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是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就经学本身而言，汉代经学长久地塑造了中国经学的基本形态，自两晋至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有清一代的复兴汉学，皆围绕著汉代经学开展进行。就经学教化而言，自汉世立经学博士，确立经学在政教中的基本价值，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价值根基。因此，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关繫著对整个经学史，也关繫著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基本认识。
而汉代经学的研究，自民国之初现代学术兴起以来，时不乏书，代不乏人，且其进路可称异途，方法可谓多样，不待一一检讨。而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有汉一代经学之基本风貌，新出的程元敏先生大著《汉经学史》，可谓集大成者。
一
《汉经学史》为近八百页之大著，计分十卷。本书的最大特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学术史家的眼光，分科设段，巨细无遗地呈现有汉一代的经学流变过程。而为了将汉代经学史做全面的叙述，本书的叙述方式，是时代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从写法上讲，这种方式表现出程元敏先生对汉代经学的系统认识。
在经学史写作中，有两种方式比较常见，偶尔交叉使用。第一种是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的流变。最典型的著作，是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与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
皮锡瑞《经学历史》分十章，以孔子是“经学开闢时代”，战国时期为“经学流传时代”， 汉武帝之后为“经学昌明时代”，汉元、成至东汉为“经学极盛时代”，汉末之后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唐代之后乃“经学统一时代”，北宋庆曆之后为“经学变古时代”，宋之后，尤其是明为“经学积衰时代”，清代为“经学复盛时代”。 而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则将孔子之前至清代，分十二章，自“古之六经”、“孔子之六经”，至“两汉之经学”、“魏晋之经学”，乃至于“元明之经学”、“清之经学”，分别进行叙述。 皮锡瑞具有比较明确的今文经学立场，所以对各时代的经学大势，有整体的判断。马宗霍背后是古文经学立场，而在叙述中相对比较客观中立。这种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流变过程的写作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一目了然，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基本脉络。而其不足，则是对跨时代的重要问题，缺乏专题式的集中分析。例如在皮著、马著经学史中，对谶纬、郑玄学术等方面，多流于介绍与表态，而缺乏深入的讨论。
第二种方式是以经书为纲，此以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为代表。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之序例，本云“前册首述源流，后册当诠大义”。 “前册”即《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其述经学史，孔子之后，分为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几段时期，分别叙述每一段时期的《易》、《书》、《诗》、《春秋》、《礼》、《论语》附《孝经》《孟子》。而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则以《易》、《尚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四书》等书籍为纲领，每一书之下，叙述自周秦、两汉到清代的学术源流。 这种经学史写法，更像是经书文献史，这一写法使历代经书的代表作品及其思想、方法，皆一览无遗，但由于许多经师所注不止一经，导致这种写法重其书而略其人。又因为时代思潮往往与历史相结合，也导致这种写法重书籍而略思潮。
一代经学史的写作，与整体经学史的写作，道理完全相同。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总体上是以时代为纲领。而其特色，则是在以时代为纲的基础上，辅以专题，以达到纲举目张，查补缺漏，呈现完整的汉代经学史面貌。
在《汉经学史》中，表现“史”的性质的主线，是自汉初到献帝时期的经学发展。因此，本书的卷一“秦季汉初经学史”、卷贰“汉文帝、景帝两朝之经学”、卷叁“两汉之民间古文学”、卷肆“汉武帝朝之经学”、卷伍“汉昭帝、宣帝及元帝三朝之经学”、卷陆“汉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之经学”、卷捌“经学极盛时期——汉光武、明、章三朝之经学”、卷玖“经学衰微时期——汉和帝至献帝世之经学”，这些不同的阶段，构成了汉代经学史的时间轴。
但是，还有大量的经学问题，或跨不同时段，或逸出时代范围。凡两汉谶纬之学、经师说经掺入老庄之言等问题，既为经学史之大问题，又不为时代所限制，《汉经学史》的处理方式，是列为专题，以专门讨论其经学意涵与影响。
例如汉代的谶纬之学，对汉代经学与政治皆有根本性的影响。其兴盛在哀、平之间，并波及整个东汉时期，汉末经注，也大量援引谶纬之义以说经，甚至郑玄、王肃之争，也涉及到谶纬注经的有效性问题。如果将谶纬学分散在各个年代，则无法充分呈现其影响。《汉经学史》的处理方式，是将“汉代谶纬学”一卷列在卷柒，处东、西汉经学之间，所述内容，自西汉哀、平至东汉末年。这一结构安排非常合理。谶纬起源，岐说纷纷，钟肇鹏先生《谶纬论略》曾说：“关于谶纬的起源，历代以来，说法最为分歧。今条别之，可分十二类。” 其中，言谶纬起源最早者为刘师培，以为源于太古，最晚者为汉代张衡，以为源于西汉末年。而程元敏先生绕开各种岐说，不再纠葛于考证谶纬中哪些文句出自什麽年代，直接考察西汉末年谶纬兴起的政治土壤，以为“谶纬之学起于哀、平，盖因《赤精子之谶》而起也。” 因此，程先生认为：“从其极盛之转变关键时段言之，谓纬候起于哀、平，不必论为误。” 在《汉经学史》中，程先生将“汉代谶纬学”一卷置于两汉之间。这样，既凸显了谶纬学在汉代经学中的特别地位，又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章节顺序。谶纬之外，又有熹平石经、今古文经学之统合、今古文经说玄理化、荆州经学等问题，《汉经学史》皆开闢专题，重点讨论。
可以说，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正是以年代为纲，专题为辅的写作方式，是汉代经学史的整全图景得以充分展现。
二
有汉一代，经学由昌明而至极盛，及至魏晋，虽然思想主流转为玄学，但经学作为治国纲领的地位，从未改变。面对此数百年间的经学盛衰，如何提纲挈领，抓住主要思想脉络，是对经学史写作的最大考验，更是衡量一部经学史所达到高度的主要标准。
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典范性的意义。在《汉经学史》中，基本的学术关怀是两汉的经学盛衰，而表现这种盛衰的主线，是今古文之争。本书把今古文之争的问题，贯穿到整个汉代经学史之中。
诚然，考察两汉经学史，今古文问题可谓最核心的问题。在《汉经学史》中，自西汉之初到东汉之末，程先生总结出今古文经学明暗五次重大争论。本书的第一卷从“秦季汉初经学史”开始，盖秦世焚灭《诗》、《书》，既是政治史的大事件，又是学术史的大事件。因此焚书坑儒，遂使中国学术有周秦之变。包括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外在的原因，实可以溯源至秦政之焚书，正是焚书事件，使汉代今文家以传承孔子微言大义的思想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汉代今古文经学第一次交锋，《汉经学史》定在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得书、立古文经博士所引发。程元敏先生备列河间献王得书、著书、立博士情况，并以为，汉武帝对河间献王言“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是“面质其将叛国，一若乡之吴楚反然”。 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盖自立五经博士之后，政治的基本价值确立，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实质上便是政治基本价值的争论，背后是对什麽是好的政治，什麽是好的生活的认识。而河间献王所献的古文《周官》、《左氏春秋》，其尊周公，与汉世尊孔子不同，其黜《公羊》，把《公羊》特有的“为汉製法”、“三统说”等关係汉代政教的根本性问题都消解殆尽。因此，汉武帝对河间献王的非难，实质上既是政治非难，也是学术非难。程元敏先生将之视为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暗争，并以为“是朝廷与王国争，官学与私学（民间）争”， 至为准确。
随著古文经典纷出，积累到了西汉末年，终于由刘歆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今古文之争。《汉经学史》认为，这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明争）”， 是也。这场争论从汉末延至新朝，主角人物是刘歆，书籍是《周官》与《左传》。马融《周官传序》云，《周官》一书，“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 班固据刘歆《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并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是王莽、刘歆当政时，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悦《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又，《经典释文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 是刘歆之于《周官》贡献有五，一曰发现《周官》，二曰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三曰以《周官》为礼经，四曰新莽朝置《周官》博士，五曰以《周官》教授弟子。此五点，奠定了《周官》性质的基本格局，并使其在东汉一朝大兴。而《左氏》之学，亦肇启于刘歆。《汉书·楚元王传》云：“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是对校《左氏》故事与《春秋》经文，为《左氏》故事安排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对经文义理的具体解释。一旦开始将经文、故事结合在一起，《左氏》叙事之繁富，便可能为简洁的《春秋》经文提供巨大的解释空间。而简洁的经文，也成为故事的提纲挈领。这种“转相发明”，是以经、传互相解释，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又发明传文义理。以《左氏》之事实，解《春秋》之经文，则经文成为事实的提纲，以《春秋》之经文，观《左氏》之事实，则事实成为经文的标准。在成文的经、传互相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通过比较经、传，可以发明出一套全新的义理，由此，至于刘歆，《左氏》之学“章句义理备焉”。杜预《春秋序》云“刘子骏创通大义”， 正是言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向发明”之事也。刘歆之于《左氏》学，首次以经传互相解释，完全改变了《左氏》旧貌，也改变了《春秋》经旧貌。在《汉经学史》中，程元敏先生认为：“今古文相争，苟祗以区区文字殊异，决不致如此剧烈，且相互攻击，历数百千岁而不息也。揆两派所最争者为学说，学说又各渊源有自。” 其说是也。
刘歆之后，古文经学行于天下，《周官》与《左传》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中心议题。《汉经学史》列刘歆之后的今古文之争，即汉代第三次争议，是光武帝时期争立《左传》、费氏《易》，程先生所列史料翔实，辨析清晰。第四次是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与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一样，大召经师讨论经义，皇帝称制临决。但与石渠阁会议不同在于，石渠阁会议皆为今文家，所平衡的是今文经学家法师法异说。而白虎观会议则有古文经师贾逵参与。按照经学史的一般理解，白虎观会议不能算是一次今古文争论。而程元敏先生认为，白虎观会议召开的背景，是古文经的兴盛，包括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后又有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 今古文之争，是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基本背景。而白虎观会议的参与人员，程先生在金德建《白虎观与议诸儒学派考》的基础上，列十七人，其中古文经二人，包括汉章帝本人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 又，会议集论而成的《白虎通》一书，程先生认为“十三经除《左传》、《孟子》外，凡十一经皆有明引”， 但其中引《周官》只有七条。根据背景、参与人员、决议所引古文内容，《汉经学史》把白虎观会议视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然观东汉经学之形态，《白虎通》本身所述内容，似因五经十四博士虽有师承，而各自名家，遂致今文博士内部异说纷起，不得已乃由皇帝召集会议，称制临决，因此，《白虎通》无论爵、号、谥、祭祀、礼乐诸方面，皆为今文家说，偶有援引《周官》之文，皆无关此书义理制度之大体。
及至汉末，最后一次今古文争议，发生在许慎、何休、郑玄之间。对此，《汉经学史》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诸经门户之争，莫烈于《春秋传》，亦莫繁于《春秋传》。” 一部两汉经学史，实半部是《春秋》学史。汉末何休重解《公羊》，不用古文，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重新发明《公羊》之学。而郑玄博通群经，其《六艺论》平衡三传，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 这是《春秋》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三传并尊的局面。唐代之后，《春秋》学舍传从经，择善而从，皆由郑君开其坛宇，导其先路。而对何休《春秋》三书，郑玄针锋相对，作《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程元敏先生详考三书所述，以为郑君之作，“《春秋传》之外，别援《礼》、《周礼》、《仪礼》、《孟子》、纬书，故能义据通深，令强敌俯首至地。” 程先生之说，固然是因其立场所致，但郑玄确实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左传》孔疏云：“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汉世经学经说既丰富，载藉又残缺，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此一代经学图景进行前面描述，确立全书的主要脉络极为重要。《汉经学史》一书通过今古文之争这一问题，树立了书写汉代经学史的主线，使汉代经学史的诸种问题，得到完整的呈现。
三
在经学史写作中，对经学问题的深入考察，是经学史的另一重要意义。《汉经学史》一书对大量经学问题，进行了甚为深刻的考察。
兹惟举一例明之。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百年以来聚讼纷纷，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既尚未曾确定，对此一事件的态度更加各持己见。在事实考证上，有以为武帝实未从董仲舒之议，没有独尊儒学者，有以为自汉至清皆以儒学为意识形态者。在态度上，有以独尊儒术乃思想专制者，有以独尊儒术不害思想自由者。然而，这一事件作为经学史的大事件，对理解汉代经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程元敏先生在《汉经学史》中，以前人之论为基础进行了澄清。
程元敏先生认为，汉武帝政策的实质，是要以“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以替代黄老之学作为治国价值的地位，程先生说：“欲政治统一，必先思想统一，如‘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则无以一统，故必须黜去百家邪辟之说。欲思想统一，必先学术统一，孔子之道、六艺之科者，最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故凡不在儒家六经、孔子之道，皆当绝去，然后法制确立，仕知所守，统纪一而民知所从矣。尊六经孔教，以之为学术思想主流，实当下国脉民命之所繫，而绝去诸子百家，并未摧毁诸子百家。” 程先生此论，不以今人的立场横加于古人，而对经学史採取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其思想内涵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首先，在《汉经学史》中，对汉武帝本身有一个判断：“武帝并非欲纯以儒治天下，故善公孙弘之治术而缘饰以儒，河间献王造次必以仁义，固非武帝所尚。” 也就是说，武帝本身并不是儒家，汉家政治也是继承秦制。但是，任何一种政治，必然要有其稳定的基本价值，当汉初黄老之治弊端日显，必须寻找新的思想价值，作为汉家政治的基础。
其次，“孔子之道、六艺之科”提供了这种新价值。事实上，六经与诸子之学不同，六经的内容，首先是先王之道的记载，《易》之八卦始于伏羲，《书》之《尧典》、《禹贡》为尧、禹之书，《诗》之《商颂》、《周颂》为殷、周之典，《礼》杂三代，虽然西汉今文经学强调孔子也有“一王之法”，但六经首先是汉人所要承接的古代文明正统。回归六经，不是回归某一个思想家在他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的一套思想价值，而是回归汉以前的古代文明大传统。而要特别说明“儒”家，只是因为儒家相比于其他诸子百家，更是这个文明大传统的诠释者。因此，董仲舒天人三策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必须两分，而且顺序也不能改变。
再次，在《汉经学史》中，程先生也看到，所谓“独尊儒术”，最大的表现是罢黜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并置五经博士弟子员，程先生说，诏令五经博士可以招收弟子，“自兹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经学之士矣。” 也就是说，独尊儒术不是皇帝大臣学习儒家以仁义之道修身，也不是把儒家的制度搬到现实之中，而是造就一批能够掌握经学的思想价值，能够推动文教开展的公卿大夫。如果在这一意义上，对独尊儒术的理解，便与现代人一般理解的“独尊”有天壤之别。
最后，独尊儒术不是摧毁诸子百家。在《汉经学史》中专门提到，武帝之后，既罢黜诸子传记博士，立五经博士，又大力发展诸子之学，其表现，一是广收群书，《汉经学史》云：“至武帝朝，河间献王、淮南王得书最多，而天子（武帝）亦广开献书之路，设藏书之所，立写书之吏与夫主书之官，自武帝元光下至成帝河平，‘百年之间，书积如山’。” 又云，武帝收揽天下藏书，“五经之外，诸子传说皆收入中秘，足徵武帝未尝禁止百家讲肄著述，唯朝廷斥之不立于官学而已。亦即上从儒经，下止诸家百家书籍，兼收并蓄，务充实国家典藏而已。” 二是设专官整理群书。程先生认为，刘向、刘歆“主持校中央政府典藏群书，中以五经为最要典籍，旁及诸子百家及诗赋等文艺篇集，足徵朝廷宠重儒经，但未禁百家言，典藏其书。”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东汉老子、庄子之学皆有兴起之迹，程先生在《儒术独尊后之两汉经今古文学之消长与说经玄理化》一章中说：“汉武罢黜百家，百家未绝。嗜异之士，初则儒道兼理，虽然，彼道甚微，继而振跻庄老，令与姬孔亢轭，丕则混同儒道，寝假而挹彼注兹。” 这都是极为精确的观察。三是所谓独尊儒术之后，甚至在朝廷争论中，百家杂语也可以援引为据，最典型的是盐铁会议上，在《汉经学史》中写到：“夫武帝朝令儒术独尊，立官设学，百家仍许民间传习讲论，故昭帝朝议盐铁榷酤，文学得直引老子言于庙堂以与大夫辩，帝不以忤禁。罢黜百家，并未禁止百家言论。” 不惟西汉，东汉亦然，程先生观察到：“范升、李固廷对，相率称表五千文，翟酺疏谏，不遗《庄》《老》，而光武、安、冲三皇见之，不谓异端而加斥。” 从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到《汉经学史》在经学问题的考察上，极为深入周全。而前人也有相关研究可资印证，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曾说：“世谓汉武帝绌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圣先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观《艺文志》，即可知其说之不然……其民间之收藏秘府。恶得以董仲舒、卫绾之言，遽谓武帝，罢黜百家乎？……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之学，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柳氏之说，正与《汉经学史》互相发明也。
四
《汉经学史》一书的另一特征，是擅于爬梳、总结文献，并纠正经学史的一些偏见，使许多经学史上习焉不察的问题得到清晰的理解。在这方面，本书澄清的问题，不胜枚举，兹以汉初立博士为例。
关于博士制度，前人已有大量研究，专著之作，如胡秉虔著《汉西京博士考》、张金吾著《两汉五经博士考》、王国维著《汉魏博士考》、钱穆著《两汉博士家法考》等，而专门论文、经学史中相关篇章，也极为丰富。可以说，前人所述，几近巨细无遗。而《汉经学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经博士”、“十四博士”之具体所立，制度演变，皆详加考证，描述了五经博士到十四博士的演变过程。
文、景之时立博士情况，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赵岐《孟子题辞》皆言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置经、传、诸子博士。而《汉经学史》考察汉文帝立学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文帝一朝所立经学博士，《尚书》博士一，《诗经》博士二，皆确切可靠者。” 而到了景帝，程先生云：“专经博士，计立《尚书》张生，《诗》《鲁诗》申公、《韩诗》韩婴、《齐诗》辕固生，《仪礼》高堂生，《春秋公羊传》，胡毋生与董仲舒，总得经书四部，学宗七家。” 而到了汉武帝时，罢黜诸子传记博士，而所增立者，程先生说：“武帝所增立淄川杨何字叔元《易》一经。” 《汉经学史》对文帝、景帝、武帝三朝的经学博士状况，都进行详细的考辨。
而在运用、总结材料上，《汉经学史》对材料的总结，可以成为进一步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例如在叔孙通研究上，叔孙通所制朝仪、宗庙仪法，所作《汉礼器制度》，均早已亡佚，而《汉经学史》援引《史记•叔孙通传》、《汉书•魏相传》、《汉书•礼乐志》、《陈书•儒林传》，备列叔孙通之制礼，又引三礼郑注所引《汉礼器制度》之文，使叔孙通製作朝仪之事，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又如本书讨论汉世今古文经学“说经玄理化”问题，竟备列五十九家，始于武帝时期的曹羽，终于高诱，每一家皆介绍其经学成就，以及受老学、庄学影响情况。后来若要研究此一问题，此书可谓导夫先路也。
《汉经学史》一书煌煌近八百页，偶有引文失校，如引贾公彦《周礼注疏》之《序周礼废兴》，云：“时诸儒并出，并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 检诸本，皆作“共排”而非“并排”，故此句似应为“时诸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然此极细微之节也。
总体言之，《汉经学史》一书体大思精，作为一部经学断代史，本书以年代为纲，以专题为辅，无论是对汉代经学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辨析，还是书中对大量史料深入精详的考察，都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宏阔壮丽的汉世经学史画卷。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五十三期（2019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