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虽然成名很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也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岁月。抗战期间，被困上海，迫于生活压力，他竟也做起了家庭教师，以贴补生活之需。这在钱钟书的几种传记中都鲜有提及。
1938年11月，钱钟书学成回国，被清华大学破格以教授身份邀回母校任教，于是到昆明西南联大任职。1939年夏，钱钟书不得已离开西南联大，受父亲钱基博之命来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出任英语系主任，兼顾照料父亲。1941年6月，钱钟书向国立师院辞职回到上海。这次他准备暑假后再回联大教书，因为联大的师友写信告诉他，清华请他返校任教是校系都已认定的事，大家也都欢迎他回去。但是清华外文系的聘书一直收不到，按理说７月份就到了，而直到10月下旬，联大开学已三周，系主任陈福田才到上海钱家请钱钟书回清华任教。钱钟书知道陈福田的迟来并非无心，自己不受他欢迎，就客客气气地推辞，退让不去了。12月，珍珠港事件突然发生，上海旋即沦陷于日寇之手，成为孤岛，再想出去也已经不可能了。从此，钱钟书开始了他上海沦陷后最艰苦的日子。
钱钟书在辞了蓝田的工作等待清华聘书期间，也生怕两头落空，面临失业的危险，就去向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清华老学长、好友陈麟瑞（柳亚子女婿，柳无忌妹妹柳无非的丈夫）求职。陈麟瑞于是让他顶替孙大雨，据说系里对孙有些意见。钱钟书当然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于是一口回绝。他知道当时在孤岛上找份工作不容易，一人失业，可能全家挨饿。多年以后，孙大雨见到钱钟书提及此事时还表示了感激之情。钱钟书的岳父杨荫杭当时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诗经》，知道女婿工作没着落，就把每周两小时的课让给了他。震旦女校的负责人Mother Thornton（方凳妈妈）是位爱好文学的英国修女，对钱钟书很欢迎，见面之后立刻为他增加了钟点。但即使震旦给他增加了钟点，薪俸仍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他就兼职做起家庭教师。第一位拜门学生是到了震旦后就收的，此后又增添了两位。杨绛说：“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战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道出了当时生活的辛酸。
钱钟书如何对这三位幸运的拜门学生进行补习，在陆续发表的相关回忆中，我们已约略能还原当年的一些情形。
第一位拜门学生姓周，叫周节之，家境富裕，所以给钱钟书的报酬也是随着物价上涨而上涨。这个拜门学生不断请老师代为买书，自己却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在当时的环境下，钱钟书同样能买到、读到很多他想要读的书，这对他来说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他高兴地在买来的书上一一写上“借痴斋藏书”，盖上“借痴斋”印章。“文革”期间书籍流散，曾有人就买到“借痴斋”的书，还寄还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对这个拜门学生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的。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在《序》里他提及这位学生：“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调孚、陈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谟、顾君起潜、郑君朝宗、周君节之，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囷，不索借书之瓻。并书以志仁人嘉惠云尔。”这是很荣耀的事了。这本书是在1939年到1942年间写的，《序》也是在1942年写的，那时周节之正是他的补习学生。1945年3月，钱钟书夫妇同游杭州，由周节之陪同兼做导游。在上海期间，钱钟书还曾带他到合众图书馆，以及拜访朋友。1949年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槐聚诗存》收1952年作《生日》诗，脚注云：“与家人及周生节之共饮市楼”（《槐聚诗存》，第10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周生与钱氏家人一起庆贺生日，直如家人矣。
第二位学生似乎不姓钱，姓何，叫何灵琰。何灵琰是钱钟书在震旦女校的学生，也是他的补习学生之一，是何竞武将军的女儿。据何女士在《钱钟书·〈围城〉·才人》一文中回忆，1944年，她的父亲为让她的英文不成为留学的障碍，四下里托朋友，给她找一位高水平的英文家庭教师。结果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向她父亲推荐了一位英文教师。徐对这位年轻人相当推崇，说这位家庭教师从英国回来，有相当深厚的英文和中国文学功底。于是她父亲接受了徐森玉的提议。没过两天，那位年轻人来到她家，竟然就是何灵琰的大学英文教师钱钟书。钱钟书开始婉言谢绝了徐森玉的提议，是在其再三请求之下才勉强同意的。钱钟书致徐森玉函有云：“何女士名门淑媛，重以吾丈道地，不才决破例往教。苟遇风雪，或偶援《北梦琐言》‘四不出’之成说，何女士万勿先过。”因而补习时间也不是何灵琰父亲要求的每天一次，而是一周上课两次，即使这样也不保证每次都来。钱钟书由此一直做了她两年的家庭教师。
一开始，钱钟书负责辅导何灵琰英文，没过多久，他发现这个学生对英文没兴趣，中国文学倒是有不错的基础。于是，他们每每上课的时候，谈论最多的竟是中国诗词。那时，钱钟书已经着手在写《围城》，所以，《围城》又成了少不了的话题。每逢上课的时候，钱钟书总要先把他新写出来的章节拿给她看，上课时英文的教授只占了一小部分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讨论《围城》。有一回，钱钟书对她说，在《围城》里，以她为原型写了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会画画儿、写不好字的太太。那时候，钱钟书每次都是下午两三点钟到何家，上完课后，他们还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的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叫上两份嫩鸡焖面，一边吃东西，一边继续讨论《围城》。所以，《围城》里的人物都有谁、出自那里、以什么人为原型，对于何灵琰来说真是烂熟于心。
抗战胜利，补习结束，何灵琰的父亲为了答谢钱钟书对他女儿的教诲，专门带着女儿来探望老师。那么长时间的交往，他们已经建立了朋友一样的关系。在后来的若干年中，师生二人还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二十多年后，钱钟书访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何灵琰激动地和钱老师打招呼，钱钟书在她稍微提醒下，就脱口喊出她的英文名字：“Julia！”让她感动不已。后来，何灵琰回国也曾拜访过钱钟书。
第三位补习学生姓方，叫方资敏。方资敏在1942年成了钱钟书的英文补习学生之一。他当时还在雷士德工学院上高中二年级，英文基础不错，但不久学校英藉老师被押进集中营，日本教员进驻学校，开始传授日文，他们就默然抗议，退出了变质的中学。这时他的老师郑朝强向他推荐英文补习教师，他的一位留学牛津的朋友，在本地大学授课，后来才知道就是钱钟书。这位老师告诉他，能否取录，还需经严谨评核。方资敏回忆道：“在那晴朗的下午，我在法租界的一栋三层楼房前，敲打钱教授住宅大门。经人引进后，我见到了钱教授和旁边的钱夫人。钱教授态度亲切谦逊，我根本没有想到面对着的是世上罕有的文学天才。简单的面试后，钱教授要我在一星期内写一篇文章，题目不拘，要评阅及格，才会收我做学生。幸运得很，测验通过了。第二个星期六上午开学，跟着每个星期六上课。”
补习正式开始后，钱钟书要求方资敏每周写一篇散文，次周会拿到他写的评改稿，有严厉的批阅，也有激励的话语。在此期间，方资敏还每周一次骑脚踏车到广藏英国文学书籍的公共图书馆，帮钱钟书借几本要看的书。方资敏回忆说，钱教授阅读侦探小说作消遣，尤喜陶乐妃·塞耶丝的，阅读起来如饥似渴。钱钟书教他的第一本课本是杰罗姆的散文集《闲人闲想》，第二本课本是查尔斯·布勒·菲宾斯的《我不认识的老朋友——阿乔戚》，也是本散文集。
两年后，钱钟书和方资敏都觉得如果能转攻科技，将来发展会更好，因为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科技。于是，补习课程由英文转为中文，来应付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投考国立交通大学。1944年，方资敏考入交大工学院，补习也就停止了。但他仍然替钱钟书跑腿，到图书馆借书。1947年，政局动荡，上海大学生经常抗议罢课，有时学习甚至完全停顿。这时方资敏找到一个机会，可以以大学三年级肄业的资格转校到美国就读大学四年级。当时听人介绍，麻省理工是美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他就准备报考此校。钱钟书替他写了一封强有力的推荐信，在他被麻省理工录取中发挥了作用。
可以看出，钱钟书与几个拜门学生关系融洽，很受他们欢迎，后来都逐渐由师生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而这些学生有时也会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杨绛回忆说，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他们认为绝不是送他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钱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女儿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
钱钟书当时做补习教师，学生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考试压力，所以辅导的过程很轻松，而对于这样的大学者，做起“一对一”辅导教师，确是大材小用。但是，抗战时期，像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是历史造就的无奈之选。钱钟书当时如果真到了西南联大，日子或许会更难过。1941年上半年，也就是钱钟书准备去的那一年，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平均月薪已降到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即降到如同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而那些年轻的教员、助教们，每月收入还不如当时一个扫马路的清道夫。这样的收入水平，已临近城市贫民的最低生活线。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如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要花很多钱买药，不得不把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出去。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校长梅贻琦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梅夫人一开始就想去做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她有时只好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变卖儿女们孩童时的衣服以补家用，又做一种点心取名“定胜糕”，到昆明冠生园小店寄卖。此外，还有一些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而许多无力经营的教授为了糊口，只好出去谋兼职。有的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兼课，或者去教家馆等；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撰写寿文、墓志铭等换取酬金。例如，闻一多除在昆华中学兼任教员外，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埋头为人刻治印章，以换取一家八口的糊口费用。这样的情形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有所好转。
抗战末期，杨绛说：“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1945年，抗战胜利，他们终于走出最黑暗的这段岁月。钱钟书结束了靠做家庭教师补贴生活的日子，也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等，几本重要的作品也陆续出版。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起来。
来源: 《书屋》2013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