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拙作本是自己正在撰写的《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一文中的一个论证，考虑到新的史实与史料的发现往往会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于是，仓促成文，作为问题提出。

对截止2009年的539个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国籍统计表明，学术界盛传的立国三四十年，一般会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的说法并不确切。1950年以来，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诺奖得主的国藉与做出诺奖成果的国家是两码事。甚至一个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也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如二战后至今，东欧诸国也无人能做出诺贝尔科学奖之成果。所不同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曾诞生和孕育过数十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一、从德籍科学家的盛衰说起

二战前后的数十年间，世界科学中心完成了由德国向美国的转移。为此，人们常常用二战前后德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变迁来表述这一态势。可论者又往往忽视了以下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战前的德国，包括了并入德意志帝国且产生过较多诺奖得主的东普鲁士，疆域远比今天大，也即此德国，不是彼德国。第二，在1945年前获奖的36个德籍科学家中，有23人出生于后归属西德的地区，有10人出生于后划给东德、波兰与苏联的地区(下简称“东部地区”)。又据比较，各获奖者大学毕业的学校所在地，在两大地区的分布与他们的获奖比例接近。这说明，东、西部地区战前的教育水准并无明显的差异。二战后至今，西德地区又陆续产生了30位获奖者，绝对人数超越了战前。若东部地区也保持战前的比例，应有13人获奖。使人难堪的是，自1946年至今，这里无一人问鼎。换句话说，二战后德国诺奖得主的相对衰落，更突出地表现在“东部地区”，而西德地区仍保持着获奖大户的地位。

二、东欧各民主国家颗粒无收

二战结束前，东欧还有1位德籍捷克人和2位匈牙利人获奖。由此地降生，后移民他国荣膺的也有6人。即二战结束前，东欧地区贡献了19位诺奖得主，占当时总数的13.5%。

1946年后的得主中，仍有30人源自东欧。这意味着，即使按今天计，仍有近五分之一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来自德国和东欧地区；更说明，直至二战末，东欧地区的人口素质与成材环境仍大致保持着与西德相等的水准。可事后发展的结局不堪回首：30个得主中有29人是在西方国家(内6人归属西德)获奖的。以东欧公民身分赢得最高荣誉的，仅是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1人而已。遗憾的是，这一特例，其成就是在“解放”前取得的。也就是说，兑换诺奖的科研成果，二战后东欧各民主国家颗粒无收。

1946年后的得主中，曾在东欧读过本科的，1945年前达16人，此后仅2人。令人尴尬的是，这2人不久是靠逃亡西方而成功的。在全部的诺奖得主中，1946年后出生的已达37人，其中出生在西德的6人，而无一人来自东欧。

概而言之，无论是国籍还是学术建树，不管是大学还是出生地，二战后至今，东欧诸国获取诺奖的资源都已衰竭。此外，域中的波兰、匈牙利作为战前的科学强国，也双双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高等教育“大跃进”之苦果

世界人才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高峰期形成的时间十分漫长，然一旦出现，其峰值也不会立即消失。可二战前后的舜间，东欧的诺奖得主怎么会演绎成冰火“二重天”呢？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体制。体制当然是原因，但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后，苏/俄有1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本文撇开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仅从教育的视角，寻找这些国家是否发生过内部共有又独立于“外”的、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显示，高等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越是发达、成熟的国家，尤其是其中的较大国家，益发如此。据初步比较，各国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速度，与诺奖得主的出现和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下面，只讨论1945-1993年间，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校大学生的增幅与二战后诺奖得主的关系。

目前，获取诺奖3人以上的国家有16个，这些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除原苏联缺资料外，只有荷兰在1946年度出现过增幅超常现象，其余14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高校“大跃进”。有趣的是，在获奖人数最多的9个国家中，战后有7个国家的得主超过战前，1个国家的得主略少于战前，唯独荷兰大幅减少。

二战后，东欧地区一片废墟，高校教师和优质生源大量流失，有产阶层的子女被剥夺或限制入学，故时维持现状已属不易。可出人意外的是，政权更迭后的东欧诸国，高等教育无不“跳跃式”发展。如匈牙利1950年在校大学生3.25万，是战前的2.8倍；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在校大学生5.49万，是战前的2.1倍；南斯拉夫1946年在校大学生3.92万，是战前的1.8倍。即使国土、人口锐减的波兰，1946年的在校大学生比前年也增加54%；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同样高歌猛进。更有比较意义的是“两德”。1951年，东、西德在校大学生分别是3.15万与11.8万。可到了1954年，东德已发展到7.07万，猛增124%；而西德仅上升至12.3万，踢除其中的“不在校”因素，实际增加似不会超过10%。

由上不难推断，当初作为新制度优越性炫耀的、具有共性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大跃进”，实则是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的。欲速则不达。即使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无限稀释后也必然会变质，且影响不止一代人。虽然，东欧诸国二战后诺奖“全军覆灭”的根本原因，也许不一定是高校“大跃进”，但可以断言，高校“大跃进”，难辞其咎。

由此联想，中国50年代的高校“大跃进”，并非我们的原创，是走向“斯大林模式”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阵线统一行动中的“例行公事”，相对于朝鲜“一五”（1957-1961）时期的在校大学生增加5倍，中国还显得保守与“右倾”呢！

四、高校“大跃进”始作俑者之评估

走笔至此，我们有必要对高校“大跃进”的始作俑者——苏联的情况费些笔墨。苏联从1928/1929-1932/1933学年，在校大学生由17.7万猛增到50.4万，拉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大跃进”的序幕。但与二战后，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欧列国不同，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值得庆幸的是，在列宁的“新经济致策”终结前，在苏维尔政权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仅比沙俄时代增加了39%，十几年间的累计增长还不足后来一年的跃进。即苏联高校“大跃进”是在革命胜利十几年后搞的，时国民经济早已全面恢复和发展，且已足足培养了一代人。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苏联30年代始发的高校“大跃进”，只能说，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就培养一流的人才而言，也算不上很成功。

为此，我们若以1930年为界，对苏联诺奖得主接受大学教育的时段作一考察，权当论证。在18个诺奖得主(含经济学、文学)中，有12人在1930年前读完本科(含自学)，此后由高校培养出来的仅6人，而在百年诺奖总数中，1931年后毕业的大学生已成主体。在此，援引苏联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的——1922-1928年是苏联科学的黄金时代之观点，以及《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的作者得出的——斯大林时期的杰出科学家是斯大林主义出现前培养的之结论，是否可与本文的论点互为印证呢？

质而言之，迄今为止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揭示，高校“大跃进”的普遍回报是“苦果”，如东欧国家；较好的结局是不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苏联；产生质的飞跃的国家未曾出现。

他山之石，何以成玉？

前车之鉴，怎为人师？

2019-08-25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主要参考资料：

1．(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三卷本），贺力平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1-4)》，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988。

3．杨建邺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武汉出版社，2001。

4．里查得·奥尔森主编：《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上、下册），刘文成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5．刘新宜：《社会主义国家演化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第107-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