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钱锺书先生逝世已十余年，2010年正值先生百年诞辰。在我们的直觉里，钱锺书一生可能都是个读书、教书、写书做学问的学者，如果没有《围城》的走红，我们一般人也不轻易把作家的名号送给他。而实际上，在大学教授、作家的空白处我们还可以加上个实实在在的“编辑”（或“主编”）的称呼。从钱锺书长长的一生中，梳理出他在学者、作家的定义之外的另一种形象，是件很吸引人的事情。从“编辑”的角度来观照钱锺书，除了可以丰富我们对其生平的认识，还别具另一番意味。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国外媒体有多种报道，在介绍钱先生留学回国后的生平时，英国《泰晤士报》说：“Qian taught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worked as an editor on journals including The China Critic,Tsinghua Weekly,and the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这就把钱锺书回国后的工作扩大到了教书和编辑上，但这里只提到《中国评论周报》、《清华周刊》以及《图书季刊》，实际有钱锺书做主编或编辑的出版物比这个还要多，有不少在钱锺书的各种传记里都鲜有记载。限于篇幅，本文只述及民国时期。
钱锺书第一次做编辑的刊物是中学时期的《桃坞学期报》。此事鲜为人知，所有传记都无涉及。民国十二年（1923），十三岁的钱锺书小学毕业，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桃坞中学是一所英文教学极为严谨的教会学校，师生在校内皆用英文会话交流。校长是教会派来的外国传教士，外语由外籍教师任课，其他课也是全用英语讲课，学校设初、高中部。作为教会学校，桃坞中学的中英文课程分班上课，钱锺书刚入学时，因为国学有根基，国文、中国历史等课都是直接跳到初中二年级上课，而英文、数理等课程则在初中一年级。在这些课程中，他国文是强项，数理等课却不太理想。在校期间，他多次参加作文竞赛，都是佼佼者。因为国文成绩好，文章写的好，在这期间，钱锺书担任了《桃坞学期报》的中文编辑。
《桃坞学期报》以一半英文和一半中文的形式发行，每学期出一期，一年两期。当时上面也登广告，广告费用是“全页八元，半页四元，四分之一页二元”。编辑部分中文编辑部和英文编辑部，钱锺书在中文编辑部，其他成员还有顾鸿霖、张源、邵宗文等。中文总编辑王德文，顾问王彦孙。这是根据1926年的《桃坞学期报》版权页上的记载，编辑部成员应该不是固定的。当时上面主要发表桃坞中学初高中学生的作品，钱先生就在上面发表了文言、白话、译作等不同形式的文章。苏州档案馆目前还存有当年的刊物，近年该馆整理出版了《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翟晓声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发行），其中收录了钱锺书在《桃坞学期报》发表的三篇文章：《进化蠡见》（1926年第9卷第1期）、《天择与种变》（译作）（1926年第9卷第2期）与《获狐辩》（1927年第10卷第1期）。大连范旭仑先生说，钱先生在《桃坞学期报》上还有一篇文章，但他也未得一见（2007年9月11日与笔者信）。
这些新披露的早期遗文，在所有传记和相关文集中都没有收录或提及，它们对研究钱氏早期思想的形成有较大的意义，很值得关注。钱锺书在中学时代的文章应该不只这些，从当时他的中英文水平来看，有关资料的开掘还很值得期待。钱先生这几篇少作是应该编入《钱锺书集》里去的，虽然他对早年文字不只一次的表示了他的不以为然。但杨绛先生也曾表示，钱的少作“也并不以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上大学以后，钱锺书是《清华周刊》的编辑。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中英文成绩特优，而数学不及格，被清华破格录取。他是年10月进的清华外文系，次年（1930）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锺书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清华周刊》始创于1914年，初名《清华周报》，还只是一大张，两面印八版，纸张格式与普通小型报纸类似。自第三期起改称《清华周刊》，用普通纸装订成册，每册印十余页。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中说：“《清华周刊》是一份有分量的大学生刊物。原来只报导清华园的新闻，但也有副刊、专栏，也谈一些政治问题，如发扬民主政治，坚持抗战等大问题，后来篇幅越来越大，在抗战前《清华周刊》骎骎乎已成为一份影响力很大的全国性刊物。”（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范旭仑《钱锺书批注〈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辨正》说“钱锺书做《清华周刊》编辑自1930年春第33卷起”，在时间上与1930年11月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似有冲突。据李洪岩先生查实，这份名单曾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锺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言论栏主任潘如澍，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组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既然名单多次变动，那么钱锺书做了多长时间的《周刊》编辑（以及英文副刊主任，汤晏说是“英文副刊主编”）就难以查证了。
从钱先生在《周刊》发表的一组诗文的时间跨度来看，他和《周刊》的联系前后也持续了三年之久。对钱先生来说，《清华周刊》会不会有点特殊意义？因为在《周刊》上发表的这一组诗文，不仅是其第一次在大范围内公开发表文章，也更是他小试锋芒开始一生学术生涯的起点。
清华时期，钱锺书还参与了《国立清华大学年刊》的编辑工作。大学毕业，钱锺书到光华大学任教，参与《光华大学半月刊》的编辑工作，也曾参与《中国评论周报》的工作，并在上面发过论文、书评文章。
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称钱先生在上海这一时期也曾在英文刊物The 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积极参与编务或撰稿”（《一代才子钱锺书》第107页）。《天下月刊》由孙科资助，温源宁主编，林语堂、吴经熊、全增嘏、姚莘农等任编辑，吴经熊是执行编辑，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印行。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里曾说《天下》是民国以来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性刊物，不无夸饰。《天下》一年出版十期（除6、7两月），每月15日出版。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事爆发迁往香港而停刊。钱锺书参与《天下》的“编务”工作在其他传记中没有提及，并且他1935年秋就负笈英伦，而《天下》1935年才创办，所以他对杂志的贡献可能还没他给刊物投的稿来的重要。在《天下》的创刊号（1935年8月第1卷第1期）里发表了他一篇自己不愿提及而至今还被他人谈到的论文：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钱锺书因为是温源宁在清华时的学生，而且在清华很受温器重，所以温在上海主编一份刊物，钱锺书是没有理由不出力帮忙的，偶作编辑也未尝不可。从后来他留学回国之际，《天下》对他发出邀请就更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到牛津后，钱锺书还为杂志撰写了关于《吴宓诗集》的评论，引出了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
钱锺书1938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1年因为珍珠港事变，他困居上海一直到1949年。在蓝田国师期间，袁同礼正在昆明主编北平图书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他聘请钱锺书做了该刊“首席编委”（叶瘦秋：《钱默存先生交游录》，《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为钱锺书声辩》：“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当于此时获悉钱锺书厚重的牛津大学毕业论文尚未刊布，第二年就把它发表在他主编的在昆明出版的《图书季刊》英文版上，并聘任钱锺书为该刊编委。”（《为钱锺书声辩》第72页）。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词典》（1979年）现代第二册“钱锺书”条说他曾担任“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
《图书季刊》是民国23年3月北平图书馆创办的，重在阐述学术，介绍书刊，具体内容包括论著、书评、图书介绍、学术界消息、书录、专载等门类。但因战乱频仍，该杂志出了四卷、共十六期后停刊。到1939年3月才在昆明复刊，但仅出版至第三卷又因经费问题而停刊，直到1943年3月才再度复刊。钱先生在牛津写的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就是分三部分分别发表在1940年和1941年的《季刊》上的。钱先生似乎对袁同礼能够允许他的长篇学位论文在《季刊》发表怀有极大的好感，在文章中几次表示了特别感谢。
从1946年起，钱锺书受聘做了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中文总纂郑振铎），兼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1946年5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由重庆迁回南京并开始办公，蒋复璁任馆长。6月份《书林季刊》创刊，前后共出版7期，到1948年9月第2卷第3期停刊。《大公报》1947年6月20日对刊物有所绍介：“国立中央图书馆自去年起聘请钱锺书教授主编英文季刊一种，名为《书林季刊》（Philobiblon.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ns）,现已出至第三期。该刊所载文字略分为论著（Articles）、书评（Critical Notice）、书刊简介（Abstracts）、新书目录等。……”刊物助编为章克槮。钱先生在该刊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文章。这一时期他还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从1946年9月一直担任到1949年5月，震旦的工作1945年年底已辞），在南京上海两地奔波，杨绛回忆说：“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有一次回家早了，她喜出望外，钱锺书解释道：“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因为主编这份刊物，除了有与“极峰”握手的可能，还有“公费出游”的机会。1946年3月，钱锺书曾以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团访问台湾，前后在台约三周，4月1日他在台大法学院作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也是篇旧文章。这是钱锺书一生唯一一次与台湾发生的直接关系。做主编不可避免要向知名作者约稿，钱先生也不例外。有一封1947年夏他给赵景深先生的约稿信，可参：
景深先生道席：月前饬人奉上《书林》一册，当已达览。所言多谬误，幸教正之。公于吾国小说、戏剧之精博，久所钦倒，意欲求大作一篇（考订性质而洋鬼子能懂者），约三四千字（不论新作抑旧稿），以光《书林》下期篇幅。由贵局同人译就并原稿交晚，自能斟酌润色文字（因敝助手任译务者有病也）。薄酬贰百万元一千字，酸寒幸勿见笑。望赐复为荷。尊寓地址及在府时间如见示，当再趋前面求也。匆匆即叩
暑安
晚钱锺书再拜 二十六日 （《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
其实一年前，赵景深因为爱读钱锺书的《小说识小》，还向钱先生约稿呢（他当时正为《大晚报》编《通俗文学周刊》）。看到钱先生向人家约稿，会心的读者会联想到《围城》里方鸿渐对孙柔嘉说的——“好太太，你不知道拉稿子的苦。”可互相比照。九十年代初他婉拒别人的约稿时还说，“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安迪：《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深圳商报》2003年6月21日）
钱锺书做《书林》的主编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生计，但他做的有声有色、乐在其中，那么积极的生活，在建国后我们很难再看到这种身影。这个“主编”也是对他民国期间做编辑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他人生履历里必须一记的重要经历。
1934年1月大型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在北京创刊，主编是郑振铎和章靳以，创刊号封面开列了108位特约撰稿人名单，其中就有钱锺书的名字。另据当年《大公报》（1933年10月16日）的报道，钱锺书和多人对季刊上“书报副刊”栏还有“编辑撰述之责”：最近南北文艺界有酝酿刊行《文学季刊》之举，内容除专载纯文艺外，并另辟书报副刊一门。书报副刊则由郭绍虞、郑振铎、容庚、赵万里、钱锺书、顾颉刚、向达、李健吾、毕树棠等负编辑撰述之责。钱锺书当时在上海，能真正兼顾到《文学季刊》编辑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他似乎也没给《文学季刊》撰过稿。
钱锺书还参与编辑了一些书籍。1936年在牛津，他担任了牛津大学出版的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的特邀编辑。据说他是编辑组中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具体细节不可知。在中央图书馆期间，他还主编过《国际汉学丛书》。但《丛书》很可能只出版了当时被中央图书馆聘为通讯研究员的K.J.Spalding的The Three Thinker一种。1947年春，为编译《美国文学丛书》，文协上海分会成立了一个编委会，钱锺书名列编委。杨绛《怀念陈衡哲》说钱锺书胜利后还担任过《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他为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有关他专业的小册子，还特到他家去拜访。
1947年，吴宓似在编一《字典》，他想邀请钱锺书“担任编辑新增字之部”，但是钱锺书坚决不干，还“力言索天章、许国璋二君之不可用”，可他愿意供给材料与吴宓，“又自愿代宓密校复旦诸君之校稿，稍减宓总校之劳。”（《吴宓日记》1947年10月13日）看来钱先生不但不相信索、许二君，连复旦诸君的能力都抱怀疑。所以等复旦诸君校稿出来后，吴宓赶紧写信托钱锺书给他“总校复旦诸君《字典》校译稿。”（《吴宓日记》1947年12月5日）吴宓记载的这个细节，使我们不仅能体察到钱锺书对老师（包括自己学生）的态度及他对自身能力的自信，更能看出他一以贯之的那种直言不讳、学术上对人几近苛刻的个性。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其回忆录《我的爸爸邵洵美》中透露，抗战胜利后，钱锺书应其父邵洵美之邀做过《自由论坛报》主编。但是杨绛先生否认了这种说法，她说：“钱锺书没有当过英文《自由论坛报》的主编，他的履历里一字未提。他一生只担任过中央图书馆书林（Philobiblon）的主编，没担任过其他报刊的主编。”（《再说邵洵美和钱锺书》，《深圳商报》2005年8月30日）邵绡红后来自己也承认回忆有误。（《听杨绛忆邵洵美》，《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8月7日）
钱锺书尝自命“文改公”，他把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修改称作“自己攻自己”，所以在精力许可的情况下，他尽可能不放过自己著作里的任何一个细节错误或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看他一些著作前后不同时期的几个版本就会发现，他大大小小做的修改都可以让后人写本版本勘定的书出来（如张明亮《钱锺书修改〈围城〉》），为使著作完善，他前后做的补订也都可以另作章本（如《管锥编》第五册，《谈艺录》下编），其态度之认真，识力要求之高，近人难出其右。这与他多年做编辑而形成的习惯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而以其这种多年读书写作做编辑的经历，钱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多有切身体验，在著作里亦常有阐发。如《管锥编》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文字的“求权责善”时他发表的一通议论，可作夫子自道：
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知人意深”（刘禹锡《视刀环歌》），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解人难索”，“余欲无言”，叹息弥襟，良非无故。语文之于心志，为之役而亦为之累焉。（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406页）
也许对编校工作的不易身有体会，他对给他著作做编辑以及提出意见或作出更正的人常要特别点名感谢。以《谈艺录》和《管锥编》为例。《谈艺录•序》（1948）：“周振甫、华元龙二君于稿中失字破体，悉心雠正；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累良友浪抛心力，尤为感愧。”《谈艺录•引言》（1983）：“援据汉籍，多请马蓉女士、栾贵明君检核，援据西籍，多请薛鸿时、董衡巽、马力三君检核。……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三十五年间，人物浪淘，著述薪积。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卬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管锥编》再版识语（1982）：“初版字句颇患讹夺，非尽排印校对之咎，亦原稿失检错漏所致也。国内外学人眼明心热，往往为一二字惠书订谬；其纠绳较多者，则有施其南、张观教、陆文虎三君；而范旭仑君尤刻意爬梳，是正一百余处。洵拙著之大幸已！应再版之需，倩马蓉女士荟萃读者来教，芟复汰重，复益以余所雠定者，都勘改五百余处。亦知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周振甫先生是《管锥编》和《谈艺录》的责任编辑，因为这种关系他们交往甚是密切，钱先生后来确是把他当朋友。1947年钱锺书的《谈艺录》第一版在周振甫的编辑下出版，他在送给周先生的书上题辞：
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於大舛错，拜赐多矣。七月十日翻检一过，复是正若干字，申说若干处，未敢谓“毫发无遗憾”也。即过录於此册上以贻。振甫匡我之所未逮，幸甚幸甚。钱锺书识（周振甫：《钱先生的指导》，《记钱锺书先生》第170页）
钱先生虽然没有当面批评别人没把他书校勘好，反而替他人开脱，除非有“千手千眼”，才可能校的没有错字，但对于这种错误并不表示他宽宏大量到毫无介意。黄裳回忆，钱先生曾送他一部《管锥编》，上面用毛笔写的是“校雠粗率，讹脱不少，未及订正，聊供思适耳。”钱先生自己留存了一部，每册都有许多改正的地方，折着角。黄先生也不想借临，怕半天也抄不完。钱先生说：“这也不妨，留下一点事给旁人做，也挺好。”（黄裳：《槐聚词人》，《记钱锺书先生》第158页）其实像《管锥编》这般鸿篇巨制难免不会在编校上存在问题，是书征引文献繁富，加之钱先生看书引书并不很在乎版本，遗留给后人做的工作肯定不少。我们看《钱锺书研究集刊》、《钱锺书评论》（卷一）等书内的考异文字就能略窥一二。附带一说，根据周振甫先生1977年写给中华书局的《管锥编》选题建议，《管》内所涉五种外文的校对可能是钱先生自己做的。周先生不懂外语，他在建议里说，钱先生希望他做《管》的编辑工作，“由于这部稿子里有五种外文，校对工作可由他自己看清样。我局……争取早日付排，由钱先生亲自校定，争取早日出书。”（周振甫：《〈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聊备参考。
如果《管锥编》还可以算一个特例的话，那么自从钱锺书重病住院一直到去世以来，整理出版的书就没有一种不是错误叠出的，《槐聚诗存》、《石语》、《钱锺书散文》、《钱锺书论学文选》、《钱锺书集》、《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杨绛散文》、《钱锺书英文文集》甚至《钱锺书手稿集》，无一幸免。以编辑钱锺书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编辑出版者难道就不怕钱先生“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么？钱先生生前很不轻易让自己的旧作出版，他说：“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屣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港商越在化外，非王法所及，只得听之。他年弟身后有为此者，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衔恨泉下。一息尚存，则掩耳摇手而已。”（1982年2月4日与黄裳书，见《记钱锺书先生》第335页）但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商人要赚钱，亲人朋友瞎起哄，钱先生除了“衔恨泉下”，还能怎样？——唉，“身后闲事谁管得呀”。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