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钱锺书虚40岁，刚届不惑，正值人生壮年。他从这一年跨入新中国到1998年仙逝，在近50年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文革”以后的20余年，除了出版五册《管锥编》，再无其他大作品问世，与其晚年所拥有的巨大声名形成极大反差。
1949年后的前20余年，钱锺书身体最好，精力最为旺盛，但也只完成了《宋诗选注》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通感》《读〈拉奥孔〉》《林纾的翻译》等几篇论文，并无其他著作问世。他的大量精力花费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会议翻译等事情上。其好友郑朝宗说：“没完没了的临时任务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能用幽默自慰。有一次他来信说整天忙忙碌碌为人作嫁，偶尔偷空看些爱看的书，便如八戒大仙背人吃肉，喜出望外。”（《怀旧》，《海滨感旧集》[增订本]，第97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从事《毛选》和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花费了钱锺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必然影响到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孔庆茂《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第153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其实，在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的环境下，又有几位知识分子有机会、有心力保持专业的写作状态呢？但如果说1949年后的前20余年政治环境特殊，无暇专心学术，那么“文革”后的最后20余年他为何也没有大作品问世呢？
从1972年至1975年，钱锺书蜗居在学部7号楼1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1974年哮喘大发几乎送命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管锥编》初稿的写作。该书编辑马蓉说，这部著作是在“钱锺书同志大病之后，担心自己不再能从事著作，急于争取时间，‘和死亡赛跑’，带病将他多年来刻苦读书、潜心钻研的部分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他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马蓉《初读管锥编》，《记钱锺书先生》，第173-174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一版四册于1979年出版，此后十余年中，他对全书进行了几次集中增订，到1993年已是第三次，三次增订合为一册，即中华书局版《管锥编》第五册。在出版《管锥编》后，钱锺书仍然有宏大的写作计划：“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管锥编•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1978年与郑朝宗信，《海滨感旧集》[增订本]，第79页）此外，他一直还有用英文写一部著作的愿望。
他大概也没料到，如其所愿，天假其寿，从“文革”结束，到1998年去世，他享年88岁。但在这最后20余年时间内，他却再也没有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了一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80年代初期，他对《谈艺录》进行了补订再版。同一时期，他的几本旧作陆续出版。虽然给人的直觉是晚年著作频出，撰述颇勤，实际上，除《管锥编》为新撰之书外，其他多为旧籍（文）新刊（补）。新撰文章屈指可数，且多为讲演稿、序跋、纠谬等应急、应景之文。以钱锺书当年撰写《管锥编》的条件来反观他晚年的写作，我们不得不生出疑问：钱锺书最后20余年的时间到哪儿去了？
“文革”以后，钱锺书拥有怎样一个写作环境呢？1976年后，社会慢慢走上正轨，知识分子的地位重新得到承认。在老一辈学者历经十年“文革”大部凋零的情况下，已入暮年的钱锺书的被发现与被尊重理所当然。1977年，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钱锺书夫妇搬进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俗称“部长楼”），住房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在学部，除了钱锺书就只有俞平伯了。他们的待遇是非同一般的。柳鸣九说：“他们的待遇规格显然高于‘翰林院’任何研究所的学术行政首长，更不用说高于任何其他的‘翰林’名士了。这件事，在当时真给人以‘矮子方阵里出了一个高人’的印象，使人似乎感到有一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对此，崇羡者有之，红眼者、侧目而视者自然也不会少。”（柳鸣九《“翰林院”内外》，第102-10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此后20年，除最后几年生病住院，钱锺书一直生活于此，再也没有遭受不断搬徙之苦。此时的钱锺书，随着《管锥编》的出版，《围城》等旧书的再版热销，加上几次出国外访，声名陡起，在海内外掀起了一股“钱锺书热”，并持续多年。晚年钱锺书的“粉丝”上至象牙塔中人，下到市井百姓。随着声名日隆，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显而易见。从1980年开始，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委员，1989年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纯粹从著书立说的外部环境来看，从1976年到1998年，这是钱锺书一生中最稳定、最有话语权、最易排除干扰、最能完成宏愿的一个时期，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浮名害我”，成了晚年钱锺书常挂在口中、铭于心中的恨语。
身体渐差与精力不济是一重要原因。汪荣祖认为，钱锺书在1994年长期住院之前，约莫有十五年相对安定的岁月，受到举世尊重，生活舒适，精神愉快，除修订旧著外，已无新作，“最主要的是身体逐渐衰颓，意兴大减。自称‘多病意倦’，然主要还是‘意倦’”（汪荣祖《槐聚心史》，第159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文革”开始后，他历经批斗、下放干校、打架、“逃亡”等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病，身体已大不如前。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成了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高血压、前列腺疾病、白内障等。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之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其一生为哮喘一疾所困，曾自言：“哮喘乃终身之患，但求所谓稍得喘息，俾苟延残喘，已为大幸。”（与彭鹤濂书，《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1974年1月，那次哮喘大发，呼吸困难，差点送命，幸亏抢救及时。这次病了足有八个月。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前冬患喘疾，一病几殆。经年将息，虽渐见恢复，而精力锐减，衰象日著，桑榆日薄，无非苟延度日而已。”（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记钱锺书先生》，第13页）大约从1980年代末开始，又患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不便。“又患白内障，不甚看书，遑论写作？”（1990年与臧克和书，《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05页）因患前列腺疾病，常常起夜，睡眠很差。其他除了哮喘疾病、高血压等老毛病，在年逾80之后，他还接受了几次大手术。1993年第一次动手术，取出输尿管中的肿瘤，割去一肾。1994年动手术割除膀胱癌，手术虽成功，但肾功能急性衰竭，经过抢救，病情才逐渐平稳。此后一直住院，直至去世。去世后，医院解剖遗体，发现胃里有一个很大的肿瘤。晚年钱锺书虽享有高寿，却经受了身体和精神的折磨，过得并不舒坦。
身体渐差直接影响了他著书立说的热情，改变了他对写作的认识。在1990年给周而复的信中，他说：“贱躯四年前（1986年）大病以来，衰疾相因，诸患集身，尤苦心力剧减，稍一构思，便通宵鱼目长开，已成剩朽。”（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锺书》，第14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精神乏少，稍一用心，便通宵失眠，故戒作文。”（1988年5月与舒湮信，《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年来老病缠绵，遵医戒谢客谢事。近虽大段已差，而稍一用心，便终宵不寐。已废书不看近四个月矣。”（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他认为：“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身体好，想写的书早晚能写出来。”（《我认识的钱锺书》，第171页）“写东西不必赶、拼命，要细水长流，一年写不完，两三年也行。”（《我认识的钱锺书》，第111页）甚至对青年人急于出书的心理也予以劝导：“要多注意身体，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多积累，好好写。”（施亮《记忆的铜镜》，《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在艰难完成《管锥编》后，钱锺书似乎松了一口气，总算在有生之年自己给自己作了一个交代，交了一份答卷，虽仍有续写之宏愿，但终是满意的。随着年老体衰，“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对未能完成续作，他也未必如旁观者那般，有强烈的遗憾之感吧。
社会事务与俗务的增多，使晚年钱锺书感到无可奈何。晚年钱锺书，除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政协委员、常委外，还有诸多社会职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红楼梦研究集刊》顾问、《香港文学》顾问、《傅雷译文集》顾问、《译林》编委、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委员等。虽然他极力推辞，但因社会职务多，必须要参加的活动和会议、要接见的人、要看的稿还是很多，各种题签、作序、改稿、推荐等请求更是让他苦不堪言。参加活动有时会带来意外“收获”。1978年8月至9月，钱锺书参加了以许涤新为团长的中国学术代表团，赴意大利访问；1979年4月至5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1980年11月，随代表团赴日本访问。他代表官方的几次外访，在海外刮起了一股“钱氏旋风”。此后，对海外的各种邀请，他一概回绝。社会事务与俗务的增多，耗费了他大量心力与时间，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1983年11月22日致宋淇函）推是推不掉的。
复信频，访客多，耗去大量时间与精力。虽然写作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树大招风”，外来的干扰也变得越来越多。大量读者、朋友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详见拙文《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我们仨》，第1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赵武平《“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写在〈钱锺书集〉出版之际》，《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20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当然，后期因右拇指不适，生病住院，都不能正常写信。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耗费了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多不速之生熟客人，甚以为苦。弟生平不好请人拜客，不料老来遭此魔难。”（1981年12月21日致汪荣祖函，《槐聚心史》，第175页）“客多信多，干扰工作。”（1982年8月11日与许渊冲信，《记钱锺书先生》，第336页）“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与吴忠匡书，《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09页）“十一年来，衰病相因，愚夫妇皆遵医诫，杜门谢客谢事，只恨来信太多，亦多懒慢不复。”（1992年与李黎书，《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08页）
拒绝助手，晚年钱锺书一个不明智的决定。钱锺书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也不承担具体事务。但在疾病与俗务缠身，著书立说已被分神的情况下，借助一二学术助手，分担一部分工作，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社科院也一直有这个打算，可他拒绝了。有些人毛遂自荐，主动请求当他的助手，也被他拒绝了。如刘世南先生，几次主动提出，要做钱锺书的助手，都被先生婉拒了。
钱锺书写书撰文向来旁征博引，熟悉外文多种，找一个合适的助手确实不易。但是，像他在写《管锥编》时那样，到资料室查查文献、借借书，这些事还是可以让人代劳的。1981年，他接受香港彦火先生采访时，谈到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说：“写作计划不是没有，但是只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彦火建议他找一个助手帮忙，他答道：“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管锥编》）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写中文信还不成，因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并且，老年人更容易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仅当他是手，甚至当他是‘腿’——跑腿，或‘脚’footman。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享受这种特权。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年轻人付了这样的代价来跟我学习。”（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记钱锺书先生》，第237页）对钱锺书来说，有时谦虚与傲慢之间只差了毫厘之距。
对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钱锺书来说，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出卖、背叛早已为其所惧怕与厌恶，而用助手无疑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曾经也有人劝钱锺书用助手，其回答说：“人而有才有学，渠自为文为学矣，岂甘为余作抄胥者？人而无才无学，则吾何所取而用彼哉？”他举俞平伯的例子：“殷鉴不远。俞平伯尝用一助手矣，而‘文革’中发其‘反动’言论最多者即此人，且屡扬言于众曰‘某文予所作，某文亦予所作’。余之所以摇首于助手者，惧其无助于余而惟以出首为务也。”（刘永翔《蓬山舟影》，第2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
其实，他也不是没有过助手。在解放后几次业务性的工作中，他就用过助手。其学生黄雨石毕业后，到英译毛选委员会工作，就当了老师的助手。1960年代，钱锺书夫妇负责编译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文学研究所给他们配备了两个年轻的助手，分别是柳鸣九与刘若端。柳鸣九自己说，选题的事他们插不上手，只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当了当助手，跑了跑腿，没有什么事可干，不外是借借书而已。（柳鸣九《“翰林院”内外》，第85-86页）有些文章中曾说，1980年代初，栾贵明、薛鸿时等都做过钱的助手。
对著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影响了作品的产量。钱锺书从未停止过对自己作品的修订。他尝自命“文改公”，把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修改称作“自己攻自己”。所以在精力许可的情况下，他尽可能不放过著作里的任何一个细节错误或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看他一些著作前后不同时期的几个版本也会发现，他大大小小做的修改都可以让后人写本版本勘定的书出来（如张明亮《钱锺书修改〈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为使著作完善，他前后做的补订也都可以另作章本（如《管锥编》第五册，《谈艺录》下编）。其态度之认真，识力要求之高，近人难出其右。无疑，这种永无止境的修订，大大延误了他计划中其他著作的写作与出版。
虽然他在不停地修订已出版著作，但内心并没有放弃写作新书，这从近些年来陆续影印出版的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手稿中即可看出。新近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显示，他对有些书一读再读，“总是不断研究他的笔记，不断进行修改”（[德]莫芝宜佳莫律祺《像一座万里长桥——关于钱锺书的〈外文笔记〉》，《文汇报》2014年5月28日）。他不仅清晰地对其笔记进行编号，还加了许多注释和说明，似乎一直在为写几部大书作准备。残酷的是，暮年渐至，他料到已难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可又实在不想把这些丰富的笔记材料浪费，于是渐渐产生了出版笔记的想法。据《外文笔记》整理者介绍，他们通过检阅钱锺书的笔记后，发现先生有过出版某些笔记的想法。对一个万事俱备的写作者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沮丧、遗憾的事情！《围城》重印后，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记钱锺书与〈围城〉》，第38页）
对钱锺书来说，真正可遗憾的是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时间内，也就是在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大把的时光被白白浪费了，造成个体人生无法挽回的损失。1980年，他曾言，三十年来“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1980年6月11日与张隆溪信，见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2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对那个年代自己的写作表示了深切的不满与憾意。——其实他的损失与遭际，又何尝不是那一时代中国学人集体的遗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