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北大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现状及前瞻——温儒敏《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研读会”上，老温一头一尾的发言很动感情；作为老同学，我同样心有戚戚焉。开篇从1978年进北大师从王瑶先生讲起，称自己出版此书，除了自我总结，再就是模仿鲁迅的《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结尾则是致谢，且表明自己心里很明白，朋友们的诸多表扬，哪些属于场面话，哪些说到了要害处。

王瑶先生“文革”后培养的研究生，可谓人才济济，而留在北大的，就是老钱、老温和我。那天老同学（温儒敏和钱理群是硕士同学，与我则是博士同学）相聚，隔了个新冠疫情，自是格外亲切。新书座谈会嘛，自然以表扬为主，但老钱好多话说开去了，谈及自己的研究计划；我则略为跑题，一半谈新书，一半赞赏老温的学术组织能力。外人不太了解，或误以为我这么说是虚与委蛇。其实不对，我那天论文兼衡人，有两个标杆，一是王门弟子所能达到的境界，一是现代中国学术史。当时我说，王先生弟子中，有人专精学问，有人喜欢教书，有人擅长行政，老温则是兼及教学、科研与行政。这个评价其实很不一般。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收文五十七篇，仅限老温现代文学方面的单篇文章，不选专著，也不包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述。在《题记》中，老温称：“四十年来，我出版了二十多种书，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说实在的，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实、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现在要出个自选集，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回顾与检讨——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迥异于当下满天飞的“填补空白”。这么说，并非故作谦虚，记得民间文学研究大家钟敬文晚年有一妙语：“我从十二三岁起就写点小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还没写这么多，严格的论文有三五篇就不错了。”（钟敬文：《知识分子是“中流砥柱”》，2001年5月23日《中华读书报》）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江山代有才人出，能在学术史上站住脚的，确实少而又少。

老温新书第一辑“鲁迅研究”，收文十三篇，应该说是重头戏；但要说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轮不到他（即便算上他刚完成的、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鲁迅精选两卷集》和《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应该关注的，其实是另一个角度，即如何将比较文学视野及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老温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是王瑶，副导师为严家炎、乐黛云。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何老温最初入手处是比较文学研究——1981年参与筹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上世纪80年代出版过三部主编或合编的比较文学论集。因此，老温更值得关注的文章应该是《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1981）、《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1982），以及《欧洲现实主义传入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1986），这三篇论文既体现老温那时候的学术水平，也可看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思路与眼光。

第三辑中的《新文学现实主义总体特征论纲》（1988年）很不错，但那是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的微缩版。后者是国内第一部认真辨析现实主义思潮史的著作，当初影响颇大，开风气之先，启发了日后不少关于思潮流派的论述。另外，此书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年）。因拙著《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也有幸厕身其中，我曾撰文透底：“不过坦白交代，本来得的是二等奖。考虑到获一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获不获奖对他们无所谓，乐老师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在<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暨讨论会上的发言》，2021年4月14日《中华读书报》）

第四辑“学科史研究”很能体现老温治学的特点，学术敏感与社会责任并重。若说《思想史取代文学史？》（2001年）以及《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2007年）都是针砭时弊、对症下药，那这与作者长期处学术领导地位有关。既然是学术领导，就有责任这么说，不管年轻一辈买不买账。这组文章中，获王瑶学术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2010年）最有深度，尤其是如何“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这个提法，我深表认同：“首先就是怎样做到既回归学术，又不脱离现实关怀，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参与当代文化建设”（579页）。针对新生代的“项目化生存”，老温谈及“在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学院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596页）。

此前此后，我有两段话，可与师兄的上述观点相呼应：“‘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里的“五四”，置换成“现代文学”，同样适应。“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2018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报》）

第三辑中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当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反响很不错。此文即老温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的第一章。该书的写作源于作者1988年在北大开设的专题课，出版后评价甚高，1998年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二等奖。作者本人对此书颇为满意，称“这本书的确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说说我的研究著作》，《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别册《守正创新——温儒敏画传》第18页）。

那天座谈会上，老温自述平生，有科研著述，有学术组织，但最得意的还是自家的教学工作——其实，他的很多科研成果也是从教学生发出来的，包括主编多部大学及中小学教材，也都是着眼于教学需要。老温自称是个好老师，这定位很让我感动。因为当下中国高校，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科研成果，而教学凭的是良心，老师教得好不好，用不用心，除了天知地知，再就是你自己以及所教学生知道。

王瑶先生送学生出校门，总会叮嘱：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位。别的不敢说，留在北大任教的这三位，都以教学认真著称。老钱和我都曾被评为某年度的“北大十佳教师”，老温更是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2008年），其获奖感言是：“我觉得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是我所痴迷的乐事，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虽说颁奖级别不同，可要说教学的投入以及受学生爱戴，排在第一位的是老钱，其次才是老温，我叨陪末座。老钱没有成为“教学名师”，那是另一个问题，虽然遗憾，但不意外。因为谁都明白，获奖与否，以及获什么奖，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作为老同学、老同事，我敢担保老温的获奖实至名归。

研究生毕业四十年，老温一路走来不容易，但总的来说，比老钱和我都顺利多了。两年北大出版社总编（1997年7月—1999年6月），九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99年—2008年），八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2006年—2014年），行政级别虽不高，但在学界很重要。居其位的，有人营私舞弊，有人尸位素餐，老温则是真干事，在每个位置上都做出了成绩，这点不能不令人感佩。比如北大出版社总编任上，促成《全宋诗》的出版以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的刊行，很见其眼光与执行力。刚当上北大中文系主任，便提出“守正创新”的办学思路——这口号日后逐渐扩散，被学校以及更高一级领导接纳。

北大中文系主任不算官（一定要算，也就处级），但动见观瞻，是能影响学界风气的。2001年校方决定将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合并，成立大的文学院或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激烈反对，历史、哲学两系也不以为然。作为系主任，既要贯彻上级指示，又要反映下面民情，你看老温如何冷静处理。先是在友谊宾馆某会议室召开全系教授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后向校方全面呈报，而且特别强调最激烈的意见——若校长一定要合并，我们执行；但他一下台，我们马上恢复原状。校长一听，这事情不好办，危机于是化解。直到今天，北大中文系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立独行的系。

2008年我接手中文系主任，有人重提此话题，新校长很知趣，说你们要是不觉得当系主任委屈，那就不用改了。反正校内管理，院系一视同仁。在整个抗争过程中，我观察这位师兄，上下协调，软中带硬，还是很有本事的。

老温很希望我接中文系的班，但学校一级不无阻力，主要是担心我思想太活跃，把握不住。事后才知道，老温为此事多方解说，帮我纾解困境。让他没想到的是，我对行政工作不感兴趣，最后还是在他以及常务副校长吴志攀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上任的。四年任期，还算用心用力，未见明显缺失；可只做了一届，时间一到，马上辞职。在《花开叶落中文系》（三联书店，2013年）的序言中，我提及：“我当然明白，‘在其位’就得努力‘谋其事’；可在具体操作时，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最主要的，并非时间紧迫耽误写作，也不是人事纠纷尔虞我诈，而是自家的学术理念与当下的学术制度不吻合，时有言不由衷的痛苦。这厢刚撰文批评，那边又开会提倡，左手右手互相掐架，实在做不到‘理直气壮’。既怕自家的特立独行影响北大中文系的整体形象及利益诉求，又不能全心全意贯彻学校及教育部的指令，如此左右支绌，着实有点心力交瘁。”这个时候，我才理解老温当系主任的不容易。

私下跟老钱、赵园议论，老温的这种办事能力，大概缘于他大学毕业后在广东韶关地委办公室当了八年秘书，既了解基层实际，也懂得官场运作，因此不仅能出好主意，且有很强的执行力，这跟只会教书的老钱、赵园和我阅历及经验不同。别看老温温文尔雅，其实很有主见，讲策略，能落实。下面这段话，不仅针对中学语文教学，更是老温为人处世的基本立场：“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温儒敏：《为语文教育改革“敲边鼓”》，2013年1月6日《羊城晚报》）提倡“建设性工作”没有错，但批评“痛快文章”，有时难免伤及无辜，且给人守旧或平庸的错觉。

但要想办成事，老温还是比老钱和我更有经验。我曾提及，北大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所以畅销多年，除了三人配合默契（我称其为“绝配”，三人各有所长，且关系甚好，后记中说明每人负责撰写的章节，但全书浑然一体），更与老温的运作能力有很大关系。2003年，老温独立创办了虚体性质的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赤手空拳打天下，一开始受到很多质疑，系里有人认为他不务正业，有人讥讽其谋求私利，更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认定其才华枯竭，只能转而关注中小学语文。老温不管这些，一步一个脚印，竟走出一条新路来。先是2002年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材，袁行霈主编，温儒敏与人教社顾之川任执行主编。北大中文系教授（包括我自己）的强大阵容，加上人教社长期编写教材的丰富经验，这套语文教材（包括选修课读本）做起来顺风顺水。2012年起，老温又受教育部委托，担任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大家都注意到此举的影响力，将其作为老温的名山事业，只有老钱和我替他捏一把汗——因为，这活不好干。

想象这活要是落到老钱和我头上，肯定做不好；但老温行，虽说也会不时诉诉苦，但“终于熬过来了”，当然也就“很有成就感”（参见舒心《温儒敏：办教育要“守正创新”》，2017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编中小学教材，这事当然很重要，不管有多少缺憾，能顺利通过评审，老温总算实现了多年的梦想。没编过教材的人，很难体会其中需要协调的各方利益，以及必须时刻警惕的地雷与困境。这不是发挥个人才华的地方，更需要的是大局观以及协调能力。

这些年老温主持部编本语文教材，得到很多掌声，也收获了不少砖头。据说每隔三个月，网上就会出现一批骂温儒敏的文章。但老温并不惧怕，甚至越战越勇，其谈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论著，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主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年出版的《温儒敏语文讲习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是从此前刊行的三集《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中选文，加上若干新作。腰封上写着“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部编本）总主编、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创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关于语文教育的思考与探讨”，闭着眼睛，我都知道这书会很畅销。

相对而言，人文社推出的这册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不可能走红。我只是想提醒热爱温著的读者，老温如此谈论语文教育，是有其文化立场与学术根基的。老钱和我都为老温的书名拍案叫绝——以鲁迅《摩罗诗力说》结尾的这句话作为书名，很能体现老温的精神境界。

那天座谈会上，老温很得意，说他如何跟出版社周旋，非要这书名不可，不管读者懂不懂，接不接受。请看老温的自述：“40多年前，我还是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此文，颇为‘精神界之战士’而感奋，相信能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40多年过去，要给自选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怀旧，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恐怕两者均有。”（参见舒晋瑜《“鲁迅带给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真切体验”》，2021年3月24日《中华读书报》）。这既是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氛围，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某种意义上，我们共享这一传统，故老温才会抓住这个书名大加发挥。

这个时代，还需要“精神界之战士”吗？或者说，当下中国学人，还愿意以“精神界之战士”为榜样或自诩吗？老温没当过大官，可好歹长期处于领导岗位，多年摸爬滚打下来，还依然如此迷恋鲁迅，这很难得。所以，我才会以“百战归来仍战士”作此文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