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希·尼采在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间扮演的政治角色—这位哲学家的读者都多少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但大多只是把这个思想史事件简单概括为国家机器对哲学思想的误用，以此理由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甚至扔进历史的故纸堆。然而，尼采哲学的“被政治化”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连续进程，无法脱离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史背景，是尼采研究的重要分支。而这个政治化历程和一本并不真正存在的书关系匪浅。

一八八五年，尼采开始构思一本新书，他希望借此完成自己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他从这一年秋天开始为新作收集素材，把思想碎片、创作提纲等写在随后几年的笔记中。尼采希望从自传性角度出发进行论述，不再使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种激情洋溢的诗学创作方法，而是用散文的方式阐释自己晚年思想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不过，根据《尼采考订版全集》编者之一乔尔乔·科利考证，一八八八年上半年，尼采已经放弃了这个创作完整哲学体系的计划，一八八九年初，他出现精神崩溃的迹象，至一九00年去世为止不再进行哲学创作。

尼采生前未曾完成和出版《权力意志》一书，但一九0一年，一本冠以尼采之名、题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书出版，并于一九0六年发行了第二版，很快成了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尼采著作”之一。这本伪书的出版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 尼采关系匪浅。一八九三年，福斯特- 尼采从巴拉圭回到德国，和母亲一起照顾生病的尼采，并把尼采作品的销售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八九四年在魏玛建立尼采档案馆，从一八九六年开始出版尼采著作。如果说，在尼采发疯前，被他叛逆狂放的超人哲学吸引的大多是左翼和自由主义人士，那么在他生命中最浑噩也是最后十年里，经由妹妹和尼采档案馆的宣传作用，他的思想在整个欧洲吸引了一大批右翼信徒，这些人声称要把尼采从左翼手中解放出來。福斯特- 尼采是个激进的反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希望借哥哥的声望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也希望证明尼采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创作“断片”的思想者，而是可以创建完整的哲学体系。她和尼采的友人彼得·加斯特一起组织几个助手编纂以“权力意志”为题的尼采“理论哲学代表作”。编者们从尼采留下的大量笔记中挑选了四百八十三条断片，把这些碎片武断地排列拼凑成散文体裁，并编排成四章，以哲学专著的形式出版。一九0六年的第二版更是使用了笔记中的一千零六十七条断片，并对作者遗稿进行了严重篡改，修改语句，添加过渡。但这本伪书迎合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的时代精神，被一部分读者奉为预言时代和民族走向的思想经典。

尼采哲学的被政治化并非二十世纪的新事件：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学生社团佩尔纳斯多尔夫就曾用政治术语解读尼采思想。然而，对种族主义和国家机器的厌恶是尼采对德意志帝国时代主流思想的超越，伪书《权力意志》的出版却删除了这些先锋意识，这是福斯特- 尼采和加斯特为了政治目的直接扭曲尼采本意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尼采卷帙浩繁的作品和笔记中提取出任何政治观点都不是难事。他的一些词句意义模糊，充满矛盾，而且断片这种形式本来具有多义属性。一些读者把尼采哲学中“超越善恶”“奴隶道德”“超人”等关键词置于历史背景语境中，后世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戈培尔等人对“危险地生活”等名句断章取义的运用更是让很多人把尼采哲学视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指导纲领。

实际上，“权力意志”（Willezur Macht）这一概念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影响，但是体现了肯定生命的观念。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称：“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因为每一种本能都要释放自己控制和支配的欲望，这让世界处于不断创造和毁灭的动态过程中，权力意志也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始力，并非有意识的决定，而是一种追求目标的非理性冲动，完全不同于纳粹政权以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为凝聚力的“权力”概念。“权力”和“意志”在尼采那里并非狭义上的政治术语。此外，尼采超越传统道德的激进思想和破除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戏剧化主张（“上帝已死”）也会吸引具有颠覆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别是对“斗争”“英雄主义”“毁灭”的论述富有诗意，很容易为国家社会主义将政治生活审美化的意图所利用，让大众在领袖崇拜的浑噩迷雾中屈膝伏地。

尼采哲学的政治化滥用始于“一战”前。这一时期，德国不少知识分子把即将爆发的战争解读为德国文化对抗英法文明，即具有整体性的人类灵魂与支离破碎的机械社会之间的抗衡，英雄和商人之间的抗争。这场战争是德意志民族证明自己生命意志、解放自我的途径。包括托马斯·曼、格尔哈特·豪普特曼和赫尔曼·黑塞在内的绝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一度从审美和形而上的角度赞颂战争。显然，对战争的理想主义诠释符合尼采对赫拉克利特的推崇。尼采确实称战争是生命力的释放，自由的人定然是士兵；但另一方面，他反对任何一种奴隶道德，包括把自由人转变为臣仆和零件的战争道德，他对生命力和斗争的歌颂处于形而上学的维度中，不能被简单运用在民族战争这一政治话语中。

尽管如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分发给“一战”中的德国前线士兵，让一腔热血的年轻士兵在直面死亡之时体验生命的壮美。这一来，英美和法国把尼采视作“推行战争的势力”。其实，“一战”时期德国从上到下的战争狂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例如威廉二世时严苛的军国主义氛围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席卷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理念，但不能不承认，尼采对生命狂欢的赞美让大批沉浸在世纪之交颓废倦怠氛围中的知识分子找到了精神的宣泄口。除了豪普特曼、托马斯·曼等在家以笔代枪“服役”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知识分子甚至主动奔赴战场，他们相信，战争是最为严肃的现实和生命力的爆发，又是精神追求死亡和毁灭的一次体现，生活和精神的极致结合将在战争中得到答案。

“一战”结束前，托马斯·曼的挚友、学者和诗人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出版了新书《尼采：试论其神话》（一九一八）。这本书在德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十年间重印了七次，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后来对尼采和德意志民族性的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此书。相较于尼采的哲学，贝尔特拉姆对尼采的人生更感兴趣，他在德国即将战败之际把尼采塑造成一个民族神话，把德意志民族统一在这个独特的形象中。在贝尔特拉姆的书中，尼采反女权主义的男子气概和反群氓道德、反民主的观念被解释为德国特色和右派英雄主义。作者在“文化”和“文明”对峙的二元模式基础上，用诗意的语言书写一段日耳曼神话：它超越理性，热爱幽深的音乐甚于清晰的文字，具有英雄的理想主义而非商人的功利主义，如同丢勒版画中策马前行的骑士，随时可能被死神带走，随时可能受到魔鬼诱惑，看似平和地维持着精神（死亡）和魔鬼之间的平衡，在一场通往毁灭的悲剧旅途中追求精神救赎的圣杯。不再坚守西方的启蒙精神—相信人类会凭借理性进步，走向光明的未来，而是呈现世界那纷繁芜杂的完整面貌，即充满矛盾和混沌的人类内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贝尔特拉姆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在书中打造的“尼采神话”也被纳粹政权视作德意志文化遗产，被国家社会主义收为己用。纳粹政权需要哲学家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名，出版廉价的尼采格言集和作品选集，断章取义地宣扬强硬的日耳曼价值观，以煽动德国青年的民族情感，和二十世纪初尼采档案馆编辑出版《权力意志》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九三四年，在伊丽莎白·福斯特- 尼采的邀请下，阿道夫·希特勒访问尼采档案馆，在接待室里和尼采半身像合影。这张照片出现在德国报纸上，说明文字为“元首在德国哲学家的半身像前，他的思想孕育了当下的两个伟大运动：德國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尼采的“纳粹化”也是知识分子积极推进的结果，三十年代，不少知识分子提出尼采哲学预言或佐证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让尼采扮演意识形态宣传的角色。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柏林洪堡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即《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一九三一）的作者。他是纳粹党内“思想首领”—帝国思想政治与教育督导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重要幕僚，为三十年代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供知识和哲学基础。《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中尼采的形象从“一战”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贝尔特拉姆等右翼思想家创造的神话演变而来，但博伊姆勒笔下的尼采不仅仅凭自身人格扮演德意志英雄主义精神使者，更是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先知。另一方面，博伊姆勒也利用尼采哲学中“超人”“权力意志”等理念，赋予三十年代的政治动荡更深刻的世界历史和宿命论意义。

《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一书可以说是对《尼采：试论其神话》的回应。贝尔特拉姆富有文学气息的传记关注的主要是早期尼采音乐性的酒神精神，博伊姆勒则强调德国文化中英雄主义和战胜自我的暴戾一面，认为贝尔特拉姆用尼采的形象将德国文化神话化，却掩盖了尼采哲学的现实主义本质。他称贝尔特拉姆没有使用尼采档案馆编纂的《权力意志》，因此没有再现尼采的哲学体系，与其说是一本尼采传记，不如说是对尼采其人的酒神化塑造。博伊姆勒希望让读者看到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他的书基本没有涉及《人性的，太过人性的》《曙光》和《快乐的科学》等尼采中期著作，故意忽略尼采作品糅合多重矛盾的视角主义，而是以福斯特- 尼采和加斯特编纂的一九0六年版《权力意志》为论述基础，认为只有这部从尼采遗稿中整理出来的作品才系统地揭示了哲学家“思想的基本结果”。博伊姆勒从内容庞杂的尼采遗稿中挑出了一种政治哲学，摈弃了晚期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永恒轮回理论：毕竟，永恒轮回把意志和已经预定好的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似乎完全废除了行动的可能性，会损害权力意志哲学的实际意义。为了把重心放在以《权力意志》为代表的晚期思想上，博伊姆勒淡化了酒神精神甚至精神本身在尼采哲学中的意义，称尼采哲学体系中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式的，又把肉体及“权力意志”字面上的斗争性当作主导思想：斗争是万物之父，一切自我维系、创造和超越都源于无尽的斗争。博伊姆勒就此把尼采哲学移入政治话语，称静止的“人类”整体并不存在，只有个人、民族和阶层等永远相互争斗的个体。这种在冲突中保持和超越自我的世界观被博伊姆勒称为英雄的现实主义，战争不再是一个偶然的悲剧，而是生活的本质。因此，博伊姆勒论证，尼采权力意志的哲学是种政治哲学，它打破了源于基督教道德的西方启蒙传统带给人们的民主和人文主义幻想，揭露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面对斗争产生的自然等级秩序时无力的反抗，和“一战”时期知识分子对“文化”和“文明”的论述类似，再次把尼采哲学转变为揭示两种世界观之间统治权之争的集权主义政治思想，甚至进一步把战争从此在（Dasein）层面上合理化。

显然，这些政治化的哲学思想并非尼采原意。他反对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狂潮，他厌恶把自身当成目标的政体，因为这样的“利维坦”压抑文化和个人，以民族至上的口号制造群氓和奴隶。他理想的政治模式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个人主义，公民的创造力彰显的是其个人的生命意志，而非民族属性。至于为纳粹民族主义提供凝聚力量的反犹主义，尼采曾以“决不与参加虚伪的种族欺骗的人打交道”为座右铭，认为种族主义是欧洲伪善的产物之一，并多次赞美犹太人的机智和温情，以及“进行群体自我维系的全部经验和高超技艺”。博伊姆勒为了让尼采成为种族主义的论证，称哲学家赞美犹太人，只是为了反衬对德意志帝国的仇视，他抓住尼采笔记遗稿中的只言片语，如犹太人是一个“政治上已经弃权、在罗马事物秩序中像一种寄生虫一样生存的民族”，有意忽略尼采对当代愚昧平庸的德意志民族的批判，称犹太人缺乏具有男性气概的英雄主义，从而得出了尼采反犹的结论。

博伊姆勒把自己的政治观念和尼采哲学混杂在一起兜售给政党和大众，除了为新政权服务之外，也为了让自己更容易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撰写《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同时，博伊姆勒开始编辑雷克拉姆出版社的四卷本简装尼采选集，还为克罗纳出版社的尼采作品集撰写后记，对三十年代的尼采接受影响很大，尤其对尼采进入大众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博伊姆勒对尼采哲学的政治化解读并非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唯一的范本。在这一时期，无论尼采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一种正统的“尼采主义”并不存在。如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一年间开设了一系列尼采讲座。他和博伊姆勒一样，相信尼采揭露了现代虚无主义的种种弊病，可以为德国提供反抗西方“文明”的力量；魏玛共和国在文化上受到犹太人的威胁，国家社会主义新政权可以打破罹患虚无主义疾病的德国迟钝无能的局面。不过，到了三十年代末，海德格尔虽然继续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却发现纳粹的政治举措没能达到自己当初的期望，只是以种族和血统这些“技术科学虚无主义”的表象维系权力。作为哲学家，海德格尔注意到，博伊姆勒和罗森贝格等人把“权力意志”教条式地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拼接在一起，被迫抛弃“永恒轮回”这一尼采哲学的关键，这根本不是对尼采哲学的诠释，而只是一种政治化扭曲。于是，随着尼采讲座愈发深入，海德格尔逐渐回归对尼采哲学的形而上诠释，在权力意志中保存自身的东西即此在本身，即真实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尼采仍然处于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中。

一些纳粹理论家视尼采为种族主义理念的先驱。汉斯·冈特等人在尼采遗稿中发现了对繁育和生物伦理的讨论，认为这种原属形而上学语境中的观念可以佐证国家社会主义在人种选育方面优胜劣汰的政策，希望为纳粹政权的核心政策提供哲学依据。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尼采在种族和生物学方面的理论已经过时，不适宜为第三帝國政策服务。如海因里希·哈特勒认为尼采思想中缺乏生物学上的种族概念，他的民族概念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期民族理念的延伸，即建立在地域基础上想象的共同体。这种缺乏现代科学依据的民族观念是尼采受到的时代精神局限，不利于当代学者直接用尼采哲学为国家社会主义服务。库尔特·冯·维斯特恩哈根和阿图尔·德鲁斯等纳粹理论家更是认为尼采视犹太人为优秀欧洲人，站在犹太人一边反对德国人。恩斯特·克里克和克里斯多夫·史特丁则相信尼采在本质上是个个人主义者，和第三帝国的民族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可见，即便希特勒在尼采档案馆和哲学家半身像的合影让尼采成了唯一一个和“元首”共享双人肖像殊荣的哲学家，尼采在纳粹时期仍然没有得到全部意识形态主流理论家的认可。就连博伊姆勒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三十年代末逐渐衰微，“尼采狂热”在第三帝国中期转向冷淡。

反而是到了四十年代，在战争形势变化、“千年帝国”走向崩溃之时，尼采再次受到理论家们的重视，成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戈培尔在柏林“全面战争”演讲中引用尼采《偶像的黄昏》中的句子“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为纪念尼采的百岁诞辰，魏玛的尼采档案馆举办庆祝活动，博伊姆勒在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上发表文章，把和命运做斗争的尼采神化为悲剧英雄，称德国正以同样的英勇气概和苏联共产主义这个“站在人类面前的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进行最后一战。罗森贝格则已经开始为战败撤退做准备，暗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伟大斗争将进入精神战争阶段，不再就斗争胜利慷慨陈词，而是转向“人类的伟大”这一更加虚幻的话题。罗森贝格断言，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让世界其他地方黯然失色，即便战争失利，德国仍然是救赎欧洲的希望。尼采的思想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化为实践，在战后也会继续引领欧洲。

当然，战争硝烟散去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受到了全方面的审判。尽管战争时期，不少英美学者把尼采视为希特勒的先知，战后，哲学家还是很快恢复了声誉。尼采被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化”误用，成了战后研究者的共识。事实上，早在一九三五年，即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去世之后，学者们就有机会重新出版尼采考订版全集，推翻福斯特- 尼采和加斯特伪造的《权力意志》，但此时正是博伊姆勒和罗森贝格在这本伪书基础上打造的尼采神话名声最旺之时，大战又迫在眉睫，编辑考订版全集的事务就这样搁置了二十多年。一九五九年，学者卡尔·施莱希塔编辑的三卷本《尼采文集》出版，其中包含了《八十年代遗稿选》。不过，这个版本只是施莱希塔把尼采档案馆《权力意志》编辑成散文体的断片恢复笔记中的原貌。目前公认最具权威的尼采遗稿版本是意大利学者乔尔乔·科利和马志诺·蒙提纳里编辑出版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全集》（一九八0）第十二和第十三卷。这个版本按照时间顺序复原了尼采笔记遗稿的全部内容，首次把尼采哲学生涯最后几年的思想片断不加修饰地呈现给读者。尼采未能完成的“权力意志”，终于可以交给读者自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