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应对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特定场景下，各民族紧密团结，以“中华民族是一家”之情感凝聚、价值理念强化、行动的集中践行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了抗击疫情人民战争的重大胜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情感基础、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政策制度基础，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文化互动、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和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中铸牢，体现了中国国家建构和治理的有效性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精神国力。我国应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应对国家发展中的风险与挑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突发事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国家能力

作者简介：马俊毅，女，宁夏吴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审，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基金：202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重点课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4）; 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开放性课题重大项目“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项目编号：2020GXMGY0102）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人类科技通讯变革等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资源、环境、气候、能源的问题及各国之间的竞争趋于紧张，国际局势十分复杂；人类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危机，包括气候、洪水、地震、战争、瘟疫在内的灾害层出不穷。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幸福生活中，安全是最基础层次的需求。政府是否能够领导国民有效应对与化解突发危机事件，将改变唯经济发展指标论，成为评价国家建构、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精神力量对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例如“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1]，要“加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在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上，强调加强理想、信仰、价值观的教育，加强“五个认同”的教育。这说明，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以人民团结、民族团结、信念和价值观凝聚而成的精神力量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其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能力；物质层面的国家能力与精神层面的国家能力相互促进、互相成就、密不可分。

2020年初世界范围内暴发的新冠肺炎，作为突发危机事件，其情势之复杂、波及范围之深广，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异常严峻的考验。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结、顽强奋斗，守护了国土，守护了生命。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面控制疫情，总体上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我国抗击疫情取得的伟大胜利与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既可以“十四亿人一动不动”，也可以“随时待命，争赴一线”。无分地域南北，不论身份职业，遑论民族之别。“团结就是力量”，面对国之危难、民之罹险，人民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忍耐、守望相助、奉献牺牲精神，以及理性、科学精神，成为我国战胜疫情的强大精神国力。

本文将侧重于从本次应对疫情中体现的各民族团结的动人事迹中深入思考和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政策制度基础，并总结其国家治理价值和效能。总体上，笔者以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中具有重大的治理价值和精神动能；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民族团结，体现了我国正确实施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成就，突显了“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的情感联结、价值理念和行动实践。从比较的视角，可以认识到，突发公共事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凝聚和升华了民族团结、社会团结；但在民族事务治理不当，甚至存在严重的种族主义矛盾的国家和地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及其治理不当，将进一步激化和暴露种族矛盾、民族不平等。这突显了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性。

当前，因为复杂的疫情形势，国际上弥漫着一些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反科学、反文明的声音，我们要保持清醒坚定，“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坚持我国民族平等的立国原则。同时，对于我国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表现、内容与治理价值，要长期进行深度梳理和研究。

一、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精神国力

笔者以为，重大突发危机事件实质上对精神层面的国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具有更深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这类事件会引发公共生活中秩序、安全方面的连锁反应，需要政府、民众在核心价值观下形成极大程度的共识与团结，需要短时间内在高度信任下形成政府、社会、个人的通力配合、协调行动，才不会错失黄金反应时间；更需要对于民族、国家真挚感情下社区、族群、邻居、朋友之间的守望相助。当然，除了共同体的团结与亲睦，还需要共同体精神具有科学、民主、文明、包容、开放的现代化品质。

戴蒙德以个人危机类比，提出了12个应对国家危机的步骤：（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2）愿意承担责任；（3）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5）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6）国家认同；（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11）国家核心价值观；（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3]。由此可见，在应对危机的国家能力中，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有“举国共识”“国家认同”“耐心”“核心价值观”，以及与成熟理性的民族精神相关的“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等，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的比例。这充分说明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精神构成应对危机的国家能力。

虽然应对突发事件的共同体精神如此重要，但其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基于历史传承、文化认同与实践路径生成，是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成果，是治理现代化的积淀。其中，物质的基础不可或缺，但制度的价值、治理的有效性、文化的认同、精神的理性与现代化更是题中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物质、制度的基础，还体现在精神上。如果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文化、情感、政策、政治的基础，那么，在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上升以及在新一代年轻人中趋于增强，则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是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促进的。这在我国，表现为：卓越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公共治理能力；政府以人民为中心路线的贯彻执行提升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下社会日趋公平、法治、科学、民主、文明；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教育、扶贫攻坚各方面的事业蓬勃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成就显著等。以上，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具有显著的外部因素及压力，也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得民族“毅然奋起”[4]，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国民可以在危机中能够自动生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长期的历史、现实与成功的民族事务治理中积淀形成，才能在危急时刻集中迸发，并且在价值观上呈现相互团结与共同进步的强烈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许多次重大事件的考验，我国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也在这一次次的考验中得到了验证。这也反映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的成功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及其经验中包涵的政治哲学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同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各民族人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交往交流中，“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人”逐渐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编码注入中华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各族人民深层的文化认同和心理取向。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生死同存亡，尤其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进一步从“自在”走向“自觉”。和平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外敌入侵或国有危难时，畛域不分，共赴国难，确保山河无恙。无论是西方列强入侵时同御外辱，抗日战争中共赴国难，还是这次共同抗击武汉和湖北疫情，中华各族儿女都如同手足，英勇牺牲，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的中国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和治理基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民族平等的立国原则，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了主人，国家帮助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党和国家继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扶贫攻坚，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综上，突发重大事件类似一面透镜，折射出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能量，显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形成了我国强大的“精神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促进与构筑。此次疫情当中，在一些种族关系不平等或民族事务治理不力的国家，危机往往使得种族关系更加激化，社会矛盾更加凸显，阶层进一步分化。例如，有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暴露美国长期存在的与种族相关的“结构性缺陷”[5]也从反面证明了民族团结与正确的民族事务治理对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重要性。

二、突发事件中的对口支援与民族地区的倾力相助验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生成治理动能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中国各民族在这片国土上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渊源，“多难兴邦”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急公好义、“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大局观。中国各族人民既能有福同享，更要有难同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突发事件时，国有危难，匹夫有责，同胞罹祸，又岂能不感同身受，奋勇相助。

汶川地震、非典危机、新冠肺炎等事件都证明，当危机发生，各族同胞同心聚力、风雨同舟、共克时艰，体现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一家亲”“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团结进步精神。2008年，我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各族人民对灾区进行“井喷式的支持”，各地群众为了帮助灾区人民，捐钱捐物献血，要求到灾区救援的人排起了长队。市民、志愿者、大学生、华人华侨等多种救援力量，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他们或捐钱捐物，或帮助维持秩序，或亲临一线参加营救，大灾难中显示出了大团结。各地政府对灾区的支援也让人动容。在地震发生后，河南、广东等省先后喊出“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口号，源源不断的物资、人员、装备涌入灾区。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各族同胞亲如一家，患难与共，共同抗击疫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派出了四批399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6]。内蒙古自治区先后派出12批次839名医护人员，600吨牛羊肉和牛奶等生活物资，1.14亿元社会各界的捐款，沿着当年昭君出塞的路线逆行，奔赴湖北抗疫一线，书写着新时代的民族团结故事[7]。广西壮族自治区共8批次962名医护工作者驰援武汉和湖北，还向湖北捐赠累计2400吨生活物质以及大量的医疗防护物[8]。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派出6批医疗队共785人支援湖北，并捐赠大量的医用防护物品和生活物资。宁夏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感染、呼吸、重症等重点专业50%的医疗卫生力量都派到了湖北[9]。西藏自治区筹集了50吨鲜牦牛肉、16.9万箱矿泉水、价值850万元的抗疫生活物资和1万粒“九味防瘟香囊”和甘露藏药捐赠给湖北[10]，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政府又捐赠了10吨鲜牦牛肉和4.8吨清油赠给支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西藏的藏族同胞及其他各族人民个人也纷纷为武汉捐款，解囊相助[11]。

无数少数民族和汉族同胞都不分地域、超越族别，或默默无私地捐款捐物，或奔赴生死一线参与救治，或冒着生命危险甘当志愿者做外围工作，或以别的形式支援武汉市或湖北的其他地区，其不仅体现出各民族人民心灵深处的同胞手足情，还体现出高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高度的国家认同下自觉守护人民与祖国安全的爱国主义精神。综上，此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危急关头，国人迅速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真挚情感、理性自觉、实践行动上的强化，以“中华民族是一家”之情感的凝聚、价值理念的强化、行动的集中践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治理价值与效能。

三、突发事件中各民族人民的大义相助突显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动力

自秦汉以来，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夏中有夷，夷中有夏。周边少数民族钦慕中原文明，内迁进入中原，学习中原，同时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农业技术和手工技术。汉族也有因为戍边和战争、生计等原因大量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将驴骡饲养、小麦种植、烧酒技术传到中原，汉人将粮、丝、茶与游牧民族交换肉、奶、玉等。“旧随汉使千堆宝，小答胡王万罗匹”，反映就是唐朝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和贸易交换。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明朝四夷多汉姓；从昭君出塞到文成公主进藏；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展开历史长卷，这样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数不胜数。各民族文化上互鉴，经济上互助，情感上互亲，婚姻上互通，形成了你我共融、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中华文化正是以其超强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各民族“各美自美，美人之美”[12]，并肩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格局，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在中国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下，各民族形成互嵌式格局，在同样的岗位上，不同民族的人民并肩作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到中部、东部地区就业、经商、创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体制下，在城市管理者的服务下，融入当地。他们与当地人相互包容，共同为当地的建设贡献力量。当突发灾难威胁人们的健康与生命，他们感同身受，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护同胞的真情。这种“共情”与“守护”，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魂，是民族团结的不竭源泉。

新疆巴州援鄂的20名医护人员在负责的武汉西湖方舱医院关闭后，继续写下请战书，希望留下来到其他定点医院继续抗疫，愿意在祖国危难时刻继续冲锋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他们誓言，“疫情不消灭，我们不撤退”[13]。新疆支援湖北医疗队护士巴哈古丽·托勒恒为了给方舱医院的病人活跃气氛和调节心情，教大家跳新疆舞，唱维吾尔歌曲，并把自己家人寄来的新疆特产分享给病人们[14]。“每次交完班回到住处，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宁夏彭阳县人民医院护士韩小娟说，但只要一进舱，她和战友们就开始不知疲倦地忙碌。“患者需要我们，我们不能停下来”[15]。西藏尽管全区常驻人口才350多万，医疗力量薄弱，也向武汉派出了疾控和医护人员，与武汉人民一起战疫[16]。

散居在武汉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也纷纷捐款捐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爱心。苏州满族企业家宫长义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款300万元，专项用于武汉疫区新冠病毒防控工作[17]。12名在无锡卖拉面的循化县撒拉族群众在爱心代表韩素力毛的带领下，来到无锡梁溪区红十字会捐款7000元支援武汉防疫工作[18]。宁夏的三个回族小伙自愿留在武汉免费送水饺。刚开始他们计划只给在武汉的少数民族医生解决用餐问题，后来不仅给所有的医护人员送，还给武汉的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送。截至3月11日，他们已免费配送24000份水饺[19]。新疆小伙儿艾力夏提·阿不都沙拉木、热甫凯提·阿布利孜、坎地牙尔·加帕尔，他们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充当志愿者，将1.9吨食品、口罩等生活必需品义务送到22所学校的留校师生手中[20]。正在脱贫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93户少数民族同胞自发捐赠22吨蔬果并筹集运费运往武汉[21]。泉州安溪县的畲族同胞钟丽娟为武汉的医院捐赠了护目镜。她说：“虽然我捐得不是很多，但对湖北人的支持和爱心无大小之分，56个民族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我们少数民族同胞一定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武汉同胞送去温暖，早日战胜疫情”[22]。藏族歌唱家韩红负责的韩红爱心基金为这次武汉抗击新冠病毒更是一直冲锋在前，筹集善款与物资。以上只是几个代表性的事例，事实上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四、抗击疫情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我国民族事务的治理效能，对国家治理具有正向效应与重要价值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跟中国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也为世界贡献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并将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平等，保障了各族人民政治上平等，共同管理国家，共享国家权利，共同当家作了主人；保障了各族人民法律上人人平等；保障了各族人民文化多元和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了各族人民经济上共同发展团结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是区域治理与民族自治因素的正确结合，是国家统一与地方治理因素的正确结合，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又保证了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不同于苏联的“联盟制”模式，也不同于美国的“大熔炉”民族制度，更不同于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民族高度自治模式。它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的历史过程，指出这一制度是对苏联模式、任何形式民族自决的摒弃，是对‘大一统’而又‘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超越，是我们党探索创新和深思熟虑的伟大创举。”[23]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我们见证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加拿大魁北克的民族冲突、美国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甚至有的国家发生的惨烈的民族仇杀。我国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不仅国家稳定，而且各族人民平等团结，经济上共同发展繁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提升和增强。

正是在民族团结的政策、制度基础上，各民族人民的守望相助才表现得那么自然与水到渠成。在武汉抗击疫情中，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患难与共。在武汉方舱医院，有一位来自鄂尔多斯的蒙古族护士朝乐门图雅。2月18日，她收到单位寄来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蒙药。蒙药中有一种“那格布-9小香囊”。她知道这个小香囊是蒙医抵抗病毒保平安的，小心随身收藏，每次进入病房都要带在身上。有一天一位患者情绪失控，烦躁不安，怎么安抚都无济于事。朝乐门图雅为了安慰他，把蒙药小香囊拿出来，送给他，并告诉他说：“这是我们蒙医专门抵抗病毒保佑平安的药，我送你，祝你平安。”[24]患者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鄂尔多斯和武汉相距遥远，蒙古族护士小姑娘和汉族病患大哥素未谋面，但他们不是亲人堪比亲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2018级影像（3）班藏族青年扎西才仁虽然还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不能作为一个成熟医生奔赴抗疫前线救治病人，但他在疫情期间一直在做志愿者。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是武汉人，可我是中国人！”[25]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斗中，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在继续。不同民族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深厚民族感情，生动阐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深刻内涵。

“罗马无法一天建成”，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一系列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以及制度、法律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当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万众一心抗击疫情，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民族更加团结、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升华。这与美国这样具有种族主义痼疾及“系统化、结构化种族不平等”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巨大的反差。疫情严重暴露出美国的种族不平等。据统计，美国有色人种从事更多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感染新冠病毒及死亡比例相比白人数字悬殊，这使得他们大批失业、没有食物，无法得到检测与治疗。在深深的绝望之中，白人警察恶意暴力执法跪死黑人弗洛伊德案件，犹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起黑人愤怒的抗议。虽然在抗议中，很不幸地也出现了很多示威者违反法律、破坏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但也披露出更多以前和正在发生的冲击人们心理底线的种族压迫事件，整个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正在对种族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然而，在以资本为驱动的西方，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具有着结构性的、无法突破的障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平等、民族平等，这种平等在应对重大疫情中一以贯之，公民无论贫富、民族、阶层，在疫情方面得到国家完全平等的检测与免费治疗，这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与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家国同构的传统美德，和平时期守望相助、平等团结，当国有危难时，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更是共衣同裳、偕作偕行。笔者认为：近100多年来共御外辱、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那么这次各族同胞共同战“疫”、生死与共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自觉和升华，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精神洗礼！所以，我们要继续坚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2]。

五、结语

综上，在我国，重大事件没有形成社会分化撕裂、没有出现民族歧视，没有造成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没有出现种族主义现象，而是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应对突发重大事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既来自于伟大的、团结的中国各族人民，也来自于中国国家建构和治理的有效性基础上的国家能力。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西方学术界一直以西方的制度、体制和治理体系为研究起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抱有偏见。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危机凸显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的成就，也凸显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国各民族团结。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我们更应该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个自信”，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次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中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守望相助、凝心聚力所带来的精神动能和治理效能，还进一步证明了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十分关键的环节。当前，突发重大危机事件给全球的民众带来了健康威胁、生活困难。在一些国家，疫情被政治化，在社会上、网络空间，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上升，对于全球联合抗击疫情造成影响。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民族平等和团结的进步理念，反对各种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的民族精神”[26]，来促进人类平等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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