生存方式或是共处方式都是“纯自然”的，似乎不需要与他人发生关系。
而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自十五至十六世纪新航路开通后，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欧洲和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商业的迅速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锤炼了欧洲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发展路径，把世界各个地区连在一起，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和范围，打破了以往世界各个地区互相隔绝和孤立发展的局面。
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和普遍的政治化，此时，和平共处就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学会文明地对待由于利益和社会认同的多元化而产生的冲突，这是关系到人类社会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共处就成为各社会和各文化内部以及各社会和各文化之间实现文明相处的核心要求。这个问题原本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为了寻找共处的新方式，人类社会曾经走过一段曲折有历程。17世纪以来，在欧洲率先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从而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卷入了世界市场。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先是英、法等国开拓了美洲新大陆，后是欧美强国联合或分别对东方发起了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最后是在20世纪上半期世界强国间连续上演了两次惨绝人寰人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宁静，整个世界都变得骚动不安了，原本不同国情、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国家都在为了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居所而相互争夺着。
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启迪人们，人类不能以战争和相残的方式建立共处方式，必须以和平和互利的方式求得新的发展。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印度等国的积极倡导下产生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人类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寻找共处方式的有益探索，也是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早萠芽。
1953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时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万隆会议，会上发表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其中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先后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世界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人类关系越来越密切，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将称之为“地球村”。
当今世界，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同时，人类所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世界上的人类，不论你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生死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
正是在这种世界的大变局中，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而敏锐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指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13]2015年9月28日，他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4]
2017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演中正式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
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
中国国家领导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表述，得到世界各国学界和政界的普遍认同。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9 月 11 日，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同年11月召开的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上再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义是什么？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6]从本质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涉的根本问题，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系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从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沿着人类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有益尝试和积极谋划。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或主要是价值共同体
必须指出，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愿景的一种谋划，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或主要是价值共同体，是人类在新历史条件寻找最隹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长远发展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7]显而易见，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政治实体，或一种实体共同体，而是关于全人类休戚与共认识的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民族等实体同同体不一样，它其实是一种相互关系模式——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处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既然人类在地球上的共同体中，全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具有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价值共识为纽带，而价值共识的形成很难通过人为建构的组织手段来完成。事实上，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主席在B20峰会提出的“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他在多次国际会议上的阐释，也都清楚地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价值共同体。
阿克顿勋爵在解释世界史时说过：“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将照亮人们的灵魂。世界史连续不断地朝诸民族的附属于它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将根据诸民族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不同对时间和不同程度来讲述它们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诸民族本身，而是与一个更高级的系统有关，且服从于这一系统”。[18]
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更高级的系统”，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更高级的系统”“将照亮人们的灵魂”。如果把“更高级的系统”置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人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而不是要建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但这种原则是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价值原则，因为它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而对于“人类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价值原则。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有人类全体即“类”的概念，要从人类整体上去解释和理解它，特别是要从人类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高度去理解它，进而用“类文明”之光去照亮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前程和愿景。
三、从类文明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也就是从类文明角度，从类的命运、类的境遇、类的现状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将关涉人类命运的三重关系统一起来。
（一）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
作为自然属性的人类，首先是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因此，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抓住发展这一要务。
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必须找到新的人类共处方式，体现人类社会属性的要求。当下的世界，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人类生存的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地球村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于共同体之外。在现代化发展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就是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和相互砥砺，找到人类共处的新方式，实现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
到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所有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都忽视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人类命运共体不只是就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它其实是对人类所有关系而言，包括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人本来就是类动物，也是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的动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定要运用到一国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命运共同体意识十分重要，没有命运共同体意识，或者没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自觉，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随时都有被践踏的可能，甚至有被夺去生命的可能。这在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例中都得到了印证。
稍远的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开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只有陈少敏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殊不知，正是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无命运共同体意识，结果导致了长达十年的政治灾难。最近的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透过这个事件可以发现，共同体意识对于共同体中每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由于公交车上全车的人都缺乏共同体意识，即缺乏生死与共、同车共济的基本意识，所以才有女乘客不顾全车人生命安全撕打掌握方向盘的司机，也才有司机罔顾全车人生命安全而放弃方向盘与女乘客撕打，也才有车上乘客无一人上前制止和劝阻女乘客与司机撕打。结果悲剧发生了，由于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共同体内所有人的生命代价。
上述事例告诉人们：人是类动物，总是生存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因此，共同体意识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性命攸关的意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果只有个别人缺乏共同体意识，可能不会导致重大灾难，如果全体人都缺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可能会灾难临头。
（二）将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统一起来。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相互砥砺中达成共识，形成某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才有可能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主要是价值共同体不是实体共同体，但是价值共同体的实现并非不需要人类的共同行动。恰恰相反，任何价值共同体都需要人类共同谋划和协同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束之高搁的空洞价值，而是需要人类共襄的时代伟业。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20]
实际上，自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来，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在已经取得基本共识前提下，必须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人类发展议程，使之成为人类谋求自身良性发展的实际行动。
（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起来，既突出了人的生物属性，克服了唯心主义忽视人的物质需求的缺陷，又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避免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忽视人的社会关系的窠臼。由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性基础，而且在在人的双重属性基础上，依循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人类社会组合的未来愿景——自由人的联合体。
当我们将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体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的提出虽然相隔将近170年，但其旨趣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无论从理论基点抑或理论指向看，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走向和目标与“自由人联合体”高度契合，二者都凝结着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根据现阶段世界发展状况提出的社会理想和具体目标，但从长远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营造未来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是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预演。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需要的是共享发展理念。而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接续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出发，在此基础上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拥有相同的价值旨趣，都是从人类的类本质出发，将人类的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结合起来，顺应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类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从而使人类“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页。
[2] 王传兴：《重构现实主义传统的安全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9日。
[3] 《庄子·渔父》。
[4]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5] 《道德经》第十六章。
[6] [美]贝恩·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7] 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组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9页。
[8] 范业强：《读懂<围城>，读懂钱锺书》，《光明日报》2018年4月4 日。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326、5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3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13]《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03月25《人民日报》海外版。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8页。
[16]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2017年12月02日。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1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20]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课题“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批准号：１８VSJ０２５）
载《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3期
编者注：在前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恬静生活……，原文作“明月隔山岳”有误，依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