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春秋》主编张世林先生约我写一篇“我与……”的回顾文章，我答应过，但又没有写成。我反复道歉，并且已婉辞了。最近，该书第二编一校已过，主编旧话重提，要求我还是补写一篇，态度甚为恳切，我只好又勉强答应了。
主编早为我安排了题目，无非是想让我写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我想这类问题，有兴趣的同行都已了解，无烦再说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不是总结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汇报古史界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兵近年涉足新领域进行探索的一点心得，顺便也整理一下所作《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的思路，以便读者理解。
我为什么会到拓跋史领域里来探头探脑呢？从远处说，将近四十年前，在翦伯赞先生领导下为《中国史纲要》撰写秦汉史纲要和魏晋南北朝史纲要两部分时，把过去积累的教材重新整理、查证、订补、加工，感到所写成的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这些都是延续一二百年的重要王朝，本不应没有像样的内容可写。可是，一来是史学界对此两朝的研究成果确实较少，二来是我自己根底浅，没能进入这两段历史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我知道，中国通史中还有相当多的段落，相当多的方面，存在类似情况，等待史学界同人一代一代接力去填补充实。填补充实的根本办法，不能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去改编通史，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多做专题研究，逐渐积累成果。在撰写上述《纲要》时我曾萌发“人弃我取”的想法，把历代史家弃置的北魏历史（均田、士族、府兵等少数热点题目历来重视者多，不在此列）捡拾起来，作一番努力，看能不能起一点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中在这方面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80年代中期以至90年代连续的若干年中，几位随我攻读学位的学生，不约而同地把博士论文选题都定在北朝时期，前后有八名之多。他们各定一题，都有问题要与我讨论，其中好多问题我都没有现成答案，这逼着我跟他们一起读书思考。他们每篇论文都有立意、取材、定范围和题目、分层次和章节等的多次反复和修正，甚至有时推倒重来。我如果不跟着他们转，就很难起释疑解惑的引导作用。这样，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在他们研究范围以内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积淀日久，想花点时间把它们弄清楚。于是从三四年以前开始，我干脆把手头的工作计划放弃，集中气力来攻一攻北魏问题。这样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园地，一混就是几年了。
教书是我的天职，我也喜欢教书，喜欢同青年人打交道。我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并且经常从中受益。我很想多开一点专题研究性的课程，这一来是系内教学的需要，二也是为了逼着自己多研究一些问题，出一点研究成果。我明白，自己毕竟已是午后三四点钟的“太阳”，不能没有自伤迟暮之感。秋后的蚂蚱，还不快蹦几蹦，怕难得再有机会了。80年代以后，我匆匆忙忙地开过魏晋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专题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研究、吴史导读等课程，还准备开《颜氏家训》导读课程。90年代初，一场病打断了计划，以后的工作节奏不得不作适当调整。
开专题研究课是个苦事，也是个乐事。要开出一门新课，得先准备好十个八个题目，有基本资料、基本见解、基本结论，也就是说得先有若干篇论文素材才行。课程每一讲总得多少有一点新鲜之处，大体上要能自圆其说，经得起学生们听、想、问，使他们觉得有所收获。这首先是自己逼自己，苦就苦在这里。有的问题，讲过以后觉得破绽很多，或是资料过于贫乏，缺乏新意，并不成功，不免懊恼得很，干脆放弃算了（也有的问题，放弃几年之后，回头再捡起来，居然又能弄出一点名堂）。有的情况比较顺利，课堂讲过，自觉理直气壮，学生听来也兴味盎然，课下还找我讨论。这对我来说就像是通过了答辩一样，增强了信心。这种情况，只需再作一段时间的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不过真的出手，最早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一般说来是出不了“急就篇”的。这就是乐的所在。后来结集出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多半都是这些专题研究课程的成果。《东晋门阀政治》的一部分内容，也在出版以前所开课程里讲过。那时周一良先生、祝总斌先生和我，研究领域很接近。我和祝先生希望周先生领着我们一起做研究，周先生说：“还是搞松散的联盟吧！”周先生一锤定音，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我说，三人行，都是我师。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
80年代，我感到还有一点新题目、新思路，能开出一些新课程。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成果虽然不算多，但日子过得比较充实。不过，研究的内容通过课堂检验并发表以后，要把它拿到课堂重复去讲，就觉得味道不如以前，讲的人和听的人感觉都不会好。这就逼着自己再去作新的试探。那时真是想用这种办法找回一点过去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在早二三十年开始能有这种条件，自己有拼搏精力，经过积累，也许成果会可观一些，如同师辈们学有所成都靠中年积累那样。但是岁月不饶人，到了就衰的年岁来补课，要想焚膏继晷，跑跑颠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不大可能了。也许我还可以掉转头另走一条路，如做点二手性的或其他的什么什么工作，但又觉得这毕竟不是自己志趣所在。因循几年之后，我终于跟着学生学位论文写作，一起走上了探索北朝史的路子。只是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缺乏创造力的时候，已是需要进一步调整工作节奏的时候了。
铺垫一番以后，该回到主题上来。研究拓跋史，谁都会有资料奇缺的苦恼，没有资料，问津的同人自然就少，积累的成果与别的段落相比自然就不丰富，要在这里抓出新题是困难的。有时读书偶有心得，觉得可以下手，但经过反复检索，往往发现某位博学的前贤已经使用过这个资料、探究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置喙的余地了。摸索了一年，我才抓住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无前贤有过细究，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也算不上新鲜，它无非是一个野蛮人忽然做了皇帝，采取了灭绝人性的野蛮手段来巩固皇统，而且颇有成效，如此而已。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着于自己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轻易放弃。我记起捕鱼人沿溪而行的故事，前面会不会忽然出现一片桃花林，把我带进豁然开朗的境界呢？当然，涉入这一领域的问题，我缺乏必要的人类学素养和知识积累，眼界有限，这是我始终感到忐忑不安的。
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首先还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的眼光，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历史毕竟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
在这方面最让我引为榜样的，莫过于陈寅恪先生在纷乱如麻、无从入手的周隋之际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一根他名之为关陇本位政策的粗大线索，使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而且以之向纵深方面延伸，构成贯通北朝到隋唐历史演进的系统。这真是独具慧眼，真是化腐臭为神奇的大手笔、大学问。尽管经后人几十年的运用、推敲，觉得关陇本位政策问题还有不完备、可议论、该修正之处，但这正是学术发展后浪推前浪的正常情况，不影响这一理论的价值，不影响它推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前无古人的作用。我曾见到过对此说基本持非议的文章，但又觉得其立论并不能完全脱离此说的影响。陈先生的学问从整体上说来到现在为止还有其不可企及性，我并不奢望在拓跋历史研究中一下子找出相当于周隋之际历史线索那样的大发现。眼前学界还看不到这种前景。但是我们有责任宣传史学贵在创新，身体力行，反复实践才行。如果把学界力量，尤其是中青年史家的力量集中到创新的努力方面，减少重复劳动，增加原创性的探索，经过若干年的积累，获得较多的突破，把古史中包括拓跋史的空白点、薄弱点多加填补、充实，使之更为丰满，这不仅是对一门学问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我觉得，这种务实的创新，比抽象地构思各种历史模式，空谈各种理论，进行无效争辩，要更有价值。
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并非认定从此问题中准能发现认识拓跋历史的重大线索，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看看是否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一点新的启示。我萌生此念，是觉得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道武帝这样一个“出自结绳，未师典诰”的野蛮人，居然找到偶见的汉代典故作为口头依据，虽有“太子”的强烈反抗而不回头，并且从此形成代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只用个人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
这个问题既然是从君位继承中产生的，我就以道武帝为基准，一代一代地向上追踪。结果与预期恰恰相反，看不到旧君杀妻以立新君，新立之君皆无血亲母后的事实。看到的却是几代君主都有强有力的母后，新君靠母后护持，才能得位和固位。至少从桓帝祁后以来，拓跋部女强人辈出，代代都有。道武帝本人之母贺太后就是很了不起的女强人，道武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就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君位。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既然如此，我好像是应当另寻新路了。可是我换了一个角度来估量这个问题，想到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
换了角度看，思想果然开窍了。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帅，在此之后却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帝，他地位的陡然变化，不正是一个极强烈的反差吗？前面说到君位传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正是从属于后面所说道武帝地位变化这一个同样强烈的反差，前者正是后者所需要的条件呢？我肯定地认为正是如此。这样，我的研究在这个环节上找到了目标，真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正如俗话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拓跋旧制，“七族”、“十姓”血缘相近，“百世不通婚”，拓跋婚姻必取之于拓跋以外部落。拓跋居部落联盟领袖地位，其君后和母后的部族一般具有相当实力。按习俗，这是一种政治婚姻，它有利于婚家部族，也有利于部落联盟的维系与巩固。事实上，有不少部族与拓跋是世代通婚，包括娶后和嫁女。君后有强大的部族背景，部族也因君后而增加影响。这是有不少资料可以证明的。道武帝母后所出的贺兰部与道武帝母后本人，自然也是这样的关系，而且道武帝自己同样有强大的后族，即独孤部。道武帝如果因袭这一传统，靠母族、后族支撑自己的部落联盟领袖地位，是可以办到的，他开始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要靠这种传统的手段树立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专制君权，却是办不到。道武帝必须有一个集中权力的过程，其中包括剥夺母后和母族权力，皇后和后族权力特别是母族、后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力。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抗争，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
悟出这个道理，好些疑点都可纳入这个思路来逐一琢磨。首先就是《魏书·太宗纪》的如下一段话可以得到确切解释：“初，帝母刘贵人（按刘贵人出自独孤部）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一个野蛮皇帝对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引汉典为据，表面看来说的是汉武帝故事，实际上却全是拓跋宫廷内情。所谓妇人与政，指的是道武以前各代后宫母强立子的惯例；所谓外家为乱，指的就是几代以来各外家部族干预拓跋君位传承。说拓跋自家的事而引汉典为饰，这还由于道武帝本人有相当强的历史感，而他身边的一些汉士也用《史》、《汉》故事帮他作历史比附。
我把力微以后拓跋部君位传承中后妃的作用逐一作了清理，又把君位传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逐一作了清理。资料虽然很不全备，但毕竟还是有不少确凿纪录，而且大体上辈分分明，统系分明，有相当的可信性，可供分析利用。我特别注意到《魏书·序纪》所记拓跋诘汾与天女合而生力微，在拓跋部后人口碑中留下“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之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古史中玄鸟降卵、履大人迹、朱果发祥等有关各族先民的传说，都是知母而不知父，这符合古史常情。连鲜卑檀石槐出生事迹也说是知母而不知父，所说的事离拓跋力微相距才几十年。至于像力微这样知父而不知母，却是罕见。而且我们可以考知，诘汾长子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为秃发部之祖，这就是说力微是有长兄的，力微无舅家之说就更难令人相信。力微本人庇托于妻族没鹿回部（没鹿回即后来的窦氏），手刃其妻及妻兄没鹿回部大人，才使拓跋部振兴起来，而其妻窦氏后来却不以罪人论而是被尊为北魏的始祖皇后，与始祖力微分别配飨天地；窦氏所生之子，即没鹿回部之甥，就是后来被尊为文帝的沙漠汗。这就是说，杀妻立子在后人（包括道武帝本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事，道武帝所行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影子的。力微时的拓跋部早已脱离神话时代，力微以前若干代先人大体都有名字和迁徙走向，而且拓跋部最早居留的地方，现在也已探明。所以，把力微说成天女所生，显然是编造而成，目的是为了掩饰某种不便说出的情节而已。
力微无母和力微杀妻的这组故事，其情节与此后几代拓跋部母强立子的事实完全相反，而又与道武帝所立子贵母死之制非常相通。力微只有杀妻及妻族部落大人，才能重振拓跋部，恢复拓跋部在部落联盟中失去的地位。这一确凿的事实可能包含了如下的历史信息：力微之父诘汾可能也是杀死其妻及妻族部落大人，才使拓跋部延续了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才使其子力微得以继承其位。这个事实太残酷了，后人不得不尽可能把它掩饰起来，于是诘汾无妇家、力微无舅家的传说就被编造出来，于是有了力微出自天女之说。力微也是用同样手段取得权力，但他杀妻的事却未能掩饰得住，才留下来作为一则事例供我们推想。这个推想，道理应当可以成立，具体情节难说准确。
拓跋历史中确有不少事情是鲜卑人自己可以知道，对外却要掩饰起来，特别是不能记入官方公开的史册的。崔浩之死不就是由于编纂拓跋国史把一些“不典”之事写了进去，被认为“暴扬国恶”而受极刑的吗？至于拓跋历史以后又急转为外家强大、母强立子局面，其转机我们眼下还说不清楚。例如，神元帝力微既没有母家又杀了窦后，而其诸子却都得大体有序地立为君主，这究竟是凭借什么力量，目前还无从探明。至于母强立子的具体事例，可得而言的，最早是从桓帝祁后开始。
前面说过，道武帝本人是很有历史感的。正是在他开国创业的时候，拓跋部中，原来本是口耳相传的包含丰富的部落掌故的歌谣，被集中起来编成“代歌”，也就是“燕魏之际鲜卑歌”，后来进入北魏乐府，称为“真人代歌”，掖庭中晨昏歌之。歌词内容多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这自然是一部绝好的拓跋史诗，极富史料价值。它以汉字写鲜卑本音，唱起来鲜卑人懂，别人却不懂。“真人代歌”是拓跋部传说时代历史的载体，估计《魏书·序纪》一定尽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触犯忌讳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纪》记事虽然简略，却比较系统，比较准确，甚至其远古部分有些都能用今天所知的考古资料大体作出印证。鲜卑史诗到唐朝时，乐府中少有人懂，所以逐渐不存，今天能翻检到一点汉译歌词，大概已不是史诗的原貌了。《魏书·乐志》所介绍的“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当与《崔玄伯传》道武帝常所关心的祖宗之事相符。道武帝向崔玄伯问及“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这个开创了帝国的野蛮人面临着巩固统治的许多困难问题，长期在脑中萦回。他既想从鲜卑先人行事中，也想从历代汉人王朝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君位传承制度就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后来形成的后宫子贵母死之制应当就是这种杂糅了胡汉正反历史经验的一种制度。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以极其野蛮的手段，居然有效地解决了具有高度文明的问题，但付出了极其痛苦的代价。这是拓跋部落在其急速进化的过程中承受的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
关于“子贵母死”这一特异制度起源的探索，我的思路、方法、论点，大体就是这样。路子既已清楚通畅，还需用具体史实将它表述出来，而具体史实虽然不可能丰富，却也基本上能说明问题。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放开眼界，从更高的层面上来作搜索，来作推敲，以期再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使这个课题的内容再丰满一些。果然，我找到了一些新的联想，其中一个就是：既然拓跋诸后族部落的影响和控制力如此强大，特别是就道武帝本人说来，他的成长先是受独孤部（即他后来的妻族）的卵翼，以后又受贺兰部（他的母族）的庇护扶持，既然如此，道武帝本人为什么还能突破传统，突破部落联盟的重重障碍，居然在十二年（386—398）奋斗中树立北魏帝业，使之巩固下来呢？用个人才干、长于武功等一般理由，不能从根本上解答这个深层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反复读《太祖纪》等篇目（因为主要资料也只有在这些简略的记载中能找到），并且反复思考，结果是发现了一个大话题，比“子贵母死”制度要大得多，也更受史界重视，这就是道武帝“离散部落”问题。“离散部落”之举看来与子贵母死制度毫不相干，而实际上却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可以挂起钩来一起讨论。
道武帝十二年创业，全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重要的战争对象，最先是由独孤部刘显迎来道武帝叔父窟咄与道武争位，道武帝在困境中联络幽州慕容部将窟咄部消灭了。接着就是与独孤部刘氏各部反反复复的战争。道武帝争取了刘罗辰的部落，纳罗辰之妹为妻，其余独孤部落则是分别加以征服，强迫迁徙他处，再叛再徙。与此交错进行的还有与贺兰部的战争，反复更多，其结果与独孤一样，一部分归附，大部分被征服、强徙。不论贺兰、独孤，归附的部分都是其部落组织被离散，部落大人同于编户齐民。至于被征服、强徙的部落，自然更是丧失部落特权。在此过程中，也夹杂了一些与他部族的战争，但又多与攻击贺兰部、独孤部有关。例如击破高车，看来是由于高车驻牧地与贺兰交错，都在阴山之北，拓跋击贺兰不能完全不触及高车，但是对高车一般是即战即和，没有形成反复攻战的纠葛。离散部落过程中，拓跋部利用了慕容部同盟的军事力量。但是慕容同样是拓跋的外家部族，需要予以处置。所以在荡平代北以后，拓跋东征慕容部，夺得并、幽、冀，并且也大徙山东徒何（慕容部）及他部族充实代北。拓跋部大体实现了统一北方的愿望，北魏也具有了帝国规模。剩下一个与独孤同源的铁弗部，驻地在朔方，与代北隔了黄河，暂时不成大害，被拓跋暂时放过。
细审道武创业战争的主要攻战对手，叔父窟咄除外，几乎都是与拓跋世婚的外家部族，即道武妻族独孤刘氏诸部，母族贺兰贺氏诸部，祖母族慕容诸部，其中并没有一个是拓跋部的宿敌。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创业的主要障碍不是别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吗？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不惜以杀妻为代价来巩固北魏帝业，是有鉴于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吗？
我基于这个认识，回头再来思考“离散部落”问题。这个如此被史家重视的大问题，一共才有三条明确的但是语焉不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条是从反面说的，说是高车虽被征服，但以粗犷落后不任役使，其部落始得保全，未被强制离散。离散部落是登国年间（386—395）的事，正好是在拓跋与独孤、贺兰诸部落反复搏斗期间。离散部落自然是以部落发育到一定阶段为前提的。如果是强制实行，势必涉及部落大人利益，必然是一个反复对抗过程，决不是一声号令就可以办到。但是登国年间却丝毫看不到另外还有什么大规模离散部落之举的痕迹。因此我逐渐感觉到把离散部落理解为涉及面广泛的一次性的法令行为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我认为所谓离散部落，特指道武帝创建帝业中把原来最贴近拓跋，成为拓跋发展和道武帝帝业明显阻力的部落，主要是拓跋外家的一些部落，在击败以后予以分割，并且强制迁徙、定居，取消其部落大人特权。离散部落一举实质就是这样。跟随此举而被离散的，很可能还有不少驻地邻近，发育水平较高，并不特别强大，本来在部落联盟之内的一些部族部落。但是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它们，而是独孤诸部、贺兰诸部。登国年间史料所载拓跋与它们的反复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强制离散独孤、贺兰诸部落必然带来的对抗过程。稍晚被征服的慕容部也当如此。只是慕容部几次建国，久在中原，发育水平高于拓跋部，已习于定居农耕生活，不再存在血缘部落组织，所以史籍所见迁徙代北的山东徒何，都是直接计口授田，没有提及离散部落，与贺兰、独孤有所不同。
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我觉得并无滞碍之处，而且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看来《太祖纪》登国年间记事，正是我们读通离散部落问题的最基本的资料。为了实在地证成此说，我分别写了关于贺兰部和关于独孤部部落离散问题的两篇个案考察文章，先期分别发表。
思路发展到此，更觉得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释杀其生母的两条理由，一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二是不令外家为乱，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他认为可靠的传承秩序。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终北魏之世，皇位继承确实比较有序，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乱，一旦出现问题也有制度和手段来加以约束。此二事，尤其是子贵母死之事，是道武帝的野蛮行径，但野蛮行径却产生了文明效果，这就是野蛮孕育文明。不过千余年来史家谴责子贵母死制度，毕竟是出于人性的诉求，道武帝的罪孽，并不由于此制的客观效果而可以获得历史的赦免。
到道武帝时为止的这些问题，我的论点和理据基本如此。还有一层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事，就是拓跋史上出现这样一种对母族的关系，有没有深层的文化习俗背景问题。对这个问题现在补充作出解答。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以及《后汉书·乌桓传》都记有乌桓之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相仇报故也”。这说的是乌桓。但在前二书的《鲜卑传》里又都说到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然则鲜卑拓跋部自然也有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之俗。正是从这里，很容易出现母后拥权以及母族介入拓跋君位传承事务的可能性。
《序纪》以及诸帝《本纪》中不乏拓跋弑君父而拓跋母后逞权的事例，有些事例在《本纪》中因忌讳的原因而模糊处理，后人编书都一一点出，如在《通鉴》及注中就是这样。类似事例之多，正与乌桓、鲜卑部落怒则杀其父兄习俗符合。这简直成了力微以后百余年中拓跋部落联盟的常规现象。道武帝复国，拓跋历史出现剧烈的变动。道武帝搞专制君权，建立帝国，是对部落联盟的“革命”，是对各种不符合需要甚至形成发展阻力的部落习俗的大扫除。因此出现了离散后族部落和建立子贵母死之制的大动作。这就是我所论证的问题在部族文化习俗方面隐约见到的另一层背景。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了。既然为了帝业需要而扭转母后部族强大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母强子立局面，是实行子贵母死的直接原因，那么道武帝时有实力的外家部落已被离散，以后北魏后宫汉女日多，她们并无强大外家足以影响朝局，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已失去存在理由，应当逐渐消失。为什么它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呢？还有一个问题：既然道武帝不惜杀妻以杜绝“妇人后与国政”，为什么到北魏中期竟出现了一个实际掌握朝政二十余年的女强人文明冯太后呢？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后面这个问题，觉得不得其解。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包藏在后一个问题的事实之中。冯太后正是处心积虑地利用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子贵母死制度，把它僵化，在后宫造成为我所用的条件，借以不断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家族谋利益。这里看不到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只是事涉猥琐，史家无心驻足探索而已。
原来北魏实际上存在过三种性质不全同的皇太后。一种是当朝皇帝生母，皇帝即位以前已被依制度赐死，皇太后的位号是她本人死后被追赠加谥，得以配飨太庙，一般都葬于云中金陵，自道武帝刘（独孤）皇后以来，一直到太和迁都以前，都是如此。另一种皇太后，本不是当朝皇帝生母，因而未罹赐死厄运。她们一般本是从宫人中选拔出来，循拓跋旧法手铸金人成功而被立为皇后的，如果能活到下一朝，当然可以被尊称为皇太后。但由于她们不是皇帝生母，与皇帝又无抚育关系，一般说来是无缘得到实权的。再一种是更特殊的情况，即在子贵母死制度下，新君幼稚无母，往往由保母乳养抚育，保母有劬劳保护之恩，与新帝有特殊感情，因而新帝立后被尊为保太后，以后又径尊为皇太后。太武帝的窦太后和文成帝的常太后，是这一类。她们虽非皇帝血亲，而且本非尊贵，不可能擅掌外朝权力，却因与皇帝有个人亲密关系，在日后为皇帝择后宫、立储君等事务中易于发挥影响。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窦太后死葬崞山，常太后死葬广宁磨笄山，都不能入葬金陵。这是由于她们“于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窦太后语）之故。
文明冯太后属于第二种。她是文成帝的皇后，献文帝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与献文帝无血缘关系，也不曾参与抚养献文帝及立之为皇储诸事。但她在献文帝初立之时，以太后身份参与平定乙浑之乱，于巩固献文帝皇位有功，得以暂时临朝听政。这是她临时获得的一种机遇，并非遵循北魏中朝外朝正常的秩序。所以献文帝服阕，冯太后就不再临朝。
冯太后本是汉人，出于北燕皇族，入北魏后坐父诛没入掖庭，因缘而为皇后、皇太后，又由于特殊机遇得以弄权，但并无外家实力足以支撑。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权力欲望极强。在短暂执政之时，就为自己长久之计进行筹划。她从保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启发，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养皇储，从而控制日后的新皇帝。这等于是掌握了政局的未来。恰在此时皇子宏（即后来的孝文帝）生，冯太后“躬亲抚养”，这一没有母亲的幼小皇子就成为冯太后手中“奇货”。她刻意利用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之母以外，甚至诛戮储君的母族。孝文即位，冯氏为太皇太后，她牢固控制孝文帝，而且进行下一步筹划。以后，孝文产子，“生而母死”，就是说不待立储之日，母林氏即被依制赐死。孝文帝曾经想废除此制，挽救妻子林氏生命，以不能违逆冯太后旨意而未得成功。冯太后不但自己掌握了两代储君，还引诸冯氏女入宫，其中二人后来相继被立为孝文皇后。而且，这些冯氏女当权后也效法其姑故伎，夺取新产皇子而母养之，赐其母死。因此，由文明太后开端，诸侄效尤，子贵母死之制不但未得废除，而且更形巩固，并演化为强人倾轧的残酷手段，阴毒恐怖气氛弥漫于迁洛以后的北魏后宫之中。孝文帝临死前才下决心翦除冯氏内外势力，但未及正式宣布废止子贵母死之制。直到宣武帝后宫胡氏产子逃过了各种暗算，三岁时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孝明帝。储君之母胡氏亦得逃死，她就是以后的胡太后。胡太后是北魏一朝惟一凭血缘关系擅权的母后。至此，实行了百年的子贵母死之制事实上被废除了，但是北魏国祚事实上也终于此。
我试图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工作，大约费了两年时间，预期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研究成果发表在北大《国学研究》第五卷上，该刊发行量小，见到过的同行可能不多。我在其中想要证明的是，子贵母死之制不是突然出现，也不全是道武帝个人残暴性格造成，而是有拓跋部发展中长期形成的特殊背景。它的出现，首先是符合拓跋部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上升为专制国家皇帝地位的需要；其次是符合拓跋部摆脱君位继承无序状态、巩固长子继承制度的需要；再次是符合进一步消除和防制强大外家干扰拓跋事务的需要。看来这些目的都达到了。从子贵母死制度的探索中，衍生出了两个新问题。衍生的第一个问题是，离散部落之举与子贵母死制看来毫无关系，可是细细推究，却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离散了强大的外家部落，才得以无大阻碍地推行子贵母死制度。衍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文明冯太后长期擅政，看来与立子贵母死制的初衷相矛盾，但是排比史料之后，却发现冯氏擅政正是刻意利用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子贵母死制度之故。衍生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北魏历史中的头等大事，一在其前，一在其后，二事都出于同样的一个历史线索、历史背景。
回头看来，这一研究过程像是一层一层剥笋，一环一环解扣，走一步瞧一步，而不是先有基本立意，一气呵成。它探索的是一项宫中制度的渊源和演变，但都是附着在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上，其影响甚至延伸至于北魏中晚期历史中。这就不仅是制度史，而且进入社会史、政治史范围。这项制度有部族的传统习俗背景，又涉及文化史，它形成拓跋部沉重的精神负担。这样的研究只靠实证的方法是不够的，在一些环节上实证材料很不完备，例如论证关于母族干预拓跋大局，不是每个君王都有这方面的记录，材料上只能以偏概全；离散部落之举只能就与此项制度渊源有关方面立论而不能论及此举的方方面面。我想，这项研究与其说对拓跋史提出了什么重要结论，还不如说只是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让更多有兴趣的同人一起寻找和探索北魏历史的新问题，如此而已。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富有开拓精神的中青年学者不要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现成的热点问题上（当然，如果在热点问题上形成了创造性的见解，是更有价值的），而是要同时重视开拓新思路、新课题，立志填补历史研究中的空白点，而尽可能避免做重复的工作。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趁精力旺盛之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去找新史料，这种功夫的重要性无须多说。只要有新史料可发掘，为此目的，哪怕个人的研究工作多绕点路，多费点时间，晚出点成果，也是值得的。
至于我自己，只要体脑能力允许，还想在这方面继续试着做点事情。我个人能做的事极为有限，找到了一小点突破口，其准确度还需要继续验证，而且就这一小点突破口，也难得“扩大战果”。但我深信治史是无尽头的事业，因而可能成为不朽的事业，不能过多地当成史家个人的事来看待。史家个人，重在发挥特点，重在创新。坚持创新务实，不断寻找新问题、新思路、新论点，总能逐渐认识历史实际，逐渐接近真理。更重要的是，这条路上总能出现新的接力人，他们会奉献智慧，作出努力，获得新成果，使研究工作达到新的境界。这就是无尽头，因而才是不朽。眼下我正在探索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关系问题，也找到了一些新“线头”，萌生了一些思路，眉目可说初具，希望明年能够完成，把它献给同行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