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政治学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道路和政治话语作为研究起点，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难以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凸显其主体性和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和中国的崛起，比较政治学界的研究正在悄然从研究民主化到国家建构的转变。国家建构理论为阐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和构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内容提供富有解释力的视角。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核心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应从坚持政治道路的民族主体性，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以发展为中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多个维度深化与发展中国国家建构理论，初步形成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关键词： 中国道路;国家建构;比较政治学;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现代化

一 引言

现有的政治学理论能否充分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者说中国政治道路成功的内在逻辑、价值和经验能否成为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是新时代交给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大课题。正如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 中国国家发展在实践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使得构建以中国道路为研究内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既具有可行性又十分紧迫。“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 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探索中国理论是提升中国政治道路的理论自信、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

然而，由于目前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足够完整的框架可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目标的全面性，因而也没有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的艰巨性。因此，中国政治道路经常遭受指责或攻击，无论是西方势力误解还是“故意歪曲”，都反映出需要加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目前学界已对中国的政治道路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研究，但还需要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更全面深入进行总结，以探究中国政治道路的内在逻辑，将中国政治道路的理论、话语、价值置于现代政治文明与比较政治学学科的视野下进行通约性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找到一个政治学的核心范畴或概念，其既能高度总结中国政治道路的形成逻辑和国家治理的经验，同时又易于与既有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衔接。经过长期的思考，笔者认为国家建构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分析中国国家建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

二  国家建构视野下中国政治道路的内在逻辑

笔者以为，中国政治道路的成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汲取传统政治理论资源、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等，通过政治动员、政党建设、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实践取得。而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是围绕国家建构进行的，中国政治道路的成功就是中国国家建构的成功。

2. 1 国家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方面，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一直被讨论，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列事件后，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3］ ，西方社会出现了中国也将走向西方民主化道路的“预测”。然而，近年来西方式民主在中亚、中东并没落地生根，反而引发了地区动荡，西方国家本身也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中国在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中继续取得骄人的成就。这一始料未及的“反转”使得福山反思其将民主化作为比较政治核心理论范式的研究，转而专注于国家建构。他认为国家建构的成功是一个国家发展成功的关键，从而将国家建构置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福山注意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制度主义开始复兴，“这种学派不再把国家看作是各种社会压力的一个被动目标，而是看作一个能够主动地积极影响后果的事务”［4］。福山进而提出，“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创造一套日益复杂且范围广泛的国家机构以促进集体行动或平息社会冲突”［4］，即政治发展涵盖民主发展且比民主发展涵义更为广泛。在福山看来，国家建构更为重要，“在你能够有民主之前，你必须先有国家:国家建设的行动只是部分地与促进民主相重叠”［5］ 。换言之，政治发展的内涵远比促进政治民主宽泛，它涉及诸如国家构建和创设有效的国家机构等内容。有学者认为，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至少有以下创新之处:第一，指出现代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指出民主制度建设与国家构建密不可分［6］。

国家建构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组建治理机构、发展经济，并有效地进行治理的能力。衡量国家建构的指标有很多，综合起来，对外是国家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并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成为有效的行为体;对内是在国土空间上进行有效治理，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国家建构是所有现代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而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国家建构包含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基因，从关键历史节点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崭新之门”。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中国国家建构的目标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 2 中国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

中国国家建构与世界其他国家既具有通约性，也有自身的特色。虽然学界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具有完备的国家机构，例如科层制、选贤任能的政府机构、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力机构等。但无论是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还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在环境治理、恐怖主义、国家安全、社会矛盾、贫困、信仰危机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来看，当下中国的国家建构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国家建构“仍然在路上”。国际上一些被视为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国家也开始出现诸如大国干预、治理失败、国家经济政策失败、寡头政治、金融垄断、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造成的国家建构危机。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一，文明型国家建构逻辑。张维为创造性地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深入剖析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也是一个延绵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国家的独特性，这包括它独特的制度、模式、理念［7］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价值系统和意义体系，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国家建构必须与既有的文明建立足够的联系。文明型国家的建构逻辑强调当代中国政治汲取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资源和政治智慧。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民贵君轻”“仁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政治思想;在几千年国家发展过程构建选贤任能的机制成为当代文官制度的重要基础;中国儒家文化“家国天下”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情怀等是当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有助于促进人民团结、社会团结、民族团结。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孔子学院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文明包容互鉴的讲话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都体现了中国继承文明型国家传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其二，现代国家建构逻辑。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核心内容体现为从王权到民权，从君主专治到法治，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同时，中国国家建构包括依法治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领土、边疆、国防的巩固，国民现代教育体系、官方语言的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的现代化与创造性转化，等等。所有现代国家必备的属性与特征都在中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单”中。中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族精神都需要在传统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与重构。

其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建构。社会主义性质是我国的根本性内涵，是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逻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改造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决定了中国在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方面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不同的特点。无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富裕”“西气东送”“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体现出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任由资本控制社会、绑架政治，产生社会的严重分化问题，而是始终保持国家建构的社会主义逻辑，在思想领域坚持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和相互认同的“话语”，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始终是中国国家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其四，超大型多民族国家建构逻辑。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性质，目前政治学界还没有论著将其与整个国家建构的逻辑进行贯通性的论述，这使得民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域广阔，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加起来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半数以上，陆地边境线绝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近现代以来，各族人民在革命中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卫了一些被企图侵占的领土，平息了少数人鼓动少数民族脱离祖国的动乱。中国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纳入制度建构，相对曾以个体权利单项演进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及其造成的民族权利的制度困境”［8］体现出政治优势。中国“以阶级解放与民族平等”构建了政治共同体［9］ ，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其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构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建构的核心逻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与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百年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逻辑具体体现为，一是在政党 － 国家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政治运行和变革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充当了“启蒙”和“唤醒”国民、推动现代政治进程的工具，并由此获得了统摄、规划和引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地位［9］ 。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建设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作为政治的核心，在国家建构所涉及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卓越的价值理念主导，表现为力求超越阶层、族群利益，以一种相当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念，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国家建构的五种内在逻辑致力于从政治文化、政治哲学理念、政治治理体系等维度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一种立体式、全方位、结构性的透视。与之相对的是对于中国国家及政治道路的简单定义或二元化归类，如“民主与集权”“威权与自由”“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等。实际上，以西方为规范发展出来的比较政治学有很多特定的概念和理论，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投票率、竞争性政党等，很多概念对中国来说有一定的阐释力，但又明显存在“水土不服”，不能照搬照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中国政治道路的逻辑出发，发展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话语。不过，要避免两种极端做法:一是不顾中国政治道路的内在逻辑，只以政治学既有的学术概念进行中国政治研究;二是放弃建构普遍性的政治学话语和理论，只以本土经验作为政治学的学术资源，这同样存在巨大隐忧，不但学科的普适性、理论性滞后，无法形成系统知识，更不利的是学术话语滞后于政治发展的实践，导致中国虽然在做很多“正确的事”，但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可行之道是以中国政治逻辑出发，对比较政治学既有知识体系进行发展。综上，笔者以为，国家建构是比较政治学极具通约性和阐释力的理论，中国国家建构的五种逻辑既能与既有学科概念承接对话，又具有自身的确定性内涵。

三 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的中国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由此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实际上凸显了中国以国家建构为重要目标的政治道路。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学界也正在将国家建构作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这说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具有理论价值与道路优势，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应该在话语和理论上进一步增强自信，加强比较政治学理论建设。那么，如何全面认识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可以以改革开放作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全能意义”的国家建构的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后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二阶段，国家从全能属性的建设转向更现代化的国家建构。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在国家建构的五个维度上继续发展完善。从以上两个阶段与国家建构的五个维度出发，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话语来建设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

3. 1 中国国家建构的民族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等结合起来，指明了中国政治道路的方向与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后，人类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很重要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主权国家体系建立。“随着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以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相继失败，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主义观念的勃发、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纷至沓来，事实证明，民族问题已然成为了超越阶级的核心主体。”［11］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必须正视民族国家，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与结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性学者曾经对这一趋势与现象做出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去把握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对象——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结构”［12］。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无法超越民族，当今国际社会的民族国家体系也难以改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的目标，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十九大报告中，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于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从严治党的前提下，对改革开放、国家治理、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强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外交等作出了全方位的长远的蓝图规划。这一伟大的蓝图不单是从理论上坚定了要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而且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道路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坚定了中国的政治道路。

3. 2 国家建构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

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13］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华文明遭遇危机，我国无数仁人志士希望通过改良与各种形式的革命，寻求建构统一强大的现代国家之路。实践证明，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我国的制度建设、国家建构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个聚焦点错了，就是出发点错了，就是立足点错了，我们的一切发展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1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0］资产阶级政党的聚焦点是资本，无产阶级政党的思维聚焦点是人民。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反映了资本与政治势力的结合，产生贫富分化、族群冲突等结构性治理困境。新时代党中央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政治“初心”，就是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不被资本势力所绑架、左右，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线，才能防止结构性隐忧。

3. 3 国家建构的推动力:以发展为中心，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政治承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具有承诺政治的特征［14］。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同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指导，善于总结不同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并将解决社会矛盾作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例如，制定五年计划、远景目标，随着每一步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日益确立。其政治行为表现为:总结社会矛盾—作出承诺—系统治理—实现承诺。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所体现。例如，报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依次达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目标。同时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的社会基本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将紧紧围绕这一新的基本矛盾的解决而展开。

实际上，发展是中国政府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成为担负推进经济发展的“责任政府”。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需要独特的外部条件，必须以良好的制度作为独特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国家是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发展得益于政府始终将发展作为执政的核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伴之以国家建构，包括政府机构的改革优化、法治的完备等。而以“发展为中心”也为国家建构积累了物质基础，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促进了国家建构，二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3. 4 国家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着中国的核心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事业无可辩驳的领导核心。”［15］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力量，也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作为一个超越各种阶层、各民族、嵌入各个层级的超大型组织，能够有效地整合国家，实现国家建构和治理的目标。福山认为，“软弱或失败的国家是世界上很多严重问题的根源、从贫穷到艾滋病，从毒品到恐怖主义，不一而足”［6］。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避免了因国家建构不力造成的“国家失败和国家衰弱”。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构的领导力量与和信念力量，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共的治理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状况的优劣”［15］。实际上，十八大以来，通过一系列从严治党的党建工作以及反腐败运动，党正在自觉地将国家建构推进到政治现代化的更高阶段。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自我革命”的要求，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党最鲜明的品格。党的建设不只是要通过思想建设，还要进行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蕴含着中国道路深刻的政治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和从严治党三者的紧密关系，即党的职责、使命与合法性在于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自身不是目的，人民幸福才是目的。

3. 5 超大型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延续着多民族、多族群在超大的政治共同体内生存，即大一统的传统，“天下”观念、“和而不同”理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民族国家体系的强力冲击下，中国面临国家转型的危机和任务。实践证明，“排满”“五族共和”“宗族”论，都无法担负多民族现代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重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为原则，结合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探索出建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致力于维护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民族及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治理的关系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从国际上看，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的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国家建构的任务。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是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一些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政治秩序的尚未完全成熟，往往一方面受到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内部又呈现多族群的复杂认同，其在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集团势力与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纠结，为国家建构设置无穷障碍，一旦族群冲突和矛盾激化，轻则社会动乱，重则战火绵延，使得政治协商与合作十分困难。因此，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解决民族问题是十分关键的环节，其价值、经验，包涵的族际政治文明、协商政治等，是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内容。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关于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中，重点强调以下重要内容:第一，基于历史上的多民族国情，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平等原则;第三，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民族问题，让少数民族群众参政议政，管理自身内部事务;第四，民族理论、政策、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的权益;第五，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是民族理论政策的总目标。不忘初心，还要认识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各族人民的共同智慧与贡献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治理和建设的任何阶段都要不忘初心。新时代民族理论与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同时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政治基础。

3. 6 新时代国家建构的方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周其仁指出:“国家概念包括领土、国民和一整套治理制度。其中，以合法强制力为基础的政府权力，来自国民授权，要受国民监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因此，国家不等同于政府，国家能力也不等同于政府能力。国家能力首先是管理权力受托关系的能力，政府受托获得财政资源，依法行政，保护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16］ 对我国学界一些单方面强调政府能力的国家能力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实质上也反映了我国在新时期正在加强更加全面的国家能力建设，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政治学对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的理论研究较多。总体上，从完整的国家理论出发，趋向于将国家建构与国家权力进行区分，如施密特指出，强有力的国家不等于权力宽泛的国家［17］。除了加强国家建构，即如福山所言“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之外，还应包括如亚当?斯密所指的政府的基本职能，即安全、司法公正以及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18］，以及包括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言，国家是一个“组织”，其重要的结构特征之一是它与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分殊(differentiation) ［6］ ，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全能国家”实际上会损伤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造成国家弱化。李强认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本质上是以现代国家建构为目标的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破与立交织的过程。在中国的环境下构建现代国家面临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6］ 。

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致力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制度，其国家建构绝不会止步于“全能国家”，而是要在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建设方面不断完善。十八大以来启动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开放的延续和核心目标，也是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建设的方向。从以往强调的“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改革开放就是要进一步回应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我国目前的国家能力建设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建设不能只局限于国家财政经济和政府权力的加强，而是要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政府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是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四 结语

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一是需要以国家建构作为核心概念，二是要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包含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内在逻辑，即文明型国家、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一，党一直致力于继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智慧进行合理汲取，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结合，无论是小康社会、“一带一路”，还是多元一体、“大一统”“天下一家”等理念，都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建构是在传统文明国家基础上的承继。第二，中国的国家建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大变革的基础上实现的，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阶层都被改造为统一的、平等的国民，这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建构的核心力量和组织力量，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需要深刻把握党的政党治理与组织架构、政策的执行与国家建构相互嵌入的结构性特征，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中国建构超大型多民族国家成功的关键，其理论、政策是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现代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科层制、国家认同观念、儒家文化。不过，虽然中国的国家建构已经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还面临艰巨的任务与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任务与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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