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以后，对开发国上做过一件大事，就是迁徙七种共50万身份低下的或犯了罪的人，到岭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谪”。这是一件大事。从开发中国的边疆土地来说，一拨一拨去是比较常规的。
只有这一次是一个大的行动，从中国北方，一支50万人的戍卒被派到了岭南，把中国南方的国土一直推进到南海边上，把长江和珠江之间大片的还没有开发的土地，包括生息其中的各族人民，一次圈到中国范围里面来。这对中国以后逐步开发南方起了很大作用。
50万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数字，50万七科谪的人到了岭南以后，一方面必然要同化到当地的越人里面去，另外一方面这50万人在当地越人中间势必会起到传播中原华夏文化的作用，对岭南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现在在广州发现了许多汉代南粤王的遗迹，包括宫殿在内，所涉及的人，他们本人或他们先人就是七科谪的时候到南方去的人。秦汉通西域，交通西南夷，也起了这种作用，但后代反复较多，与戍岭南不大一样。
当然，南方的开发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南方处在落后状态，又有很多民族存在，跟北方交融不那么容易完成。所以统一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之下出现分裂，三国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国鼎立的状况，只能出现在长江边上。从北向南开发，这个地带开发的是比较早一些。只有这个地带才有可能在此时出现相对独立的国家，和北方对抗，出现一种割据。另外一方面，这个地带的发达程度也还不是很高，不能长期脱离北方，所以它能够存在的割据时间不是一个长时期，而是一个短时期。此时之所以有三国，具体说来是因为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动乱。
大量的北方人口向南迁移，长江沿岸、南北两面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区域：一个是扬州，就是江东地区，开发得早一些；一个是荆州，就是今天的两湖区域；一个是益州，实际上是成都平原。
这三个区域在东汉时候人口增加很多。东汉人口是大量减少的，从西汉的六千万一下减少到一两千万，后来慢慢地增加，到后期才接近西汉的水平。东汉北方各个州郡普遍减员，只有扬州、荆州、益州增员，而且增得很多，扬州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四十，荆州百分之六七十，益州百分之六十。
这个地区的发展，从人口来看，速度是相当快的。以后魏、蜀、吴三国争权的时候，荆州为什么没有能够出现一个国家呢？因为荆州处在一个四战的地理环境，不可能长期立国，所以荆州就是跟着吴国、蜀国一起和北方对抗。这是在中国南方开发中间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一段插曲。
南方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开发中的南方曾经两次支持过北方政权的偏安，一次是东晋，一次是南宋。没有南方的发展，不足以支持偏安政权。南方要是蛮荒一片的话，政权在这里就没有立足的余地。
反过来说，要是南方的开发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经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割的情况之下，要在南方搞一个偏安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偏安也偏不成，割据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
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发展中间，是在和北方差距缩小的过程中间，足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达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状态，还可以搞割据，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出现了两次偏安。
中华民族历史上，南北不平衡发展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分裂的可能性，造成了两次偏安的存在，我觉得对中国历史来讲是一种苦涩的成就。
因为毕竟有了南方这个地方，可以使北方的政权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到南方来偏安，而且是延续了很长时期。东晋的偏安连上南朝一共是200多年，南宋的偏安也是100多年。而且在这个偏安政权延续的过程中间，南方由于接纳了一个新的政权，它带来了新的人口，有自己一套规模，有各种机制带动南方进一步开发，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对于南方来说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传统上说，这个政权不是直接被消灭，而是能够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偏安，这对民族历史来说还算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毕竟是被打过来的，被追过来的，被逼过来，是在屈辱的状态之下存在，所以又很苦涩。
我们的历史，包含着那么多复杂的矛盾的现象让我们去思考。
南北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结束在唐五代之际，因为唐五代的时候，南方的水平已经不低于北方，如果说没有以后又一波的民族问题的出现，中国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后面又一个波浪起来，南方又被迫接受一个南宋偏安政权，南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分裂又出现了。
元以后中国的历史，从国土开发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
所以过去可以有偏安，有东晋和南宋的偏安，到了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南宋皇帝再想在这里偏安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明朝，明朝被灭以后有一个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安，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搞成了，在清军的追逐之下，一个一个被消灭掉，出不了一个割据的局面。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南北一体，已经达到了很难在南方建立偏安局面的状态，所以南明跟过去的东晋，过去的南宋都不一样。从国土开发的角度看，再往后的历史，应当是解决中国发达的东部和落后的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个任务在古代没有条件解决，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到今天要我们这一代来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