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近十年来，鼓吹最力的当属他的通三统和通识教育。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并身体力行的加以实践，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然而，料想不到，他近两年竟然开始鼓吹“反启蒙”和儒家道德立国了。
仔细想想，甘阳鼓吹的这几样东西，互相之间也还确实有些关联。通三统，毛的革命传统跟邓的改革传统不用通，本来就一脉相连，真正要通的其实还是孔夫子的传统。然而毛的平等传统与邓的经济自由化的传统，跟孔夫子的传统虽不能说是格格不入，最起码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差异？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看上去是为了实现一种通才式的精英教育，为社会培养心性健全，人格完善的公民。但其背后，还有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一种社会基础的目的，并期望以此来应对中国阶层日益差异化的现实。
然而，要恢复孔夫子的传统，必然要重新思考五四，重新思考知识界对启蒙的认识。这就需要甘阳做两件事，一是以打破“西方迷信”的方式来反启蒙，一是否定把自由、平等作为立国的基础，因为这些观念也是启蒙所带来的。否定了自由、平等，那么儒家道德就似乎成了最好的替代物。
甘阳画了这么一条道路，是不是就适舍我们走呢？在下这个决定之前，我们先问两个小问题：1、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社会稳定？ 2、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是足够开放，使崛起中的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而不是区域性的中国？
让我们先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
通三统，通识教育强调的是“通”。通的前提是要有差异，社会上有差异，有不同了你才能去通，反之，在大同世界里是不存在通的问题的。那么在一个差异化的社会中，“通”是不是一种好的应对差异的方式呢？很显然，“通”作为一种交流、疏导的手段，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对差异的尊重。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讲得就是一种对差异的尊重。有尊重，才有和谐，才有和气，一开始就想着去“通”，人家不愿意让你通怎么办？对一个陌生的人或者一件陌生的东西，前提是尊重，有尊重，才有差异与差异的共存，才有互相“通”的可能，当然同时也有“通”的不可能。可“通”，不喜；不可“通”，亦不必恼。
同时甘阳的思想里隐含着一个很大的矛盾：就国内而言，他强调用通的方式软化或抵消差异，就国际而言，他却宣称要反对知识界对西方现代启蒙的迷信，要以差异化的方式使中国成之为中国。对内求通或求同，对外却求差异。恐怕这也是西方现代启蒙教给甘阳的吧。
对内求通或求同，对外求差异的体系并不能长久。对内求通，差异得不到尊重，所以近人不能安，对外求异，差异得不到理解，所以远人也不能怀。可见，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
接下来我们思考一下第二个问题，甘阳的这种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是足够开放。所谓的开放，就是能够包容更多异质性的东西。用儒家的道德来代替平等、自由这样的启蒙观念，本身就已经把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平台，偷偷地改换成一种亲亲、尊尊式的，带有极大的个人好恶的平台。在这里并不是要嘲笑儒家，而只是想提醒生活在共和国中的诸君，共和国的宪法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立国平台了，儒家完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现自己的价值，而并不是说只有儒家自己成为立国的平台，它才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甘阳说自由、平等不是美德，唯有儒家的美德，才能把一个社会撑起来。没错，自由、平等不是美德，但却是一种构建开放性社会平台的观念，离开这种观念所构建的平台，仅靠儒家的美德，恐怕也很难将一个现代社会支撑起来。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文化发展道路，是持续稳定并且足够开放的呢？
在找到答案之前，我们先怀一种尊重的心态，来问自己，五四启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传统？如果是，那五四启蒙最基本的贡献是什么？抛开争议，我们可以确认，五四为我们的传统增添了新的东西，同时让传统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传统，而不再是一个僵化的传统。在一个开放性的传统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怀着天真的心态去想象，追求什么样的文化是恰当的。
随五四而来的平等、自由等观念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毛的传统承认平等，邓的传统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由。儒家道德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那么，面对这些传统，我们需要的只是组合搭配的勇气。
什么是平等？存不存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纯粹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是不可想象的，男-女，母-子，这种关系的初始状态就是不平等的，而面对这种自然的不平等，最好的方式就是互相尊重。但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平等却是可以想象的。男女结合组建家庭，从而成为社会族群的基本单元。在最基本的繁衍功能层面上，家庭之间的绝对平等是无可质疑的。因此，平等，在看重血缘关系的中国，首先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平等（小家庭而非传统的大家庭）。自由，是指家庭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有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当然家庭的发展自由应以不伤害其它家庭为前提。
以上的家庭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状态。依据这种可想象的理想状态，我们可以对自身提出相应的要求，比如：对父母的孝，对妻子的爱，对朋友（来自熟知的家庭）的信，对陌生人（来自陌生的家庭）的尊重。
从对熟知家庭与陌生家庭的两种态度，我们还可以想象出国与国之间的两种基本态度：信与尊重。然而，家庭与家庭之间难免有争执，国与国之间难免有摩擦甚至战争。这就要求家庭或国家，必须要自强，只有自强，才能独立；只有独立，才能不互相依赖；只有不互相依赖，才能超越利益纠纷，避免摩擦和战争。自强的国家之间，基于自身利益，怀着信任与尊重，方可达成永久和平的契约。
而这样的一种基于小家庭的自由与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基于小家庭的自由与平等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文化，也必然是一个足够开放、并且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差异的他者的文化。
2012年于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