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窃以为，一篇比较成功的学术书评，至少要达到两个水准：一是能基本上反映是书在该学科或某一方面的学术地位，另是要基本上反映撰书评者在该学科或某一方面的思想认知，从而有助于该学科或某一方面的进展。若按此衡量，当今中国涌现的学术书评绝大多数是不尽人意的。这并不是说我们适合写这种书评的人不多，而是客观现实往往导致有这种追求的学者却步。在当今学界，写书评意味着说好话、做好人。若多讨论点问题，就属“不仁不义”的另类了；实话实说，有可能惹上官司。书评界上演着“劣币驱逐良币”的戏剧。

但当我们丢掉了有思考、有立场的书评的权利的同时，也等于放弃了学术评估之核心——同行评估之最重要之一部分。因此，当前我们无奈接受的量化考核，并不能完全怪体制，而是学者乖乖地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拱手交给了“局外人”，甚至可以说，是同行评估的不作为，行政部门才收留了“残局”。书评并非小事，严肃的学术书评有否？多少？影响着中国学术的升降。而书评本身，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学科的水准，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风。

我心目中的书评，是既不溢美，也非棒杀之作；不但要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绩，更要实事求是地讨论存在的问题。与时下“九牛(表扬)一毛(批评)式”的书评不同，我追求的书评的表现形式是：赞许的东西点到为止，用多数篇幅讨论存在的问题，这不仅避免了重复，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知识与学问，使具体的学术在商榷、争鸣中升华。

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时期完成的《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2004，以下简称“钱著”，该书引言，仅标页数)，是一部近几年我所见到的关于明代科举研究的比较重要的专著。作者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众多个案的论证上超越了前人；史料的蒐集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时代可以达到的水平，为我们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建筑了新的平台。然遗憾的是，受制于时间，有些问题，作者缺乏更细腻的描述或更深入的探讨。

一

明代科举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欲在此取得点滴成绩也非易事。可钱教授凭借其在明代文献学等方面的扎实功底，利用一般人难以触摸的明代《登科录》等资料，一鼓作气，把诸如明代科举的录取率、新科进土的实习与授职、明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明代户籍与功名的关系、科举竞争的区域平衡和区域失衡、科举与学术的人文走向、明代科举名录的编纂等比较成熟的子题都向前推进了一步。如在吴宣德等人的基础上，通过明代全国各省不同时期的100多份《乡试录》的分析，明确提出在参试生员严格控制的前提下，明代乡试全国平均录取率也仅在4%左右的判断。作者又参照明代大多数科年会试应试数与中式者之比，得出了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的结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科举竞争的激烈，使读者自然联想到“进士作为明代社会的精英，达到了精而又精的程度”(第111页)。

再如，在探讨明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时，作者取样的对象超过了何炳棣，且所取科年涵盖有明一代，这使他的“明代进士家庭成份统计”比何氏更为广泛，其“平民之家与功名之家，比例一直在一半左右”(第141页)的结论，进一步支撑了“流动派”关于科举确实促进了明代社会垂直流动的理论。[1]

又再如，通过嘉靖二十六年等五个科年进士观政(实习)的讨论，对前人认为的明代观政进士“实行范围不广”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作为科举和明代人物研究的同好，我的兴奋点，更集中在钱著附录所提供的各种表格上。例如，附录“表6-1明代进士户籍来源分类”(第308-310页)，采用了按科年统计的方法，这比何炳棣的分阶段讨论更能反映明代进士户籍构成的变化。[2] 如该表揭示：洪武四年的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这一比较重要的发现，已成为我们重新审视明初进士家庭背景——大都是宋元士大夫后裔之突破口。[3] 同时也为台湾萧启庆提出的，元代儒户制度对于南宋士大夫家学家风的延续，乃至传统文化不至于在元代断裂的作用与地位，[4] 提供了新的证明。而该表反映的“儒户”在明代科举角逐中由盛而衰的过程，本身就是科举制度的确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生动写照。

同时，钱著还对明代进士的工作时间、新科进士的婚姻状况、贡士未经廷式现象、《登科录》对增补明人履历资料的作用等前人没有注意，或不太重视的内容都作了专门的研究。如一般认为，金榜题名意味着出人头地，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可钱著通过景泰五年、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三十八年等科年的抽样统计，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进士并不能如愿。其原因，是未授官职或入仕时间不长就去世所致。作者为之感慨：“如此短的仕途生涯，对国家、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第134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取得以上任何一项成绩，都是靠坐“冷凳板”得来的。我在钱著中看到最多的，是博士忘我劳动的情景和在前沿“坑道”跌打滚爬的身影。这在物欲横流，文风、学风日下的今天，更彰显出高贵。

二

钱著除导论，全书共十章，其中前二章是讲国家学说，以下八章是考证。尽管后者的内容约占到了大作的四分之三，但从实际看来，史料整理后，作者的宏愿己不满足于实证，更多地把志趣与重心转移到方法与视角的创新上，即构建“国家-科举与社会”的理论体系。作者在国家学说方面的毅然投入和强化训练，固然“开劈了从‘国家-社会’视野观照科举现象的研究途径”(第341页)。但辩证的是，作者对具体史料分析上的兴趣淡化，自然影响到内容探索的深度。

(一)  重点章节不够突出

钱著一气呵成，谋篇布局老到。但从导论对“结构安排”的谋画，到通篇用力的分布，各章铺陈似乎有平均化的倾向，给人以求整体匀称，无意重点突出之感。

作者所用的主要材料是“国内稀见”(樊树志语)的明代《登科录》。由此入手，作者理当对前期颇费力气、知识增量也较可观的第五章——明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和第六章——明代户籍与科举的关系重墨泼绘。但此两块没有得到作者更多的“关照”。尤其不解的是，第五章仅用了16页的篇幅，反成了全书最薄弱的部分，且讨论的问题与方法也过于从简（详后）。第六章的分析，也不够突出（详后）。

(二)  重要个案缺少展开

钱著各章内部安排与总体结构相似，走的也是见好就收的思路。如第九章——明代科举名录编纂述论，对唐至清各代的科举名录的编纂与流传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甚至对宋、明《登科录》文献使用的家庭长辈存亡称呼之冷僻的名词，也做了比较清楚的交待，这不仅丰富了科举知识，对人们了解古人称谓也不无益处。但作者对今人使用最广、也是研究明代进士最重要的工具书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以下简称《索引》)之前身——刊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李周望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的纂修过程，和存世情况的述论过略。其中，“此书纯粹根据国子监所存进士题名石碑编纂而成”(第235页)之论断，尚可商榷。因为，据吴宣德考证，当年“李周望不可能完全按照碑上的题名来编辑《碑录》”，至少还参用了《登科录》。[5]

再如，前面提及的“儒籍进士”及其时间分布，实是史料挖掘上的一个“亮点”， 但作者没有把其“广大”。又再如，崇祯四年及以后，除民籍外的其他户籍进士几乎都集体“蒸发”。这是人口政策之变故还是其它原因？若是前者，就为明后期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和白银货币化等带来的户籍政策的松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恐怕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遗憾的是，类似这样只有靠大量的动态统计才能反映出来的特殊的、敏感的、很有价值的数据和其他一些呈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全书史料整理的精华部分，并没有引起作者特别的关注，既乏对读者之点拨，也鲜有提出来讨论或存疑。换言之，缺少把自己汗水浸透的史料凝聚成进一步的思考，这是笔者为这个结识多年的师友所深深惋惜的。

(三)  修正他人观点不够全面

不满足现状，积极修正前人的成果，是钱著的又一优点。但短期内全面出击，若干地方的求索就难免顾此失彼。

例如，钱著在分析何炳棣关于明代不同阶段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变化时指出：“何炳棣说万历三十八年以后，降到28.5%，此说是没有依据的”。但文章没有说明何氏此论的具体出处，使读者难以了解何氏本意。我们从何炳棣的《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表9明清进士的社会成份”中的明代部分的最后一个科年——万历三十八年获悉，三代无功名者占26.5%，三代有生员功名者占17.4%，平民出身的合计占43.9%。[6]那“没有依据的”到底是谁呢？虽然，钱著接着说明“本文所用‘平民之家’包括生员及真正的百姓” (第141页) ，意思是他与何氏采用的是不同的统计标准。既然如此，怎可以把自已的理解强加在他人身上，随后又去指责他人呢？除非你用事实与逻辑来论证何氏的划分是不科学的。

三

读罢钱著，且喜且憾。

在当今书林，尽管钱著已属上乘之作，但作为国内一流大学博士后流动站通过的优秀博士后报告，用自己的母语撰写的、研究本国历史的博士后论文，理应以国际一流为目标，以国际准一流为恰如其分之归宿。如果这一定位与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宗旨不太冲突的话，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对钱著的要求再苛刻些？

(一)  一些细节处理过于简单

如表6-1中有一说明：“每科的民籍数据，据每科进士总数减去其他户籍数总和而来，略有出入”(第310页)。此给人以明代进士的户籍今天都可弄清楚(缺载的科年除外)之感，处理并不完善。因为，只有把被研究的对象都搞掂了，才能把最后存下的采取排除法。但目前可提供的文献似乎还不能支撑他这么做。据本人对明代2821位双籍进士的统计，户籍籍别待考者和缺载的就达339人之多，占被调查对象的12%。[7]虽然钱氏可以利用明代《登科录》等资料拾遗补缺，但一步到位的可能性不大。故他的统计表格，最好能增加“待考”一栏。当然，量化研究中，每多一个项，工作量就得加大。此时，若作者真的感到时间不够用，也可变通，即如实说明每科的民籍数据，包括若干户籍待考的进士，则读者心中就有底了。否则，有可能给他自已的工作也带来麻烦。事实上，该表的各小计、合计误差概率均非同一般，而不是“略有出入”，这除了校对欠严，与表格的设计不周不无关系。

(二)  若干观点和推理尚可商榷

这份博士后报告，处处透露出作者对理论的追求与自信。但从历史现象里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提炼成有效的研究方法，同样需要功夫来“磨”。

例如，钱著根据明代乡试录取4%左右的概率，推算出“明代每年全国的乡试应试人员规模，应该为5万左右”(在此不究这一论证是否与事实吻合)的结论，并参阅韩国学者吴金成的“明中叶全国秀才为31万，晚明约为50万”的考证，提出了“明中叶、晚明分别约有26万、45万左右的秀才要被淘汰”(第98-99页)之论断，并在后来回答“有明一代，多少秀才可以成为举人？”之命题时，把上述论证又和盘托出(第137-138页)。可惜的是，这个推导，中间又缺一个步骤——没有先把乡试参试规模兑换成实录数，而是把5万人的应试数，直接当作录取额。前提错位，推导的结论怎能正确呢？而这些判断，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是很容易误传的。简单地说，明代秀才在某一时段科举阶梯上的淘汰数，就是秀才总数减去贡、监生和举人名额。

再如，关于明代户籍体系，《根据明史·食货志》，人们自然地采用层次划分法，即先分民、军、匠籍等大类，又在各自门下细分小类，这倒不一定都从役籍的性质上去考虑，有时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博士从王毓栓、曹树基先生的论著中提炼出明代户籍“平行说”，意谓，“各役籍之间的关系是并行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且“我倾向于赞同平行分类说” (第170页)。姑且不论明代实际是否存在这种户籍体系？也不究王、曹俩是否真的认同“平行说”？更不追问“分层说”与“平行说”的展开，对于做明代进士户籍来源之个案研究有多大启迪？我们要提问的是，既然作者采用了平行说，并已把《登科录》记载的其他户籍种类几乎全部析出了，那么，本来在军籍大类门下的军匠籍、军校籍、总旗籍等户籍种类、至少数以百计的进士到哪里去了？如果肯定“军籍只有一种”(第158页)，那么，先要解释一下《索引》归纳、作者自己也胪列的12个军籍类的小户籍(第169页)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作者认为这些军籍种类实际是不存在的，是否也应有个交待？

在史学研究中，考察同一研究对象，部分采用一种方法，把另一部分拒之门外，又不予说明，那么，这种归纳是不够全面的；在学术研究中，为凑成己说而回避不利自己或自己不愿讨论的对象，其操作的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恕我直言，与其说钱著讨论进士的户籍构成时采用了王毓铨、曹树基的“平行说”(如果是的话)，倒不如说直接承袭了何炳棣的研究方法。[8]因为他们的划分，并无多大的区别；而何氏没有对军籍细分，虽无可厚非(因为着眼点不同)，但也不见得是最佳模式。我们之所以探寻明代进士户籍的来源，不仅是要了解进士的社会构成，也要察觉哪些社会成份与这种制度的关联程度，有助人们对明代社会结构的解判。与其他小户籍种一样，明代军籍大类中的各小籍别，也透露出明代社会构成的信息，都含其应有的价值。则钱著对军匠籍、军校籍、总旗籍等军籍户籍种类构成的忽视，既没有走出何炳棣设计的框架，也与自己的理论相悖。

(三)  缺乏纵深掘进的耐力

我们认为，历史学家的成就一般处决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史料；二是史识；三是条件与机遇，最后是时间。钱著占有的史料是上乘的；已从几乎全方位推进了明代科举研究这一点来说，作者的史识也是不错的；而作为大陆第一个系统研究明代《登科录》的学者，这本身就是条件与机遇。但最后一个“硬件”，显然是勉强的。

1.没有把明代科举的社会流动做得更好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科举研究的五大热点之一。[9]在这一分支，影响最大的是何炳棣。他通过对明代17份进士登科录的4790名进士家境的分析，得出了明代社会平民入仕的比例较高、科举晋升的机会较为平等之结论。这是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广为海内外学者所引用。何氏的具体方法是把进士的家庭出身分为A、B、C三类：A类进士指出身在前三代没有获得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宫职和官衔的家庭；B类包括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C类是指那些家庭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人。[10]这一划分是比较恰当简约的。但钱著还嫌“这种划分，略显细了些”(第139页)，而把何氏的A、B类合并一项。如此处理，倒是简单，然学术讨论的层次与研究方法比较的意义就打折了。

在历史学界，若采用的史料相仿，要超越前人，除了研究对象的量增，主要是视角的转换和分析精度的提高。如何炳棣还进行过“明代流动率的地域差异”之比较， [11]用的是空间视角，那么，钱著若搞一个“明代流动率的时空差异”，用动态的眼光，分析各省流动率的不同，则就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上了。可钱著不仅缺乏这样的兴趣，还把四十年前的“三分法”，压缩成“二分法”……。因此，尽管钱著在研究对象量的占有上超过了何著，但研究视角并未转换，且史料加工的精度反而粗糙了，就难以把此专题做得精致。

事实上，利用《登科录》等资料，探讨明代科举的社会结构与流动，何炳棣们仅开了一个头，还有许多原创性的工作可做。如台湾学者于志嘉，仅主要利用《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序齿录》的军籍进士的资料，就写了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其“表1万历庚戌科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科举·任官表”，罗列的77位进士的家庭背景，[12]曾使没有机会翻过《登科录》的我，开了眼界。更何况，至少撑握了6180个明代进士家庭出身的第一手资料的钱教授，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在此领域做出更卓越的贡献。

2.对“官籍”处理的随便使作者失去了一次填补空白的机会

学术研究中的一些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相遇而放过，就有失之交臂之痛，钱著对“官籍”进士处理的仓促，就属此例。

明代官籍出身的进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涉及面也较广，人数也不少；在众多户籍出身中，官籍仅次于民籍写军籍，列第三大位。但除了一般人难以看到的《登科录》，官籍进士史料记载匮乏，很难形成案例，故专题研究至今似尚付阙如。

明人尹耕对“官籍”做过以下的诠释：“官军户者，古无是称也，盖自后世始。武阶之家，嫡嗣职，孽受庇，于是称官户”。[13]这里说的比较清楚，意谓“官军户”，就是官户(官籍)，享有世袭武官等特权，是明代政治的产物。官籍进士虽已进入了钱著的视野，并略有展开。可遗憾的是，作者着眼于“纠正”王毓铨认为的地方志把官籍并列于役户不妥的论点，而理解成“官户是宋元时期出现的一种户籍名。这应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户籍名”(第164页)后，讨论就嘎然而止。

笔者完全不同意钱氏的结论。理由是：首先，明代的“官军户”是世袭的，享有特权，朱元章的弟兄们拼死搏杀，得了江山，怎会叫宋、元(有的话)官僚的后裔“坐天下”呢？其次，官籍如果是宋元时期的产物，那么，官籍进士为何明初稀见，到了明中叶才多起来呢？根据多数官籍进士的户籍在卫所的史实，[14]我同意顾诚先生的说法：“卫、所官的家称为官户”。[15]那么，能否反过来说，“官户(官籍) 就是卫所军官之世家”呢？笔者难以肯定。从《索引》观察，多数官籍进士的户籍在卫所，也有部分在地方，个别甚至在钦天监、四夷馆、太医院等特殊部门。假设把地方的解释为归之州县的军官“余子”，那么，户籍在钦天监、四夷馆、太医院的呢？故在此仅提出问题，请行家释疑。

如果我们确认了明代官户是本朝的产物，主要属军功地主的性质，且又是进士中的一个较大的群体，这就必然涉及到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教育、科举等诸多领域，这不就为作者提供了一个举一反三的机会吗？抑或是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现在看来，明代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是研究明代官籍进士，乃至官户的“最佳资料”，钱著对“官籍”进士没有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使作者失去了一次利用这个“最佳资料”填补较大空白的机遇，笔者为之惋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依我个人的感受，就史料分析层面而言，钱氏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过人的勤奋，在短期内把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做了几乎全方位的推进，实属难能可贵。但受制于时间，钱著的推进主要是平面式的，鲜有纵深的挖掘和比较重大的突破。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参阅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36-245页。

[2] [8] (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第68页。转引自(台)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日) 《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

[3] 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4] (台)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5] 吴宣德：《〈明代进士题名碑录〉成书小考》，《明代研究通讯》第7期，2004。

[6]  (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第112页。

[7] [14]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2004。

[9]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第245-261页。

[10] [11] (美)何炳棣著：《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2]  (台)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日) 《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

[13] 转引自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第150-153页。

[15]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原载《科举学论丛》第一辑，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