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我3年前写给中学同学崔小明（崔敏）的一封信。
小明，昨天整理图书，翻出你2010年元旦送给我的那本传记《大帅崔嵬》。几年前只是粗粗地浏览了一番，这次细读，感想多多，感慨多多。
你爹塑造的银幕形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宋景诗、朱老巩朱老忠父子和窦二鹏。
《宋景诗》一片，记得我是在上幼儿园的最后一年看的。尽管那时刚刚记事不久，但是宋大帅那身着黑袍、头戴黑巾，纵马驰骋、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还是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红旗谱》和《海魂》，都是上小学时看的。朱老巩、朱老忠父子，那坚毅耿直类似山东大汉的形象，那不畏强权、蔑视强权的精神气概，让我看到中国农民豪杰的“骨头”；国民党起义水兵窦二鹏，在《海魂》中虽然不是第一主角，但是他的那种刚强，那种嫉恶如仇，那种敢于担当勇于担当像是“梁山好汉”的性格特征，还是令人赞叹不已。
从这几个特点鲜明人物的塑造来看，可以说，你爹既是一个“本色演员”，又是一个“性格演员”。
我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你爹不但没有丝毫文艺方面的“家庭背景”和“遗传基因”，而且从小家境贫寒，开始连上学读书都是一种奢望；后来他能够成就大业，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奋争和拼搏。这就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书中看到，为了自己喜爱的艺术事业，你爹曾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已有的高官厚禄，心甘情愿地去当一名普通的演员、导演。在我们这个“官本位”氛围十分浓厚的国度，特别是在刚刚建国不久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简直可以说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之举！
在这本书中，我还看到你的不少话语和文字，看到你们一家4口曾经的和谐幸福和后来遭受的痛苦浩刧，深为你兄长和父亲的早逝而惋惜。
书中那幅由你爹和于蓝打着遮光板，田壮壮为你拍摄的抱着小猫咪的“肖像照”——实在是难得。稍稍了解一点中国电影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为你张罗拍照的那三位，可都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明星大腕”啊。
小明，从这本传记看，《青春之歌》好像是你爹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在我看来，这也是他老人家导得最好的一部片子。
我想，一部影片要想出类拔萃，好编剧、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这几者缺一不可。按照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标准，《青春之歌》可以说同时具备了这几个要素，它的大获全胜毫不奇怪。即便是今天看来，这部片子也堪称经典。
作为导演，我认为你爹在这部影片中做得最漂亮的是两件事：
一是顶住压力挑选真正合适的女主角。
《青春之歌》小说问世之后，大获好评，一时洛阳纸贵。当决定改编拍成电影之后，各路明星趋之若骛；特别是女主角林道静，竞争者大有人在。其中最“显赫”、最具“竞争力”和“压迫感”的，非张瑞芳和白杨莫属。
张瑞芳是一位老资格的“实力派演员”，早在1937年，她就和你爹一起主演过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可以说是你爹的老战友、老朋友。
白杨演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颇具好评；其更具“竞争力”之处在于，她是《青春之歌》原作兼编剧杨沫的亲妹妹，杨沫曾经多次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妹妹出演林道静，她甚至说过“我这部片子就是为白杨量身定作的……”为了争取出演林道静，白杨专程从上海来到北京，身着上世纪三十年代女学生的旗袍，到崔嵬那里去“接受面试”。
在这种形势下，你爹如何应对？和许多导演迥然不同的是，崔嵬的处理方式就是两个字：淡定——你们有你们的想法，我有我的一定之规。他婉拒了那两位“咄咄逼人的”超级大明星，理由是“年龄不合适”。你爹认为，“从角色出发确定演员，是导演必须恪守的创作原则”，“年纪大，什么都可以化妆，但眼睛是无法化妆的，眼神——林道静应有的那种单纯、明亮炽烈甚至纯洁的眼光，只有在青年演员中才能找到”。而当时，张瑞芳已经40岁，白杨也有38岁了。
你爹坚持要找一个年龄、气质和相貌都接近林道静的演员，他说：“选演员选的就是气质”。后来，摄制组选到了武汉中南艺术剧院23岁的歌剧女演员谢芳（当时叫谢方），才算把女主角确定下来。多年后杨沫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写道：“崔嵬真是有魄力，当时就敢选一个右派的女儿当主角”。谢芳的母亲大学时和冰心同学；她的父亲是基督徒，神学院的教授，当年刚刚被打成右派；谢芳从小生活在一种宗教的气氛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崔嵬选对了女主角，才保证了《青春之歌》这部影片的巨大成功。今天我们回过头去想一想，崔嵬当年那种正直、执着、无私无畏，以及那种真正艺术家的眼光，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一些导演学习。
二是顶住“左”的干扰，尽可能保持小说原有的格调。
在《青春之歌》准备开拍的1958年底，尽管社会政治氛围还不像后来六十年代那样“左”，但是经过“知识分子改造”、“反胡风”特别是“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社会上“左”的思潮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就在那时，一篇署名郭开的评论文章“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发表在当时极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该文对小说《青春之歌》提出了异常尖锐犀利的批评。其观点主要有三：一是书中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说是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自我表现；二是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三是没有认真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文章认为，给林道静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这篇高度“上纲上线的”文章出现在“反右”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刻，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也给编剧杨沫和即将开机的《青春之歌》摄制组造成极大的压力。
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走群众路线”，把持有各种意见的人包括持反对意见的郭开等请到一起开座谈会。会上，崔嵬结合自己作为工农出身知识分子的经历，在发言中对作家杨沫和她笔下的人物给以充分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位“大帅”慷慨激昂，敢说敢当，丝毫没有顾忌发言中讲的那些话会给自己日后带来什么样的政治麻烦，让坐在旁边的杨沫感慨不已。
当然与此同时，电影剧本也不得不迫于“形势”，通过改编，给林道静添加一些适应极左思潮要求的人生段落。比如，让林道静去河北定县教书，在那里碰到共产党员江华在农村搞麦收运动，林道静投积极地投身那一运动，等等。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都是些牵强附会的“添加物”。
今天看来，尽管经历了那次波折，电影《青春之歌》最终还是得以过关。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反右斗争”刚刚“胜利结束”，“三面红旗”正在全面展开，全党全国正处于“高歌猛进”的氛围之中，执政高层在那种“亢奋”的形势下，还没有把郭开等人极力诋毁的“小资产阶级”当作一个很大的威胁加以认真的对待……这才是《青春之歌》在当时那种“左”的攻击之下能够躲开厄运，最终同全国观众见面的根本原因。
小明，我记得以前听你说过，江青是你爹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之一；细读了这本传记才知道，你爹和这位“女皇”的关系，远不止“介绍入党”这样简单；从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江青的为人。
江青比你爹小3岁，他们都是山东诸城人。1930年，他们俩在济南刚刚成立不久的山东实验剧院成为同学和同事；在青岛大学，作为图书管理员的江青（李云鹤）曾经“非常热情地”欢迎老同学崔嵬（崔景文）常去她那里看书、借书；江青和崔嵬还一起参加过中共地下党文委书记黄敬（俞启威）组织的海鸥剧社，多次一起四处演出；在上海的演艺生活中，这两位“诸城老乡”也多有联系。
正是因为如此“知根知底”，1938年7月，早5个月进入延安的江青才作为介绍人，和徐以新一起在延安鲁艺介绍你爹入党。
作为同乡、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的江青，后来又是任何对待她这位“知根知底”的“老大哥”的呢？“文革”中，当造反派问到“介绍崔嵬入党”一事时，江青回答：“是吗？我不记得了。”在一次文艺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这样讲：“文艺黑线上有一个南霸天，还有一个北霸天。赵丹是南霸天，已经揪出来了；崔嵬是北霸天，要重点批斗……”谁能想到，江青鼓动造反派批斗的赵丹和崔嵬，30多年前都曾是她相当要好的同事和朋友呢！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到江青许许多多类似的作为。在青岛大学旁听时多次辅导过江青、为她批改作文的教授沈从文，“文革”中遭难、写信向江青求助，等到的只是石沉大海；为了遮掩自己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的丑闻，江青指使造反派残酷地批斗郑君里等几位著名的老导演、老演员，多次抄了他们的家；曾经在青岛和江青同居多时的黄敬，虽然早已去世，但是他后来的妻子范瑾还是没有躲过替丈夫受难的厄运，作为《北京日报》社长的她，“文革”中被整得精神分裂。还是江青的前夫唐纳最了解自己的这位前妻，早早地远走异国他乡；如果唐纳一直留在国内，“文革”中绝无“漏网”的可能。
人们不禁要问，江青何以如此疯狂，何以如此狠毒？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两条：
一是巨大的权力导致了她的无法无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位“女皇”，“文革”中除去毛泽东无人能够制约，导致她狂妄到极点，自认为信口雌黄、为所欲为、草菅人命，都是她的权力。
二是江青从小身上就缺乏一种善良的“基因”，缺少慈悲怜悯之心。权力再大，毕竟是外因，尽管有人纵容、支持，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从小心地善良、慈悲为怀的女人，能够在“文革”中做出那样疯狂、那样残暴、那样没有人性的事情。
贺 阳 2016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