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半个多月，我们就要和2019年告别了。回顾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深感失落；展望将要来到的新一年，我更加担忧。
作为一个多年研究经济和改革的老年人，我对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经济形势和改革形势非常不乐观。我感觉形势的严峻突出地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持续的“国进民退”，使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受到致命的破坏。
那些活力最强、创新能力最强、效率最高、最能创造财富的民营企业这几年不断退出市场；而大量吞噬资源、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国有企业正在日复一日地占据越来越多的领域。这种此消彼长的结果，是微观效率宏观效率、全社会投入产出水平的日趋低下。
最近两年，国内经济学界和常去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年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有了一些新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发现，日本的经济社会状况，不但不像国内有些人士说的那样不堪，反而是活力不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比比皆是。何以如此？在我看来，尽管当年泡沫破裂使日本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使一些企业破产倒闭，但是存活下来的那些民营企业，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活力、创新能力和效率，它们源源不断地大量创造着财富和就业机会……正是这些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保证了日本经济的长盛不衰，支撑了宏观困境下的社会发展。
对比曾经遭遇困境的日本，我们的最大问题，在于大量耗费资源、臃肿低效、“坐吃山空”的国有企业，正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占领地盘儿，不断排挤、取代那些活力最强、效率最高、最能创造财富的民营企业。这种微观经济细胞的不断“优汰劣胜”，其结果必然是国家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
二是持续多年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过量投放，使我国经济的宏观均衡受到颠覆。
我国的广义货币M2,1999年为11.9万亿元，到今年10月已达194.6万亿元，超过美国和28个欧盟国家M2的总和（2018年我国的GDP为美国和28个欧盟国家之和的34.27%）,相当于我国2018年全年GDP的两倍多。
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使宏观均衡被打破，使经济关系扭曲，造成一系列弊端。比如，造成房地产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使得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陷于困境，甚至难以为继；又比如，造成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大幅提高，粮食、大豆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农产品生产越来越困难，自给水平一天天下降。
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不是房地产这个巨大的“蓄水池”吸纳了大量超发的货币，其他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涨幅必将更加惊人。前一时期水果和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固然有短期的结构性因素，但通货膨胀的潜在作用，也是不能否认的。前不久，央行行长易纲说“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毛了”，可是如果多年来货币超发流动性过量投放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票子变毛是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的。
另外，持续不断地用货币手段提振需求刺激经济，最终将必然引发滞涨；其实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如果去除GDP和物价指数等指标统计上的“误差”，滞胀的苗头在我国已经出现；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美等国的情况看，治理滞胀的难度是很大的、代价是很高的。
三是与美国交恶，使我们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
由于近几年来的演变，目前在中国是美国的“全面竞争对手”这一认知上，美国众参两院和社会各界精英已经达成空前的一致；班农、纳瓦罗、鲁比奥等一些对华强硬人士，更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影响美国的主流民意，试图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最危险的敌人”……
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给我们造成一系列被动。比如，贸易战持续不断、前景未卜；外资不断撤出、产业链受到严重破坏；科技领域制裁累累、面临“脱钩”的危险……又比如，香港动乱历时半年、目前还看不到平息的苗头，其核心因素，不能不说与中美关系恶化直接相关……再比如，本月初召开的北约成立70周年峰会，首次把“中国威胁”提上议程；英法德等北约主要国家的军舰已经驶入或准备驶入南海乃至台湾海峡巡航，声称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军事扩张”。这些都不能不说与中美关系恶化有关……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近两年来美国国内的“民意基础”发生了越来越不利于我国的变化。在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做的最新一轮“全球态度调查”中，美国民众有60%的人认为中国不好。美国盟友中多数西方国家的多数民众，对我国也持有负面看法，这应该说也与美国不无关系。在议会或总统选举的作用举足轻重的民主国家，如此“民意基础”，不可能不影响美国和相关西方国家的对华态度和对华政策——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
我们面前的矛盾和问题还有不少，但是上述3点，我感觉是最关键、最涉及要害的。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变革、真正深化改革缓解乃至彻底解决这些根本矛盾，我们面临的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困难。
解决矛盾、走出困境的具体办法，我以前曾讲过多次，这里仅简要罗列如下：
首先，要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做实做强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以达到大幅度增加社会财富、大幅度减少资源损耗、从根本上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状况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端正指导思想。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从某些人头脑中的权宜之计，转变为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必须想清楚、看明白，这是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根本之策，也是保持政权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其次，要在大规模压减不必要不合理公共支出的基础上，
大幅度地减税降费。大幅减税降费，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的活力和创新意愿创新能力，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大幅压减公共支出，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增强企业活力，压缩腐败空间，构建马克思倡导的“廉价政府”。目前我国包括政府、准政府各种收费在内的广义宏观税负，不但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也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有人通过逐项评估测算，提出从目前每年的税费中压减5.6万亿元，没有什么问题。我同意这一看法。
第三，在应对经济困境方面，要果断地放弃运用了多年、早已驾轻就熟的主要依靠大规模投放流动性、大上各种政府投资的“调控方式”，代之以主要依靠制度变革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货币存量已经相当大的情况下，再一味地投放流动性，只能“提振”一时的名义经济增长率，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取得这种“好看的”名义增长率，长远的代价相当之高。下决心彻底改变过度投放流动性这种看来轻巧实乃“饮鸩止渴”的行为方式，一段时期内名义增长率会不大好看，日子会不大好过，但是只要能够在结构性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我们真正走出困境，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要把前一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诸多领域全面扩张的思维和战略，尽快转变为适当收敛适当收缩的战略，以尽可能减少树敌，同时集中资源用于国内改革和建设，用于做实做强自身。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力避咄咄逼人，坚决纠正某些部门和人员各种形式的“战狼”举止。尽管我们已经被美国视为“全面竞争对手”，但是全面贯彻执行小平同志“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和政策，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争取美国和西方各国的民众，争取在这些国家逐步形成有利于我们的“民意基础”，争取美国之外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各界，为我们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空间。另外，作为一个多元社会，美国国内也不会总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谦虚谨慎，思维、战略对头，假以时日，美国社会各界“一致对华”的状态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第五，全面履行当年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力度地促进我们自身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同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分歧和矛盾，有利于改善我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环境。另外，出于未雨绸缪、争取更好国际经济环境的考虑，我们也需要通过真正的深化改革，为最终实现对外贸易的“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打好基础。
2019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