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引发古史辨，至今已有百年。在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发生过很多学术论辩，但如层累说一般引起反响之强烈、争议之持久、影响之深远者，则屈指可数。学界围绕层累说、古史辨的诸多讨论，不乏深刻见解，但对顾颉刚的古史观念也存在一些误解。因此，本文拟就其中几个基本问题，略陈管见，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学界讨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最常征引的材料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层累说的“三个意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和《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的四个“打破”(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三个意思”更多属于现象层面的描述，即在旧有古史记载中存在着一种“层累”现象；四个“打破”则主要属于立场的表达，即要辨明古史必须“打破”四种陈陈相因的旧观念。它们当然包含着顾颉刚的古史观念，但并没有准确反映出其考辨古史的核心旨趣。
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根本意图是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流变，以解释旧有古史系统是如何构成的。这一旨趣在古史辨之初即多有表述，如《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自己的本意是要“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在《答柳翼谋先生》中说：“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这些说法无一不是在强调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之流变的首要性。
不过，对于自己考辨古史的重心在于辨史事之真伪，还是在于穷学说或观念之流变，顾颉刚最初确实有认识不清之处。例如，古史辨之初的几轮讨论就陷入了具体问题的是非之争，而四个“打破”也主要是立足于如何“推翻非信史”。这表明，至少在顾颉刚最初的研究实践中，“穷流变”并没有表现出比“辨真伪”更为明显的优先性。而随着古史讨论的深入，加之孟姜女故事研究让顾颉刚认识到研究故事必须摆脱“定于一”观念的束缚而将重心转向“变化”，以及胡适提醒不要因“琐屑的枝叶”而忽略了层累说“中心的见解”等影响，顾颉刚对自己古史考辨旨趣的认知愈发明晰，集中体现就是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中提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并明确说道，“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我“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不立一真，惟穷流变”重在突出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旨趣在于古史学说或观念流变，而不拘泥于某一具体学说相对于上古历史的真伪，但这并不是说他否定了追求历史真相这一工作的正当性。
自此以后，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流变，以解释旧有古史系统的构成，始终贯穿于顾颉刚的古史考辨当中。例如，1930年他在《古史辨》第2册《自序》中称自己不是上古史专家而是“‘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自任的工作“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所反映的正是上述研究旨趣。1931年他在《古史辨》第3册《自序》提出的史料“移置”说法，即：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适宜，所反映的同样是上述研究旨趣。
就研究实践而言，顾颉刚第一篇成系统的古史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所分析的主要也是战国秦汉间的方士与儒生为了论证秦汉政权在五德终始说下的合法性，如何调整、改造古史说，最终构建出旧有古史系统。此后如《三皇考》《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重要论文，无一不是结合历代“时势”分析相应学说或观念的流变。直至顾颉刚去世前一年所写《“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仍是通过考察“圣”“贤”观念在各历史阶段的演变，来解释东周秦汉间人如何在“时势”驱动下造作旧有古史系统。因此我们说，顾颉刚的古史考辨虽涉及古书、古史、古代地理等多个方面，但其核心旨趣乃是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流变，以解释旧有古史系统的构成。
二
既然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流变以解释旧有古史系统的构成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旨趣，那么，顾颉刚是如何认识或解释中国古史的“层累”演变的?学界讨论这一问题，大多会提及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所说的“历史演进方法”，即“(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历史演进方法”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当然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但它更多是提供了一种处理史料的手段，并没有说明应如何“解释每一次演变”。更不是顾颉刚对演变的认识或解释。
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演变的解释，大致可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由历代(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时势”推演所造成的旧有古史的历时性演变；另一种是由古史神话与传说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所带来的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
第一种基于“时势”推演的历时性分析，在顾颉刚早期的古史考辨中最为常见，也为学界注意最多。例如，1926年《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就是历时性地分析了孔子形象在春秋至秦汉间“时势”影响下，由“君子”变为“圣人”，再由“圣人”变为“教主”，最后又变回“圣人”的过程。1936年《三皇考》所分析的也是“三皇”随着历代“时势”的推演，如何在战国末年逐渐由神话人物演变为人王称号，为何在西汉时期消沉，又如何在王葬时期定型。同年《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同样是着眼于历代“时势”推演，分析墨家为何创立禅让说并将之假托于尧舜，以及后来如何被写入儒家经典并逐渐变为上古史事。顾颉刚这种基于“时势”推演的历时性分析，学界讨论已多，兹不赘言。
第二种由古史神话与传说在跨地域流布所带来的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较早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的古代地理研究中。例如，1933年《州与岳的演变》和1937年《九州之成与戎禹》两文，主要分析了最初作为西方戎族聚居之具体地名的“州”和“岳”，是如何随着戎族东迁“走路”而来并逐渐流布于古代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分化演变、层层放大，最终成为传统的“州”“岳”观念。在此，古史神话与传说的跨地域流布视角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只是多元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向一元叙事转化体现尚不明显。及至1949年至1950年间顾颉刚撰写《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时，这种解释视角便得到了完整体现。
《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以较为宏阔的视野勾勒了作为古代羌戎宗教故事的昆仑神话，在战国时期经由西北地区大规模传入后，广泛流布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如该文所述：昆仑神话传入古代中国以后，先是出现了传播路径上的分化，一支传播到东方沿海地区，与当地风俗文化融合，产生了新的蓬菜神话系统，另一支传播到南方楚地，未被明显改造；后来，随着楚国与东方诸国交流日多，这两支相对独立发展的神话系统，即楚地的昆仑神话与东方的蓬菜神话，又被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再后来，这个新的神话世界中的不少故事和人物，最终演变成了“人的世界”亦即旧有古史系统中的事件和人物。这种分析，明显体现出了神话传说的跨地域流布视角。
与前述基于东周秦汉间“时势”推演的历时性分析不同，昆仑神话发生演变主要是它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被多元的地域文化层层附着，并不断发生融合的结果。这些地域文化本身并没有历时性发展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共时存在关系，但当它们被不断整合进昆仑神话系统，逐渐形成“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时，其中的故事和人物便不可避免产生关联，逐渐被改造出了历时性的发展关系。即如顾颉刚分析《山海经》中有关“昆仑区”地理信息的记载时所说：“神话传说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从远西北传到近西北时已起了很多变化，从近西北传到内地时，近西北的材料又加了进去了。《山海经》的作者只是把传到面前的神话传说作一次写定而已，至于材料的来源及其变化的次序他是不问的。”这里所说《山海经》作者的“写定”所体现的正是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
当然，这种由古史神话与传说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所带来的共时性多元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分析，并不是对此前基于“时势”推演的历时性分析的否定，应该说，这是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解释视角的完善。古史神话与传说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出现的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更多被用于分析旧有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来源及相关问题，亦即战国秦汉间人的古史学说和观念是从哪里来的；而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时期，在政治、文化逐渐走向一统的背景下，有关中国古史的书写随之开启了从多元起源向一元叙事的大规模整合过程，对于其中出现的各种演变，顾颉刚仍就坚持着历时性的分析视角。因此我们说，着眼于古史神话与传说跨地域流布的分析，是对此前基于“时势”推演的历时性分析的完善而不是否定。
三
先提出旧有中国古史乃“层累造成”的“大胆假设”，然后才对这一假设展开全面系统的“小心求证”，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显著特点。正是因为这种“假设”在前的特点，造成当时不少人并未能真正理解顾颉刚的古史观念，进而提出了一些并不算恰当的批评，如说他举古今共信之史籍而一概抹杀、不懂考古学而无法建设客观上古史、不懂社会科学而不能见古代社会之真相，等等。前述可知，这些批评并不符合顾颉刚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流变，解释旧有古史系统构成的旨趣，基本都属于“求全之毁”。
但是，有一种批评确实属于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旨趣范畴，而且是他早年没能解决的问题，即他虽提出很多旧有古史学说是由神话传说“人化”而来，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神话传说是从何而来?如钱穆、吕思勉等人就曾提出有些神话传说可能本就是客观存在的上古英雄人物被“神化”的结果。童书业和李季之间也发生过类似争论。神话传说的来源问题不解决，不仅关系到“古史人化”说法能否成立，而且意味着顾颉刚所努力构建的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是不完整的。
顾颉刚早期的古史考辨，主要集中于战国秦汉间古史系统的演变，确实没有对古史神话与传说的源头作进一步追潮。前者或许和这一时期是旧有古史系统的凝结定型期，对证成层累说较为重要有关，但后者则是因为顾颉刚确实不清楚这些神话传说从何而来。不过，到前述20世纪30年代的古代地理研究中，他考察“州”“岳”等观念的演变时，已经表现出了追溯观念源头的尝试。再到1949年至1950年撰写《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时，关于中国古史神话与传说来源的问题，则已得到大体解决，如文中所说：“二十余年前，我们研究古史，已知道古史人物即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但这些神话人物从哪里来，终苦于摸索不到边际。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东方人接受的西方文化，也就是西方的宗教变成了东方的历史。我欣喜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一个结果了！”
所谓“西方宗教变成了东方历史”，即前述昆仑神话逐渐演变成了旧有古史。因为这一神话系统中包含大量旧有古史中的人物和故事，如禹布土、积石、黄帝食玉投玉、娶嫘祖、战蚩尤，以及轩辕、后羿、祝融、重黎等故事，所以，考定“西方宗教变成了东方历史”，也就意味着解决了古史神话与传说来源的大部分问题。当然，在顾颉刚的计划里，还有一篇与之相辅翼的“九州四岳说和羌、戎文化”，该文最终虽未完成，但其核心观点已经很明确，即“九州和四岳都是《尚书》《王制》《周礼》等书里的问题，是十足的中国正统文化，但一经仔细研究，实在都从羌、戎区域里发源，及至传进了中原然后大大地扩展的”。
因此，我们说，中国古史神话与传说的来源问题在《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中已经得到了大体解决。这样，顾颉刚有关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也随之得到了相对完整的呈现。不过，或许是因为该文写于1949年至1950年，完成时间相对靠后，各章节最初又是拆分发表，且大部分都发表于1979年后(只有第五章《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中的昆仑》发表于1951年《文史哲》杂志，题《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所以该文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以致顾颉刚提出“古史人化”却未能解决神话传说来源的质疑，至今仍不时被提及。
百年来，学界对层累说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已做出相当深入的阐释，而今天仍值得一提的，或许是顾颉刚为解决中国古史层累问题而连带做出的一系列带有本土原创色彩的学术贡献。比如，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后，为更好地解释古史层累现象而对孟姜女故事等展开进一步探索，不仅深化了他对故事演变格局的认知。而且建立了民间故事研究的经典范式。和当时学界对外来理论的普遍借重不同，顾颉刚这些收获主要得益于其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独立的学术探索。同时，顾颉刚在相关探索中还建立起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基础范式，而这种范式和当时出现的西学或人类学范式同样有着明显的不同。再如，顾颉刚为解决古史问题而研究古代地理知识，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而初创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同样带有浓厚的本土或传统色彩而不同于西方作为地理学分支的历史地理学。此外，若放宽范围到抗战时期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顾颉刚和费孝通在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也是界定“中华民族”应立足于本土历史文化还是西方学术概念的问题。
以上我们只是想指出顾颉刚由“层累”说所连带而出的探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贡献，而不是要区分立足本土文化和借重外来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高下。
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5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