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个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将尼采引入中国以来,尼采研究就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无论是五四“启蒙”,还是抗日“救亡”;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性解放”、“文化热”,还是九十年代之后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尼采研究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应该如何理解尼采,却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难题。目前学界阐释尼采的路径主要有四条: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阐释尼采;二,从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角度阐释尼采;三,从政治哲学或柏拉图主义的角度阐释尼采;四,从自然主义的角度阐释尼采。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阐释尼采的代表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形而上学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尼采把道德形而上学化。所有形而上学问题追根究底都不过是道德问题而已。二是价值批判层次或生命哲学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尼采以生命为基准进行价值重估,并对柏拉图主义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进行批判。虽然海德格尔区分了尼采晚期思想中的两个层次,但是他主要还是倾向于将尼采哲学当成是形而上学来阐释。在海德格尔的眼中尼采哲学的第二个层次(生命哲学层次)不过是第一个层次(形而上学层次)的延伸和拓展罢了。基于此,海德格尔断言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尼采研究者,倾向于将尼采的思想生命哲学化,再将这一生命哲学形而上学化(国外学者如洛维特,国内学者如早期的李石岑,陈铨等人都是如此)。这一阐释思路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有把尼采哲学变成一种主体哲学的嫌疑。海德格尔认为超人作为人的最高形态,是无条件的主体和存在者整体的唯一尺度。如果超人真是无条件的主体与存在者整体的唯一尺度的话,那么尼采就不是主体形而上学(笛卡尔传统)的批判者,而是主体形而上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事实上,超人之所以是“人之上”(über-Mensch),是因为在尼采那里,超人必须摒弃并超越人的个体性与主体体。因此可以确定,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确实有较大的误读和篡改成份。
从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角度阐释尼采的代表是法国新尼采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新尼采主义者认为,尼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价值批判,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远比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更为彻底。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福柯分析认为,尼采早期试图追问道德的起源(Ursprung),即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强加于事物之上的同一性,然而到了晚期,却不再追问起源问题,转而以一种谱系学的历史方法,来追问道德的亲缘出处(Herkunft)。福柯试图借“起源”与“亲缘出处”两个词的差异来论证,尼采晚期并不是像海德格尔所阐释的那样追求事物的同一性,而是倾向于寻找一种历史的差异性。因此,与其说尼采是一位形而上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或谱系学家。虽然福柯较为成功地将尼采去形而上学化,但是他的做法却过于牵强,因为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尼采都没有刻意地将Ursprung与Herkunft这两个词对立起来,相反,他只是随着语境的不同在使用这两个词罢了。德里达在《解释签名(尼采/海德格尔):两个问题》一文中也质疑了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他认为在尼采的文字当中,整体性或总体性并不占据什么特权地位,尼采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追求整体性或总体性的冲动。然而海德格尔却试图以一种总体性的视角来把握尼采哲学,试图为尼采寻找一种思想上的整体性。因此,海德格尔不过是想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强加给尼采罢了。尼采并非像海德格尔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位追求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相反,他不过是一位善于进行文字游戏的文学批评家。虽然法国新尼采主义者敏锐地发现了海德格尔尼采阐释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激进态度却让他们误以为在尼采那里,同一性和整体性并不占据特殊地位。众所周知,酒神狄奥尼索斯这个形象贯穿了尼采思想的始终。狄奥尼索斯代表的正是一种追求同一性和总体性的冲动与渴望。远古时代,人们在酒神节里聚众狂欢,通过葡萄酒,音乐,和乱交,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来表达人类融入自然整体的渴求。尼采晚期将酒神狄奥尼索斯视为自然的唯一代言人,他借助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道出了自然整体的实质: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显然,法国新尼采主义者的尼采阐释与我们阅读尼采的感受相去甚远。
从政治哲学或柏拉图主义的角度阐释尼采的代表是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试图将尼采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原成柏拉图问题。他想借此来关注尼采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延续性,而不像法国新尼采主义者那样,关注尼采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断裂性。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联。海德格尔把尼采视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其实就是想指出尼采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延续和传承,只不过海德格尔指出这一点,是为了给他的哲学批判做铺垫。而施特劳斯在哲学上并没有海德格尔那样的雄心。无论如何,在施特劳斯笔下,尼采更多是一位古典传统的继承者,而不是批判者。此外,施特劳斯最值得大家注意的还是他所主张的“隐微”与“显白”古典学阅读术。现在继承施特劳斯尼采研究传统的学者有劳伦斯·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海因里希·迈耶 (Heinrich Meier)等人。2000年,国内学者刘小枫发表了《尼采的微言大义》一文,较早的将施特劳斯的方法引入国内学界,并因此引发了国内的尼采争论。随后尼采研究快速的政治化,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言必称尼采,尼采研究一度成为政治论争当中的显学。吴增定的《尼采与柏拉图主义》(2005)和张文涛的《尼采六论》(2007)其实都是这一论争的产物,他们都综合了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和施特劳斯的分析方法。
近年来,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等英美学者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把尼采解释为自然主义者。例如,布赖恩·莱特在《尼采论道德》一书中认为,尼采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是科学的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沙赫特虽然反对莱特把尼采的自然主义科学化,但是他也认为,尼采的自然主义并不反科学,尼采无非是想以科学为前提,为理性乐观主义寻找一个替代性方案。虽然这些英美学者把尼采解释为自然主义者的目的是想让尼采与分析哲学传统对接,但是,他们在将尼采思想条理化、清晰化的同时,却与尼采背离得越来越远。这是因为,在尼采的思想中本来就应该包含有一些神秘成分,如果无视或者摒弃掉这些神秘成分的话,那么尼采思想的吸引力就会大幅降低,而尼采也将不成其为尼采。
因此,要把握尼采的自然主义思想,就无法回避“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是尼采对自然的两个基本描述。只有从“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入手,才能够理解尼采晚期思想当中的两大哲学任务:价值重估和未来哲学。
(作者:韩王韦,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刊于《社会科学报》2019-03-14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