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这个清代集中了全国35%的科举发达县、近半数专家学者和大半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的统称）人物的地区，至今成了中国经济辐射能力最强、百强县最多、城市化水平最高、最充满活力和发展前途的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长江三角洲数百年教育中心的回报。

笔者曾通过明清全国100余个科举发达县产生了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才等史实比较、分析，得出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结论。也就是说，科举发达县，即教育发达县。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2001年中国最发达100名县（市）"，和"第二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笔者比较后发现，两个名单中的百强县与清代科举发达县的地理分布基本一致。此现象折射出一个深刻的内涵：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各地区的历史人文底蕴，已成为衡量当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教兴国重要性的认识。

一   基本一致

据统计，清代出50名以上进士的科举发达州县全国有117个，为便利比较，把其中在清代才设置，又在民初撤消的县并入原来的县，则本文实际统计县数为114个，具体排名在学术界还是首次披露，详见表1、表2。

由表1可知，清代科举发达的县与当代经济强县的分布基本一致。如科举发达县最多的江苏、浙江、山东，也是今日经济强县最多的省。但如此比较仍嫌笼统。我们再对表2作具体的分析。清代的州县，今天对应的是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由于市辖区未被列入百强县的统计，同时，一些县的辖区目前明显缩小，不宜参与比较。

据统计，这些没有参与或不宜参与比较的，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有60个，在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有62个。前者进行比较的县为54个，有31个（含4个新设县）进入百强县，占参与比较的57.4%；后者进行比较的为52个，也有31个（含4个新设县）进入百强县，占参于比较的59.6%。而那些析出的、没有进行比较的县总体上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比参与比较的县更高一个层次。如未参与比较的上海、北京、天津、广州、东莞、杭州、苏州等，几乎囊括了我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即使处于中西部的武汉、西安，也是所在地区的领头羊。再从百强县的各次分析，两个经济百强县名列前茅的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县。同时，科举发达县进入经济百强县的概率也与它们的名次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

总之，清代教育强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重叠。而且，发挥的作用也惊人地相似。仅占全国7%的清代科举发达县，产生了占全国近半数的进士和三分之二的人才，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和20多倍。耐人寻味的是，清代全国114个科举发达县所辖地域，今天创造了占全国半数左右的GDP，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1    各省域相关数据汇总表

资料来源：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年中国最发达100名县（市）》，《调研世界》2003年第1期；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第二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竟争力百强县（市）名单》，《经济日报》2002年12月10日；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2003年中国大学100强》，《求学》2003年第3期。

表2    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州县进入2001年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统计表

说明：

①百强县内的数字表示进入的名次；"×"表示参与比较但未进入；"-"表示未参与比较。附录内的县市均由科举发达县析出，山阴、会稽并成绍兴县，按1个百强县计。

②因清代实行分省取士，故解读清代进士州县排行榜时应参考各省平均每县进士人数，特别是各省巍科人物的多寡，方能分出文风的高下，详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二  聚集效应

让我们把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投射到最新的中国经济版图，就会发现，科举发达县进入百强县或更高经济层次的地理分布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大都分布在东部沿海，改革开放使这些古老的州县生机勃发。二是，聚集效应。由表2可知，清代科举发达的县比较集中的有7个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福建中部沿海、珠江口岸、山东半岛、武汉地区及江西南抚地区。

其中，位于东部的5个地区，恰恰几乎都是当今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有活力的地区，形成了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5个经济圈。在这些经济圈里，聚集了我国80%左右的综合实力百强县和70%左右的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也几乎包揽了我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最强的大中域市，又集中了半数以上的高校百强。加之武汉、济南、西安、昆明、长沙、合肥、南昌、贵阳诸都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是清代科举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五个科举核心圈的放大。

这里最有比较价值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清代其他省或地区科举发达的县相连或基本相连的不超过8个。唯独江浙的41个县除山阳（今淮安）外，其余40个县都在长三角聚集，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又促进这一鱼米之乡的知识分子互动，形成了清（也是明）代全国区域面积最大、登科人数最多、巍科人物（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最集中、存在时间最长（明中叶至清末）并发挥作用最佳的科举中心。仅这区区40个县产生了占全国半数的巍科人物和42%的专家学者。高能聚核、人才共生效应在这不足全国1%的土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实乃世界人才史上所罕见。

有趣的是，当今海内经济腹地最大、辐射能力最强、百强县最多、城市化水平最高、高校百强最集中、最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恰恰也是长江三角洲。昔日长江三角洲的科举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依靠的是"时势"和"聚集"，今天吸引全球眼光的也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的聚集吗？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长三角取代珠三角仅仅是当世之功吗？

三  原因何在？

也许会有人说，这些科举发达的县本来就是经济发达地区或各地的政治中心，今日大都进入经济发达地区是顺理成章的，鲜有比较的意义。其实不然。我也把清代219个府治所在县、[1]民国时期的全国248个一等县、[2]甚至是2000年全国259个地级市参与了相同的比较，它们进入的概率都比科举发达县低。再如，明代全国112个出50名以上进士的县，有48个没有进入清代科举发达县，这些县进入经济百强县的概率，仅是清代科举发达县的三分之一。这也说明，曾经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其衰退时间越长，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就越小。因此，文化发达地区要居安思危，力避衰落。

下面，我们来分析清代科举发达县与今天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分布基本一致的原因。

第一，一个地区文化高峰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积累。历史上江苏仅从全国的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就花了数百年。同样，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就明清而言，即使该地区的文化已开始下滑，仍能释放百年的热量。一个文化家族的形成需要几辈人的努力，尔后，其影响也不止一代人。如清初浙东学派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可看作16世纪宁绍文化波澜壮阔的余波；黄宗羲、万斯同就产生在破落的书香之家。事实上，浙江在全国的文化地位从19世纪已式微，20世纪跌入南宋以来的低谷（缪进鸿语）。然上世纪浙籍的著名人物在全国仍居重要的地位，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吃"千年文化积淀的"老本"，其中文化家族、尤以科举家族（鲁迅、姜立夫、陈省身、俞平伯直至陈桥驿等都是科举后裔）的薪火相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浙江20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她与相邻的江苏相比在当今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也已显而易见。这就是百年树人的规律。

第二，科举结束后，第一代大规模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以科举人物为主。正如桑兵所说，废科举后掀起的兴新学的热潮中，"学生由士人脱胎而来，小学生以童生为主，中高等则生员居多"，[3] 又在秀才中挑选比较好的送出去留学。其实道理十分简单，举个相似的例子，“文革”使高校招生中断十年，但恢复高校招生后最初考入大学的仍以"老三届"为主体。清末民初，在知识转型中捷足先登的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好、又有国学底子的秀才们；新学首先在那些教育资源较丰富、读书氛围较浓的"旧学"发达地区推行；现代专业人才也在这些地区成批地诞生。概而言之，教育的优势不会很快消失。

现举三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一是，2003年全国80%左右的高校百强坐落在清代科举发达县境内。二是，据缪进鸿教授对包括詹天佑、杨振宁，谷超豪、李远哲等在内的1089名人才的统计，产生近现代杰出专家学者最多的城市，无一不是清代科举发达的州县。三是，颇负盛名的80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8年）和250名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半数、600多位中国现代科学家大半数的籍贯系清代科举发达县。可以这么说。不管你从哪一时段、哪一视角来统计20世纪的中国文化、科学精英的祖籍或出生地，这114个县都是举足轻重的。[4]事实证明，经历一个世纪，我国的国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建设重心也几度易手，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亦今非昔比，但我国文化发达地区的分布和重要教育资源设置的格局基本未变，清代科举发达地区在总体上不仅仅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达的地区，同样也仍是我国的文化、教育的核心之地。人们可以用十年的时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用更短的时间搞一个上市公司，但创建一个一流的大学并没有那么简单，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文素质的周期更长。发展经济，教育先行，就是基于这个基本规律。

四  自古华山一条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近日又有学者撰文，世界历史上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都是以教育为先导。[5]遗憾的是，科教兴国的历程在中国走得十分曲折。

20世纪上叶，战火不断，人民生活低下，教育救国也无从谈起。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文教建设也颇有起色。然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教育成了重灾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社会一旦进入正常的、持久的发展轨道，教育的功能必然会被人们所认识，各区域的文化底蕴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就会凸现。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凭借政策和地理优势，吸引了无数的精英到热土创业，知识就是才富，在特区首先得到兑现，广东的经济建设在全国一马当先。然而，珠三角始终未成为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故独领风骚的年代必受此制约。当今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最大"闪光点"，虽有众多原因，特别是浦东新区的崛起和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魅力，但是，江浙沪地区深厚的人文底蕴、积淀的教育资源及受过较好训练的劳动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教育不仅仅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而且，教育环境也是吸收人才和投资的一个软指标。本人倾向教育本身不应成为产业，但教育可以推动一个地区的相关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教育的基本建设部份投资，可以当作城市布局和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得到直接的回报。站在这个角度，说教育也是一个投资渠道亦未尝不可。观念变了，也许人们投入的后劲会更足。

今日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经济的最亮点，从某种角度上讲，是数百年全国教育中心的回报。但当我们即将进入更高一层的区域经济新一轮发展阶段，意识到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高新技术产业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今天，不可否认，即使长三角的产业结构也还以知识产权、技术含量缺乏的劳动密集型为主。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真正主导中国未来的经济，依靠的仍是科教兴区——"自古华山天险一条路"。最近，长三角作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全球其他5个大都市圈，都有一个世界一流的高校群支撑着，那里是世界100名著名大学最多的地区，把握着人类文明进程的脉搏。就此而言，长三角还是空白，而且可能是作为世界级大都市圈的唯一空白。而没有世界著名的大学，很难在知识产权、高新技术、学术话语等方面占据优势，制约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从战略的高度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要在国内几个重要的城市圈内创建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

发展教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清代进士籍贯分布的原始分类资料由缪进鸿教授、张肇先生提供，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第203-207页。

[2] 张明庚、张明聚：《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第494-506页。

[3] 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4] 依据《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录》；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9日、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科学院主编：《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6）》，科学出版社，1991-1994。

[5] 焦玉轩：《世界历史上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报刊文摘》2003年2月28日。

主要参考文献：

1.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2..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修改稿）》，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 。

3.《中国统计年签--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

4.张武冰：《新编实用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