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我当然乐于共襄盛举，先后参加了三个国际会议，撰写《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等三篇文章，等到六月底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会议，我已江郎才尽了。实在不好意思炒冷饭，只好谈些不成体统的随感。看了会议论文集，发现自己理解错了——早知道会议不只谈五四，还可以纵论百年中国文学与文化，那我本是可以提交专业论文的。
今天的发言，其实是想谈自己的困惑，即如何看待常被混用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个概念到底要不要区分，以及如何区分。先说大的方面，我不喜欢“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因其表面上集大成，实则模糊了论述的焦点。我更愿意分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强调两者的边界，但又理解二者如何互相包孕。
先说这两个概念的产生——“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前者乃自我命名，后者则拜论敌所赐。大家都熟悉五四运动命名的缘起——北大教授、教务长顾兆熊（孟余）在1919年5月9日《晨报》率先刊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接下来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年5月27日《时事新报》上又有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一句话，五四运动或五四精神的“命名”，来自当事人或支持者。
至于“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最初并非新文化人的创造。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大意是，这个新词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通了，但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赞成”而已。同年9月17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对于突然变得非常时髦的新名词“新文化运动”，作为主将的陈独秀好歹是认领了；而年少气盛的胡适，则干脆否认自己所从事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于那些最早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的人，鲁迅明显不太信任。1926年，鲁迅撰《写在〈坟〉后面》：“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
曾经风起云涌的新社会、新青年、新思潮、新道德、新信仰、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等，如今被集约成了“新文化运动”，这虽非陈、胡等人的初衷，但既然已经流行开来，作为始倡者，你不认也得认。况且，反对者打上门来，用的是《论新文化运动》（吴宓）、《评新文化运动》（章士钊）、《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等醒目的标题；而敏感的出版界闻风而动，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唐敬杲编辑的也是《新文化辞书》。至此，陈、胡等人只好也跟着讨论起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来。
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称“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因此，“新文化运动”只包含“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而不涉及现实政治。在陈独秀看来，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进来，这“文化运动”就变得无所不包；若连军事也进来了，“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最好是分途发展，各走各的路；而“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故反对“拿文化运动当作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可作为壮怀激烈的“老革命党”，陈独秀的真正兴趣还是在社会运动。此文发表两个月后，一转身，陈便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此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风云激荡的实际政治。
反倒是书生气十足的胡适，老想不清楚，以为《新青年》同人可以固守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仅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耕耘。因此，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日后的政治走向，胡适一直很不以为然。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的请求，做了题为《“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的录音演讲，其中提及“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因此各党派纷纷介入：“从此以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啦，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类似的说法，胡适一直坚持，在“口述自传”中，也曾将五四运动称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身为历史学家，明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却幻想有一种不受政治尘埃污染的“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我看来实在过于天真（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二者无法截然分开，但确实各有侧重，其发生及发展路径明显不同。就看你主要着眼哪一方面。在以前的一系列论著中，我一直坚持平视晚清与五四，认定是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学术的新天地。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再到《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2018），这个立场没有改变。这一思路背后，是淡化“事件”（如“戊戌变法”或“五四事件”）的戏剧性，凸显“进程”的漫长与曲折。谈论“转型时代”，本就倾向于中长时段研究，在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视野中，分析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并且，不是千里走单骑，而是综合考量变革的诸多面向，如社会动荡、政治剧变、文化冲突、知识转型、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等。因此，不好简单地归功或归咎于某突发事件。这里的起承转合、得失利弊，不是三五天或一两年就能“水落石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要大于“五四运动”。当然，这里说的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
我们可以在“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中谈论“五四”之长短，也可以用“五四运动”的标尺来审视“新文化”的得失。但我不同意以“五四运动”之名来彻底涵盖整个“新文化运动”，也不认同胡适充满书生气的假定。理由是，政治与文化及学术密不可分，传统中国强调“学为政本”，风起于青萍之末，五四运动确实可以看做新文化运动的自然延伸，但其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大转折时代本就充满变数，这正是其魅力所在，即蕴涵着无限的发展与变异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五四运动”乃“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进的诸多可能性之一，主要体现其政治理想与实践能力。至于晚清开始的一系列学术、思想、文学方面的变革，与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政治抗争，在内在理路上，不能划等号。如果最大程度简化，取其旗帜与口号，前者是“民主”与“科学”，后者则是“国家”与“民众”，对内与对外、启蒙与救亡、思想与政治，决定了二者的行动宗旨与论述策略不同。但我承认，五四运动的巨大声势以及社会影响力，使得白话文运动或文学革命的成功大大提前。
作为史学命题，从清末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犹如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是可以相对封闭起来论述的。后者不仅仅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更牵涉思想道德与社会思潮。陈寅恪《论韩愈》称“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的主要功绩表现为：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发生在一千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当然面貌迥异，但同样可在思想文化层面归纳、总结、阐发。只是1927年国共分裂，此后政治斗争以及旗帜争夺的焦点在“五四”而非“新文化”。也就是说，作为运动的“新文化”，已功成名就，可以完美谢幕了。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喜欢混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有人思维本就跳跃，有人喜欢模糊操作，也有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更有人拉大旗当虎皮。我的立场是：若谈论新文化运动，尽可能往上走，从晚清说起；若辨析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或五四时代，则最好往下延伸，仔细倾听那些遥远的回声。往前追溯，从晚清说起，主要是史学研究；往后延伸，牵涉整个二十世纪，更侧重思想操练。或者说，谈论小五四（指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重在考证与还原；研究大五四（指作为思想潮流的五四时代），关键在于阐释与介入。
这也是几年前我那则《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的长篇对话所坚持的。强调必须不断与“五四”对话，从学问、道德到文章，但最为关键处的，还是思想与政治。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五四研究”的主要潜力及使命不在史学探索，而是思想操练——这既是其巨大优势，也很容易成为陷阱。我深知其中利弊，还是十多年前《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的那段话：“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为其于2019年6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百年回顾：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