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书生”，用在钱钟书身上其实还是很贴切的。和他渊博宏大的知识结构比起来，他的身体显然不具有对称性。他的好友郑朝宗说：“有时你不免惊奇，像他那样弱不禁风的人，怎么能吞进那样多的东西，照一般的想像，一个胸罗万卷的人，理应具有约翰逊博士那样魁梧的躯干的。”其实从少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前，钱钟书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他青年时和陈衍（石遗）往来密切，自言：“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石遗老人因此建议他：“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郑朝宗说他“年尚未四十，而体羸善病”。特别是困居上海八年，他“心情奇劣”，身体时常不好，每年生一场病，一病往往一个多月，请医问药都没用。解放后到“文革”前，生活较为安定，衣食无忧，又值壮年，他的身体很好，稍微发福，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个阶段。许渊冲五十年代初遇到钱锺书，“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老病缠绵”
“文革”开始后，钱钟书生活待遇大不如前，政治地位下降，人的生理也渐入老年，一些毛病也自然地显露出来。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成了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高血压、前列腺、白内障等。每年最难过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之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其一生为哮喘一疾所困，曾自言：“哮喘乃终身之患，但求所谓稍得喘息，俾苟延残喘，已为大幸。”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遣队”下放至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那时他身体还健康，管过工具，烧过开水，担任过文学所的邮递员等。做邮递员时，每日从驻地到东岳镇邮局，把邮件背回驻地，分发给大家，“晴雨无阻，绝不误时”。但到1971年，他哮喘病发，常常喘得似乎透不过气来。当时在明港干校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好拖着，迁延着。房子很大，冬天怕冷，他就在床上挂上蚊帐，好像这样会暖和些。这次病后，每到冬季常多痰，气促，不能受凉，他自嘲说：“我的身体好些，痰涌、气塞每日四次者，现减为早起、傍晚两次，董仲舒知之，必曰：‘与潮汐相应’，大讲天人之故矣！”
1972年3月，钱钟书随第二批“老弱病残”回到北京。7月，学部下放干校的全体学员都回到北京。房子此前已被某革命青年夫妇占住，等他们也回到北京后，两家人合住一起，矛盾是难免的。1973年12月，两家人爆发打斗，钱夫妇“逃亡”至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宿舍。住宿条件差，冬天供暖不正常，致使旧疾复发。1974年1月，哮喘大发，呼吸困难，送北医三院抢救，吸氧输液，四小时后才得缓解。因大脑皮层缺氧，手、脚、舌皆不便，如中风状。后病情逐渐好转，未造成后遗症。这次病了足有八个月。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前冬患喘疾，一病几殆。经年将息，虽渐见恢复，而精力锐减，衰象日著，桑榆日薄，无非苟延度日而已。”
“文革”结束，他正式走向前台，虽然已是年近古稀之龄，喘疾纠缠，但仍然光彩耀人。1979年随团访美，对其形象各种媒体均有报道。有人刻画道：“四方脸，浓眉，一副新型黑框近视眼镜，白皮肤，整齐的白牙，望之俨然四十许人，简直漂亮齐整得像晚年的梅兰芳先生，虽然按照官方记录，今年应是六九高龄的老人了。然而他看起来这样年轻，绝非老文学家——我想应当含糊笼统称他一句‘文学老家’才对。”夏志清当时也有同感：“比我大了九岁另三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
但这些只是表象。杨绛对人说，你别看他外表挺结实的，其实是红木家具，摆在那里好看，就是不能搬动。钱钟书自言：“古代美人是七分娇气三分病，老夫是七分衰病三分健康。”晚年钱钟书，哮喘一疾足以使其诸事皆放。就在他从日本回来后的第二年10月下旬，他的哮喘复发，经过打针吃药，后转为咳嗽，“终日如《西青散记》中腐儒鬼咯咯先生”。1988年，他的手腕手指忽然得了腱鞘炎，右拇指痉挛，写字不便，从此谢绝了很多题签等请求。他自嘲说：“我成了新丰折臂翁，不能服役效劳了。”
除了哮喘，在年逾八十之后，他还接受了几次大手术。1993年2月5日，住院检查发现输尿管中生了瘤子。一个月后，3月5日，他第一次动了大手术，取出输尿管中的肿瘤，割去一肾。3月31日，出院。他本年写的信中曾言：“弟割去左肾，衰孱之躯，他病交攻，‘康复’恐徒虚语，承注谢谢！”1994年7月30日，因肺炎发高烧住北京医院。经查，膀胱颈上有三堆癌细胞。8月19日，动手术，割除膀胱癌，手术成功，但肾功能急性衰竭，经过抢救，十多天后病情平稳。11月19日，反复发烧。此后一直住院，期间门口常挂了“谢绝探望”的牌子。
1997年，女儿钱瑗因病去世，开始一直瞒着他，后来经医生同意，杨绛才将钱瑗的事告诉他，得知后，病情转重。1998年，去世前十几天，他突然开始发高烧，而且持续不退。到12月19日凌晨，他的血压一直低下去。7时38分，也许是感到大限已到，他把嘴一抿，使劲闭紧眼睛，再没有睁开。先生仙逝，享年88岁，也算高寿。医院解剖遗体，发现胃里有一个很大的肿瘤。
“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
晚年钱钟书因年老久病，逐渐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每每与人写信或交谈，多会关切他人的身体。陆文虎回忆，钱钟书多次问及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的情况，对其身体欠佳表示挂记牵念。1978年12月，吴泰昌接到钱先生的信：“去秋承惠过快晤，后来，听说您身体不好，极念。我年老多病，渐渐体贴到生病的味道，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心。奉劝你注意劳逸结合，虽然是句空话，心情是郑重的。”
有关身体与写作之关系，他在和吴泰昌的交往中多次提及：
钱先生劝我要注意身体。他说我提醒过你几次，看你这两年很劳累，头发不该这么早白。生活要有规律。外国人早饭前、晚十点后不写作。十点后可以听听音乐，翻翻闲书。不能看小说，尤其侦探小说，一上手就得看下去。他说杨绛昨天晚上看韦君宜送她的一本书，因书里涉及到清华大学的一些熟人，到下半夜二点多他起床时见她还未睡。钱先生、杨先生问起我吃安眠药情况。我说听你们的话，现在每晚一片海洛神两片安定，睡前强行吃。钱说，吃安眠药不好，但他自己也吃十几年了。他现在睡前先吃一瓶同仁堂出的枣泥安神液，再吃安定片。我说钱先生气色比上次我见时好些，他说略好。我说喜欢晚上喝咖啡、喝茶，再看书，写作，钱先生说，这等于慢性自杀。由此他们说起包天笑，办报写文章是下半夜，第二天从早上睡到下午。何其芳下半夜写文章，下午要睡足一觉。钱先生说开亚太会议时，他连夜起草文件，第二天睡一天，那时他才四十多岁。他们说我白天上班、应酬，晚上再这么干，吃不消。人的精力、体力如同钱，不能预支，超量了不好，年岁到了，病了，难退下去，不要以为体质好没事。钱先生说写东西不必赶、拼命，要细水长流，一年写不完，两三年也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吴泰昌打算出有关钱钟书的书，征求钱的意见，钱说：“如你决意要写，那就据你了解的材料写吧！但身体要紧，否则别人会说你是为写钱某人传把身体弄垮了！”杨绛说：“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健康，都怪你好端端写什么钱钟书，他既心上不安，又害你身体不和，你还是听取我的忠告：放下笔来，立地成仙（‘有病方知健为仙’之仙也）。”
晚年与朋友之间，已不复仅仅谈学论道，相互关心身体，甚至馈赠良药都是常事。周而复曾送钱钟书花旗参，钱在给其感谢信中说：“惠帖并赐花旗珍参，感刻之至。贱躯据北京医院李甫仁大夫言，与人参、洋参皆不相宜，故三年来日服其方，只用太子参、玄参等物。弟又患前列腺，夜起四五次，更眠不安席。故人情重，良药向遗，宝藏以备不时之需。”谨遵医嘱，这是晚年钱钟书可爱的地方。1986年，有西班牙友人送他本国所制降血压药三种，但他“‘某未达，不敢尝’，乃依照北京医院指示”。他人生病，情绪低落，他去函开导：“苏东坡诗：‘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不但句子好，并且很亲切。”1992年，他知道胡乔木患病，还寄去了一盒西洋参。
知道人参使用的区别，这是久病成医的必然。有一段时间，钱钟书非常有兴致地自己煎中药，专门使用一个定时器，以确保煎药时间精准，计时器的提示音一响，他就腾地冲到厨房，半秒不耽搁，切断火源，充满成就感。
“世间无药可医老”
身体多病，但他从不忌言生死，总是乐观面对。杨绛先生说，他是个乐观的人，对生死自然规律看得很明白。1989年3月，他晚上睡不好，白天头晕，就对人说，同他一起出来的历史学家黎澍和外交家宦乡相继过世，他也快了。大年三十，人家打电话来拜年，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老啦！要死啦！”他不喜过生日，认为“祝寿祝寿，我看是促寿！”“‘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你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长寿乃《西游记》车迟国和尚所谓‘长受罪’耳。乃蒙善颂善祷，‘美意延年’，愚夫妇无以报称，唯有祝体健笔健，健饭健步，‘老子犹龙’，不负斯语。Amen！”
他对老病相生、老衰不可医、人生苦短的道理看得很清楚，所以晚年痼疾缠身，都能坦然对之。在晚年所著《管锥编》中常有发挥。“世寿无穷，却不能分减与人，亿万斯年，于己无与”。“病乃变故，衰属常规；病尚得减，而衰老相期，与日俱老，则亦逐日添衰；病可待其渐除，而衰则愈待而愈积”。“心力颓唐，不耐贯注，体力乏弊，不堪运使，懈散而乐于放慵，所谓‘不相综摄’”。颇似夫子自道。近耄耋之年时，他在给吴忠匡的信中说：“年来老病缠绵，遵医戒谢客谢事。近虽大段已瘥，而稍一用心，便终宵不寐，已废书不看近四个月矣。衰老即是一病，病可治而老难医，病或日减而老必日增，乘除消长。陶篁村句云：‘老来无病亦支离’，况有病乎！吾弟将来当能体验及此。”他曾对舒展说：“世间无药可医老。每病一场，健康即减退一分，恰如强国入侵，打个平手或转败为胜已经不错了；弱国若想尽收失地，那就失之为妄想了。”
虽然自己对生死看得很淡，但对别人尤其是年轻人却显出一般老人的“世故”，显得可爱。1992年初，钱钟书久病初愈，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的编辑黄伊到钱府，无意中说：“我已好多年不上医院了，除了流年不利或偶然感冒发点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钱钟书听后，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把拉起黄伊，连走几步拉到写字台前，抓住他的手强摁着往桌面上连拍三下，说：“在我们无锡老家，长辈听见自己的孩子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夸了海口，在地上拍三下就会逢凶化吉，百无禁忌。我们年纪大了，弯腰到地不方便，在桌子上拍三下，也一样的。”类似情形电视剧《围城》的编剧孙雄飞在钱家也遇到过。
“假我年寿，尚思……”
从1972年至1975年，在“文革”的阴影中，钱钟书蜗居在学部七号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1974年哮喘大发几乎送命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管锥编》初稿的写作。该书编辑马蓉说，这部著作是在“钱锺书同志大病之后，担心自己不再能从事著作，急于争取时间，‘和死亡赛跑’，带病将他多年来刻苦读书、潜心钻研的部分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他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该书一版四册于1979年出版，此后几年他对全书进行了几次集中增订，到1993年已是第三次，三次增订合为一册，即《管锥编》第五册。在出版《管锥编》后，他仍然有宏大的写作计划。《管锥编·序》：“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
晚年身体不好，又想留出更多时间读书与写作，他推辞了很多学术和社会活动，拒绝了很多新闻媒体采访的要求。多次嘱咐身边亲近的人，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他身体不好。后期因右拇指痉挛，他以此还谢绝了很多题签之类的请求，书信也尽可能的少回。但即使如此，在此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写作环境好，钱钟书却再也没有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了一堆笔记和莫大的遗憾。
当有人问他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管锥编》，他无奈地说：“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老成之言，平易而通达。
来源: 《书屋》二〇一四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