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　起

我在《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文中，论及拓跋部居阴山——盛乐时期，约当中原魏晋之世，其君位传承中母后(1)具有特殊作用，形成母强则遍立诸子的局面。本来，部落君长传承制度中有立长君的实际需要。一般说来，故君的兄弟年长于故君的子嗣，故君未必有胜任统治的成年子嗣，所以部落大人往往认为立故君兄弟有利于部落的稳定和凝聚。拓跋部择立嗣君时有时也能见到这种现象。神元帝力微死后，其子沙漠汗兄弟相继在位，当即为此。在拓跋部中还有另一种现象，就是母后多有强大的部族背景，母后部族支持母后控制拓跋事务，操纵拓跋君位传承，企图巩固兄终弟及，极力堵塞其他可能的继承途径。桓帝猗、穆帝猗卢之时，这种现象相当显著。依照这种兄弟传承“秩序”，兄弟已尽，势必由下代传袭，但诸兄弟各有下代，各个下代又都有母族、妻族部落。无穷的争位纠纷因此而起，酿成频繁内乱，构成道武帝建立帝国以前拓跋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成为道武帝建立子贵母死之制的直接动因。

《魏书·皇后传》(2)所见道武帝以前各代母后所出部落，其着落大体可得而言，惟有桓帝祁后族属难详，而祁后在拓跋早期历史中又是极其重要的人物，她当国之时曾正式听政，拓跋部以此被邻邦称作“女国”。我想祁后在拓跋部内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能量，经得起持久反复的折腾，祁后之族大概起了重要作用。

祁后姓氏所出虽于《官氏志》及其他有关典籍中无从稽考，但以其时拓跋婚姻关系而言，它出于北姓这个事实是历来史家不曾怀疑过的。我推测，祁后可能出于广宁乌桓，与平文王后同。东汉广宁为上谷郡广宁县，后来称作大宁，护乌桓校尉府所在，幽州乌桓西来所聚之地，在代北地区之东。本文之作，初意就在寻觅祁氏族属居代北之东的证据，进而探究阴山——盛乐时期居西的拓跋与居东的乌桓的互动关系，以充实早期拓跋历史的某些内容。

对祁后族属的探索，迄今还没有找到足以下断语的过硬资料，还只能说是一种设想：祁氏依恃的实力主体在代谷以东，与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部族主体，表现为东西双方既抗衡又吸引的局面。祁后之族似乌桓，但还不敢断定就是乌桓。本文前面几节内容，就是利用细微的资料进行审视，尽量向这个设想靠近。不过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自己思路所及，越来越超越祁后个人族属这一个案，而进入一些较大的问题，如拓跋早期从神元帝力微到道武帝珪的历史中，乌桓族究竟占有什么地位，起了什么作用；一个落后的孤立于代北一隅的拓跋部，为什么得以逐步演化，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百余年混乱局面的角色，等等。这就不是纤细考证而是拓跋历史中的宏观考察了。

我还产生了另一种联想。乌桓部族由辽东等五郡逐次入塞，是西汉武帝时事，早于鲜卑。东汉时乌桓作为一种悍战力量，不但驰名幽冀，而且还进入了皇家宿卫军营，又随汉将出征，转战至于荆、交等州。汉、魏、晋各朝，乌桓突骑始终是天下名骑。西晋时出现的所谓“五胡”，除羌人有长期转战中原的历史经验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一族进入中原比乌桓早，人数比乌桓多，弥漫比乌桓广，作用比乌桓大。但是乌桓却未被列入所谓“五胡”，十六国中也没有一个乌桓人自己独立建立的国家(3)。甚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来不曾见到一支独树一帜而稳定持久的乌桓势力。乌桓作为一个重要部族，其史料在正史中只存在于《三国志》裴注以及范晔《后汉书》里面，《晋书》以下正史都未给乌桓作像样的传记，《魏书·官氏志》中把它笼统地称为“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4)。看来乌桓部族的历史，是有意无意地被掩盖了。这当作何解释？究竟这一支深具活力的善战的乌桓人魏晋以后去向如何？这是一组想作探索又苦于难得结果的问题。本文只能说是试一试，所涉对象，实际上也只限于流动至于代北的乌桓而已，而不是中国北方的乌桓全族。

我把原来只求考证落实的纤细问题放在一边，而把本文主旨改在代北拓跋与代北乌桓关系方面，原因就在这里。我的目的与马长寿先生当年撰写《乌桓与鲜卑》并不一样。我也不求写出代北乌桓的全貌，而是就有限的几个方面探寻新的线索。因此我又为本文配上一个副标题：“《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说明我能使用的资料和所关注的问题都很有限。我能做的工作，基本上只能说是在前人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结果基础上作一点再审视、再加工而已。

乌桓史料的稀缺，使我深感困惑。唐长孺先生最先把乌桓列入杂胡一类进行研究，所写的《魏晋杂胡考》一文中把所见乌桓资料中可得而言的问题，从极精微处做了独具匠心的剖析，对乌桓研究有开山之功。马长寿先生撰写《乌桓与鲜卑》，对乌桓资料的搜集，可以说是囊括一空，论述全面。日本史家内田吟风对乌桓史用功甚深，钻研颇久；前田正名关于平城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对理解乌桓历史帮助很大。当然，新资料的发掘不能说至此已到尽头，再也无处下手。只是当我着手做这类研究时，体脑能力都感匮乏；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劲头已经丧失了。对这种研究，我只是觉得还有兴趣，还有意义，想尽一点力气而已，自我期许并不甚高。我感到前人使用过的资料，有些是对资料取其大旨，而对其深层意义不一定都处处榨干用尽，因此牙慧可拾之处往往而有。尤其是对《魏书·序纪》这一篇在我看来是历代少数族古史中难得见到的珍贵史料，利用还不算充分。我粗粗梳篦一过，觉得还可用来写点文章。这就是我以《序纪》资料解析作为副题的原因。当然，文章也不能只限于解析《序纪》有关拓跋与代北乌桓的资料而已，也还有旁征之处，不过力求与《序纪》有所印证。至于我为什么看重《序纪》的史料价值，我将以之作为北魏史学史的一个问题，另写文章讨论(5)。

在写了这一个解题性的开场白以后，将要进入正文之前，我觉得还有几句话要说。本文从总体说来，是探索由于乌桓介入而孕育出一个崭新的、活力旺盛的拓跋部，影响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本文自切入点至于终结点，其间曲折回旋，不敢说全无歧路之迷。历史贵实证，本文所涉问题，有的环节无法得到实证，像是雾里看山，隐约中得窥其轮廓，山的本态，山的细部，却无法审视清楚。这篇文章作为历史论文，感到多所欠缺，心里不踏实。我想，研究民族古史，就其无文字记载年代而言，有时恐怕不免要使用这种方法，确切结论不一定能得到，但也许能起开阔视野、启发思考的作用，如果读者愿意踵迹搜寻，说不定能够扩大战果，发现新的线索，使模糊的轮廓清晰起来。如果有幸获得更多确切资料（包括文献、考古和调查资料），使某些假设之词能够证实，使乌桓作为古代一个重要部族的历史得以更多地揭明，那时就可以说乌桓研究真有收获，乌桓、拓跋在代北的共生关系及其历史作用真能说清楚、说透彻了。人类学知识一定有助于认识某些问题，可惜我自己对此所知所见太少，也希望能得到学者的指教。

二　拓跋东、中、西三部简况

《序纪》记惠帝贺傉、炀帝纥那兄弟事甚略。先是惠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炀帝“迁于大宁”，以战争不利，“出居于宇文部”，最后“出居于慕容部”。《序纪》所列徙居之地和投奔部族所在之地，其中之东木根山本文下面将有专节讨论。其余各地都在偏东之处或在东部诸郡塞外，显示惠、炀视此为安全之所，避难之处。这很可能涉及惠、炀所统之众的部族成分和与东部地区的关系，值得注意。

公元295年，拓跋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三部。神元帝力微之子昭帝禄官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西，东接宇文部，都是塞外之地；文帝长子桓帝猗一部居中，在代郡之参合陂北，接近平城；桓帝之弟穆帝猗卢一部居西，在定襄之盛乐故城。文帝是神元帝长子沙漠汗，未履位而死。昭、桓、穆三帝中，昭为叔，但非嫡长；桓、穆为侄，但为神元嫡长子所出，其中桓帝更是文帝的嫡长子，神元帝的嫡长孙。以此而言，桓帝最贵。不过此时拓跋部既非全无嫡长观念，又不遵循嫡长秩序。常见情况是，立长重于立嫡，立弟多于立子。还值得注意的是，昭帝居东，与宇文为邻，慕容亦在近，按理，昭帝之国应有东方诸部族背景。后来炀帝东奔所至都在昔日昭帝所居拓跋东部之地，这应当不是偶然。

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拓跋部落联盟历史出现断裂。十多年后才有上述三分局面出现，拓跋始得振兴，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三分，就拓跋部君位继承而言，既立弟又立子，似乎是经历过某种激烈冲突而导致权力的暂时平衡，这不是顺当的发展形势(6)；但三分就拓跋部发育成长而言，又是开疆辟土，扩张势力，而且也成为从纷扰向统一的过渡，是有利的事。

拓跋东、中、西三部，地域环境和部族状况各有特点，这种特点是历史地形成的，所以三分并不只是出于拓跋部自己的选择。为了说明这一背景，须作一些历史追溯。

陈寿书《乌丸传》注引王沈书：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大人郝旦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按，护乌桓校尉西汉武帝初置，治所不定，后合并于护匈奴中郎将。东汉建武时复置。范晔书《乌桓传》谓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其议发自班彪。班彪认为原来布列诸郡塞内的乌桓，汉廷但委“主降掾史”权制，无统领者，难得安宁。据《汉书·叙传》，班彪家本北边，世居雁门楼烦，西汉末始迁扶风安陵。班彪伯父班伯，数理边务，周旋匈奴，仕定襄太守。父班稚，官西河属国都尉。班彪以家世故，本人又有于两汉之际游宦陇右、河西经历，通晓北境边情，深知忧患所在，因而有复置护乌桓校尉之请，校尉开营府于幽、并边境。复置的护乌桓校尉并领鲜卑各部，主司“赏赐质子、岁时互市”，较西汉时的单纯军事任务是大大扩充了。校尉之设，使边境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胡秩序，此后战乱虽然还是不少，但汉胡基本地境和基本形势大体未变。

前揭王沈书述及东汉乌桓渠帅居塞内者，布列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7)、朔方诸郡界。与二百余年后拓跋部东、中、西三部横向分列地境比较，可以看出，西晋时拓跋三部所居，正是以此为基准，贴近东汉乌桓徙居一线，只是东端由于有宇文部、慕容部之阻，止于渔阳、上谷塞外的濡源而不及辽西、辽东属国；西端则阻河为固，未曾长期据有朔方。而且在西晋永嘉四年（穆帝猗卢之三年，310）猗卢受封代王，索得代北五县封地之前，拓跋地境限于靠北面的东西一带，是相当局促的。历史地形成的地域限制决定了拓跋部生存空间范围，也决定了拓跋部必须在这个空间范围内长期与乌桓共处。

由此可知，拓跋部的东、中、西三部之地，本来是东汉用以招徕乌桓实边的北境之地。拓跋部度阴山入居盛乐之后，逐渐蔓延浸润，才形成大面积地与先来的乌桓交错共生，以至于彼此渗透融合。而且拓跋浸润也不只是从盛乐一处。塞外残留的拓跋部人，他们随处入塞与先来的乌桓人共处，在当时是并不特别困难的。

拓跋东、中、西三部，地域环境和部族状况各有什么特点呢？

先从东部说起。拓跋东部，地接西晋广宁、上谷两郡的塞外部分，部族复杂，乌桓人数多，影响大，还有各部鲜卑，都是游动不居。更东的宇文部、慕容部与居上谷以北、濡源以西的东部拓跋的关系，暂时似还不多，但是比邻而居，容易互通声息，互为影响。

说者谓东部拓跋可能是汉代自东向西迁徙的鲜卑拓跋部停驻于上谷塞外濡源以西的某些部落，魏晋以来，他们与代北拓跋虽然还保留有某种一致性，又因有乌桓以及鲜卑余部的彼此影响，不断增添独立发展的因素，所以与拓跋中部、西部的关系并不稳固。此说是有理由的，只是还需要更多一点证据。

西晋护乌桓校尉例带征北将军、宁朔将军一类军号，依北族势力消长而有不同的任务。例如，公元286年唐彬居职，其主要任务如《晋书》本传所记，是对付宇文部的宇文莫槐。《魏书·序纪》记公元292年宇文莫槐死，弟普拨为部落大人，拓跋部平帝绰以女妻普拨子丘不勤。此时间尚在拓跋三分之前，拓跋已与宇文部建立婚姻关系，事实上是向东联络，以求立足。宇文部则寻求拓跋部的援助，以增加在西晋压力下自存的能力。这一事实，当与三年之后拓跋三分时其东部得以至于濡源与宇文部相邻有关系(8)。

汉、晋护乌桓校尉控制着缘边东西一线，这理当是一条隔离内外的边防线。但是线内线外都有大量的乌桓人和包括拓跋在内的鲜卑人，而乌桓和鲜卑语言习俗相通，两者的差别不断淡化。所以这条边防线隔离内外的作用并不很大。加以校尉本来就有招徕和互市任务，所以在塞内塞外之间，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应当都是很活跃的。校尉的控制力量，西晋弱于东汉，所以西晋时边塞内外相互流动更无限制。久而久之，无论是乌桓还是鲜卑，也无论原居塞外还是原居塞内，他们之间日益融为一体。公元305年拓跋中部桓帝猗死，公元307年拓跋东部昭帝禄官死，原在拓跋西部的穆帝猗卢遂得总摄三部。但此后《序纪》只有拓跋中部和西部的历史记载，而拓跋东部则寂尔无闻(9)，我想原因就在于东部拓跋已融入当地乌桓、鲜卑各部之中。但是拓跋在东部也并非全无影响，惠帝、炀帝东奔事也可能就是凭借这一背景。濡源以东今伊逊河一带，往后仍有索头部人活动。

拓跋中部地在“代郡之参合陂北”。如按《魏书·地形志》定参合陂在凉城郡，则其地两汉皆属雁门郡，魏晋为弃地，已不设治；如按《读史方舆纪要》定参合陂在大同府东百余里处，则其地两汉皆属代郡，魏晋亦不设治(10)。本文取后一种说法。这里是乌桓与拓跋错居之所，中心地区在平城附近。但此时无论乌桓、拓跋，均非城郭而居，平城尚不具有都城意义。盛乐也是一样。

东汉建武年间乌桓进入代郡、雁门，比拓跋力微居盛乐向周围浸润至于雁门、代郡，要早一百多年。这两个部族在代北接触，起先必然是乌桓居于强势，拓跋居于弱势，然后是此伏彼起，此进彼退，从不协调状态逐渐趋向相互渗透，相互包容。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一个由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具体史料。在以记录拓跋人和事为主体的《魏书·序纪》中，大体可以看出，在这个地区，拓跋、乌桓两个部族并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战争。猗在位的第三年至第七年（297—301），共五年时间，猗本人全都用于“北巡”、“西略”，“诸降附者二十余国”，其中并没有特别提到乌桓。猗在位的第十年后，他与其弟、拓跋西部的穆帝猗卢共同援助并州刺史刘琨，连续进行对抗刘渊的大战，其军队的主力正是乌桓。在拓跋部历史发展中，拓跋部族与乌桓部族的互动关系起着重大作用，而拓跋中部地区是两部族在互动中走向熔融的关键地区，是拓跋部得以向更高文明阶段发育成长的主要空间。稍后统一了东、中、西三部的拓跋猗卢，其活动几乎都在中部地带。

现在转向拓跋西部进行考察。就拓跋与乌桓关系说来，西部与东部有相似之处，只是两个部族力量对比有程度上的不同。就拓跋传统势力根基深厚而言，东、中、西部可以看到明显差异。拓跋西部接近阴山草原，具有自身安全保障的充足空间。所以西部是拓跋部的根本所在，是它得以在三部中维持举足轻重地位的基础。西部周围虽有数量不大的朔方乌桓以及边郡杂胡与之相处，但都在拓跋部控制之中。不羁的铁弗也已被逐于河西朔方之地。西部用兵，与中部不一样，其主力的成分不是乌桓而是拓跋。猗卢驱逐铁弗的战役，用的是“弟子平文皇帝（按即思帝弗之子郁律）”的二万骑兵，这自然是拓跋兵(11)。

前已提及，思帝弗与其子平文帝郁律，同桓、穆一样是文帝沙漠汗子孙，只是前者为文帝兰妃所出，后者为文帝封后所出。据《官氏志》，兰妃所属的乌洛兰部，为北方草原诸部之一。以后北魏皇室大宗就是出于兰妃子孙一系。思帝弗“为诸父兄所重”，“百姓怀服”，可见是得到拓跋宗室大人拥戴的。桓、穆死后，祁后立子普根，再立普根之子；普根之子又死，“国人立其从父郁律”(12)，这是平文帝郁律也得到拓跋部人拥护的证据。平文帝为桓后祁氏突然袭击害死，“大人死者数十人”，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数十名拓跋大人死难，当由于他们拥戴平文以抗拒来自拓跋东部祁后势力之故，可见西部潜在实力很大，东西部的斗争以后还是会继续的。以后与祁后诸子惠帝、炀帝争位的平文帝长子烈帝翳槐，他即位靠其舅部贺兰部“及诸部大人”拥立，其中当然包括拓跋大人在内。这些都是拓跋西部地区的部落力量。烈帝杀贺兰部大人蔼头(13)，挑动西部内斗，才激起拓跋国人反抗，迫使烈帝出奔；但烈帝复立，仍然是靠拓跋国人拥戴。至于昭成帝什翼犍之立与道武帝拓跋珪之立，依靠的也是拓跋国人和他们各自的母后和母族。

由此可知，拓跋三国，西部之国是拓跋根基所在，持重而保守；中部之国拓跋与乌桓共生互动，活跃而进取；东部之国紧靠乌桓、宇文、慕容，游离而易隔绝，并非拓跋政权能够长期控制之处。东、中、西三国，在拓跋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走向，是各不相同的。

拓跋大人拥戴植根于西部的兰妃后人一系，对拓跋历史很有影响。但是拓跋部族毕竟不能永久局促于西部游牧之区，必须趁有利的政治形势，逐渐把重心向东推移，以接近较为发达的农业地带。所以猗卢因助刘琨之功受封为代王以后，“以封邑去国悬远（按指代王封邑之代与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之‘国’相距甚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于是刘琨尽“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猗卢）乃徙十万家以充之”。三年之后（313），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更南百里，于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这是拓跋部的一个大动作，显示拓跋部重心的东移、南移。它展示了拓跋部在此后一个时期内战略发展的蓝图。(14)

从盛乐走向平城，再图进一步发展，《魏书》习称“图南”或“平南夏”，这实际上与向东发展同义。新平城在今桑干河源，更是既东又南。魏收《魏书·序纪》说平文帝“有平南夏之意”。魏澹述其所撰《魏书》义例，其二曰：“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15)实际上拓跋部外向发展的基础，是桓、穆时奠定的，其主要内容，一是走出僻远边塞，脱离守旧的部落势力的羁绊，参与西晋政治活动；二是为拓跋获得陉北五县广阔地域，可以作为向外活动的跳板。而且，代北五县基本上是农业或半农半牧地区，得五县地，对拓跋经济力量也会有重大影响。由于桓、穆不属于以后北魏皇室大宗，后来撰写北魏国史的人未免心存偏见，不承认穆帝图南的意义。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拓跋内乱，历史出现反复，此后一个阶段拓跋重心又曾退回盛乐。这是拓跋部族发展史上的一大曲折。昭成帝立，339年拓跋部诸大人朝于参合陂（此参合当在今凉城境），议欲定都源川，地在新平城的更南处。阻止迁都的太后王氏裁定：“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16)这里所说的“事难”，所说的“寇”，依其时形势言之，指的就是惠帝、炀帝所倚仗的来自东方的势力，其中当以乌桓为主。

以上是关于拓跋三分后东、中、西三部的地理环境和部族关系特点的分析，这在《序纪》中只有极简略的描叙，实际内容则是反映从东到西拓跋和乌桓的互动关系及其后果，而这一点《魏书》作者则没有清晰的认识和交代。

这里有一个信息与以后拓跋部发展地境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王沈书《乌桓传》列举东汉入塞乌桓所徙地境，自东徂西，起辽东属国，止朔方部，几乎幽、并的全部边郡都包括在内，惟独没有雁门以西的定襄、云中、五原三郡。这并不是史料漏列，而是由于东汉时此三郡确不在徙置乌桓之列。东汉安、顺时有乌桓寇云中、五原郡事和五原太守战败的记载，见范晔书《乌桓传》。建武徙置乌桓而不及此三郡，我自己不得其解。考虑到《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此三郡都是户口奇少适宜徙置乌桓之处，更是莫名所以。

不过，这三郡不在徙置乌桓之列，恰恰为稍后由阴山南下的拓跋部留下了孳生发育最主要的空间。在此空间之外，以拓跋东、中、西部为准分别言之，其东部地界受制于宇文诸部，又在西晋护乌桓校尉的监控之下，拓跋部族很难在此获得较大发展，甚至拓跋统治也很难获得稳固的立足点。拓跋中部地，约当东汉的代郡、雁门郡，实际处在拓跋、乌桓共治之下，矛盾冲突在所不免，本文其他各处另有详说。至于拓跋西部地，则如《序纪》于295年所记：“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穆帝所为，就是对抗乌桓及诸杂胡，开拓和保障拓跋西境，稳定拓跋统治基础。从这里看得出来，自阴山南下的拓跋部，如果要避开荒漠地带，寻求一个较适于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又较少遇到人为的阻碍，最便利之处就是东汉未徙乌桓的五原、云中、定襄三郡之地。以后全部拓跋部族发展历史，恰恰可以证明这一推断。

从拓跋三分以后东、中、西三部各自的地域环境和部族关系中，我们探索到东部地区乌桓最盛，中部地区二族互动共存，西部地区为拓跋根本之地这一基本情况。拓跋的社会演化和政治变迁，关键在拓跋中部。以此为总的背景，我们似乎找到了认识平文帝以来拓跋历史中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复辟—反复辟斗争的途径，可以试着对《序纪》中的相关史料作出解释。这场斗争主要在拓跋中部地境演出，也涉入东西地境。

三　释《序纪》所见惠帝、炀帝东奔诸事

西晋建兴四年（316）三月猗卢死，拓跋内乱，“国内多难，部落离散，拓跋氏浸衰”(17)。在这个阶段之中，有下列三种力量介入代北事务，彼此较量，形成纷纭局面。

其一是桓后祁氏。她据有中部之地，背靠东部，本来得到晋人（汉人）卫雄、姬澹等所团聚的乌桓人和晋人也就是所谓“新人”的强大助力。但这些新人后来由于拓跋内乱而南奔并州，祁后不得不另求援助。所以有321年祁后害死平文帝，遣使与石勒通好之事，但并不成功，而且以后还受石勒侵逼(18)，不得不向北向东迁徙避难。

其二是拓跋大人，当时所谓“旧人”。他们主要力量在拓跋西部的盛乐。他们憎恨桓、穆倚仗的新人，即乌桓和晋人的势力。由于“新旧猜嫌，迭相诛戮”，悍战的新人终于被逼走并州，旧人趁此于盛乐拥立平文帝郁律。不久以后，平文帝又被居东的祁后害死。

其三是居于阴山以北的平文帝妻族贺兰部以及“诸部大人”，是拓跋西部势力的支撑者。他们随后在拓跋两系统胶着争斗之中强立平文帝之子、贺兰部之甥烈帝翳槐，力助平文帝一系挽回颓势。不过贺兰部此时只是作为平文帝一系的后盾出现于拓跋历史中，而且毕竟是一种外力。所以竞逐于代北的力量，归根结柢是祁后后人和平文帝后人两系，一在偏东，一在偏西。本节前面所提供的拓跋与乌桓关系，就是这一激烈竞逐的总背景。把以下所引《序纪》关于惠帝、炀帝东奔记事放在这一总背景中加以解析，就没有太多疑难之处了。

〔惠帝贺傉元年，321〕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

按，惠帝，贺傉，《序纪》谓为桓帝中子，普根之弟，祁后所出。祁后害死平文帝夺得政权，却因与拓跋大人决裂，处于孤立寡援地位，乃求前赵为与国。但从以后事态看来，此一要求被石勒拒绝，疑因桓、穆倚仗的“新人”久助西晋与胡羯为敌之故。乌桓与羯似是世仇。至于居东的祁后为什么能轻易杀害其根基本来在西部的平文帝，本文第五节将作出解释。又，“太后临朝”，当以惠帝年幼不堪政事之故。但桓帝死于305年，而惠帝尚有弟，所以惠帝即位时至少已十七岁，比道武帝复国时的年龄还要长一岁，何需太后临朝？可见惠帝身世尚有可疑之处，留待以后斟酌。

〔惠帝四年，324〕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

按，“未款”诸部主要指盛乐地区原来拥护平文帝的拓跋诸部。平文死时，大人死者数十人，所以东西之间对立形势仍然尖锐。东部祁后势力当在平城附近以至于陉北五县旧地，既要防西面“未款”诸部，又要防南面不愿与祁后结好的前赵石氏。东木根山，其地在高柳之北，大宁西北，远盛乐而近护乌桓校尉之地，远幽、并而近草原大漠。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祁后引以为援的力量当在旧日拓跋东部一带以及濡源地区，一旦有事，可以有进退余地，比平城以至陉北要安全得多。而进退之路，既有塞内一线，又有塞外草原一线。所以徙都东木根山一事，似为预计往后将有东奔诸事而作出的选择。又，此年“帝始临朝”，诸部反叛，颇疑祁后死于此年，局势立即失控。《魏书》此后已不见祁后事迹。

〔炀帝纥那三年，327〕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郡，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时烈帝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宇文众败，帝还大宁。

按，炀帝纥那，惠帝同母弟；烈帝翳槐，平文帝之子，贺兰部之甥。烈帝最有资格与炀帝争位，此时却受逼于来自东方的压力，避居于阴山以北的贺兰部中。炀帝御石虎于陉北，兵败，作长距离转移，将驻地从东木根山向东南撤至大宁。估计炀帝在大宁有所依托，实力增强，所以才敢于约宇文部自北方草原共同向西出击意辛山，索求烈帝于贺兰部。这是向拓跋西部挑衅，是321年祁后杀害平文帝这场斗争的延续。挑衅失败了，炀帝仍退守大宁，以求自保。

〔炀帝五年，329〕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

按，炀帝出走，必是受贺兰部及诸部大人反攻逼迫，又有后赵潜在威胁，居大宁亦不能保障安全，所以才远走宇文部。炀帝步步东退，是西部拓跋的一次大胜利。代北地区为烈帝据有，烈帝与乌桓关系较疏，更便于与后赵联系。贺兰部与诸部利用炀帝被迫东迁之势，共立烈帝，自然以帝舅之重掌控了拓跋大局。

〔烈帝翳槐元年，329〕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

按，石勒求和是饰词，《资治通鉴》作“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质于后赵以请和”是实。石勒愿纳其和，我疑其意在远联拓跋，近制乌桓，同时也就是抑制祁氏一系势力。什翼犍不是平文帝之妻贺兰氏所生，而是出自平文帝之王皇后，是翳槐的异母弟。什翼犍接受为质于赵之遣，又有如此众多的从者，我疑此从者是王皇后、什翼犍的亲从力量，暂时在西部不能自安自存，借机走避于石赵。

〔烈帝七年，335〕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炀皇帝复立，……烈帝出居于邺。

按，贺兰蔼头为帝舅，挟亲恃功，事或有之，但是必杀蔼头当是王皇后之意。王皇后出于广宁乌桓。拓跋所谓皇后，多有被征服部落之俘虏女子在掖庭得幸有子者。《王皇后传》说她“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即此之谓。王氏此时处境尴尬，必欲除贺兰氏之子而立己子，以固权势，所以杀蔼头，因此又激成拓跋西部阵营内贺兰等部大人之叛，西部力量削弱，使炀帝得以乘机复辟。这是东部、西部冲突中衍生的一个矛盾，其根源仍存在于拓跋与乌桓之间。

〔炀帝复立之三年，烈帝复立之元年，337〕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

按，烈帝得后赵之助和本居西部的拓跋一系拥戴，占领了东部一系炀帝的庇托之地大宁，炀帝从大宁出走慕容部，再未回归。桓、穆时开始形成的所谓新旧矛盾，随着祁后及其子嗣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平文王后为亲子昭成帝什翼犍造势，初步奠定了此一系统尔后统治北魏的基础。李穆入大宁事，《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记曰：“先是，北单于乙回（按即翳槐）为鲜卑敦那（按即纥那。纥读为敦，当即上古舌上音读为舌尖音之故。此时史籍中同类例证不少）所逐，（石季龙）既平辽西，遣其将李穆击（纥）那，破之，复立乙回而还。”自后赵视之，拓跋统绪在西，故称西部烈帝翳槐为北单于，而对东部炀帝纥那只以鲜卑相称。李穆所率五千骑，或即数年前什翼犍为质于襄国的“从者五千余家”。炀帝失大宁，无归宿地，未奔宇文而奔于慕容部，盖此时宇文部已为慕容部所并。

代北地区东西部之争，实即拓跋、乌桓之争，东部的乌桓势力被西部的拓跋势力征服，整个代北入于拓跋之手。这就是公元321年至337年间惠—炀—烈—炀—烈诸帝复辟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内容。导演这场斗争的，在东部是祁后，而西部的王后也起着相似的作用。只是胜利了的西部拓跋势力，却包含了以王后为标志的乌桓因素。这意味着拓跋与乌桓毕竟不是不能共存的民族力量。什翼犍自邺还，即位于“繁畤之北”，当今浑源地境，在代北之东部而不在代北之西部，稍后始“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这种无分畛域现象，也反映了代北拓跋、乌桓的民族混同。

还应当注意，拓跋西部终于战胜东部，有外来势力的影响，这就是后赵的石羯。石氏在并州时长期与拓跋的桓帝、穆帝为敌，正是石勒，在并州时消灭了穆帝所恃的乌桓精锐之师。在以后拓跋部内十余年的东西之争中，关键时刻总有后赵的军事参预，而且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序纪》有关史料的解析笺注，至此为止。

烈帝复立的同年（337），城盛乐新城，但他一年即死，是否属于正常死亡，自有可猜测之处。他死后，政权入异母弟昭成帝什翼犍之手，太后王氏完全掌握权力。西部拓跋势力压平了对手，一时兴盛起来，诸部大人亟思恢宏桓、穆时的开拓局面，欲从盛乐迁于源川，其地已在句注陉口了。此时持沉着稳重态度的，反而是出自广宁乌桓的王太后，她的决策之语“事难之后，基业未固”云云，前已引述，见于《平文王皇后传》(19)。

从上举记事解析中可以看出，十余年来事态虽然纷纭，介入力量不少，但是主线只是祁后及其诸子为一方，平文帝诸子由王后导演为另一方的争位斗争。从近处看来，这是桓、穆统治矛盾积累以及内乱的后果，从远看则是导源于汉晋边塞地区乌桓和拓跋的杂处。关键人物之一的祁氏不知死于何年，介入事迹史不彰显，但是从她一度临朝以及从惠帝、炀帝徙都东木根山、遁走大宁、引宇文部为援、逃入慕容部等事来推测，祁后出于东部部族的这一结论似可信服。只是她究竟是出于乌桓，还是出于东部鲜卑的其他部分，或是出于宇文部，还难于敲定，要继续考察。

还有一个问题需作说明，即炀帝所部毕竟还是拓跋，他们得以随意出入宇文、慕容诸部，当与其地本有零散的拓跋部落有关系。《晋书·慕容廆载记》，当慕容部与宇文部相攻战时，慕容廆所统即有“索头部”之军。东晋明帝时陶侃报书慕容使者，有廆“远绥索头”之语。《北史·宇文莫槐传》及《资治通鉴》卷九三东晋明帝大宁三年（325）均载有慕容廆遣军，包括索头，共击宇文乞得龟于浇水（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事在炀帝五年出居宇文部之前。此战役有石勒联宇文击慕容廆，廆遣世子皝、索头、段国共击之等事。拓跋东部与宇文部相隔的濡水，其上游之东，有支流曰索头水(20)，流经今围场、隆化，今称伊逊河。这里停驻的索头以及上引慕容廆所统的索头，按理或是汉代随乌桓之后南移的鲜卑人一部分的留驻者，或是随昭帝禄官自西而来的拓跋，已无可考。但是这一背景有助于说明以后炀帝得以随意出入东方宇文、慕容的原因。此外，代北近处也有索头活动。《晋书·石季龙载记》石虎初即位，自诩二十余年战绩，其中有“北走索头”之功。336年记“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不久却又载遣将自雁门讨索头郁鞠，克之。或者徙置冀、青的这三万拓跋不安其居，又遁归代北了。郁鞠或云即烈帝翳槐，翳槐被炀帝所逐，附于石虎，恰于336年出居于邺。是否如此，还难断言。

关于拓跋与宇文部关系，前面已有简略说明，还需补叙一些情况。以《魏书·序纪》、《北史·宇文莫槐传》以及《周书·文帝纪》参读，可知宇文部本属匈奴，原来驻牧阴山，与拓跋部为邻。公元3世纪下半期，约当拓跋力微死后，宇文莫槐率部东迁辽西(21)。《序纪》记平帝拓跋绰以女妻莫槐之弟，即宇文大人普拨之子丘不勤，时在292年。拓跋三分，昭帝隔濡源与宇文为邻，莫槐之子逊昵延又妻昭帝之女。所以《周书》称宇文“为魏舅生（甥）之国”。宇文的劲敌是其东邻鲜卑慕容部。宇文对慕容的战争屡战屡败，只因慕容长期对外方针是“先取高句丽，后灭宇文，然后中原可图”(22)，所以宇文部自身虽处在散灭之中，苟延残喘而已，犹能暂时庇护炀帝。不过到了337年后赵之军纳烈帝于大宁时，甫于龙城建立燕国（前燕）的慕容部就成为炀帝避难的庇护所。慕容皝既接纳了炀帝，却又积极开拓与炀帝对手烈帝的继承人昭成帝什翼犍的交往：昭成帝娉慕容皝妹，慕容皝娉烈帝女。慕容与拓跋世婚，交往不绝，不过一个逐步向中原之地发展，一个还局促于代北一隅，彼此发展并不同步。后代史家认为拓跋氏正是承慕容后燕之衰，始得以略定中国(23)。拓跋入定襄，比慕容南下幽冀，早了约一个世纪，但是拓跋社会发展缓慢，比较慕容社会，少了不止一个兴废轮回。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炀帝得以随意出入宇文部，应当有此拓跋与东方各部关系的历史背景。进一步说，应当还有祁后可能的乌桓背景。至于慕容庇护拓跋，则是同属鲜卑的缘故。东汉安帝时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赐王印绶，“令止乌桓校尉所属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24)。由此更可理解，汉晋护乌桓校尉所护虽以乌桓为主，但也并护鲜卑，而且各部鲜卑都有，自然也包括零散活动的索头，即拓跋部。

四　惟氏、维氏与祁氏

我在本文“缘起”中，交代了本节文字最先立意只是为了探索桓帝猗祁后的族属问题，以图说明乌桓确实是代北东部强大的族落，祁后是代北东部乌桓的代表人物。本文上一节论惠帝、炀帝东奔事，使我相信祁后属于东部族系，但还难确认就是乌桓。现在写成的“惟氏、维氏与祁氏”一段文字，向祁后出于乌桓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我在思考过程中，无意中触及许多其他事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使原定姓族探索考证的目标反而失掉了色彩。姑存于此，算作本文的一段插曲，并等待后之问津者。

桓帝猗皇后，《魏书·皇后传》作祁氏，《北史·皇后传》作惟氏。《通鉴》建兴四年条及太兴四年夏四月条，《通志》卷二〇，均作惟氏，当以《北史》为据。《御览》卷一三九引《魏书》则作维氏。史家对此不见提出过什么问题，也不见有何考辨。对祁氏出于北族，则更是古今共识，从无异说，只是还未见有确指祁后出于乌桓的说法。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上平六脂，惟：“吴氏《千姓篇》曰：‘后魏威（按当作桓）帝后有惟氏。’”《辩证》还说惟、维二氏皆吴氏所增。这当为《元和姓纂》以后之事。惟、维作为姓氏，至此始得入于姓氏书，至少说明其姓本来不显，以前未被注意。而邓氏《辩证》于此二姓只著录惟而不著录维，或者意在表明，《太平御览》引《魏书》维氏是惟氏的误写，因而略去。但是据前秦苻坚建元四年（368）十月《立界山石祠碑》(25)碑阴名录，有“将军冯翊维叙”。该碑题名人物姓氏中可确认为少数族姓氏者有十余种，所以我认为维叙之维，也是一种少数族的姓氏，而且认定此人为乌桓大概是没有问题的(26)。又惟、维二字古时本可通用，姓惟姓维当是一事，不过历史上此姓十分少见，《辩证》于惟氏条下，也只录入桓后惟氏一人而已。

至于祁姓，《辩证》未收录。但祁、惟（维）二氏分别见于《魏书》、《北史》，而《魏书·皇后传》本阙，历来认为是后人取《北史·皇后传》补入，又取《高氏小史》及他书附益之。然则祁氏、惟氏之异，原因不当是误写造成，而当另有版本差异缘由。这版本差异或者就是来源于《高氏小史》及其他附益之书，现已无从确认。即以《魏书》而言，《御览》所引《魏书》只能是魏收之书而不可能是魏澹之书(27)，其中桓后作维氏；而稍晚于《御览》，刘攽、刘恕等人所上今本魏收《魏书》，桓后则作祁氏。这说明北宋时魏收《魏书》本来就有不同版本。所以对于桓后姓氏作祁作惟，似不当轻易取舍，作出某正某误的判断。

祁氏、惟（维）氏差异本属纤细琐碎问题，古人未尝措意及此。今人所作有关此一时期胡人姓氏考索的专著，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如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对此都是存而不论。我意既然作祁作惟（维）问题不当贸然判定某正某误，是否有两姓相通并存的可能呢？

祁、惟（维）二字形不相近，不易混用。但《广韵》二字均在上平六脂，只是声纽略异。颇疑作祁作惟（维）只是用汉字译写鲜卑、乌桓(28)语音而出现的歧异(29)。北姓祁、惟（维），姓氏本来不显，而且一般是稍晚即趋消失(30)，因此没有像列入《魏书·官氏志》的各种北姓那样固定，并有一个规范化的过程，遂留下这个历史疑点。

在乌桓、鲜卑人中，此姓祁、惟（维）互见，本来是取其音读一致，并不存在歧异问题。就汉人习用及典籍所见而言，我宁取祁而不取惟（维）。因为维姓人物我只从《立界山石祠碑》中见到一个维叙，推定是乌桓居于冯翊者，但毕竟时间稍晚，来历也无从考查；而祁姓人物可以从桓后祁氏同时的史实中查得，其人极可能是乌桓，与祁后当为同族。

我所知与本题有关的祁姓人物有二，一是祁弘，一是祁济。祁弘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浚最重要的一员部将，后被石勒所杀，其年代正好与拓跋部桓帝、穆帝相当，主要事迹见《晋书·王浚传》。王浚幽州之众是汉人与乌桓、鲜卑人混合组成。王浚“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务勿尘为鲜卑段部；苏恕延当为乌桓，很可能就是汉末辽东属国自号“峭王”的乌桓苏仆延一姓之后，盖乌桓氏姓无常，率以大人健者的名字为姓。后来，王浚声势益盛，鲜卑务勿尘本为大单于，浚又表封务勿尘为辽西郡公，表封其“别部”渴末等人为亲晋王。渴末之名诸书多有异写，如羯朱、可足浑等，肯定是乌桓人。(31)称乌桓为鲜卑“别部”，符合当时实情。王浚的鲜卑、乌桓混合之师中，乌桓突骑力量更强，鲜卑则名气较大，两者都是东胡，难于一一辨识。王浚率乌桓、鲜卑军参预八王之乱，入邺之战与入长安之战，都是以祁弘为前锋。史籍未曾明文记载祁弘为乌桓人，但以上述理由推之，说祁弘是乌桓大体是不错的。

至于祁济，约与祁弘同时，司马腾为并州刺史时祁济为并州将军之一，后与并州其他将军随司马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这些并州将军从此以乞活帅闻名。祁济族属未见明文，事迹见《晋书·东海王越传》。并州兵将中多乌桓，东汉乌桓有徙太原郡者，曹操内徙三郡乌桓时又有相当多的乌桓徙于并州州治附近。乞活帅薄盛，《晋书·石勒载记》称之为“乌桓薄盛”。《官氏志》“薄奚氏，后改为薄氏”，是内入诸族中的东方部族，与乌桓原先所从来的方位也相符。并州前后刺史司马腾、刘琨都曾结拥有大量乌桓悍战之众的拓跋部为援，而且还与拥有众多乌桓突骑的王浚共抗胡、羯。由此推测，认定祁济同祁弘一样是乌桓，也是合情合理的。

桓、穆用乌桓悍战之师。桓、穆死后祁后仍在旧地活动，与之对立的是盛乐的拓跋旧族，所以她还得依靠乌桓支持。祁弘、祁济与祁后出现在同一时段，活动在相近的乌桓势力强大的地区，有类似的政治动向，所以说他们同族，都是乌桓，也应当是合理的推定。

乌桓本来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的。乌桓之俗，特重先人之有健名者。《三国志·乌丸传》引王沈书：乌桓“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饮食必先祭”。有健名的乌桓大人，靠乌桓人这种频繁的祭祀，其名字自然容易为乌桓人所知，并被采用为某些乌桓人的姓氏。我钩稽出三个祁姓乌桓人物祁后、祁弘、祁济，或者可以说明乌桓先民中有“大人健者”名祁。我们知道，据《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有女祁县，东部都尉治，王莽时改祁县。后汉省。女祁故城，清代犹可辨识(32)，在今河北赤城县。此处为乌桓南徙附塞必经之路。是不是汉武帝以后乌桓南下之时曾有部落大人健者名字叫祁的，是女性，在此处停驻，并且留有英武事迹为乌桓后人怀念，因而得有女祁和祁这个地名呢？是不是这个地名消失后名叫祁的大人的事迹还留在乌桓人的日常祭祀里，留在乌桓人的口碑中，因而有后人以此名为姓呢？《南齐书·魏虏传》：“胡俗以母名为姓”，鲜卑如此，乌桓当同。这是江南传闻之词，如果信而有征，则祁作为姓氏，乃依名祁之母而来，从而女祁地名，诸祁人物，都可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按此理由推论，前秦时的维叙，就是祁叙，其姓氏也是为了怀念存在于乌桓人口碑中的名叫祁的一位女性乌桓部落大人。而且祁、维作为姓氏，也不必非世代传袭不可。这些设想，姑且作为资料记在这里以备参考。我们还知道，《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直隶桓州城（今内蒙古正蓝旗地）条有注曰：“本乌桓所居。”桓州之下是兴州城（今河北赤城县南），有注曰：“本汉上谷女祁县地。”这一带正是昔日乌桓南下附塞及西行必经之地。这里也隐隐约约露出一点女祁与乌桓关系的痕迹。不过顾氏未交代资料来源，只能作为传闻看待。

如果祁后出于乌桓之说成立，那就足以说明，拓跋历史自桓穆振兴、祁后强立诸子为君并与平文一系东西对立的四十余年（295—337）中，乌桓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其间拓跋旧人势力以平文帝、烈帝为代表，也曾取得过胜利。但昭成帝是平文帝王皇后所出，而王皇后也是乌桓（广宁乌桓），她以太后执拓跋权力达数十年之久。因此更可以说，拓跋自桓、穆以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祁后及其子嗣还是平文帝及其子嗣，都处在乌桓的强烈影响之下。不过此时乌桓的代表人物并不是部落大人而是母后。这主要是由于乌桓“无世业相继”以及特重母族的缘故。这是与本文主旨关系密切的问题，将在本文最后一节“拓跋与代北乌桓的共生关系”中再论。

还须说明，祁后出于乌桓之说毕竟尚未找到铁证，今后还将继续关注求解。不过我认为与盛乐对立的祁后至少必出于东方部族，这是铁定的事实，是写作本文的一个重要思路。本文以下各节，还将循此思路，阐明有关的一些问题。

补注　2001年夏间，我在大同市，偶见坊间出售的大同市地图，得知市北方山近处有祁皇墓村地名，引起我的关注。我想，当年桓帝猗的拓跋中部之国，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当今山西阳高地境，以西不远就是今大同方山。桓帝、祁后活动之区自当及于方山。西汉平城为雁门东部都尉治所，当有一定程度的开发，桓帝、祁后不会不加利用。祁后死后瘗埋于此，是完全可能的。只是鲜卑、乌桓习俗，死者只能潜埋，限于旧习，祁后也只能潜埋近处某地，不能有冢墓在地表留存。或者，祁后潜埋近处有某种口碑流传，或有拓跋、乌桓后人可能认知的某种“暗码”存在，才会在若干年后出现祁皇墓的村名。

当年，我曾登临方山，本意是考察冯太后陵及孝文帝虚陵，未及就近寻访祁皇墓村。事后，我把与祁皇墓村名有关的想法，写进了《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一文。大同大学殷宪教授读此文后，以亲历调查所获资料见示，其中包括祁皇墓村及其近处村落状况，使我大长见识。

据调查，祁皇墓村确址在大同市北二十五公里方山西麓之如浑水西岸。该村以西几百公尺处有靳圪塔梁村。两村均无封土遗迹。靳圪塔梁村二百余居民中，有一百五十名厍姓村民。两村之间，有一处道光十四年和咸丰元年所留厍姓坟地。靳圪塔梁村以西五公里左右户堡村，尚有厍姓居民数十人。经询知，厍姓人读本姓为舍音，不读库音。村民还说，祖上相传，该村厍姓与祁皇墓村张姓，本来同为祁皇墓的守墓人，是这一带最早有的姓氏。我认为，这是与祁皇有关的重要信息。十六国时的乌桓人以张为姓者并不罕见，而厍姓我疑源于乌桓库傉官氏。库傉官即厍傉官。也许，这一带就是当年乌桓张氏与乌桓库傉官氏部落，或者是他们各自的一部分所驻在之地。还有，《序纪》中与拓跋力微共处而“亲近任势”的乌桓王库贤其人，是否可解释为乌桓之王名库贤者，而库即库傉官的姓氏呢？如果是这样，库贤在《魏书》中就当写成库傉官贤。这只是推想，无从证实。

厍姓来源，涉及古籍所见厍姓和库姓的姓氏关系，汉唐之间有一个认知变易过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库”字条曰：“《后汉书·窦融传》有金城太守库钧，《注》引《前汉书音义》云：‘库姓，即仓库吏后也。今羌中有姓库，音舍，云承钧之后也。’据此是库有舍音。《广韵》别出厍字，云‘姓也’，此亦流俗所传无稽之字。”钱著所引用的正史文字，于库、厍二字的写法，或此或彼，与今通用点校本所用二字不尽相同，这本身就是库、厍在唐以前原本混用之证。此处钱氏本人行文用字，只用库字，不用厍字。

钱大昕辨库、厍原本是同一字，同一姓，并无分别，是准确可信的。《说文》只有库字，库、厍不异。《广雅》：“库，舍也。”这就是库有舍音的原因。《释名》：“库，舍也，故齐鲁谓库为舍也。”所以毕沅《释名疏证》解释库、厍异文异读源于方言之不同，所据即齐鲁方言谓库为舍，亦读舍音。经请教音韵学家唐作藩先生，确认先秦两汉古音，从车之字皆属鱼部：车、库、厍三字，古声母齿音章组与牙音见组，亦相近或相通。此皆可证库、厍本是一字。《广韵》库与厍分列为二，各有音读；而厍字除作为姓氏使用以外，别无他义。可见库、厍别为二字，确是后起之说。

这里说的，只是与孝文帝改鲜卑姓氏以后此姓的汉译书写有关，还不能直接解释祁皇墓村近处厍姓居民的来历。我认为，祁皇墓村近处的厍姓本来确为部落民，是代北的库傉官氏。《广韵》去声库字，注中就提到鲜卑有三字姓，库傉官。据《魏书·官氏志》：北方“库傉官氏后改为库氏”。这就是后来所见的库氏，也就是祁皇墓村近处厍姓村民的先人。《广韵》库字举库傉官为其例证之一，而如今厍姓村民自读本姓不作库而作厍，这正是库、厍二字在字形、读音方面本来不异的缘故。从这个线索看来，祁皇墓村近处大量厍姓人口被认定为乌桓库傉官氏之裔，应当是可以成立的，而这也许又可引申为桓帝祁后本出于乌桓族的一个旁证。祁皇墓村近处乌桓库傉官氏部民伴祁皇墓而生息，竟达一千七百年之久，确实令人惊异，应当能够增加祁后出于乌桓这一假说的分量。只是时间隔得太久，过程史料缺失，不敢直接引为铁证。

还当说明，乌桓本是“无世业相继”，而且“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能够确认而且传之久远、留存至今，其居民又是如此集中的乌桓姓氏，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库傉官氏可说是特例。

五　代谷的地理背景与西晋护乌桓校尉的广义职能

《水经·水注》引梅福上事之言，曰：“代谷者，谷中之地，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梅福为西汉元成时人，此数语《汉书》中本传及他处均不载(33)。杨守敬《水经注疏》有按语曰：“此必是某家《汉》注文，而颜师古删之。郦注又脱注家之名，遂成为梅福之语矣。”杨氏按语虽属推测，但合情理。

所谓梅福上事之语，当是东汉、魏、晋时人对幽并北境今晋冀之间交通的描叙。我原以为代谷一词，指水（桑干河）的一段河谷。按此立说，有些史实难于解通。经李新峰君研究见告，水由并入幽的一段河谷因上游山口过于狭隘，并非古代东西通道；幽、并之间北境交通，主要循水支流于延水南段，即今南洋河河谷。所谓代谷，以东汉地名为准，大体上当指幽州上谷郡郡治之沮阳，至并州代郡郡治之高柳，即今河北怀来至山西阳高一段。新峰君的见解使我明白了梅福所谓“谷中之地”的本意，明白了代谷在地理上的重要性。经他点出，我还核正了本书他处相关的一些错误。

上谷郡即以在代谷之上头得名(34)。大体说来，两汉南徙至于上谷郡北境的乌桓，折而西行，除循塞外草原路线者外，都要取道代谷。代谷地段就产业而言，以南主要是农业区域，汉人较多；以北主要是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域，多附塞驻牧的北族，而且族属多有变化。这种东西交通形势和农牧差别，维持了千百年之久，至清代基本上还是这样。代谷之中的大宁，今河北张家口市，处在代谷这一交通线的中间点上，是自东向西实行军事控制的关键之地，东汉至晋护乌桓校尉长期驻此，未再转移，是很有道理的。

代谷这一专门名称，直到拓跋兴于代北之时，仍然在被使用。《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386）十月：“帝自弩山迁幸牛川(35)，屯于延水（今洋河）南，出代谷，会贺麟（慕容麟）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大破窟咄。”这是指拓跋珪为代王，从父窟咄自南来争位，珪逃奔阴山以北的舅部贺兰部，并求援于幽州的慕容后燕。慕容麟率援兵循代谷向西来，拓跋珪则沿阴山而东，至于牛川，再东，循于延水，出代谷，会合慕容麟部，合击窟咄于高柳。这一战役记录，正好描叙了代谷在东西关系方面和南北关系方面关键的地理位置。天兴六年（403）秋，道武帝“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以下也述及“出参合、代谷”(36)。

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东汉壁画墓，大量壁画中最重要的是护乌桓校尉幕府所在的宁城图。宁城即指大宁。墓葬年代在2世纪下半叶，很可能是汉桓帝之时。墓主未存姓名，由繁昌县令迁护乌桓校尉，似终于此官。另有家居农牧画面，家居按理是在和林格尔，其地东汉时属云中郡成乐县，即后代所称的盛乐，而且很可能此地即死者的本贯。宁城图是作为死者最显赫的历官场面而绘制于墓中的，图中包括校尉莫（幕）府平面布局和各种活动场景。最值得我们注目的是图中的赭衣免冠髡首弯腰行进的人物队列，依次向端坐堂阁内的官员行礼如仪。队列两边有武士和其他执事守卫导引。研究者确认，这些队列中人就是护乌桓校尉监领下的乌桓人和鲜卑人。据范晔书《乌桓传》，乌桓髡头；据应劭《风俗通》，鲜卑髡头衣赭(37)。鲜卑、乌桓同俗。这一壁画场面，形象地说明校尉对所领护者的权威，也说明校尉府的作用不是隔绝而是招徕乌桓、鲜卑，与史籍所见一致。宁城在这种作用中居于关键的地理位置，扼据幽州北境诸边郡自代谷西出的关口(38)。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还有值得留意之处。该墓主经由蓟城（今北京市）赴护乌桓校尉之任，行程先过居庸关，壁画有居庸关图像及榜题。行至沮阳（今河北怀来），入代谷道。中途至宁城（大宁，今河北张家口），壁画有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像及榜题。墓主卸护乌桓校尉府职，西出代谷，归籍成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壁画有家居农牧生活图像及榜题。居庸关，宁城幕府，成乐家居三处图像榜题，形象地显示出幽并北境一条东西交通线，其中主要地段就是代谷。

于延水南支（南洋河）的代谷一线，自然是在护乌桓校尉的严密监控之中的。于延水的北支（今东洋河）包括当时所称的长川，其源头接近广漠草原，这一区域是汉魏以来塞外乌桓、鲜卑或暂或久的停驻处所。东汉桓帝时统一鲜卑各部的檀石槐，建庭于歠仇水弹汗山，其地就在于延水东源之处。汉末曹魏时鲜卑、乌桓自此处南下，滋扰及于雁门等郡，其中包括檀石槐之孙步度根之众。鲜卑拓跋部神元帝力微亦曾长期停驻于此。《魏书·序纪》记力微依于没鹿回部，“请率所部北居长川”(39)，可知力微其时所在位置还在长川之南。其后力微又由长川西行至于阴山，越阴山南止盛乐。又后，拓跋部的平文帝郁律与独孤部刘路孤一度自盛乐东来，共驻东木根山，其地亦在于延水东源之处，扼北上草原之要冲。由此可见，这一区域与乌桓、鲜卑的社会、政治发展有密切关系，其间的民族动态，自然也在护乌桓校尉的监控之中，不过监控能力的强弱因时而异。

本文上节提及，护乌桓校尉兼护鲜卑。其实，除乌桓、鲜卑以外，随着北塞各族起落迁徙及其与汉晋政权关系的变化，护乌桓校尉有时还兼及北境他族。西晋首任校尉卫瓘，监控所向是乌桓和拓跋，详情将另行分析。其后是唐彬，主要是对付宇文莫槐(40)。再后是张华，主要抚纳高丽诸国。再后是刘宝，其墓志称其为“安北大将军、领护乌桓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41)。再后是刘弘，本传笼统谓其“为幽朔所称”，当亦兼涉乌桓、鲜卑。再后是王浚，拥有大量乌桓、鲜卑兵，《石勒载记》称其“据幽都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再后是刘翰，为石勒所任，后奔鲜卑段部，曾列名于晋元帝劝进表中，有护乌桓校尉衔，当是西晋最后一任校尉，事见《晋书·元帝纪》及《石勒载记》、《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上列各任校尉都有总绾北方防务职能，具体行事则随北方部族形势变化而有所不同，但不离监控乌桓、鲜卑，包括监控已沉积在代北这一区域的乌桓和鲜卑拓跋部。西晋以来历置总绾北境以至东北、西北防务并民族事务之官，统名之曰护乌桓校尉，可见此时乌桓一族已替代匈奴一族，成为北境最被关注之族。这种边情状况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之后始有鲜卑之慕容、拓跋等部分别兴起于辽东、代北，替代了乌桓的地位。十六国以后，护乌桓校尉的正式名称似不常在(42)，但据有幽州的政权于大宁置守护之官以监控幽、并北境，可能还是有的。《苻坚载记》前秦徙氐户于关东之时并“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我认为就是此前大宁仍有“乌丸府”之证。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讨论。

现在回头分析西晋第一任护乌桓校尉卫瓘的事迹问题。卫瓘于太始七年至咸宁四年（271—278）在校尉职，他任务明确，护乌桓并护鲜卑，而且具体说来主要是护大宁以西的乌桓并护更西的鲜卑拓跋部。因为“于时幽、并东有务桓（按即乌桓的异译），西有力微，并为边害”。时当拓跋力微统治晚期，卫瓘所为促使力微衰败而死，对此后拓跋部的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原来，力微长子沙漠汗曾留驻洛阳，为魏、晋质子。归程中卫瓘于并州截留不遣，并且贿赂拓跋及相关各部大人，令致嫌隙。277年，沙漠汗于阴馆被诸大人矫害，同年力微亦死。《晋书·武帝纪》记“使征北将军卫瓘讨鲜卑力微”，实际上卫瓘并没有真正使用军力征讨，主要是利用乌桓谗间力微及力微周围诸部。《序纪》记诸部大人矫害沙漠汗后，力微病，乌桓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诸部大人信库贤之谗，各各散走。因此《卫瓘传》载“于是务桓（乌桓）降而力微忧死”，以至出现《序纪》翌年所载“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后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乌桓、拓跋本是错居杂处的，所以乌桓王库贤才可以居力微左右亲近用事。还可以看到由于鲜卑拓跋部的兴起逐渐受到西晋朝廷注目，所以卫瓘行事的重点就放到利用乌桓以监控拓跋部这方面了。以后继任校尉唐彬、张华得以用事于宇文、高丽，正是由于拓跋部因“诸部离叛”而衰颓，不足为西晋之患而忧患来自于东北的缘故。稍后拓跋振兴，情况有变。王浚任职时，对付乌桓兼及拓跋又成为一项主要任务。

《通典》卷一九六《边防典·乌桓》，东汉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文下自注曰：“在今妫川郡怀戎县西北，俗名西吐城。”我疑吐就是拓跋，俗音有异。言西吐者，不是指拓跋部西，而是以护乌桓校尉所护幽、并之地言之，犹《卫瓘传》言“东有务桓，西有力微”，指拓跋在乌桓之西耳。力微当与护乌桓校尉所在的上谷宁城多有往来，西吐城之名或是此时形成，为拓跋使人往来居止之所。以后炀帝入居大宁，或亦暂驻此处。

在卫瓘离间乌桓、拓跋“二虏”时起过重大作用，以后却又成为拓跋功臣的，是卫操。此人很值得注意。《魏书·卫操传》：操，代人，“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数使于国（按指拓跋部），颇自结附。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卫瓘本来也是代人，其高祖以儒学自代郡徵，至河东安邑，遂家于此。卫操早年投卫瓘帐下，当以代郡接近大宁，或亦有家族的缘故。《魏书》紧列卫操于拓跋宗室之后，异姓重臣之首，足见其对卫操诸人的重视。

近读曹永年教授《拓跋力微卒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考》(43)一文，颇有启发。《序纪》于278年“诸部离叛”以下九年之内，无任何史实记载，这显然是拓跋部落联盟因为乌桓王库贤使谗以及力微之死而瓦解了。平帝拓跋绰立，286年始记“威德复举”，但只是恢复的开始。曹文钩稽西晋塞外匈奴、鲜卑、杂虏降晋史实八条，除一条年份含糊外，其余的都在上述九年之内，此后又再无此类记载。所以曹文判定这诸多史料当即力微死后“诸部叛离”拓跋而降晋的证据。至于拓跋“威德复举”，意指部落联盟重建，诸部又逐渐恢复了凝聚作用。力微所统部类淆杂，所以上举史料既有鲜卑，也有匈奴、杂虏诸名目。我觉得曹文观察细致，判断是可信的。这也说明卫瓘用卫操等人谗间拓跋，所起作用深远久长。

拓跋部落联盟经过九年的瓦解没落阶段以后，又经过几年恢复，真正重振是在桓、穆时期。这里面的重要人物，恰恰又是卫雄、姬澹等人。起先，卫操建议招纳晋人，特别是帮助组成乌桓悍战之师，不但战功卓著，而且形成代北地区一种乌桓、拓跋的特别军事组合，对于这两个部族在代北的合作共处，有更为深远的影响。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与“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同出一窖，并且还有“猗金”饰牌同出(44)，而此地又正是拓跋三分时中部猗所辖之地，此中包含的乌桓、拓跋部族关系的消息，与上述拓跋部有乌桓悍战之师的记载是相通的。虽然，历史有曲折，这支为拓跋所用的乌桓劲旅后来奔散了，但其所显示的拓跋、乌桓共生的历史趋势却是继续存在。

西晋护乌桓校尉所护，关键区域仍是上谷、广宁、代郡，即代谷之地。十六国以来的大半时间内，拓跋、乌桓所居的代谷以西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据有幽、冀的国家，都以幽州西侧的安全为忧，都要强化西侧防务。公元350年，慕容儁攻下蓟城，因而都之，立即“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郡人于凡城而还”(45)。徐无在今遵化，凡城近今朝阳，都在慕容的后方。此次徙民对广宁、上谷、代郡的乌桓势力当有很大的削弱，而慕容西侧安全则增添了保障，但还不足以消除乌桓、拓跋的威胁。357年前燕徙匈奴单于贺赖头部三万五千于代郡平舒城，并以之为宁西将军、云中郡公，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充实西侧，监控乌桓、拓跋，尤其是拓跋，因为拓跋正占有旧云中郡地，是“宁西”的首要目标。后燕慕容垂封乌桓独孤刘亢泥为乌桓王(46)，以镇广宁，仍然是这一东西形势的延续。这些情节，以下各节都将分别论及。

概括言之，大宁护乌桓校尉总绾代谷，卫瓘从此处监控乌桓、拓跋；而乌桓、拓跋在代北这一相对闭锁区域内长期共处，形成互动关系，演化成盛乐时期拓跋部跌宕起伏的历史，终于孕育出北魏这样一个专制君主国家。卫瓘本来的策略是用近处的乌桓钳制远处的拓跋；但从长远后果看来，不是乌桓征服了拓跋，而是拓跋熔融了乌桓。现象虽然纷繁，过程虽然曲折，但是从这两个部族各自的特点似乎能看出一些缘由。这将是本文最后一节中试图作出的回答。

六　东木根山地名的来历和拓跋立都问题

《序纪》昭帝元年（295）国分三部，穆帝猗卢居盛乐为西部。“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

《序纪》穆帝三年（310）铁弗刘虎于雁门响应白部(47)之叛，刘琨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渡河，窜居朔方”。

《序纪》平文帝二年（318）：“刘虎据朔方，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虎单骑迸走。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此路孤即是后来居于代北的独孤部刘库仁之父。刘库仁之母即是平文帝女，其妻又是昭成帝宗女。独孤与拓跋世婚。

据上引《序纪》几段资料，知朔方本有匈奴、乌桓。后来铁弗部驻朔方，在黄河之西；独孤部驻代北，在黄河之东。而这两部或其零散部落，又常流动于黄河东西两侧。铁弗和独孤都出于并州的匈奴屠各，又分别有乌桓铁弗、乌桓独孤之称(48)。他们是匈奴，是屠各，也是乌桓，要从种族上区分清楚，是很难的。他们又都与拓跋有特殊关系。不过独孤与拓跋居处交错，关系以互助居多。铁弗与拓跋的关系要复杂一些。铁弗居朔方，常渡河与拓跋发生战事，但多以拓跋驱逐铁弗回到朔方为止，两者仍然维持密切联系，决非生死之敌。

这些部族历史关系的事实，特别是铁弗、独孤游动于黄河两岸的事实，使我联想到一例地名移动问题，即朔方的木根山之名恰在这个阶段出现在代北，名曰东木根山。古代地名移动的惯例，往往是名从主人，中西莫不如此。这一例地名移动，是不是铁弗、独孤在部落游动中由西边带到东边来的呢？

经过反复思索，我疑铁弗刘虎从弟路孤曾驻朔方的木根山，平文帝二年刘路孤来附拓跋时，与平文帝同驻一处，以木根山旧名呼其新驻在地，遂有东木根山之称。居东木根山的刘路孤则被称为独孤，或称乌桓独孤。此中包含的种族含义或文化含义，现在已很难说清楚。或者，铁弗本为南匈奴；而独孤本为乌桓，南下后曾附于并州的南匈奴，因此铁弗、独孤都带刘姓。后来两者同时叛离并州而入代北，又同奔朔方，其间刘路孤与刘虎分裂，实即南匈奴与乌桓分裂。这只是一种推测，可以用来解释一些现象，但难确定。

刘路孤来附拓跋部平文帝的往后三年（321），桓帝祁后为使己子取得拓跋君位而害平文帝，引发大动乱，《序纪》谓拓跋“大人死者数十人”，东木根山的独孤部落当亦不遑宁处，仓皇徙离甫被称作东木根山的地方。324年惠帝临朝，《序纪》谓“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即指惠帝就路孤与平文帝曾驻之地筑城为守，并沿用路孤所用东木根山的地名。所谓“人情未悉款顺”，当指来自平文帝一系的抗争还相当顽强，惠帝徙此并筑城为都，当是为应付攻守而预作地步。

《资治通鉴》太宁二年（324）于惠帝筑城东木根山事之下，胡注曰：“河西有木根山，在五原郡东北。此木根山在河东，故曰东木根山。”朔方木根山之名，《晋书》、《魏书》偶见，多与对铁弗的战争有关，如前秦攻克铁弗于此山，北魏道武帝消灭铁弗刘卫辰父子力量也在这里。其地不是铁弗的中心区域，而是军事上退守设防之所(49)。《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木根山于今宁夏盐池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之间。至于东木根山，其名数见《魏书》，该《地图集》标示于北魏柔玄镇之北今尚义—集宁一线北境(50)，东汉鲜卑檀石槐庭也在此处不远。东木根山之南是于延水北段（今东洋河）源头区域，沿此水可达代谷。惠帝之所以徙都于此，从地理上说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此处是草原地境，西接阴山，东通濡源，无论是进攻或是退避都较灵便。此处本在拓跋中部地境之北，接近东部势力；向东南靠近大宁，而大宁是乌桓势盛之地，可避来自西部盛乐以及来自南部陉南可能的进攻。看来此策的考虑是成功的。三年以后（327）炀帝南御石虎，西攻贺兰失败，退保大宁。而且从东木根山取东北方向循草原以达濡源，再奔宇文、慕容，也是草原骑兵可以利用的通道。

关于东木根山一度成为拓跋部要地之事，是拓跋历史中一段不显眼的插曲，还有资料可供发覆。《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之“后魏起自北荒”条曰：猗卢死，“其国内乱。四传至郁律(51)，筑城于东木根山徙居之”。其自注曰：“在今大同府北境。其后孝文言：‘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居东木根山。’……《魏书》云，贺傉（按即惠帝）始城东木根山而居之。”又，同书卷四四山西大同府大同县东木根山条：“在府北。《志》云五原有木根山。此山在河东，故曰东木根山。晋大宁二年，代王贺傉以诸部未服，筑城于东木根山而徙居之。魏主宏尝言：‘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平文，郁律谥也，盖郁律亦都此云。或讹为勿根山，晋太元十四年后燕慕容德等击代叛部贺讷，追至勿根山，是也。”（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孝文帝之言，本于《魏书·元丕传》。此问题下文还将说到。）

上举《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和卷四四两段材料，内容一致，其中多处提及平文帝郁律始居东木根山事，是《序纪》所无而为他处所引的孝文帝语。前一段材料于“后魏起自北荒”标目之下冠以“史略”二字，盖顾氏综合叙述之词，有不准确处。如言郁律“筑城”于东木根山“徙居之”；但后一段只谈郁律“都”东木根山而不言“筑城”，“筑城”于此山是以后惠帝贺傉时事。核以《序纪》，筑城于此者正是惠帝贺傉，前一段材料文字有误。

根据这些迹象，我对东木根山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推断。

如前所述，穆帝三年以弟子郁律（平文帝）骑兵驱逐铁弗刘虎入朔方；平文帝二年大破渡河入侵的铁弗刘虎，并纳刘虎从弟刘路孤之降，处之于东木根山之地，并以女妻路孤，此即乌桓独孤部。平文帝郁律由于与这支乌桓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他遂率拓跋与刘路孤一起共驻东木根山，以便于控制调遣路孤部落，共同对付祁后一系来自东方的压力。路孤在朔方时本驻木根山，此山名就由路孤自朔方带到代北来了。《方舆纪要》说平文居东木根山，即指此事。不过当时并未筑城，筑城是惠帝时事，晚了六年。回溯拓跋历史，神元帝力微曾与乌桓王库贤同居于盛乐，此为一事；桓帝时“晋乌丸归义侯”与“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及“猗金”饰牌共出于参合陂北凉城的一处窖藏，此又一事；至此又有平文帝与路孤共处东木根山之事。这些都是3至4世纪代北拓跋和乌桓共处的史实，是两者长期在代北共生的重要证据。前秦灭代国后拓跋珪随母庇托于独孤部，也属同一性质，同一背景。

平文帝为拓跋大人所拥戴，其势力根基当在西部盛乐地区，而且此时他“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蔚为草原大国，为什么还会有东移之举呢？这当有对外和对内的双重原因。原来，西晋灭，平文有意逐鹿中原。《序纪》记此年平文帝“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序纪》又记三年后（321）平文帝绝建康的东晋使者，“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由此可见，平文此时是力求开拓，以图继承西晋统绪，而与江左的东晋相颉颃。几年以来，西晋所属并州刺史刘琨，事实上是仰赖拓跋势力，包括郁律（后来称平文帝）的军力，始得力抗胡羯而得维持的。只不过平文立时刘琨已东奔，旋即败死，并州形势因而大变。百余年之后，北魏朝廷议礼，认为“晋室之沦，平文始大”；道武帝时平文帝得享有太祖庙号(52)，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平文帝欲平南夏，首在胡羯。为了平胡羯，必先处置代北东部祁后的势力，稳定拓跋后方。这当是平文帝东迁东木根山以图进取的直接原因。平文帝与独孤刘路孤共驻东木根山，逼近桓后祁氏所居，占据对祁后进攻的有利位置。但是平文帝远离盛乐，孤军突出，又有利于桓后祁氏下手谋害平文帝。不然的话，居东的祁后何得在衰颓之际，朝夕之间，忽然害死强大的拓跋君主，而且同死的拓跋大人竟达数十人之多？如果此时平文尚在盛乐而未东来，祁后也就无从发动这场突然袭击。

找到了平文帝曾与乌桓独孤刘路孤共居东木根山的史实，也就化解了祁后居然得以突袭平文的疑团。死于平文之难的诸部大人如此之多，其中当包括一些与平文共处的独孤部人，看来刘路孤也不得不撤离东木根山了。《水经·水注》如浑水流经旋鸿县（在今内蒙古丰镇东北）故城南，“北俗谓之独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此“独谷孤城”和“独谷孤水”，当是独孤城和独孤水之讹误。我疑刘路孤撤离东木根山后，即南移驻牧于如浑水上游之地，因此留下独孤城、独孤水之名。三年之后（324），祁后之子惠帝踵平文帝和刘路孤之迹，城东木根山而驻守。再三年，惠帝弟炀帝又以抵御石赵寇边不利而退缩，徙近大宁。

顾氏之书提到平文帝驻东木根山事，都引用孝文帝所说“远祖世居北荒，平文帝始都东木根山”之言为据。按此段资料见于《资治通鉴》齐建武元年（494），原文是“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这是孝文帝向群臣陈述迁都洛阳的历史依据。《魏书》中与此相对应的资料见于卷一四《元丕传》，略谓“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迁居平城。朕……移宅中原”云云。《资治通鉴》之文必另有可靠根据，无可怀疑。《魏书》之文只说到平文帝“弃背率土”，未明言迁于东木根山，但却证实平文帝确有播迁之举，也是无疑的。平文帝“弃背率土”只能是指从盛乐迁出，所取方向一定是与应对祁后势力以及与“图南”的意愿相符合，这也可以作为平文迁都东木根山的一个旁证(53)。

那么，昭成帝复营盛乐，又当作何解释？这是由于平文帝迁离盛乐而遇害，说明祁后在代北势力，或者说代北乌桓势力还很强大，难于控制。以后又经历了祁后之子惠帝、炀帝为一方，与平文帝之妻贺兰氏所生子烈帝为一方的反复争位。等到炀帝遁走慕容部，祁后势力尽灭，而平文帝次子、王后所生昭成帝继位时，拓跋部也已疲惫不堪，不得不株守盛乐旧地，以求暂时安宁，休养生息。虽然此时又出现了向外发展的有利形势，饱经忧患的王太后于参合陂坚决拒绝诸大人迁都源川的要求，怕的是基业未固，乌桓再来。以后孝文帝所说昭成“更营盛乐”，即是呼应平文帝曾一度离开盛乐而居于东木根山的史实。

拓跋迁都之事，关系到拓跋部的兴衰起伏。但是拓跋部从游牧到定居的社会变化过程很长，定都观念并不严格，所以史籍所载迁都之事还有异同之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朔州：“晋乱，其地为猗卢所据，刘琨表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一书，素称“征引浩博，考核明确，……于史学最为有功”(54)。其书卷四《历代都邑考》“后魏都”条中，漏列平文帝都木根山之事。此条之中载有“晋怀帝时刘琨表以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之文，自注“唐为朔州”。依王氏书中《都邑考》专列都城名称的文例考虑，似猗卢曾以马邑为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朔州条亦谓“晋怀帝时刘琨表以鲜卑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是其地也”。顾书、王书此句文字看来是辑自李吉甫书。稽以《魏书·序纪》，有可酌之处。《序纪》本为“晋怀帝进（穆）帝大单于，封代公，……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云云。两相对照，李书、王书、顾书均据《序纪》文字，却于“徙马邑”下不当句断之处作了句断。《序纪》本意为徙马邑等五县之民，非谓穆帝徙马邑为都。这是李氏、王氏之误在先，顾氏袭其误。《资治通鉴》永嘉四年《考异》引《刘琨集》有猗卢“自云中入雁门”句，马邑等五县晋时虽然均属雁门郡地，却无特指猗卢驻马邑之意。马邑在拓跋地界南部，猗卢是否有小驻马邑之事，那就难于说定了。

综观以上论述，试作小结如下：

拓跋三分之时，三部地境都偏在北荒。猗卢统一，原昭帝所统拓跋东部地实际上脱离拓跋统治。猗卢得陉北五县地，又乘晋室之危，刘琨之难，多次助刘琨深入陉南、汾东之地作战。这是拓跋部以其原中部猗所统地境为基地的第一次开拓。与之共同活动的部族是乌桓突骑。后来拓跋部新旧交斗，胡羯纵横，穆帝死难，拓跋开拓受阻。第二次开拓在平文帝时。平文帝与乌桓独孤刘路孤部共驻东木根山，有“图南”之势。平文帝被害，惠帝于东木根山筑城为都，后赵自陉南来逼，惠帝弟炀帝率部走大宁，即原护乌桓校尉所在地，旋又东奔受庇于宇文，后终于慕容部。拓跋部两次向外开拓，都是与乌桓共同进行的。第二次开拓受阻，又经过十年内斗后，拓跋部元气大伤。烈帝依靠驻阴山以北的舅部贺兰部，退归盛乐以求休养生息，因而有王太后反对迁都源川的决策出现。但王太后本人即为乌桓，拓跋东向发展并与乌桓共生的总趋势并未改变。

与“五胡”发展进程相比，拓跋部活动空间局促，前进道路不畅，社会进化缓慢。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拓跋所居盛乐背靠阴山和大草原，有一个自然蕃息孳生的较安全的环境，得以蓄积力量，保持旺盛生机。可以认为，拓跋部在五胡迭起迭衰的进程中原不过是“十六国”之后的第“十七国”而已，但由于百余年来与乌桓共生蕃息于比较安全的代北地区，终于乘十六国之衰结束了纷乱如麻的局面，建立了较稳固的统一北方的政权，从此再经起伏，才有隋唐盛世的孕育。

不少史籍从拓跋部徙都史实考察拓跋部的进化过程，其表述简明而又周备的资料还是孝文帝的追溯。他说拓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都东木根山，昭成更营盛乐，道武迁于平城，他自己的历史任务当然就是光宅中土了。这从地理上完全看得清拓跋部进化的轨迹。我想再要一提的是，拓跋都东木根山时间虽不算长，却记录了拓跋部历史的一次反复，包含着现在难以完全说清的准确内容，理应为研究拓跋历史的人注意。

还有一层意思需要说明一下。孝文帝叙述列祖列宗迁徙诸事，及于平文帝迁东木根山，这对于解释平文帝一朝历史，有重大价值。但东木根山立都筑城，年代短暂，对拓跋历史全局毕竟影响不大。颁布于太和十七年（493）十月十八日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以祖宗迁徙诸事与周代先公先王相比，曰：“惟我大魏，萌资胤于帝轩，悬命创于幽都。生人厥初，寔均（按即《序纪》所见之始均）稷弃。宣帝南迁，憩轸沮洳，事同公刘，业兹邵邑（疑邠邑之讹）。神元北徙，游止长川，岂异亶甫，至于岐下。暨昭成建国，渐堵盛乐，何异周父（周文），作邑乎丰。烈祖道武皇帝……虽号鸿魏，壤犹寒泽，……且都玄代，渐畅声教，颇等姬武，宅是镐京。……然后欲卜还中京，垂美无穷”云云(55)。孝文帝列举始均居幽都，宣帝驻沮洳地，神元帝止长川，以至于以后各帝都盛乐、都平城、都洛阳，符合拓跋部族社会进化的自然趋势。惟独平文帝自盛乐迁都东木根山事，是一次政治军事行动，为时短暂，时过境迁，所以孝文帝在迁都诏中就把它略去了。(56)

我之所以对看来不引人注目的一个地名的来历作出追溯，主要目的不是在地名变迁本身，而是想从一个特定角度，进一步探寻拓跋发展过程中与乌桓的关系。拓跋从盛乐向外开拓，始终有乌桓参与。这个时候，介入开拓过程的还有另一部族，就是从朔方回流的屠各刘路孤部，他们也被称为乌桓。这样，代北地区就存在着两个类别的乌桓，即从汉代以来从上谷西来的旧有的乌桓，和新近由朔方回流至代北的所谓独孤乌桓。东木根山地名来历，也就可以被引为这一历史动态的证据。

七　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57)

乌桓在两汉时络绎南下，鲜卑各部紧随其后。他们一部分渗入塞内，大部分受阻于沿边一线。西汉护乌桓校尉驻蓟城或其周边之地，东汉建武复置此官时移驻迤西的上谷宁城，西晋时称为大宁。从地理上说，乌桓不能继续南进，只好流动于广阳、上谷、代郡以至于雁门、太原、朔方诸郡以求生存。东汉、曹魏撤销幽、并北边一部分郡县，这个区域汉人居民所余不多，有利于乌桓以及鲜卑各部弥漫扩散。就已入塞乌桓而言，于延水南段（今南洋河）河谷的所谓代谷，是一条顺当的西迁路径。广阳、上谷、代郡以南是汉人较多的农耕区域，乌桓难于大规模进入。这是前文论及的乌桓西徙形势。

东汉以后，代郡、雁门的乌桓人，至少有一部分逐渐习于农耕，不再流动(58)。西晋的雁门郡，其陉北五县地已割让给拓跋部，五县汉民徙于陉南(59)，其地的乌桓应当未曾随同迁徙而是留下来了。猗卢“徙十万家以充之”，所徙除拓跋人以外，自然还有拓跋部落联盟中的乌桓、匈奴以及其他各种杂类。这里及其迤北一带，就是后来成为拓跋部中心区域而被习称的代北。

拓跋进入代北的路线，与乌桓有所不同。拓跋先人由大兴安岭地带辗转至于西辽河上源一带之时，前路已被阻滞，所以大部分从那里西折，循漠南草原路线渐进，累迁至于阴山，越阴山到达五原、云中、定襄地区。拓跋先人曾以推演之名，列于檀石槐所统之东、中、西三部鲜卑的西部鲜卑之内。汉魏之际的建安二十年（215），罢省五原、云中、定襄诸郡，已经推移至此的鲜卑拓跋部，在这一广袤区域里发展扩散，就更无所阻滞。或者，在撤郡之前，这三郡地界已弥漫拓跋部人，所以才有撤郡之举。不过再向东去，有先已到达的并且还在陆续到达的乌桓人形成的屏障，由此产生一个乌桓人和拓跋人共处的地带，这一地带起先似乎在盛乐和平城之间，此后则随着乌桓力量的收缩逐渐东移，但也变迁不定。少数继续西徙的乌桓，则是绕过为拓跋所驻的故定襄、云中、五原之地，进入黄河以西的朔方。所以前引陈寿书及范晔书《乌桓传》中列叙乌桓自辽东向西进至朔方的诸郡中，正好没有五原、云中、定襄之名。

回溯这段历史，在代北地区之内，拓跋部为了生存发育自西向东，乌桓则自东向西，这种相向而动的趋势，隐约可见。乌桓和拓跋这两股本来同属东胡、言语习俗相通的部族，自然而然地汇合在一起，以此为共同的孳生发育之地，而且相互包容，相互影响。他们是代北共同的主人，共同创造着代北的历史。

代北地区虽然是乌桓先来，拓跋后到，但是拓跋以其部落组织的优势力量，在两个部族错居、渗透、影响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拓跋和乌桓之间一定有不少的冲突发生，突出事件是所谓乌桓王库贤离间拓跋力微诸部。但是就整个过程而言，和平交往是主要的。在代北地区以外，有影响代北局势的重要因素存在。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护乌桓校尉府，也来自并州。

乌桓和拓跋在代北活动，对西晋有所骚扰是可能的，但并非大患。护乌桓校尉卫瓘却以此为忧，我认为当另有原因。考泰始七年（271）正月，被称为匈奴右贤王的屠各刘猛叛晋出塞，翌年，猛死，其子副投奔拓跋部，被接纳，事见《魏书》卷九五《刘虎传》。拓跋招降纳叛，对于西晋说来是件政治大事。按，卫瓘受命征北、领护乌桓校尉，在泰始七年八月，与刘猛正月叛事必然有关；副降拓跋，使卫瓘更加关注代北动态。并州事态，代北形势，校尉府的活动，三事密切相关。卫瓘离间乌桓、拓跋，其必要性从这里可以看出。

以上叙述所及的代北乌桓，就是本节所谓两种类别代北乌桓中的一类，他们大体是循边塞或循代谷西来，与拓跋混居。乌桓王库贤谗间拓跋诸部大人，“诸部离叛，国内纷扰”，事在刘副降拓跋后不久，所以离叛拓跋的诸部，很可能包括屠各刘副。乌桓人没有强大的部落凝聚力，虽然以悍战闻名，但都是供人驱使。库贤能瓦解力微诸部，却不能团聚诸部以取代拓跋部的地位。同理，卫操、卫雄兄弟能率领乌桓人为桓、穆转战并州，却不能靠乌桓形成独立力量，独树一帜，以至于不得不在拓跋内乱中无所适从，终于溃散。

这个背景，可以用于解释1956年内蒙古凉城“晋鲜卑归义侯”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以及“猗金”饰牌同出于一窖，这一学者疑莫能明的问题(60)。拓跋三分期间，中部猗境土当包括今凉城地区。两金印都称晋“归义侯”，而且形制全同，大小微异，当是同时受赐于晋，而且说不定就是在晋“离间二虏”之时。二印同出一窖，初受赐者和后来的持有者究竟是哪一个乌桓人和哪一个鲜卑人，虽不可确知(61)，但他们同在一起，与当年力微和库贤同在一起的关系相似；而且他们二者共处于猗的拓跋中部之国，主导者应当是凝聚力强的拓跋而非乌桓，也与力微时同。力微至猗，虽然时间已隔了将近三十年，代北的乌桓和拓跋共处的关系依旧，而且当是更广更深了。

这里还可以回顾拓跋东、中、西三部各自地位的问题。拓跋三部的方位、地域区别，大体是受当年鲜卑檀石槐的三分其地的影响。但是此时拓跋整体力量以及三部各自的重要性，却与当年檀石槐时的鲜卑不尽一致。东部昭帝禄官是力微庶子，是文帝沙漠汗之弟，他得位是出于兄终弟及的部落常规，所处东部之地不是拓跋部族主体所在，不是此时拓跋部统治的主要区域。中部桓帝猗是力微嫡长孙，其时拓跋部君位继承方面的嫡庶观念处在若无若有之间(62)，猗在继承上凭借嫡长孙地位，也可能有点特殊之处。其弟猗卢所居西部，是拓跋部后方安全地带，也是拓跋部生存发育的根本地带。桓帝、昭帝死后，穆帝统一三部，虽仍重视西部的盛乐，但实际上其统治中心已转移到中部地境，所以才有刘琨徙空陉北五县，以其地予穆帝猗卢之事。而原来昭帝所统东部地区，已游离于拓跋统治之外了。由此可见，三部之分，中部是主导，而中部之地正是“鲜卑归义侯”与“乌桓归义侯”共处之地，比前此力微与库贤共处于盛乐是向东推进了。这正是拓跋部向外开拓必然的取向，也是代北乌桓向东收缩的结果。

本文所称代北乌桓两种类别中的第一类，大体就是这样。

至于代北另一类别的乌桓，其由来前已述及，是西晋泰始七年（271）新兴郡虑虒(63)北的屠各帅刘猛叛晋出塞之后才开始出现于代北的。新兴虑虒隔五台山与代北毗邻，停驻五台南北的部族彼此渗透浸润，自是意料中事。所以屠各刘猛叛晋出塞，也自然会与山北的乌桓、拓跋有所联系。不过刘猛叛后似仍回驻新兴，泰始八年被杀。同年刘猛之子副投奔拓跋部，这是文献所见拓跋部正式容纳屠各之始(64)。刘猛死后再传，其兄诰升爰代领部众。《水经·河水注》黄河支流中陵水（今浑河），右合一水曰诰升袁河。诰升袁即诰升爰，其人为刘虎之父。可知诰升爰领部时曾驻牧此处附近，地当今内蒙古凉城、山西右玉一带，多乌桓、拓跋各部，他们彼此渗透、渐趋融合，是必然之势。刘虎代领屠各之众，回驻新兴、雁门，与拓跋部有较多联系。从文献看来，这支屠各此时已具有“铁弗”称号(65)，并且有“胡父鲜卑母”的种族传说。至于所谓胡父鲜卑母之说是反映居新兴虑虒时与拓跋的通婚关系，还是有更古老的口碑，或者仅仅是270年刘猛叛晋投北以后新说，就无从确断了。

永嘉三年（309），铁弗刘虎在雁门举众背叛西晋，刘琨乞师，拓跋郁律（即后来的平文帝）受命，逐刘虎于朔方。318年刘虎从弟路孤，即前述副之子，率领部分部落，从朔方东渡黄河，降于已为拓跋君主的平文帝郁律，并且同徙驻于东木根山。这一过程已见前第六节中所述。路孤之子即刘库仁，《北史·刘库仁传》称刘库仁为独孤。史家有谓，独孤即屠各异译。如果属实，则可知屠各一部分在朔方者继续自称铁弗，另一部分徙驻代北者独擅屠各之名，只是在汉字中异写成为独孤。以刘库仁部为主的独孤，也就是本节所称两种类别独孤中的另一类独孤。由于刘路孤离开朔方来归代北，独孤部从此与拓跋部保持亲近关系，而且比较稳定，影响拓跋部社会政治至数十年之久。而拓跋部与铁弗部的关系，此后反而转疏。刘库仁及其兄弟子侄活动的年代，是独孤部最兴盛的时期。道武帝离散部落之后，独孤作为部落实体的存在就不显了。

由此情况以及由《序纪》所载事实可知，新兴虑虒的屠各，离开故地而与拓跋部大面积接触后，分离为铁弗和独孤。骤现这种分离，很可能是由于铁弗、独孤这两部分人原在并州五部匈奴统治下，虽共用一个称号，但其本有的种族差异并未泯灭之故。铁弗主要停驻朔方，但常常入侵河东；独孤则主要停驻代北，但有时也游离至于朔方(66)。拓跋与铁弗之间战争较多，拓跋与独孤之间战争甚少，但三者都割不断密切往来。只是由于和战关系有多有少，铁弗、独孤在魏收书中所占位置不同：独孤人物收在外戚、功臣传中，铁弗则由于偏处西隅，后来又独立建国，所以入五胡传，被作为敌国对待。尽管如此，铁弗并不讳言其胡父鲜卑母即屠各与拓跋混杂的种族来历，所以历来被史家称为杂胡。杂胡之称本没有严格界限，在各族迁徙运动十分活跃的年代，各族混杂现象极易产生，使成分有所变异，有时还形成不同的名号。甚至匈奴与代北的拓跋，就整体来说，也早有种族混杂关系，所以在《宋书·索虏传》与《南齐书·魏虏传》中，拓跋也被视为匈奴的一种(67)。屠各本来就是匈奴。由屠各分化出来的独孤，又带上了乌桓的名号，成为代北地区另类乌桓。不过，各部族群体互相熔冶中，毕竟会呈现各自能量的大小。在代北地区，拓跋部人数较多，驻地固定持久，又有较为稳固的部落联盟组织和强劲的凝聚力，比新来的屠各，比代北的乌桓，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拓跋名号得以流传不坠，在历史上发挥较大作用，与屠各、乌桓日趋消失者大不相同。

铁弗与独孤，都具有乌桓名称，不过情况不同。《资治通鉴》永嘉三年（309）记铁弗刘虎叛晋事，“考异”引《刘琨集》谓“乌丸刘虎构为变逆”(68)，而此事在《晋书·刘琨传》中径作“雁门乌桓复反”，似乎雁门乌桓就是“乌桓刘虎”，也就是铁弗刘虎或屠各刘虎。我们知道铁弗就是以后的赫连，统观前后资料，铁弗、赫连应是匈奴或屠各，称乌桓的资料只此一见，别无他证，只好搁下不说。至于独孤称乌桓，除了《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乌丸独孤、鲜卑没奕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69)一例之外，还有他证，是较为可信的。看来晋至北魏，除乌桓独孤以外，并不是所有诸方杂人都称乌桓。(70)

一条重要的关于乌桓种族的资料，特别值得留意。慕容垂建立后燕之时，独孤部刘显（刘库仁之子）强大，横亘于幽并之间，与慕容垂为敌。慕容垂联拓跋珪击逐刘显，为笼络独孤，立独孤刘显之弟刘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刘显之众，事见《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二年（387）。此后一段时间，拓跋在并，慕容在燕，处于胶着状态，“乌丸王”刘亢泥自然在慕容一方。十年之后，北魏皇始元年（396）六月，拓跋珪东进攻击慕容后燕的前夕，“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71)由此可知，乌桓王刘亢泥受封以后为后燕广宁太守，而广宁正是在原护乌桓校尉驻地近处，乌桓人势力深厚。刘亢泥本非原来的代北乌桓，他以独孤部酋帅而受后燕封为乌桓王，说明他具有代表各种乌桓人的普遍资格；而后燕也正是利用他在乌桓中的号召力，使他居广宁太守以绥抚乌桓，并助后燕抗拒拓跋，十年（387—396）不曾移动。拓跋珪直到整顿了内部、决意东进之时，才以大军拔除此一居并幽之冲的广宁城，并徙置刘亢泥所领的独孤部落于代北平城。拓跋珪所遣攻广宁的大将王建，本人也是出于历代为拓跋国婚的广宁乌桓，在广宁当有很大影响。另一将军莫题本雁门繁畤人，世居陉北，与乌桓至少亦是紧邻关系。

慕容后燕封独孤酋帅刘亢泥为乌桓王，置于广宁为太守以抗拒拓跋一事，是十六国末年燕魏之际幽并之间的一件很有影响的大事。它的意义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表述：一、代北的独孤原已被确认为一种类型的乌桓；二、到了燕魏之际，独孤已不仅是代北地区一种类型的乌桓，而是进了一步，成为代北全体乌桓的总代表，所以独孤刘亢泥受封为乌桓王，是可以理解之事，时人不以为异；三、由此推导出如下一个结论：拓跋珪离散部落的重要个案之一，即离散独孤部落(72)，实际上是拓跋吞并乌桓的决定性的举动，是拓跋、乌桓两族融合的最终标志。代北地区两种类别的乌桓，事实上并为一种由独孤为代表的乌桓，最终又通过离散部落的手段并入拓跋。离散部落之举，从族属意义上完成了拓跋部道武帝的统一。

代北地区两种类别的乌桓群体完成了彼此的以及与拓跋部的融合，到北魏建国后均已消失。魏收编纂《魏书》时，这个历史过程已经不为史臣所理解。加以北魏作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在起着作用，因而乌桓部族在《魏书》中丧失了应有的地位，成为“诸方杂人来附者”的笼统称谓，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

最后，还须着重说明，本节所用独孤称乌桓的几条重要资料，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唐长孺先生的论文中都发现了、使用了(73)。唐先生的着眼点，是反复论证乌桓本身已杂胡化，独孤称乌桓，也是由于他们在血统上都已混杂。唐先生指的是本文所说的另类乌桓。他所论是正确的，我都同意。我所增补的认识，是以乌桓与拓跋两大部族交会于代北为总的背景，来审视其中的另一类乌桓，也就是独孤，终于成为代北乌桓的主体，而先入代北的那些本当是代北乌桓主体的乌桓反而不见记载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也是我们能够窥测到的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共生的一种进程，一个方面。看来，早先移入代北的那一类乌桓，此时已与拓跋融为一体，难于辨识了。至于究竟为什么独孤早在西晋时就被人称作乌桓而不是别的族称，是否有种族上的、文化上的或者是历史上的、政治上的更多根据，譬如说他们本来就是附属于南匈奴的乌桓部落，后来则未加区别地长期存在于并州匈奴五部之中？这个问题我迄今心里底数不大，因而提不出比较有把握的见解。

八　拓跋内乱与乌桓动向

魏晋以来，今晋、陕、甘、宁以及内蒙古南部区域的各族人群中，到处出现前节提及的杂胡化现象。由于动乱，这里有许多地方原住汉人日渐稀薄，汉文化在杂处各族中起不了主导作用。所以各族融合不是表现为直接汉化，而是表现为杂胡化，甚至居少数地位的汉人，久之也胡化了。这种历史现象，前辈学者早已注意，各有研究成果。如周一良先生《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文中论四种胡(74)，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75)，马长寿先生《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二书中有关章节，等等。代北杂胡的产生，是这一潮流中的一个局部现象。

力微死后，拓跋部“诸部离叛，国内纷扰”，其间有屠各刘猛后人的异动。他们中的独孤就是乌桓。《魏书·序纪》，295年猗卢“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始见拓跋直接处置并州杂胡和河西乌桓的资料。此时拓跋部空前强盛，猗卢“徙十万家”以充实陉北地区(76)，所徙主要不是拓跋部民，因为此时盛乐尚待充实，无大规模外徙之理。据当时代北部族状况言之，乌桓当占徙民中相当大的比例(77)，这正好为原有乌桓的发展提供了适当空间。

拓跋内乱，一在力微之死及死后一个时期(78)，一在猗卢死后。两次都形成拓跋历史的重大转折，两次又都是乌桓起了重大作用。

猗、猗卢时期，拓跋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形势不亚于同时兴起的刘渊、石勒。但猗卢之死及死后，拓跋地位骤降，未得自建名号，开疆拓土，更无缘与于十六国之列，迁延八十余年之久，始得振兴而成为结束十六国局面的力量。这是拓跋历史中的一大问题。从拓跋内部探求原因，我认为是猗卢变更继嗣，引发子嗣母家部族冲突，酿成大乱；而且以后君位继承仍然屡起纠纷，影响拓跋部正常发展。这是拓跋地位骤降的根本原因。而拓跋内乱，所涉一方，往往就是乌桓。

据《魏书》卷一四《六脩传》、卷二三《卫雄传》和《资治通鉴》建兴四年（316）及胡注，拓跋猗卢营垒内本有旧人、新人之分。旧人，胡注谓为索头部，是对的，这还可能包括与拓跋有久远关系的某些“内入”诸部。新人，胡注谓为“晋人及乌桓人”。晋人即指汉人，也包括汉人所指挥的乌桓悍战之师。按，卫操等晋人（汉人）投身拓跋部后，“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附者稍众”。乌桓兼指原来的代北乌桓和后来形成的乌桓独孤。这些长期相处的部族虽然日益混杂，但此时还未达到完全融合地步，区别依然存在。“新人悍战”，猗卢及其长子六脩先后率新人（卫雄、姬澹等将领在内）助刘琨转战并州，屡著战功，为旧人所忌。穆帝猗卢五年（312）发生于汾东地区的战役，猗卢以长子六脩、侄（猗子）普根以及汉人将领卫雄、姬澹等为前锋，大获全胜，猗卢大猎于寿阳山，力量达于顶点(79)。六脩战功最大，名著于时，多种史籍都有记载，只是译名不尽相同。《晋书》之《怀帝纪》称他为利孙，《王浚传》称日律孙，《刘聪载记》称利孙宾六须，《水经·水注》称日利孙，《南齐书·魏虏传》称利孙。各书普遍著录其名称而译音不同，可见时人对他广泛关注，但并不甚熟悉。至于普根，《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考异”引《刘琨集》称之为扑速根，也很有名。《刘琨集》按匈奴称呼，把六脩和普根分称为左、右贤王，是最具军事实力的人物。他们长期与卫雄、姬澹为伍，而卫雄、姬澹等素“为众所服”，军中的代北乌桓人和汉人许以生死相随(80)。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显然就是猗卢死后其营垒内被“旧人”所猜忌的“新人”。“旧人”、“新人”本非严格的部族称谓，其间关系可能随时代转变。从六脩、普根都与新人为伍看来，猗卢生前死后出现的混乱，是新人旧人之间已有相当融合的表现。

从战争中，猗卢扩大了视野。汾东之战翌年（313），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于南都更南的水上源之地筑新平城。筑都所反映的猗卢的战略部署，是使拓跋部既不脱离盛乐旧都，又逐步向陉北五县农业地区扩充，以利拓跋部发育成长。南移是拓跋部进取的方向，猗卢以六脩镇守新平城并统领南部，说明六脩被赋予推动拓跋部发展的使命。但，这只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个方面。

据《魏书·六脩传》及《资治通鉴》，猗卢爱少子比延，欲立为嗣，乃出长子六脩居新平城，“而黜其母”。新平城固然是战略重镇，但相对于拓跋权力重心所在的盛乐而言，毕竟只是边镇。所以使六脩居此，就是使他不得预中枢政务，以剥夺他的君位继承权。《水经·水注》引徐广曰“猗卢废嫡子日利孙（六脩）于黄瓜堆”，即指此事。六脩居此而比延居盛乐，即是废嫡立庶。“黜其母”者，是防制六脩之母以及母族在这一权力秩序变动中出现反抗行动而采取的戒备措施。早期拓跋后妃都有部族背景。后妃恃其部族自重，拓跋君位传承中常常能看到母后及其部族的干预。按照这种观点推断，导致猗卢之死的拓跋内乱当与废六脩并黜其母从而引发部族冲突有密切关系。六脩长期与卫雄等新人军队并肩作战，容易被划入新人阵容。我推测比延母氏出自旧人，猗卢废彼立此，很可能是比延之母及母族势力作用于猗卢，使猗卢转而倾向于旧人的结果，而不一定只是出于猗卢个人的爱恶。稍后六脩杀比延，引起旧人的恐惧，使新人旧人矛盾激化；六脩又杀猗卢，新旧矛盾失去可以驾驭的人，使局面完全失控，以致迭相诛戮，促使卫雄、姬澹等大量晋人、乌桓人外奔。

《晋书·刘琨传》谓猗卢死，“部落四散”，箕（姬）澹等率“卢众三万人”来归琨，《愍帝纪》谓猗卢死，“其众归于刘琨”。这数万乌桓人及晋人原本是猗卢所仗的主要实力，他们南奔以后，代北的拓跋部就没有足恃的军力了。

从事态发展可见，矛盾很快超越了原来范围，从新旧相残变成兄弟相残。本来同属新人营垒的猗之子普根(81)，乘乱杀六脩，实际上夺得了猗卢所拥有总摄拓跋西部和中部的最高统治权力。这意味着猗一系（以普根为代表）消灭了猗卢一系（以六脩为代表），在新人营垒分裂的背景下，重演了拓跋部君位传承中兄弟相残的惨剧(82)。

拓跋内乱这一纷纭复杂事件，《魏书》中散记各处，不甚清晰。《资治通鉴》爬梳整理，于叙事中寓其因果，较便理解。如《卫雄传》谓“六脩之逆，国内大乱”，把弑逆看作大乱之源；《资治通鉴》则作“普根代立，国内大乱”，认定乱事根源除了子弑其父以外，增加桓、穆两系兄弟残杀一因，这样就便于理解卫雄等新人不知所措，因而不得不外奔以求自保。因为如果只是六脩杀比延、猗卢，性质可以说是新旧相残，卫雄等自然是维护新人，义无反顾，不至于非背六脩而去不可。至于新人阵容中普根、六脩兄弟残杀，卫雄等就更是难以自处，只有断然出奔了事。

普根失卫雄等新人的强力支持，无以自存，旋死，其母桓后祁氏擅立普根始生之子。《资治通鉴》于建武元年（317）之末记“普根之子又卒，国人立其从父郁律”。这里，《资治通鉴》又给了我们重要的信息：祁氏靠襁褓中物毕竟维持不了桓帝猗一系的君统；卫雄等率乌桓新人力量离去后，能收拾代北残局的，看来只剩下旧人了。《资治通鉴》说“国人”立郁律，所指就是以盛乐为中心的旧人拥立郁律，即平文帝。据知，郁律为思帝弗之兰妃所生，兰妃出自北方的乌洛兰部。陈毅《魏书官氏志疏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以及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都认定乌洛兰部出于匈奴。郁律倚此背景，代表旧人，是无疑义的。同时也当有个人施政原因。《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载猗卢峻刑法，尚军令，“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平文帝这样施政，当然能“得众心”，像《序纪》所说那样。

公元321年祁后害平文帝郁律，相继立己子惠帝贺傉、炀帝纥那，这是一着险棋，使新人顿然得势。史谓平文帝之死，“大人死者数十人”，可见那时祁后与平文帝，也就是新人与旧人两系斗争的激烈残酷。旧人失败，元气大伤。祁后一系得势，意味着乌桓压倒拓跋，自然是不得拓跋人心的。所以，惠帝贺傉在位时“诸部人情未悉款顺”，祁后不得不远求昔日拓跋之敌石勒为援，炀帝纥那甚至不得不遁走于宇文部。329年烈帝翳槐由其舅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同拥立，旧人得势。以后新人、旧人又有反复，炀—烈—炀—烈的复辟反复辟，实际上就是分别代表东部和西部的迤北一带部族新人旧人之间的持续斗争。由于史料简略，过程中不见乌桓公开出场，但其间新人筑城于东木根山，是为退保预作准备。形势不利时炀帝东入大宁，更不利则东投宇文、慕容等事，透露桓帝后人倚恃乌桓和东部鲜卑为保障的消息。

烈帝翳槐之立，旧人中舅部贺兰起了关键作用，给这一回合的复杂斗争注入外家部族直接出面干权的新因素，所以又有335年“（贺兰）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之事。此事必平文帝王皇后为己所出之子夺取君位作准备而采取的行动，“国人”未必认同，所以诸部大人一时复奉西归之炀帝。但是旧人毕竟不亲新人，当后赵军队护送降赵的烈帝至于大宁时，“国人”六千余落又叛炀帝而复归烈帝，烈帝也立即西归盛乐故地，“城新盛乐城”而居之。旧人在反复的斗争中终于获胜。

概括言之，拓跋内乱及其后续事态，披其纷纭外观而探其实质，可以认定为：第一，这是拓跋营垒中新旧之争；第二，其中夹杂拓跋君权与外家部族干政之争；第三，由此演变为拓跋兄弟支系的君位继承之争；第四，其地域表现则为东西（分别以大宁与盛乐为中心）的对立。新旧之争实际上又孕育着新旧的进一步融合，其中主要是乌桓与拓跋的融合。到了烈帝复立以及接着昭成帝什翼犍统治之时，情况才得以稳定。

在拓跋历史的这一曲折时期，当本来是支持桓、穆的新人即乌桓人和晋人南奔，而旧人力量一度强大之时(83)，祁后究竟凭借什么而能夺得权力，史无明文。据其时情况推测，代北地区东部的散在乌桓还很有潜力，祁后有凭借他们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盛乐，先是支持贺兰氏所出烈帝获胜、然后又支持己所出昭成帝获胜的，是昭成帝强悍的母后王氏，而此人也是乌桓人，而且是广宁乌桓。这又说明乌桓人融入拓跋者所在多有，倾向和作用也随时各有不同。王氏“年十三，以事入宫，得幸于平文”(84)，所以有机会进入拓跋权力中心。我们不能把乌桓人始终视为与拓跋对立的新人。事实上，新人旧人的界限由于两者在长期反复斗争中进一步融合而逐渐淡化。

在代北发育的拓跋部与乌桓共存共生潮流中，我们难于寻觅到乌桓代表人物。我认为出现在拓跋内乱过程中的辈分不同的两位母后，桓后祁氏和平文后王氏，就其影响于拓跋部历史既重大又久远说来，堪称乌桓人的代表。据估算(85)，祁后年长王后三十多岁，两人各自在拓跋部对立营垒中掌权达数十年，其中至少公元321—337年的拓跋历史，从祁后害平文帝到烈帝消灭祁后一系最后势力，完完全全是她们二位乌桓妇女所导演的。

拓跋部母后及后族干政现象，其来有自，其中具体情况，从较早诸后事迹中只能隐约察觉，而从祁后、王后这两名乌桓妇女开始，至稍晚的出于贺兰部的贺后，则事迹昭彰。这种现象，我认为正是后来出现千古罕见的子贵母死之制的背景，如果没有像子贵母死这样强硬的制度，就不足以扭转母后及后族干拓跋之政的局面，更谈不上出现道武帝的帝业。我还认为《颜氏家训·治家》所说北朝妇女习惯于干预政事，正是这种历史传统的残留表现。

从316年拓跋内乱开始，各种复杂矛盾中都有拓跋与乌桓两个部族矛盾在起作用，但它并不是始终处在激烈对抗状态。这两个部族关系的总趋势，毋宁说是合二而一，只是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以平文帝个人分析，他由拓跋“国人”拥立，所以属于旧人阵容是确定无疑的。他的长子翳槐是贺兰部之甥，自然也属旧人阵容。然而，平文帝次子什翼犍则是王皇后所出，广宁乌桓王氏之甥，而且是平文帝遇害后王皇后于万难之中艰难抚育成长。什翼犍继位和施政都由王皇后主持。平文帝二子，贺兰氏所生烈帝和王皇后所生昭成帝，虽然各自有旧人和新人的不同外家背景，但昭成帝时拓跋政权中却已见不到所谓新人、旧人之分。《序纪》昭成二年“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诸拓跋大人本来是守旧的，此时却共议向东南进入农业地区，城郭而居，而这里正是新人力量强大之地。《皇后传》王皇后曰：“国之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卒难迁动。”所谓“事难”，所谓“寇”，主要是说新人进攻，而迁都就是向新人（主要指乌桓）地区靠近。本来是守旧的拓跋大人主张迁都，出于乌桓而又掌握拓跋命运的王皇后却暂时不许。两者思考的角度恰好颠倒了。这正说明旧人与新人、拓跋与乌桓对立形势进一步淡化。但是此时的拓跋与乌桓是已融而有所未合，两者的差别还不能说完全消失。在本文以后各节中，这种差别还偶尔会浮现出来，总的趋势却是继续淡化，以致泯灭。

这里，附带梳理一下拓跋史中普根的法统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在《序纪》中比较混乱，似乎还未曾见到有人明确地梳理过。

据《魏书·序纪》，北魏先人自成帝毛至献明帝寔，共二十八帝，皆道武帝追尊，其中第二十二为穆帝猗卢，二十三为平文帝郁律。《序纪》于此二帝之间夹叙桓帝祁后之子普根及普根之子诸事，但错杂含混，而且多次使用“继立”、“代立”、“立”、“薨”诸字，其中普根之立还出现两次。后人据夹叙文字重新排定拓跋传承秩序，有穆帝四传而至平文之说，如顾氏《读史方舆纪要》(86)。这里似乎是把普根之子列入了北魏帝统之中而又不予明说。我在本文“东木根山地名的来历”一节的注释中曾提到过这一问题，现在就此再作诠释，希望对《序纪》文字的梳理和拓跋内乱的理解有所助益。

《序纪》于295年昭帝禄官之立、国分为三开始，至307年穆帝猗卢总摄三部为止的十余年中，以东、中、西三部之君并列于昭帝之下，系年记事无严格分别，细审才能辨别是何部何君之事。305年记“是岁，桓帝崩。……子普根代立”。这只能是指普根代猗为中部之君，未曾影响三部并立局面。307年续记“昭帝崩后，（穆帝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这是指昭帝死后东部无代立之君，乃由穆帝顺势兼摄三部。普根的地位虽无交待，事实上他所拥有的中部之君的名号是被取消或者丧失原有意义了(87)。普根能征善战，312年拓跋大军助刘琨击刘聪、石勒时，普根同六脩及统领乌桓劲旅的汉人卫雄、姬澹等一样，皆在穆帝麾下作战。由此可证拓跋中部之国已非独立势力，原来“普根代立”之语已经失效了。

穆帝于310年获得陉北五县地，拓跋重心即由西部转向中部。桓、穆均为文帝皇后封氏所生，两支系关系和谐，未见利害冲突。桓帝时组成的劲旅乌桓军，桓帝死后由穆帝统领，战斗力仍然很强。这证明穆帝已靠中部力量尤其是乌桓的支持，日益接近乌桓了。有了这种变化，才有313年穆帝的决策：城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于更南修新平城。而这一决策，又正是拓跋“图南”计划的重要准备。从这个角度分析，我认为后来事态演变并非种因于桓、穆本人关系不和，而是另有新的因素掺杂其间。从穆帝后来移宠于少子比延，出长子六脩而黜其母之举看来，我判定新因素就是六脩、比延各自母氏和外家部落干预拓跋部君位传承，形成新、旧对立态势。这在拓跋历史中并非初见。进一步审视，六脩、普根属新，比延属旧，穆帝本接近新人，此时则处在新旧双方影响和争夺之中，终于倒向旧人营垒。到了六脩杀比延并弑穆帝，普根又杀六脩之时，矛盾越过了新旧对立范围，成为兄弟为争君位而相残杀。所以本与新人在一起的卫雄、姬澹所领乌桓军队无所适从，才不得不叛走境外，终至瓦解。

矛盾转趋复杂，而且有扩大至盛乐地区之势。可以看出，从这次事变得利的终究是旧人，起先是比延之母，她应是出于旧族；后来拓跋诸大人拥立平文帝于盛乐，更是旧人的胜利。旧人势力在盛乐一直很活跃。平文帝得拓跋部众之心，又得屠各刘路孤（乌桓独孤）来附，在进取愿望驱使下东迁东木根山，揳入本属拓跋中部、东部祁后地境。321年，祁后反攻，谋害东迁的平文帝及拓跋诸大人，旧人胜局骤变。这是一场激烈的、影响深远的斗争，从族属意义上说是以祁后为代表的乌桓对拓跋的斗争。只是《序纪》轻轻带过，具体情节都湮没无闻了。

原来，在旧人屡屡得势之时，祁后并未退出代北历史舞台，仍然在苦撑待变。穆帝既死，普根又攻灭六脩，拓跋无主，乃有《序纪》所记“普根立”之语。这只能解释为祁后支持其子总摄三部。《序纪》305年“普根代立”和316年“普根立”，前一事指普根代桓帝为拓跋中部之君，后一事指普根代穆帝为拓跋一统之君。史不明著穆帝尚余后嗣，因此由桓帝子继统三部，合乎拓跋立长君的习俗，旧人未必不能接受。只是普根立后月余即死，《序纪》记“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死”。祁后立始生婴儿为君，自然是祁后自己总揽一切，而且还可能引入外家（祁后外家及婴儿母家）部落干预拓跋之政，这却不受拓跋大人支持，乃有国人立平文帝于盛乐之事发生。从这里，又可以理解《序纪》特别表出祁后立普根“始生”之子的意义所在。我认为《序纪》此处记载虽极简略，文字还是多所斟酌。点校本如果对此句点作“普根立，月余而薨”，在立字处逗断，突出一个“立”字，再强调时间短促，变化突然。有此二义，较能表明普根在拓跋无主时承乏而立，本属正常事态，而且普根本来武功卓著，因而不致出现纷纭；既而有祁后骤立婴儿之事，才引发异常变化。

这只是琐碎之事，史家本可不必措意。不过道武帝在追尊先人之时，对于承认谁不承认谁的问题肯定有过细致思考。文帝沙漠汗和献明帝寔都不曾履位而死，但都获得尊号，因为他们在拓跋大宗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准此，如果普根和普根之子也出现在道武帝所认可的北魏皇统的必需地位之列，同样是要被追尊的，何况普根和普根之子毕竟还有过一个“立”的程序见于拓跋历史，可以作为追尊的理由。道武帝未追尊普根父子，归根到底还是他们与道武帝本人所承的拓跋法统没有关系的缘故。

根据以上分析，我想对顾祖禹所言穆帝四传而至平文帝之语试作解释。如果顾氏不是误说的话，我意四传所指，一传指穆帝猗卢本身，二传指桓帝祁后之子普根，三传指普根之子，四传是平文帝。然后是祁后自摄君位，即《祁皇后传》所谓“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不过，普根子是始生而立，立之者是祖母祁氏，只能是祁氏掌权，这已经有“女国”之实了，只是毕竟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作为权力象征。平文帝被杀，祁氏自己才真正做了拓跋之君。邻邦对祁氏之国以“女国”相称，也可能是前此祁氏有过称君局面的事实。普根之子死于316年冬，而平文帝元年即317年的拓跋历史，《序纪》只字未记，全是空白，显然这一年处在极度混乱之中，而且忌讳之事甚多，包括祁后称君在内。道武帝建国后曾力图消除拓跋历史上母后及后族干政痕迹，有意淡化祁后之事，后人撰写《序纪》，在某些关键之处自然不得不有意涂抹，遂使真相失传，祁氏事迹在《序纪》中也就非常模糊。上述推测，我认为有助于认识316年内乱中新旧对立所掩盖的乌桓、拓跋（即祁后一系与平文一系）对立的尖锐，以及两者又不可完全隔断的历史实际。

桓帝祁后一系人脉较盛。《魏书》卷一四载，桓帝后人尚有素延（道武帝封曲阳侯）、郁（文成帝封顺阳公）、目辰（孝文帝封宜阳王）。但这些人的传承状况和事迹不得而知，可能是被有意淡化了。

补注　此处附论拓跋普根法统地位问题，意在勾勒穆帝死后其嫂桓后祁氏走向政治前台的史实，探究拓跋帝系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初写时局限于《魏书》文字，在内容上未作广泛思考。例如乌桓、拓跋部内不但有“报寡嫂”之俗，还有“死则归其故夫”之俗，这些在祁后出台前后的行为上有无表现，在拓跋法统构成上有何影响？“女国”之称，是泛指祁后暂摄国政，还是指祁氏曾篡拓跋之国而自立？惠帝、炀帝之父究竟是桓帝，还是穆帝？这些问题，在以后草成的《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一文中重新作了思考。我认为：一、桓帝死后，祁氏当依拓跋旧法，被穆帝收娶，生有子嗣；二、穆帝死，祁氏当依旧法“归其故夫”，因此立其故夫桓帝之子普根以及接着立普根始生之子，都是拓跋旧法的需要；三、“女国”之称意味着祁氏在立普根始生之子时实际上已是自立为国（不一定有此名义　），因而不能见容于拓跋大人，拓跋大人乃另立平文帝，而平文帝立五年被祁氏害死；四、惠帝、炀帝当是祁后被穆帝收继之后所生之子。穆帝死，祁后“归其故夫”，意即回归桓帝系统，因此惠、炀按拓跋习俗均不得立。而当普根及普根之子均死，桓帝系统已无人可继时，祁后只有把惠、炀置于国君位置，由祁后自己完全操控，因而正式有“女国”之称。所谓“太后临朝”，实即祁氏挟穆帝子自立，这在拓跋旧俗中是没有根据的。而324年“帝始临朝”，意味着祁氏死于是年。此后在《魏书》中，已见不到祁氏事迹了。以上推测之词，或可补充本节之思考。

九　前燕云中之戍——代北周边关系之一

本文前此各节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都是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境内的活动。代北相邻的一些区域，其控制者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不时地采取一些动作，影响代北历史进程。本文本节和下节分别讨论慕容燕布防代北的处置和氐秦经营朔方、交通代北的问题，探索代北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给拓跋历史另求一个横向定位。至于更直接的目的，则是探索拓跋被从朔方和幽州来的由苻坚指挥的势力灭国以前所能见到的一些朕兆。在代北与周边关系中，常常能捕捉到乌桓的踪影，这更是草写本节文字的目的。

拓跋部在其内乱以后，虽然还偶尔有过驰骋草原东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88)的辉煌，并且一度东徙于东木根山，但是总的说来毕竟是长期龟缩于代北，并未实现向外开拓。而且，在惠—炀—烈—炀—烈的反复斗争中，无论是新人一方（惠帝、炀帝）或旧人一方（烈帝），都曾屈从于石赵以求生存。不过石赵虽不时为援助拓跋部内此一方或彼一方而向代北出兵，却也看不出有并吞代北的确定意向。拓跋始终拥有在代北发展的空间，其主体部分不曾远徙。

4世纪中期，当前燕、前秦东西并立之时，拓跋部昭成帝什翼犍在位，局势稳定，东与慕容，西与铁弗多有接触。前燕为求幽州西侧安全，自然关注代北动静，这与西晋卫瓘力图监控代北的目的相同。慕容儁于350年春间自龙城迁蓟后，深知西有乌桓、拓跋窥伺，影响蓟城安定，所以以部署西侧防务为当务之急。据《晋书·慕容儁载记》和《资治通鉴》，慕容儁入蓟，立即以弟慕容宜为代郡城郎(89)，以孙泳为广宁太守，悉置幽州郡县守宰。同年八月，代郡有叛事，慕容儁又徙广宁、上谷二郡民于徐无（今河北遵化境），徙代郡民于凡城（今朝阳南境）。据《晋书·地理志》（上），上谷郡以郡在谷之上头得名，而广宁郡乃太康中分上谷郡置，在上谷之下。东北面的上谷、广宁二郡与西南面的代郡，是保障幽州的冲要地带。上谷、广宁、代郡之地及其以西，有大量的乌桓，乌桓以西则是拓跋。所以前燕徙广宁、上谷民于徐无，徙代郡民于凡城，就是腾空代谷的南北两厢，以便于前燕部署防务。而且所徙之民，当包括大量的乌桓在内。

几年以后，前燕部署幽州西境防务，果然出现了大动作。公元357年（前燕光寿元年，拓跋部昭成建国二十年），慕容儁以被迫来降的匈奴单于贺赖头为宁西将军、云中郡公，用其部落三万五千人驻代郡之平舒城。从贺赖头屯驻地以及他所受宁西将军军号和云中郡公封爵的方位、地望看来，慕容儁正是要利用贺赖（按即贺兰）部落力量，为前燕监控代北云中旧地，防卫拓跋与乌桓(90)。这正与西晋初年卫瓘于大宁复置护乌桓校尉以监控乌桓、拓跋的用意相同，不同的只是一在北，一在南。与用贺赖头部驻守平舒同年，《魏书·序纪》记“慕容儁奉纳礼帛”。奉纳云云自是北魏史臣虚饰之词，但证明此年确有前燕使者西行至于盛乐，这自然是心存窥探，与贺赖部“宁西”的目标一致。

这里有一个看来并非偶然的现象值得留意。《资治通鉴》卷一〇〇东晋穆帝升平元年（357）记事，系贺赖头事于五月前燕攻高车之役之后，于十一月慕容儁迁都邺城之前，由此看来，处贺赖头部落于平舒又似有为邺都屏障的作用。二十年后（376），前秦自朔方、龙城等方向出军灭代，即以贺兰部酋帅贺讷率部落出居大宁以总摄东部。此前未见居平舒的贺赖头部有什么变动，估计还在平舒。贺讷与贺赖头同属贺兰。不同的是，贺讷在北，自西向东，受命为前秦总摄东部，警戒对象自然是前燕，但不只是前燕，可能还有乌桓，特别是乌桓独孤；贺赖头在南，自东向西，受命为前燕屏蔽西部，警戒对象则是乌桓、拓跋。贺赖头驻平舒较早，其时前燕还感觉不到自己的国运不长，也感觉不到建都关中的前秦有从朔方威胁代北的可能，不能逆料代北的拓跋政权居然可以被远在长安的前秦消灭。前秦灭代以后，用独孤统领黄河以东的拓跋部落，也就是说用乌桓统领被征服的拓跋。前秦又用贺兰的实力来制衡已很强大的代北独孤刘库仁、刘显部落，也就是用贺兰来制衡乌桓。这种犬牙交错的形势，比稍前慕容用贺赖头监控代北的措置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再后几年前秦灭前燕，代北和幽冀全入苻坚之手，大宁和平舒，也就是同属于贺兰部的贺讷和贺赖头的部落势力，全入苻坚调遣，彼此不再具有制约的关系。这种大局的变化，使大宁和平舒同失战略意义，因而也不再被当局所重视。

现在回头继续探索前燕慕容和代北拓跋关系问题。代谷以西乌桓与拓跋的地域分布，始终与西晋卫瓘时一样，东有乌桓，西有拓跋，只是所谓乌桓逐渐成为原有的乌桓和后来的独孤乌桓的总称。这一带是乌桓人充斥之处，地境横亘在慕容与拓跋之间。乌桓人对外没有太大的抗拒力量，所以并不成为慕容与拓跋交往的障碍。至于前燕是否模仿晋制，对代谷一带乌桓设置了管理机构，史籍没有明言。在前秦灭前燕后，《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处置前燕诸事中，有“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之文，这个“乌丸府”如果不是前燕对西晋护乌桓校尉府的重建，就是权置的一个类似机构，而且此时一定是自大宁迁于平城。这就是说，处置乌桓曾经是前燕的一项政务，前燕灭后，又成为前秦关注的一个问题。“乌桓府”原来所在的大宁之地已非战略关键所在，而乌桓与拓跋也逐渐难于分辨，所以才有徙“乌桓府”于平城之举。这也表示从西汉以来的所谓“乌桓府”，实际上是从历史上淡出，此后再也见不到“乌桓府”的史料了。

慕容西进，除循代谷路线以外，还有北面从龙城循草原一线可以利用。前此慕容击高车而有贺赖头来降，显系循北面草原路线。前燕还有所谓“云中之戍”，是一项重要任务，其路线似是两线并用。

《资治通鉴》晋太和二年（367）“秋，七月，燕下邳王厉等破敕勒。……初，厉兵过代地，犯其穄田，代王什翼犍怒。燕平北将军武强公埿以幽州兵戍云中。八月，什翼犍攻云中，埿弃城走”。(91)这是罕见的一次慕容军与拓跋军的直接接触，似乎事出偶然，而且慕容埿军旋即“弃城”退走，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但是事情又不像这样简单。两年以后，《资治通鉴》太和四年（369）记燕尚书左丞申绍上慕容疏有言曰：“索头什翼犍疲病昏悖，虽乏贡御，无能为患，而劳兵远戍，有损无益（胡注：燕戍云中以备代）。不若移于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疏奏，不省(92)。以《资治通鉴》各段资料比较，可知胡注“燕戍云中以备代”，所指就是两年以前以幽州兵戍守云中之事。上段文字中“埿弃城走”之城，即下段文字中“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之城，也就是云中城。看来前燕前此并未放弃云中城守，或者是弃守而复来，以备拓跋。以慕容埿守云中孤城事，与前述慕容儁初至蓟即迫不及待地设置广宁城郎、代郡太守，东徙广宁、代郡居民之事，以及以贺赖头为宁西将军、云中郡公以戍守代郡平舒等事合而观之，前燕虽不确悉有无护乌桓校尉一类官职，但监控代北军务，则未尝一日弛废。而监控指挥之地点以在大宁为合理。

申绍此疏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即从前燕看来，此时拓跋已不足惧，云中也不足为守；重要的是警戒前秦从朔方、上郡渡黄河东进。所谓移云中之守于并州的西河、壶关一带，应当成为前燕的一项紧迫任务。只是这种对形势的估量未被慕容接受，疏奏不省。实际上，前秦确实在作攻燕准备。《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东晋海西公太和二年（367）“秦王闻（慕容）恪卒(93)，阴有图燕之计，欲觇其可否，命匈奴曹毂(94)发使如燕朝贡”云云。申绍疏奏的第二年即370年，前秦王猛之师攻陷前燕的洛阳，又自壶关、上党长驱取邺，前燕遂亡。此后，从幽州监控代北和从雍州经朔方监控代北的军事任务，就由苻坚的前秦统筹，前秦灭代的军事部署一步一步地形成，只是拓跋部似乎还没有敏锐地感觉到这种逼人的形势。

十　朔方局势与前秦灭燕、灭代——代北周边关系之二

在前燕着意监控代北乌桓、拓跋之时，前秦也在通过朔方，向东注视代北事态，力图相机控制。具体说来，就是前秦苻坚正在营构一条接近、控制以至征服拓跋之路。

前秦建都长安，原来的竞争对手主要在关东，对于朔方地界散居游牧各族，本来只是等闲视之，羁縻而已。前秦同代北的拓跋、乌桓实际上没有共同的边界(95)，也没有直接交往。而铁弗自公元310年被拓跋攻逼，自代北渡河避居朔方以后，数十年中，东与拓跋部以及与乌桓独孤部始终维持联系，无论是战是和，交往未曾断绝。公元360年，铁弗部刘卫辰与前秦交好，苻坚允许刘卫辰率部居朔方塞内营田，春来秋返。据《苻坚载记》，刘卫辰附秦时，秦已有云中护军之置(96)，护军贾雍擅遣军袭击刘卫辰，受到苻坚谴责，白衣领职，这说明苻坚是留意于维持与铁弗的和平关系的。铁弗本来是自由活动于黄河西东两面，如《序纪》所见，公元360年刘卫辰来盛乐会昭成慕容后之葬，361年又遣使来聘等，此时又获苻坚允诺，得于朔方的长城内外游动。这样，苻坚与拓跋以铁弗为媒介，产生了更多的间接和直接交往。其中影响以后历史进程，值得探索的，约有三事，即一、秦、代直接交往；二、朔方局势变化；三、拓跋部落与乌桓人进入朔方。兹分论如下。

（一）秦、代直接交往

关于秦、代直接交往，资料散见于《魏书》的《序纪》、《燕凤传》，《晋书》的《载记》以及《资治通鉴》的相关部分，但是没有一处首尾详具，必须经过梳理，才能看清事实。原来，刘卫辰在秦、代之间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史言其“反复难保”(97)。《魏书·序纪》，365年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昭成）帝讨之，卫辰惧而遁走”(98)。此事当是刘卫辰叛代，自朔方东渡河，攻击拓跋部，被什翼犍击退，黄河两岸为之搅动。是年秋，《资治通鉴》记“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皆叛秦”(99)，苻坚率淆渑之师北讨，降曹毂，擒刘卫辰于木根山，事平。九月，“坚如朔方，巡抚诸胡”，并于十二月遣牛恬使代，意在与拓跋沟通协调，并窥虚实。可以判定，牛恬出使，正是由于铁弗刘卫辰先叛代，旋又叛秦，搅动黄河东西两岸，引起朔方不宁之故。次年五月什翼犍遣燕凤报牛恬之聘，出使长安。苻坚直接获得拓跋消息，从文献上看来当自此始。

自此以后，燕凤成为秦代之间重要的中介人物。373年，他又奉什翼犍之命使秦，与苻坚互通关于刘卫辰的消息。我们知道，376年秦灭代之役，苻坚一军以刘卫辰为向导，自朔方直指代北；灭代之后，苻坚又从燕凤之策，处置拓跋部。这两件事正是刘卫辰长期反复于秦、代之间以及燕凤为使者沟通秦、代的结果。第一件，是苻坚利用铁弗以攻拓跋；第二件，是苻坚利用铁弗与乌桓独孤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分统黄河两岸的拓跋诸部，而又以独孤制约铁弗，并引原驻阴山以北的贺兰部帅贺讷率部入居大宁，以制独孤部帅刘库仁。这些复杂关系及其演变，影响拓跋部的发展颇为深远，本文前此已有涉及，以下还将论到。

（二）朔方局势变化

朔方之于前秦，犹代北之于前燕，本是各自视之为边裔之地，虽间有前燕云中孤城之戍或前秦云中护军之设，但毕竟都只是监视震慑而已，不是持续的军事活动。代北、朔方之间的交往，端赖刘卫辰反复其间；形成朔方局势变化的契机，正是公元365年刘卫辰既叛代又反秦的事故。这次叛乱牵动朔方部族甚多，而苻坚的反应既果断，又强烈，影响深远。他逼降曹毂，处其二子于贰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东西；擒刘卫辰，而又封之为夏阳公（夏阳在今陕西韩城境）以统其旧众。同时还处置了一些响应曹毂、刘卫辰叛事的部落部族。《苻坚载记》说坚“自骢马城如朔方，巡抚夷狄”，其出巡路线盖自长安城向北至骢马城(100)，到达旧朔方郡、上郡境。他分别强徙曹毂、刘卫辰部于长安正北偏东的贰城、夏阳境，此处正是前秦安顿内徙部族部落最为集中的地区。从苻坚出巡路线看，是对散在朔方各族的大巡视，大扫荡，大整顿。经过这次大的动作，苻坚清理了后方，调整了力量，实际上为370年灭燕和376年灭代两大战役的发动作了准备。

在思考苻坚处置朔方诸部族问题时，我联想到金石书所著录的《郑能进修邓太尉祠碑》和《立界山石祠碑》（下面分别简称为“郑碑”和“立界碑”）(101)，这是苻秦流传至今的仅有的两通铭文完整的石碑。在中国北方，要到一百年以后，这种碑铭文字才逐渐多起来，而且都是佛教造像铭文和墓志铭，而不是行政性的记事文字。尤其使我感到鼓舞的是，第一，这两通碑铭年代分别为苻秦建元三年和四年（367和368年），正与苻坚扫荡朔方的时间建元元年（365）衔接；第二，两碑主要内容都是军政人员会同当地官佐和部族酋豪勘定某个特定部族所驻地界，而所勘地界大体都与朔方相连或相近，按理说，这正是苻坚巡抚朔方、扫荡群胡的后续行动。例如“郑碑”是勘定“北接玄朔”的冯翊护军辖区，“立界碑”所涉及的是与冯翊护军毗邻的“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这一片今陕东洛水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两碑所涉区域，正是苻坚时或稍前徙置诸胡最为集中的地方。应当特别感谢的是，已故马长寿教授长期搜罗陕西境内分散遗存的有关碑石碑拓，比勘校录，提供了远迈前人的一些新拓本和一些考证文字。其中“立界碑”还求得前人漏拓的“立界山石祠”碑额，不但使此残缺石碑文字，同样也使“郑碑”文字，都能确认为剖分地界，而这正是两年前苻坚巡抚朔方、迁徙诸胡的善后措施(102)。

“郑碑”所涉冯翊护军所统部族，有“和宁戎（按即和戎和宁戎二部的合写）、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统夏阳治”。以上文字所列部族种类名号，历来引用者多有不同点读，但都难于恰合“夷类十二种”之数。我意当指五部屠各、三种羌、四种含西域血统的杂胡，以及不在数内的苦水杂户(103)。

我觉得“郑碑”中“兼统夏阳治”一语，应当留意。因为在“郑碑”建立之前两年，建元元年之末，苻坚自朔方回到长安，《资治通鉴》记“以曹毂为雁门公，刘卫辰为夏阳公”。刘卫辰称匈奴，称屠各，称铁弗，又自云“胡父鲜卑母”，实际上是先代来自并州的杂胡，族源以匈奴为主。夏阳东临黄河，隔河即并州吕梁、汾水区域，这一带都是杂胡成长发育之地。前揭周一良先生考四种胡，唐长孺先生考魏晋杂胡，都言及这种地理与种族情况，极为详审。据《苻坚载记》，苻坚擒刘卫辰于木根山后，“巡抚夷狄，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巡抚夷狄”四字，《资治通鉴》作“巡抚诸胡”。可断刘卫辰夏阳公之所统者，除其本属以外，还有别的“夷狄”或“诸胡”。这与刘卫辰原本受自苻坚的左贤王地位相合。所以我疑“郑碑”冯翊护军于其所统的“夷类十二种”以外，“兼统夏阳治”，即是指兼统刘卫辰受封夏阳公以后所领的“夷狄”或“诸胡”。这就是说，建元三年立“郑碑”，很可能有建元元年苻坚巡抚处置朔方诸胡的历史背景。

关于苻坚处置曹毂之事，亦需稍作考察。曹毂的知名度不如刘卫辰，但具有一定影响，甚至影响域外。刘卫辰和曹毂同时率所部反苻秦事，《晋书·海西公纪》有记，说明这在当时是一件南北皆知的大事。《晋书·慕容载记》附《皇甫真传》，苻坚筹划灭燕之役，“遣其西戎主簿郭辩潜结匈奴左贤王（按当作右贤王）曹毂，令毂遣使诣邺，辩因从之……”而郭辩对燕自称“辩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王”云云。由此可见曹毂有曹王（王指右贤王）之称，能纳前秦之叛，并具遣使诣燕的政治地位。毂降秦后，其酋豪六千余户被强徙长安。毂旋死，二子均得封侯，分处于贰城东西两边，各两万余落，号东、西曹。这在当时部族林立之时，是一个颇大的人户数目。曹毂本人曾受封为雁门公，与刘卫辰的夏阳公地位相若。以二人封地比照，曹毂也当是先人来自并州的杂胡。北魏时并州山胡以曹为姓者甚多，有西域昭武九姓的姓氏渊源，详见前揭周文“四种胡”考证。不过雁门地境此时非前秦所辖，或是曹姓山胡本自雁门西来，雁门公之封只是标明其所自来，与夏阳公治于夏阳者，虚实有所不同。其实刘卫辰与曹毂之封，都只是重在“各使统其部落”（《资治通鉴》语），或者还有所兼统，都不会是本人实封之地。而且曹毂死后，二子统其部落，驻贰城东西，跨有洛水两岸，在“立界碑”所述刊石立界地境之内，与冯翊护军所辖毗连。就曹毂事迹及相关地境言之，苻坚处置朔方诸胡之事与二碑之立相关，这也是一个证据。

从苻坚365年“巡抚诸胡”事以及367年“郑碑”、368年“立界碑”所见前秦境内众多部族状况中，我们得知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早在西晋就是“氐羌居其半”的关中地区，又加上众多的屠各、杂胡等族入驻，被苻坚强力安顿，设护军统治，暂得相安，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大事，是苻坚得以据关中灭燕灭代的前提，甚至还可以说这是更后苻坚得以征聚数十万各族军人进行淝水之战的前提，我们应当深切注意。另一方面，如此众多的部族部落犬牙交错地驻于渭北及朔方地区，而且大体上由各区域护军分疆划界，由各部族酋长直接治理，如二碑及其碑阴题名所示，这种杂乱状态欲求真正稳定下来，不是短期内能够办得到的。苻坚对外作战，没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苻秦终于因淝水一溃而不可收拾，这又是根本原因。可惜过去讨论淝水之战的论著，包括我自己所写的在内，都没有注意及此。

苻坚巡抚朔方群胡和“郑碑”、“立界碑”之立，时间衔接如此紧密，处理如此郑重，足见朔方民族问题是当时前秦国内的头等大事。从以后秦、代关系看来，捋顺朔方诸族事务又是影响代国局势的重大问题。

（三）拓跋部族与乌桓人进入朔方

苻坚巡抚的朔方“夷狄”、“诸胡”，其部族难于列举，但肯定包括拓跋和乌桓。他们与刘卫辰部关系本多，其中一部分过黄河至朔方附于刘卫辰部，是容易出现的事。

据《晋书·苻坚载记》和《资治通鉴》，360年春间刘卫辰降秦，获准田于朔方塞内，春来秋返。冬十月，就有乌桓独孤、鲜卑没奕于各率众数万接踵来降，但未获得入塞的许诺。《载记》谓365年刘卫辰、曹毂叛秦，率众攻杏城以南，长安吃紧，“索虏、乌延等亦叛坚而通于辰、毂。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此处索虏即指拓跋部无疑，而乌延当即乌桓(104)。前引《载记》于苻坚击斩乌延，擒获刘卫辰之后，“巡抚夷狄，用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按文意求之，似刘卫辰所统除本属之铁弗外，乌延、拓跋亦在其中，而且可能是其主要成分。这就是《载记》所谓的“夷狄”，《资治通鉴》所谓的“诸胡”。我们参看《魏书·刘卫辰传》所说秦灭代后苻坚“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杂类之中，理当包括拓跋之居河西者。其实刘卫辰在河西朔方诸杂类（包括拓跋）中的统治地位，早在苻坚巡抚朔方之时就已确定了，灭代后苻坚命刘卫辰统领黄河以西的拓跋，只是沿袭已有的局面。

秦灭燕后，苻洛以重兵镇幽、冀。幽、冀西侧为乌桓、拓跋所阻，苻洛不得由此直接与朔方及关中相连。苻坚谓“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105)，不灭代不足以清除阻隔，巩固幽、冀。所以灭代之师以幽州兵为战略主力(106)，出和龙从北面包抄，割断拓跋与周边部族尤其是与阴山以北高车、贺兰的联系。然后，以出上郡（其治所就在365年苻坚巡抚朔方时所至之骢马城）之师，用铁弗刘卫辰为向导，与幽州兵会师代北。此时拓跋部君长什翼犍已是“老病昏悖，无能为患”，嗣君未定，父子兄弟间矛盾尖锐，无力抗拒苻坚之师，所以灭代并无大战。

灭代的善后与灭燕相似，但更细致。拓跋部荒裔殊俗，除少数上层人物被强徙关中，训导教化以外，其部落主体并未徙置，仍留原处。以乌桓独孤与铁弗分统拓跋居黄河东、西部落之策，出自拓跋使者燕凤。燕凤向苻坚献此策略，细玩《燕凤传》所载语，其意似在保全拓跋，尽量减少强制迁徙之类的暴力措施，而苻坚也得以利用独孤、铁弗原来与拓跋的关系看管拓跋，以安定一方局面。此策得以实行，从朔方地境说来，当有刘卫辰作为夏阳公，本已有兼统河西拓跋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黄河以西的所谓朔方地区，汉代以来本有乌桓屯驻。对于作为胜利者的氐族说来，乌桓与拓跋同属异类。氐人对拓跋有整体处理之策，对独孤以外的乌桓也有所考虑。只不过乌桓并非灭国，处理之方不能同于拓跋。情况究竟如何，这就是下一节所要论证的问题。

十一　前秦灭代后对代北乌桓的处置

本文以上各节内容虽以拓跋为主线，但是乌桓动向轨迹却不时地显露在拓跋发展的背景之中。总的说来，乌桓，尤其是上谷郡、代郡以及迤西一带长期与拓跋接触甚至混居的乌桓，作为一个特定部族，其群落越来越不稳固，面貌越来越显得模糊，甚至名称也越来越不确定。可以说，这个地区的乌桓正逐渐从历史中淡出。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来，乌桓作为独立部族的最后消失，还有一个过程。

公元380年秋，苻坚出关中氐户散居方镇，并对西、北诸边牧守重新加以配置，以求进一步巩固氐族统治之时，《载记》说到“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此事《资治通鉴》只录“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一句，其余苻坚处置平州鲜卑慕容之事，以及用韩胤处置乌桓并移乌丸府于平城之事，一概不录。被删削的这些资料，尤其是移乌丸府于平城的资料，司马光、刘恕也许认为无头无尾，不明究竟，故弃置不用。但我觉得这个记载文字确凿，含义清楚，而且颇具价值，应予探究。

前秦绥抚朔方各族，包括乌桓和拓跋，安定了后方腹地之后，轻而易举地于370年灭了前燕。接着于翌年初“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107)其中乌桓占徙民中多大数量，不可确知。十余年后，鲜卑慕容垂乘苻坚淝水战败的机会，“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城”(108)，冀州多处也有乌桓起兵反秦。这是乌桓人活动的新浪潮，看来人数不少。不过这里所涉乌桓，以地域言，当是早已进入冀、并等地的乌桓；从其姓氏及起兵状况看来，似已有较深的汉化，而且旋起旋落。他们与居于上谷、广宁、代郡、朔方等处和拓跋杂处的乌桓早已没有联系，部族之间难得有太多的同一性，本节暂置不论。以下只论居上谷、广宁、代郡、朔方一带与拓跋关系较多的乌桓诸事。

前秦灭代，拓跋部族命运危殆，居间为拓跋说项于苻坚的，是拓跋使臣代郡人燕凤。《魏书·燕凤传》：“及昭成崩，太祖（按指拓跋珪）将迁长安。凤以太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拓跋珪）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凤寻东还。”(109)燕凤之所以能够出此各方都乐于接受的策略，主要是由于他洞悉铁弗、独孤、拓跋三方既争斗又依存的恩恩怨怨，又知道数量少的氐人此时无力直接统治由朔方到代北的广袤荒裔，不得不假手他人。质言之，即用铁弗、乌桓独孤统治拓跋。燕凤提到独孤为拓跋别部，准此，铁弗也未尝不可称拓跋别部。代国虽灭而拓跋部犹存，没有被强制迁徙离散，功在燕凤。所以《魏书》史臣称赞燕凤“和邻存国”，道武建国后燕凤“甚见礼重”，以后“入讲经传，出议朝政”，为亲近之臣，其背景就是如此。

前秦灭代以后在代北和朔方所构成的部族新秩序，是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各族在冲突中交融的结果，他客观上是在孕育下一个阶段的历史，即拓跋振兴，北魏建国。

376年灭代之役，领幽州兵十万的苻洛是统帅，另有其他将领分统的步骑二十万，分别东出和龙，西出上郡，取包抄合拢之势，其用兵数目及军事动作都大大超过灭燕之役。西路秦军用铁弗为向导而又遇到独孤的抵抗，这是铁弗、独孤二部对拓跋恩怨不同的反映。代国灭后独孤中出现分化，其一部卵育拓跋，另一部却仇视拓跋，也当有历史的原因。此外，东路幽州主力之师，按魏晋以来用兵常例，当有幽州乌桓突骑为其主要组成部分，亦当有和龙的鲜卑兵，其中真正的氐人之兵是很少的。氐族本身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

灭代以后，拓跋主体仍驻牧在黄河以东独孤所统的代北地区。苻坚对拓跋主体所在的代北的战略部署，其核心仍然是部族相制，苻坚从中利用。具体说来，是以独孤制拓跋，以贺兰制独孤，以幽州的氐人监控贺兰，掌握代北全局。从地形分析，苻坚看重大宁，以大宁为前秦自东向西和自西向东实行双向震慑的前沿。苻坚以贺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贺讷受苻坚命，所关注的东部主要是指乌桓和鲜卑慕容。其时慕容部众多数都退保和龙，暂时无大作为。淝水战后，乌桓的代表则是独孤部刘库仁之子刘显，是极活跃的乌桓力量。贺讷的目的更主要的是驱逐刘显，所以才有上述贺讷之恩信“侔于库仁”之语。自东向西震慑，主要靠苻洛，不过苻洛不久后即叛变了。

在以上各节中，曾分散论及代北乌桓诸事，现在在这里重新集中排比一下，以见乌桓弥漫于代北的概况。

350年慕容儁入蓟之时，委署上谷郡、代郡官守，迁徙二郡居民于慕容后方之地，是为了控制防范乌桓人。357年前燕处贺兰部贺赖头部落于代郡平舒，是为了填补徙空了的代郡的乌桓地盘。376年贺讷居大宁，大宁又与平舒成为分别自南北两方监控乌桓的要地。不过此时此地的乌桓，主要已不是原有的乌桓，而是乌桓独孤。秦灭代几年之后，独孤成为“地广兵强”向西跨有朔裔，向东迈过太行的大势力。387年，上谷、代郡民杀逐太守，以郡附于刘显，虽然刘显此后为后燕攻逐，但乌桓独孤余众暂时还很强大，以至于后燕不得不于同年立刘显之弟刘亢泥于广宁为乌桓王，以统刘显之众。刘显走投西燕于长子以后，乌桓独孤大势已去，才为在独孤统治下的拓跋部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资治通鉴》此年胡注论曰：刘显灭而拓跋氏强矣。纵观历史，我认为胡注此论入木三分。

在乌桓独孤衰败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值得留意。一个是独孤衰落的背后，有贺讷和贺兰部所起的作用。贺兰部本驻阴山以北的意辛山。贺讷之父贺野干，什翼犍时曾为东部大人，这一历史背景，疑与贺讷得以在重要时刻受命总摄东部有关。383年刘库仁弟刘眷曾破贺兰于本属独孤的善无之地，又袭与贺兰错居的高车别部于意辛山，这正说明贺讷居大宁后，贺兰部曾南下占领独孤部的善无牧地，才招致独孤部的反击，以至独孤追奔逐北至于意辛山，并一度徙牧于意辛山南的牛川，以防贺兰、高车再度南下。这些事实都显示了贺讷总摄东部，其直接目的是扼制独孤，而独孤部刘显的强大正是反制、击破贺兰的结果。不过独孤部好景不长，其卓越的战功徒然为拓跋部振兴扫清道路，这归根结底还是反映乌桓与拓跋长期共生于代北而形成的深层关系。396年拓跋珪遣军攻斩后燕广宁太守、乌桓王刘亢泥，拓跋与乌桓之争暂时告一段落。独孤部与贺兰部是拓跋部两个最重要的婚姻部族，对拓跋部内部事务影响最大。因此贺兰、独孤之间的关系以及拓跋的对付之策，都显得特别复杂。我以前论述道武帝离散部落问题，其典型个案之一是离散独孤，与之交错出现的个案是离散贺兰，其背景于此可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独孤庇护的拓跋珪，一旦获振兴机会，首先就联络后燕慕容垂，兵锋指向独孤刘显。这是由于独孤与拓跋关系太密切，因而介入拓跋内部事务太深，刘显与拓跋珪母子又有仇隙之故。不首先征服独孤就不足以求得拓跋部的独立存在，更不必说建立拓跋帝业。仇隙之一，是刘显谋害庇托于独孤的拓跋珪，使拓跋珪不得不逃奔舅部贺兰部，这事与贺兰攻占善无和独孤追逐贺兰于阴山之北的这场斗争不能没有关系。仇隙之二，是拓跋珪由贺兰部卵翼复国，刘显则迎珪叔窟咄北来，与珪争位，导致拓跋珪与刘显的生死之战。事详《序纪》、《贺太后传》、《窟咄传》等。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铁弗刘卫辰的动向。刘卫辰与拓跋相处并不和谐，但毕竟历史关系深远。《太祖纪》登国元年（386）十月，当窟咄北上争位之师在刘显接应下进至代北高柳一带，而慕容援拓跋之军尚未到达时，拓跋珪处境危殆，所属北部大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这里所说的“诸乌桓”当包括本附拓跋的乌桓独孤散部(110)，可见刘卫辰此时是助拓跋珪而不愿亲附刘显和窟咄的。所以当拓跋、慕容联军大破窟咄之时，“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第二年刘显败奔，不就近投奔卫辰而南投慕容永于长子。这一阶段乌桓、独孤、铁弗、拓跋、贺兰几种势力的互动关系，大致如此。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代北地区从远处说自力微以来，从近处说自什翼犍以来，其历史中都有乌桓的踪影。考察代北大事，几乎无一不有乌桓，或者是大宁以西原有的那种乌桓，或者是如稍后出现的乌桓独孤。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才好解释苻坚在灭代之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是对代北乌桓的处置。

前文述及《苻坚载记》380年与出关中氐户散处方镇和重新配置西、北诸边牧的同时，还宣布以“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一事。关于此事，学者留意不多。但我觉得还有考察价值，现在把我的想法胪列于次。

韩胤，燕国人，关东士望，王猛灭前燕，得之，荐为尚书郎，事详《资治通鉴》，可见他不是前秦旧臣，也无经国领兵的资历。大鸿胪，宾礼应接之官，当是自尚书郎所迁。韩胤以大鸿胪领护赤沙中郎将，与移乌丸府之事连文，可推定赤沙中郎将有领护乌桓的任务，这与西晋时例以将军护乌桓校尉的成法相同，同时也和《苻坚载记》“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的连文同例。分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和移乌桓府，并以司其事者领护赤沙中郎将，这是苻坚平定幽州刺史苻洛之叛以后的两件大事，两事都是为了分幽州之势。不过领护鲜卑中郎将职任要实一些，原幽州北境至于龙城，边塞鲜卑尽在此处，而龙城原本是鲜卑慕容的东都，所以用大将石越充任；领护赤沙中郎将职任要虚一些，乌桓在幽州并无建号立国的历史，所以用文职的韩胤充之即可，而且韩胤宾礼之官，暗示平城的乌桓府带有酬酢应对作用。不过此中还有要探究的问题，就是护赤沙中郎将名称如何解释，是否就是护乌桓中郎将。

据《晋书·北狄·匈奴传》，赤沙种为西晋时北狄入塞十九种之一，晋武帝伐吴，骑督綦母伣邪有功，迁赤沙都尉。《北狄传》还说：“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十九种既统称为北狄而列入“匈奴之类”，所以近代著作多视赤沙为匈奴的一种，但有的对此因无确证而持或然的意见(111)。十九种中有非匈奴种者，例如乌桓，他们在匈奴强大时曾役属于匈奴，可认定为“匈奴别种”，或者“匈奴之类”。从这个意义上说，称赤沙种为匈奴别种或匈奴之类也符合当时族类区分的习惯。这就是说，赤沙种在历史上与匈奴关系很深，而赤沙种并不一定就是种族意义上的匈奴(112)。

几百年来，附塞的北域各族经过反复的并吞、交融、分裂，本来难保纯粹种族血统。赤沙种按其迁徙状况、停驻环境言之，推测其包含有乌桓、鲜卑，或者说原本是乌桓、鲜卑，是完全可能的。

王沈《魏书》和范晔《后汉书》的《乌桓传》中，都说乌桓起于辽东西北数千里的赤山。这一赤山之名被南下的乌桓带到了渔阳。《后汉书》的《明帝纪》、《祭肜传》、《鲜卑传》等处多有渔阳赤山乌桓记载。据丁谦《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113)，此渔阳赤山在赤峰，西南与上谷郡相接，故有赤山乌桓数寇上谷，太守祭肜招鲜卑击破之事。我疑赤山乌桓之名随降附的乌桓人带到上谷宁城，与入塞来此的赤沙种名相混，赤沙遂成为这一带乌桓的异称。所以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实际上就是领护乌桓中郎将，而所谓移于平城的乌桓府就是原在上谷宁城的护乌桓校尉府。这与《晋书·苻坚载记》原文并提的以石越领护鲜卑中郎将而镇龙城之意彼此照应，文从理顺。

还需要说明一下。苻坚处置后燕鲜卑，用武将石越镇龙城，有直抵慕容巢穴而慑之的意向；处置乌桓则用职司宾礼而无兵戎经历的关东士望韩胤，显然反映乌桓久已不是自有组织、自相统领的军事力量，无须用重兵震慑。不过这里所说到的乌桓主要当是以大宁为据的乌桓，“移乌桓府”也指从大宁西移。事实上，此时的大宁，已腾出来归贺讷所率贺兰部众屯驻，原有的乌桓自然只有向周边退让，原来的护乌桓校尉（如果还设有此官或类似官位的话）在大宁暂时已无存在的余地。而且此时所见活动于此地域的乌桓，多是乌桓独孤，他们从种落渊源说来，与大宁并无多大历史关系。

独孤刘显被逐以后，独孤主要代表势力已除，按理说乌桓已无足轻重了。但是乌桓潜在势力很大，有以恢复大宁为其据点的趋向，以至于后燕不得不在大宁地区树立一个乌桓王，以独孤部酋长刘库仁之子、刘显之弟刘亢泥为之，用来控制局面。至于入驻大宁的贺兰部，在此地本无根基，当在随后贺兰与独孤之争中被刘显压逼，随贺讷离去，回归阴山以北了。一个以设有汉晋护乌桓校尉府而闻名的边城大宁，376年从乌桓手中腾给了贺兰部，387年又回归乌桓王之手。不过此时的乌桓王却不是早年从上谷西来的乌桓人的后裔，而是独孤部酋刘亢泥，这个过程，透露了乌桓曲折发育的历史信息。

376年徙于平城的乌桓府，在汉晋时作为乌桓校尉的本部而存在之时，是“开营府，并领鲜卑”的一个官府实体。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宁城壁画给我们提供了翔实生动的景象。乌桓府是统治营兵的。《后汉书·张奂传》曾提及幽州的乌桓营。十六国以来，护乌桓校尉似已无闻，完整的乌桓营未必一直存在，但也未必没有某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替代。按其时社会状况度之，有营兵必有其家属构成的营户（军户），历代营户必然积成一种庞大的居民群体，仅仅这一群体，就会构成此地乌桓的一支重要势力。这虽是一个推想，不过要是不做这一推想，苻坚时凭空出现的“移乌丸府”一事就更是无从理解了。对经历数百年的大宁乌桓说来，这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处置。只是从苻坚澄清幽州和代北区域局势的需要说来，从与他占领代北以后处置拓跋部的相同需要说来，一个处理代北乌桓的措施，哪怕是象征性的措施，看来也有其必要性。

补注　以往史家多将赤沙种归入“匈奴之类”。我觉得从《晋书·苻坚载记》前后文意看来，设赤沙中郎将与移乌丸府于平城是性质相同的具体措施，赤沙种理当是乌桓族属，即《后汉书》常见的赤山乌桓。但我在写作此文时疏于检索，未找到直接证据，只是作为假说提出，不敢遽下断语。得滕昭宗先生函告《邓训传》有赤沙乌桓之名，乃作此注以为补正。

《后汉书·邓训传》章帝建初（76—83）中，“上谷太守任兴欲诛赤沙乌桓，〔赤沙乌桓〕怨恨谋反。诏训将黎阳营兵屯狐奴，以防其变。训抚接边民，为幽部所归。六年（81）迁护乌桓校尉，黎阳故人多携将老幼，乐随训徙边。鲜卑闻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这里史籍明确点出了上谷塞外赤沙乌桓之名，说明我从赤山、赤沙字眼迂回求证是多余的。

在此之前，东汉初年，幽州边患严重，主要是由于“三虏连和”(114)，势力强盛的缘故。三虏，李贤注谓为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东汉“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拜祭肜为辽东太守以防之。建武二十一年（45），鲜卑与匈奴大举入侵辽东，祭肜大败之，并进而利用辽东鲜卑之力，西向攻击渔阳、上谷塞外的赤山乌桓。这些军事活动断续进行，迁延三十余年，乃有邓训为防上谷赤沙乌桓而率兵屯驻渔阳之事。赤沙之名大概始此。这证明祭肜所击的赤山乌桓就是邓训所防的赤沙乌桓。祭肜在辽东二十八年，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徵为太仆，表明幽州东北边情暂缓；而邓训于章帝建初六年（81）迁护乌桓校尉，居上谷大宁，表明幽州边患西移。《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此“突骑”盖指入塞的赤山乌桓，亦即赤沙乌桓。赤山乌桓本以其先祖久居之地得名，为何又转称赤沙乌桓，原因不得而知。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于《邓训传》引沈钦韩曰：“《祭肜传》作赤山乌桓，此赤沙疑赤山之误。”沈氏以史文之误解释，并非定说。

汉、晋以来，赤山乌桓部族迁移运动，无论在塞外还是塞内，都是由东而西。邓训由渔阳狐奴迁上谷大宁，是循此走向；三百年以后大宁的护乌桓府迁驻代郡平城，还是循此走向。

赤山乌桓在西徙过程中，几经与周围诸族撞击熔融。他们之缘边塞西徙者至于燕山山脉西端以后，南渐代北，与循代谷西行者汇合。其中一部分至少到魏晋时已浸润至于陉北、陉南，弥漫于当时的雁门、新兴郡境。《晋书·刘聪载记》所说河间王颙表刘聪为赤沙中郎将，反映了这一部分赤山乌桓转徙的事实。更多的赤山乌桓沉积于代北地区，与自西而东的鲜卑拓跋部长期相抗相联。苻坚灭代后为建立代北新的部族秩序，乃西迁乌桓府于平城。

以此为背景来解读《苻坚载记》“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一段文字，我觉得是通畅而无滞碍，当初的假说可以说得到证明了。

十二　拓跋与代北乌桓的共生关系

本文以上各节，杂考拓跋、乌桓在代北地区接触的方方面面，自觉内容杂乱而彼此不尽衔接，缺乏系统性。现在把这些问题总括起来思考，论述此二族共生现象，以明本文主旨。其中行文所及与以上各节内容容有重复，读者谅之。

（一）代北各部族发育中的趋同现象

东汉以来，北方诸部族一浪又一浪地涌入幽、并、雍、凉一带。随着其分支迁徙走向及环境变化，各部族不断分解，又不断组合，出现趋同和趋异的复杂现象。趋异，例如鲜卑力微逾阴山驻止于盛乐草原，带着拓跋名号，为北魏始祖；力微长兄匹孤则率部脱离母体，自塞北远走河西，称秃发部，遂创南凉。匹孤、力微部落所处地理条件和种族、文化环境不同，长期间两不相涉，各自独立发展，产生变异。鲜卑慕容与吐谷浑，异部同源，更是显例。魏、晋以迄北朝，新的族名不断出现，诸多“杂胡”之名考不胜考，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

与趋异相反的是趋同。2世纪以来草原鲜卑转徙至匈奴故地（此前，乌桓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徙过程）以后，匈奴余众留者还有十余万落数十万人，丧失了原有的独立冲击能力，皆自号鲜卑以求生存。这是进入鲜卑群体的一个巨大人口数字，所以《后汉书·鲜卑传》说：“鲜卑由此渐盛。”这是趋同的最大实例，也是鲜卑部族群体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下鲜卑，族落中裹挟有数量极大的匈奴人，他们是否还保有原来的匈奴部落组织，他们与鲜卑在文化熔融上达到什么程度，各个部分并不一致。从幽、并一带内徙部族状况看来，有的保有原来的名称和部落组织而且有较大的独立性，有的被称为某主体族的“别部”，有的则二者基本融为一体，甚至带上新的族落名称。这种差别，大概取决于相聚各族人口数量，文化优势，权力分配状况。从长远看来，融合则是总的趋势。这里还只是说到鲜卑与匈奴间的问题。前此乌桓南下之时，必然也会有与匈奴间的各种复杂组合和变异，只是乌桓群体本身内聚力不强，组织分散，留下资料极少，今天只能推测言之，更难确切。

乌桓、鲜卑相继南下，情况必然多相似处。今兴安岭以南以至迤西的阴山地区出土乌桓、鲜卑墓葬中，乌桓、鲜卑文化成分几乎都与匈奴文化成分并存(115)，这就是实证。

其实，以后出现的并州匈奴五部，就其族类状况言之，也决非单一的匈奴，而是包括了相当部分在各个不同阶段被裹胁的他族人，如屠各、乌桓以及名目不同的胡人如西域胡等。他们与主体族匈奴人共生于并州，取向是趋同。只是没等到融合，大动乱出现了。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匈奴的共生关系破裂，形成了不同的族类组合和趋异走向，如独孤、铁弗、各种名目的杂胡陆续出现，掀动了复杂的民族互动关系，揭开了十六国局面。这个问题另有学者研究，本文不多涉及。

由以上种种情况可知，趋同、趋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过程中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或者两者同时在不同方面显现：就与母体差异增多而言是趋异，就与新环境中他族的调适而言则是趋同。十六国的民族关系，由此显现出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过归根到底，北方复杂的民族关系，族属差异不是不起作用，但根本之处并不在于纯种族的异同而在于环境养成的文化异同，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先哲曾持有的这种见解，越是深入历史实际，越感觉到准确无误。

本文所关注的上谷、代郡、定襄、云中、朔方一带的乌桓和拓跋，在种族、文化上都多少不等地带有匈奴背景。从这个角度看来，《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之说，和《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之说，虽属敌国传闻的笼统之辞，但在种族、文化上也包含有一定的历史真实。鲜卑、乌桓与匈奴在代北地区进一步整合与熔融，趋同而非趋异，这是大势所在。至于在开发程度上处于后进状态的某些地区，因时因地不断形成名目繁多的杂胡种类，则是趋异现象的反映。不过进入北朝以后，杂胡种类不是多起来了而是少起来了。

十六国的杂胡，一般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确定性和短暂性，是此一时期民族状态变化迅速的表现。同样现象在东晋南朝是罕见的。北方与南方这方面问题的比较研究，似乎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待开发。

匈奴进入鲜卑者可以自号鲜卑，同理，匈奴进入乌桓者当然也可以自号乌桓。《魏书·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把本应有确定种族含义的乌桓说得这样笼统，是以偏概全之词，不过也可能包含一些历史真实。据我现知实例，只有出于匈奴屠各的独孤部冠有乌桓名号，甚至独孤即是屠各的异译。也许，被称为乌丸的所谓“诸方杂人”实际上就是特指匈奴屠各，并不是任意指称附魏的所有“诸方杂人”，譬如说西域杂胡就不会被包括在乌桓名称之内。独孤、铁弗先人在某个时期进入乌桓群体而被冠以乌桓名称，这很可能带有偶然性。而《官氏志》却把这种特定现象说成普遍事实，就与历史不尽相符了。

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某些胡族出现的趋异与趋同，往往有两个前提。一是此时此地汉人和汉文化不起或暂不起主导作用，因而汉化过程不显；一是此时此地自然环境有一定的闭锁性，因而对外交往范围有限。本文讨论的魏晋以来拓跋、乌桓在代北的共生现象，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两族趋同的互动表现，其中拓跋居主导地位。总起来看，魏晋代北地区部族关系最显著的是趋同，它孕育了一个包容乌桓及其他族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拓跋部，足以承担结束十六国纷争的时代任务。这是一个重大历史成果。

这里所称的代北，大体指阴山以南、陉岭以北、上谷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带，地理上为山河所限制，具有闭锁性质。由于汉、魏裁撤边郡，内徙边民，这一带已很空荒。西晋刘琨再徙陉北五县民于陉南，所徙当多是汉人，这一带更空荒了。拓跋猗卢徙十万家以填充这一方数百里之地，这十万家当以游牧的北族为主。这样一出一进，汉文化影响在代北地区更被削弱。先后进入代北的鲜卑拓跋部（主要来自阴山方向）和乌桓（主要来自上谷方向）长久地积淀在这一地区，交错驻牧，相互影响，成为代北草原上新的共同主人。稍后，并州所属新兴郡虑虒的匈奴屠各也从陉南进入陉北，参与了这一区域部族互动过程。还有一些从四方八面进入的部落，一般群体不大，游动不定，作用较小。这就是新的拓跋部得以形成，从而影响代北历史久远的种族、地理、文化背景。

（二）拓跋部历史转折期中的乌桓因素

以《魏书·序纪》史实为线索，我们看到约当西晋十六国百余年中，拓跋历史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形成拓跋部落联盟的盛衰起伏，拓跋部就是在这种曲折过程中孳生发育，终于成为一支稳定中国北方社会的力量。它建国称帝比“五胡”局面之起晚了近一百年，但它获得了这一百年的僻处边隅的发育时间，所贮潜力大大超过五胡中的任何一种。拓跋百年发育所经历的三大转折，实际上也是拓跋、乌桓共生历史的演化过程。史籍虽没有留下这种共生关系直接而充分的资料，但可供探寻的痕迹却还不少。

第一次大转折：277年以后，以力微之死为契机　《晋书·卫瓘传》瓘于公元271—278年为护乌桓校尉时，“幽、并东有务桓（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患。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以《魏书·序纪》力微之死资料与此参读，可知乌桓、拓跋这同出于东胡的两族皆驻牧代北，一个偏东，一个偏西；两族各为部落，都与西晋护乌桓校尉府有联系，一个较近，一个较疏。两族又都是拓跋部落联盟成员，一个居盟主地位，一个只算从属，所以乌桓库贤才得以居于拓跋力微左右“亲近用事”，终于导致拓跋“诸部离叛”。

前引曹永年文，论及《序纪》记力微死翌年“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自此以后九年（278—286）之中《魏书》均无史实记录，证明部落联盟确已瓦解。286年拓跋绰立，“威德复举”，才使联盟重建。曹文说得很对。不过《序纪》于此后平帝、思帝均无大事记录，昭、桓、穆并立之年，即295年，拓跋部始有新气象，才是拓跋真正的振兴。

我认为这次拓跋大转折导因于代北乌桓背叛拓跋，关键人物是库贤。我还认为西晋泰始七年（271）并州匈奴屠各帅刘猛“叛出塞”以及尔后刘猛族人叛服不常诸事，延续了这次拓跋衰败的时间，也增加了叛乱之众与居代北东部的乌桓接触的机会。

据《魏书·铁弗刘虎传》，刘虎先人刘猛为并州匈奴五部的北部帅，居新兴虑虒（今山西五台）之北。刘猛“叛出塞”，塞外之地按理说是乌桓之区。《晋书·武帝纪》系此事于泰始七年正月，此年十一月《资治通鉴》又有“刘猛寇并州”事，无疑是自塞外回寇。刘猛八年一月被杀，《刘虎传》记“刘猛死，子副来奔”拓跋，无确切年月，当在刘猛死后不久。而刘猛部族则由族人诰升爰代领，在代北的中心部分留有诰升袁（爰）河的名称，可知刘猛所部实际上已是浸润于塞内塞外，陉南陉北，与周围势力广泛发生联系，有乌恒也有拓跋。

刘猛出塞之众的动向，不可能不受卫瓘谗间影响(116)。在力微死后诸部离散的情况下，刘猛族人自然是以就近投向乌桓为便。至于《魏书》只及刘猛子副来投拓跋以及刘猛从子（或从孙，即诰升爰之子刘虎）来降拓跋(117)而不涉及来降乌桓的事迹，则是由于乌桓部落松散，不立名号，无出众人物为其代表，被认为从属于拓跋部落联盟而无独立历史，史臣遂以之全归于拓跋的缘故。实际上，刘猛部落及族人与此处的乌桓人关系特殊，所以被冠以乌桓名号。也许早年独孤在进入并州匈奴北部之前本来就是乌桓，所以叛离并州后终于会与代北的乌桓结合。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说，目前尚无资料可以证实。

这就是拓跋居盛乐以后历史的第一次大转折，以及从中窥测到的拓跋、乌桓关系。

第二次大转折：316年以后，以猗卢之死为契机　按286年平帝绰立，《序纪》所载惟一大事是292年平帝以女妻宇文部大人普拨之子丘不勤(118)，而宇文部正是295年拓跋部一分为三之后紧邻东部昭帝禄官的部落。这是拓跋早期其东界曾远至上谷以北、濡源之西的正式记载。拓跋、宇文联姻，当与稍后昭帝得以立国至于濡源之事有某种联系。307年昭帝死，东部地面实际上又脱离拓跋统治，但拓跋、宇文联系仍然存在。二十余年后当拓跋部出现长期延续的君位之争时，一时失败的炀帝以宇文部为援，并且先后向东避走宇文部和慕容部，事详本文第二节。

拓跋三部并立时，中、西两部都有不少开拓性的军事活动，重振并巩固了部落联盟。稍后，猗卢又得总摄三部，归为一统，而拓跋重心则向原来的中部地区转移，势力鼎盛。但是316年拓跋出现内乱，猗卢被杀，部众叛离，拓跋骤衰，造成拓跋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折。

追踪这次转折，发现关键之处仍然是拓跋与乌桓的关系。前面各节中，已经涉及此次内乱背景中乌桓诸问题：一是猗卢少子比延有宠，猗卢出长子六脩而黜其母，导致六脩杀比延、猗卢，疑此中矛盾有六脩、比延各自母族部落操纵，并且涉及乌桓；二是桓后祁氏也对内乱起了操纵作用，而祁氏其人可能出于乌桓；三是拓跋内乱引发“新旧猜嫌，迭相诛戮”，以至拓跋所倚仗的“新人”即乌桓及晋人数万众叛归刘琨，拓跋悍战力量丧失殆尽，拓跋“旧人”遂乘机于盛乐拥立平文帝。这是拓跋、乌桓关系影响拓跋部落联盟再次衰败最为显著的事例。

内蒙古凉城出土的印章和饰牌，很有价值。凉城在拓跋中部。乌桓印与鲜卑印同出一处，我以为这正是代北拓跋与乌桓共生现象的一个重要物证。考虑到乌桓王库贤得居拓跋力微身边之例，乌桓首领与拓跋猗同处一地也属可能。这样说来，分属鲜卑（此指拓跋）和乌桓的印章应当就是此二族首领随身之物而被不明的原因掩埋一处。顺此剖析，印章也许正是当年卫瓘受朝廷命赂遗之物，本来分属力微、库贤所有，各自传授后人而得同时出土于拓跋中部地境，而这里也是猗居止附近之地。

除了以上推测以外，还有可寻之迹，就是猗卢死后拓跋内乱中卫雄、姬澹率乌桓、晋人叛走的问题。拓跋内乱，迅速演变为旧人和新人的仇杀，地点在原拓跋中部以及迤南地带。卫雄、姬澹皆代郡人，与代郡乌桓和晋人联系自然较多，而旧人立平文为帝则在拓跋根本之地盛乐。平文帝以贺兰部女为妻，正反映了盛乐对阴山草原部落的依赖。此一变化过程可以反衬猗、猗卢之时乌桓人在拓跋部中拥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引起拓跋部旧人的不满。正是这种现象引起拓跋旧人忌恨，终于导致双方残酷的斗争。

中部拓跋、乌桓在斗争中两败俱伤，桓帝祁后则留据中部，与本居西部的平文帝周旋。平文帝与屠各刘路孤（乌桓独孤）联合，暂时同徙于东木根山，进逼中部祁后后方之地。祁后发动突然袭击，害死平文帝及拓跋大人，护持己子为帝。平文帝妻贺兰氏之子依恃舅部，与祁氏诸子反复夺位，使拓跋内争长期延续，核心问题仍是新人、旧人之争，按地域说是中部与西部之争。这是拓跋、乌桓之争的强烈余波。不过乌桓族本不富于凝聚力，代北两种不同类别的乌桓更没有互相统属的历史关系。被称为乌桓独孤的刘路孤，出于一时的需要，与平文帝拓跋郁律同驻东木根山，与本为乌桓拥戴的祁后处在对立地位。这种阵容混杂的情况，在当时并不只是个别现象。下文将要说到的平文王皇后，出自乌桓而在政治营垒中却又代表盛乐拓跋旧族，也是一个重要例证。

拓跋内乱除新旧之争以外，有桓、穆、平文诸后族介入，形势更为复杂。六脩母族当属新人。比延之母当出旧人阵容。穆帝晚年宠比延而出六脩，意味着重新依靠旧人，至于“黜其母”，则是防六脩母族干预穆帝的行动。

延续的内争，起先优势在祁氏及其所立诸子一边，后来平文帝旧人依靠贺兰部得势，消灭了祁后势力。但胜利一方的权力已在平文王皇后之手，王皇后是祁后以后的又一政治强人，但出身却不是拓跋旧族。

王后是昭成帝之母，其身世年纪已见前考。《皇后传》记321年祁后害死平文帝时，“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皇子(119)。后匿（昭成）帝于袴中，……得免于难”。祁后害平文及拓跋大人，还将杀害平文诸子，这是祁后的一次大胜利。但经过反复争夺，平文帝后人一系振兴，终于树立了北魏皇统，功劳在王皇后。

据前考推算，王氏入宫很可能在316年，也就是拓跋内乱爆发之年。内乱中新旧相残，广宁乌桓自然属新人阵营。平文帝立，王氏“因事入宫”，我分析她就是随广宁乌桓成为旧人的俘虏，没入掖庭。平文死时王氏十八岁，在拓跋部中尚难有稳固地位，所以拓跋旧人对付祁后新人，主要恃平文长子翳槐舅部贺兰。昭成稍长，王氏当为己子预筹地步，所以断然制服贺兰，使之不能进入拓跋部的权力中心。这样，本出于乌桓新人的王氏，逐渐成为旧人营垒的核心人物。昭成初立，她从眼前形势考虑，极力反对拓跋大人所议迁都源川的主张，以留驻盛乐为万全之计；但从拓跋发展前景考虑，又力促与代北东部多有联系，因此而有“朝诸大人于参合陂”以及与鲜卑慕容部联姻之事。王氏个人所行，体现了新人旧人矛盾的逐渐调和，其种族内容则是体现了拓跋、乌桓共生历程的新阶段。拓跋从部落联盟转向道武帝的帝业，王氏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

从代北地区拓跋、乌桓共生历程看来，新人旧人斗争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猗、猗卢也好，卫雄、姬澹也好，桓、穆诸后妃及其部族也好，各自做完历史性表演以后都湮没无闻，《魏书》中著录为平文帝正式皇后的王氏，才是这一历程的真正代表人物。平文图南，未遂其志。王太后辅昭成帝排除险阻，稳定拓跋内部，休养生息，拓跋始得复振。《平文王皇后传》谓“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120)。由于王皇后的经营，拓跋部在这一历史关口没有发生重大转折，反而使杂乱无绪的君统继承，纳入严格的父死子继秩序(121)，从平文帝始，构成北魏皇室大宗，经历北魏一朝百余年未受大的破坏，这对拓跋部言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功绩。道武帝建国时尊平文帝为太祖，尊王氏为太祖皇后，不是没有道理的。《王皇后传》评论她担当了拓跋“复兴大业”，并非虚誉。

桓后祁氏诸子势力在复辟、反复辟斗争中被消灭后，拓跋部中似乎已见不到乌桓的明显作用。这就是说，王太后只能依靠拓跋旧人的支持，而没有外家乌桓部为依靠。不过《魏书·王建传》说，王建祖姑王太后有兄弟王丰，“以帝（按指昭成帝）舅贵重”；“丰子支，尚昭成女，甚见亲待”；王建本人也是“少尚公主”。现存北魏墓志中，也能见到王氏其他的国婚关系。从这些看来，王太后虽出掖庭，但并非母族无人。昭成帝前期王太后当政时，建立了与东部慕容部的密切联系，居东的乌桓当也在其联系范围之中。王太后曾反对拓跋大人迁都源川之议，反对城郭而居，但这只是惩于猗卢酿成大乱，惩于此时“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而不是从根本上要求蛰居盛乐一隅，反对进取。只要留意迁都等议自拓跋诸大人出，而大人会议之地不在盛乐而在参合陂，即可理解此时的拓跋部已不是昔日诸大人为反对中部一带的乌桓势力而固守盛乐时的形势了。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昭成即位、王太后主政以来，拓跋与乌桓对立的典型事例极少发现，对立的意识在淡化之中。虽然在特定条件下代北乌桓仍然举足重轻，如前秦灭代后独孤刘显一度势盛，但道武帝兴起，先后消灭了刘显及其弟刘亢泥，而且用以消灭乌桓王刘亢泥的主要将领，恰恰就是出自广宁乌桓的王建。这反映了拓跋与乌桓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乌桓独孤与拓跋部实际上也是一种共生关系，跟自上谷西出的乌桓与拓跋的关系基本一样。不过它们毕竟来自屠各，自有固定的部落，固定的首领，也有相对有序的传承制度，这与前此自上谷西来的乌桓又不一样。所以这部分乌桓人与拓跋的熔融还需要另外的机遇，另外的撞击，因此形成拓跋历史另外的一次大转折。这就是苻坚灭代后出现的代北局势。

第三次大转折：376年以后，以苻秦灭代为契机　昭成之时，独孤刘库仁为南部大人，其母为平文帝之女，此女当即出自乌桓的王太后所生。其妻为拓跋宗女。看来拓跋、独孤交好已维持数十年之久了。拓跋与自称为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关系比较复杂。铁弗屯驻朔方，时和时寇，但亦常有婚姻关系和通使往来，并未隔绝。359年铁弗刘卫辰立，其时朔方以南关中地区的前秦已很强盛，刘卫辰对苻秦和对拓跋首鼠两端，与独孤态度不一样(122)。前秦灭代，用独孤和铁弗分统黄河东西两边的拓跋，而拓跋所驻，主要是在黄河东边由独孤所统的代北地区。这就是拓跋历史第三次大转折中所见最关键的一幕。乌桓独孤统治了拓跋，乌桓独孤客观上又保全了拓跋，两者在曲折道路上继续发展共生关系。

这一次拓跋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人物，是独孤部刘库仁之子刘显。刘显对待拓跋部的态度，与库仁以及与库仁弟眷和眷子罗辰（奴真）都不一样；就连与显弟亢泥，原来也不完全一样。《魏书·刘库仁传》载罗辰谓父眷曰：“从兄显，忍人也，为乱非旦则夕耳。”贺太后庇托于独孤部时，“显使人将害太祖（拓跋珪）”，显弟亢泥妻为昭成帝女，密告贺后；平文帝外孙梁眷亦来告，贺太后母子始得脱难奔于贺兰。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于牛川，刘显遣弟亢泥迎道武之叔拓跋窟咄北来争位，造成道武阵营很大的震骇。

刘显，后来还有其弟亢泥，对拓跋部取敌视态度，或者另有恩怨的背景。只是独孤与拓跋世婚亲近，此时拓跋又受庇护于独孤，独孤自然易于介入拓跋事务，对拓跋未来传人的选择尤其关注。刘显迫害道武，刘亢泥迎窟咄与道武争位，而刘罗辰则取相反态度，在关键时刻奉妹与道武。这都是拓跋历史上有关部族干预拓跋君位传承秩序故伎的最后一次上演，而登场的部族是与拓跋长期共生的乌桓独孤。以后，与道武帝关系密切的独孤各个部分，在道武创建帝国过程中被一一征服而部落离散，这些独孤人实际上逐渐同化于拓跋。这可以说是拓跋与乌桓独孤共生历程的尾声。准此，前面所说苻坚灭代后迁乌丸府于平城，也可以说是原有的以大宁为据地的乌桓人与拓跋共生历程的尾声，时间早于独孤二十余年。至于朔方的铁弗，在拓跋珪以“图南”为务时反而获得独立发展条件，以赫连为姓建立夏国，历史上被认定是一个匈奴国家。夏国延续了半个世纪，才被北魏征服，部众融入拓跋之中。

拓跋与两种类型乌桓的共生历程分析既竟，还有一处乌桓资料不可不作交代，即两《唐书》中所见乌桓王氏问题。《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乌丸王氏条：“光，后魏并州刺史。生冏，度支尚书、护乌桓校尉、广阳侯，因号乌丸王氏。生神念……”按此段文字，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及前此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均无重要补正说明之处。王神念后人南奔。《旧唐书》卷七〇《王珪传》：“在魏为乌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复姓王氏。”

按据《梁书》卷三九《王神念传》、卷四五《王僧辩传》以及《魏书》卷八《宣武帝纪》，知王神念太原祁人，北魏颍川太守，永平元年（508）与子僧辩一起投梁。王神念死于梁普通六年（525）稍后，年七十五，估计约生于北魏太武帝之末。其父王冏任护乌桓校尉之官，约当明元帝至太武帝时。不过北魏史中不见有护乌桓校尉之官(123)，亦不见有王冏之名。道武帝建国后的历史中，甚至连乌桓之名也很罕见。所以王冏为北魏护乌桓校尉事或系后人误记，不足为据。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专著中也曾提及此一资料，但未作说明(124)。

（三）拓跋、乌桓共生现象的种族文化根源

在结束拓跋、乌桓共生关系讨论之前，还需探明一个问题。共生关系不可能没有撞击，但撞击毕竟不是以两族长期战争形式出现，也不以分离为其最终结局。撞击一般说来规模有限，而且往往处于隐性状态。这当如何解释？

拓跋和乌桓同出于东胡而各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它们在代北地区得以长久共生，除地理原因外，更有其部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其相异相同之处，恰好能使两者相容相补。据《三国志》注以及《后汉书》的乌桓、鲜卑传文，我们知道鲜卑、乌桓语言相通，习俗大致相同。这是二者得以长久共生最为有利的条件。相异之处也有不少，最显著的是乌桓较鲜卑更为勇猛善战，这在前文中早已论及。其次是乌桓社会组织散漫，这需加以说明。

乌桓之俗，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这保证了乌桓人经常处在战斗力强盛的状态，经常被驱使从事各种战争。大人传袭不需父子相承或兄弟相续的条件，所以说是“无世业相继”。又，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替换，乌桓氏姓也可能随着改变。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因此在部落小帅之上，只凭大人威望相召唤，并无层层固定组织加以统领(125)。这些习俗使我们得以理解，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其内部凝聚力不强，难于使部族社会持续发育，延绵不断，以达到一个更高阶段。

乌桓之兴先于鲜卑，南下犯汉边也在鲜卑之前。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就有徙乌桓于上谷、渔阳等五郡塞外并置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的措置。相比之下，鲜卑通汉，已到东汉光武帝之时。但是当东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统一鲜卑各部，尽据匈奴故地之际，乌桓仍散处各地，不曾出现一个像檀石槐那样的领袖人物。灵帝时辽西、上谷、辽东属国、右北平各郡乌桓曾先后称王，但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前注所引《英雄记》袁绍承制拜三单于版文中说到其余乌桓部众均受三单于节度，实际上只是具文而已。中平四年（187）汉人张纯叛入辽西乌桓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不过是偶然出现的一段插曲，不久张纯就被汉幽州牧刘虞购杀。稍后乌桓王蹋顿总摄三郡，只是与袁绍略通声息，昙花一现而已。这些乌桓活动，多有汉人官吏导演。

纵观乌桓附塞、入塞以后的历史，乌桓之众一般只以汉郡之名相称，作某郡乌桓，而无原来部落的固定名号。这正是乌桓氏姓无常、无世继之业、无相对稳定的传袭制度的表现。所以魏晋以来乌桓越上谷与拓跋相遇于代北地区以后，一方面，拓跋凭借自己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组织的力量，吸引和包容西来的乌桓，甚至使乌桓奉戴拓跋名号；另一方面，乌桓久已驰骋中原，为天下名骑，因而得以用其强大武力支持拓跋。可以说，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共生，是拓跋的组织和乌桓的武力的结合。代北此时尚属空荒，拓跋、乌桓并不存在生存空间的激烈竞逐。两者接触，虽然冲突往往而有，而且外来谗慝之起有时能酿成遽变，但终于没有成为拓跋、乌桓之间的生死对立。这就是拓跋、乌桓能够在代北地区共生达百余年之久，终于完成了两族融合这一事实的社会文化原因。

拓跋和乌桓文化习俗颇多相同这一事实，使我萌生了一个疑问，这就是，从乌桓的古老文化习俗中是否可以发现与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相关的某种现象？

我在《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中，探讨道武帝建立此制的认识来源问题，认为所谓袭用汉武帝钩弋夫人故事之说，只能是道武帝周围汉臣根据形势作出的迎合道武的一种说法而已。对于守拓跋旧制，排周、汉典诰的道武帝而言，作出子贵母死的残酷决断并形成定制，以图解决长期困扰拓跋统治层的君位继承问题，可能有更深层的认识根源，应从古老的拓跋习俗中去寻找。我反复思考《序纪》中“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之谚，觉得知父而不知母，事出蹊跷，不符合各族初民知母而不知父的通则，可能包含有某种历史幽微，因而从这里作了一些探索。现在，我试图从另外的思路探索这一问题。既然王沈书和范晔书的鲜卑传文中都说到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那就看看乌桓历史中能否找到对于拓跋历史的可资启发的材料。我思考这一问题，不仅由于子贵母死制度贯穿于北魏一朝百余年的政治历史，虽有反复动荡而无法根本改变，直至孝明帝之世；而且也由于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承载着拓跋部在其进化过程中的精神痛苦。

王沈书和范晔书，都记载乌桓人性悍，“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约法，“自杀父兄无罪”。乌桓历史资料极少，上述记载无法在乌桓史中得到印证，但是在与乌桓言语习俗相同的鲜卑拓跋部中，却很能启发思考，找到例证。

《魏书》序纪、诸帝本纪以及诸宗室人物列传中，拓跋杀父杀兄资料并不罕见，在君位传承关键时刻，事例尤多，而且时人及史臣并不太引以为异，多所责怪(126)。较晚出现的著作如《资治通鉴》等，往往将这类弑父杀兄史实《魏书》用隐晦言辞如“暴崩”、“猝死”来表述者，改从明言，直书弑杀。所以这种乌桓习俗在乌桓史籍中难见实例者，在拓跋史籍中常能见到。

更重要的启发是，乌桓辄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将为报复的记载。从部族复仇意义上讲，杀母与杀妻的后果都是一样。我觉得这在拓跋中也多有痕迹可寻。据《官氏志》，拓跋孳生繁衍，部落自然分裂，血缘相近的“七族”、“十姓”有百世不通婚的约法。拓跋娶妻取之他族，嫁女亦然，实际上形成一些世代通婚的部族。拓跋母族、妻族为了保护拓跋母、妻的安全，维护其地位，不免要干预拓跋族内事务，尤其是后嗣的继承，因此出现后族难制局面。强后与后族跋扈难制，必然潜伏君主与其母、其妻以及母族、妻族的矛盾。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如君权受到过度抑压而求有所伸张，找不到别的手段，就只有诉诸激烈的暴力，甚至于杀母杀妻。诘汾之妻与妻族可能就是因此与拓跋决裂而被消灭，留下诘汾无妇家之谚。诘汾之子力微也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杀妻与妻族大人以杜绝部族复仇。诘汾、力微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它虽曾奏效于一时，但对于拓跋部落联盟的长远维系极为不利，不能代代重演。

力微以后，拓跋部强后迭出，我疑这正是对杀妻杀母之风的一种矫正，一种反弹。强后各有部族背景以支持自己在拓跋部实施权力，形成持续了若干代的传统。这种传统非常顽强，《序纪》、《皇后传》中所见祁后、王后、贺后都是这样的强后。再早的封后可能也是如此。这样，部落联盟得以稳定，即令瓦解了也能复聚。但是，这又导致拓跋君位在同母兄弟之间转移，而父子传承之制久久不能得到普遍认同，酿成无穷纠纷，迁延近百年之久。如果不出现制度性的改变，拓跋历史还走不出兄弟（甚至还不只是同辈兄弟，还可能有父辈兄弟以及其间的交错）相残夺取君位的老路。(127)

道武帝拓跋珪突破旧的秩序，建立和巩固专制帝国，不能继续遵循这一部落联盟时代的行为准则。他采取了极端手段以图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他先是用离散部落的办法以摧毁庇护过他的妻族独孤、母族贺兰的部落组织，然后又正式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以保证拓跋君位的长子继承秩序。道武帝先后采用的极端手段，达到了预期的不令妇人与政，不使外家为乱的目的，这正是拓跋历史百年教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文化习俗和认识根源说来，这又是对遵循已久的乌桓怒则杀父而不杀母（实际上拓跋在神元立后至道武死前的百余年中亦然）的一种逆反行为。只有像道武帝这样“出自结绳”的野蛮人，在思考身后之事的时候，才敢于采取这样断然的残酷行动，来巩固专制君权和稳定继承制度的政治目的。千百年来，史家谴责拓跋残酷，尤其是谴责道武刑杀之滥的议论很多，但大多偏于从伦理立论，少有从民族文化习俗和历史条件作出分析。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补注　内田吟风《柔然族研究》文中，说到北魏子贵母死之制“大概就是对于母可敦及其氏族政治势力过大的一种矫枉措施”。这就是《魏书·太宗纪》开篇所述的意思。内田还说“鲜卑、柔然母可敦势力的强盛，或许与乌桓初期子虽‘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这种习俗也具有关连”。这一点，本文思路与内田略同。内田此文原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50年；后收入内田的著作《北ァジァ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273—318页；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37—84页。

(1) 拓跋早期历史中的所谓皇帝、皇后，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及其妻室而已。皇帝、皇后之称都是道武帝建国以后的追封。《隋书》卷五八《魏澹传》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其实不只平文帝以前，道武帝以前无不如此。本文为叙事方便，沿用魏收《魏书》皇帝、皇后、太后诸称谓，不予改变。

(2) 魏收《魏书》之《皇后传》亡，后人取《北史·皇后传》及他书补。以下引今本《魏书》此种情况，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一般都出有校勘记，如不另有其他重要问题，本文概不出注，以省篇幅。

(3) 十六国中的夏，其种属本是匈奴，在西晋时曾有乌桓铁弗之称，但毕竟不是原来的乌桓，而且立国也在北魏之后。其事在本文最后一节中有所论述。

(4) 乌丸即乌桓。古籍中大体上是两汉称乌桓，以后则称乌丸。本文除引文从原字以外，其余概称乌桓，以求一致。

(5) 此即本书所收《〈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

(6) 据《序纪》，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力微死后诸子兄终弟及，但剩下力微子禄官未得继诸兄之后即位，而力微长子沙漠汗（文帝）之少子，也就是力微之孙弗，却提前获得继承权。此其一。弗是文帝兰妃所出，而文帝封后诸子年长位尊，反而未得继承。此其二。这两点都容易导致权力纠纷。三分是妥协的结果。弗为“诸父所重”，“百姓怀服”，可能是他得以登位的原因，但他毕竟享位不永，仅有一年，不像是正常死亡，也不像是权力自然交接。代弗而起的是其叔禄官和嫡出的二兄猗、猗卢所构成的三分局面。看来这是力微诸子兄终弟及的完成和文帝一系以长子正位的权力继承的开始，是两种继承制的协调。兰妃子弗虽短祚而死，兰妃一系却保存了实力，仍觊觎君位。所以当三部君主相继死亡后，代立的是弗之子郁律；而害死郁律的又是猗的祁后。我们知道，猗正是沙漠汗的嫡子，力微嫡孙。由此，形成了新的东部（主要是原来的中部。原来的拓跋东部之国，自307年禄官死后已无消息，可信其地境已非拓跋辖区）与西部两大势力的对立。西部兰妃之子郁律及其后人得到居盛乐的拓跋大人拥戴，东部封后之子猗则似有乌桓以及其他居东各族各部强力支持。穆帝本居西部，但活动多与桓帝一起，关系特殊。从以后拓跋大宗落到平文帝郁律一系的情况看，穆帝猗卢居西部，势力相当孤单，只能算是暂时现象。他迟早是要移驻东部与桓帝合并，以对付西部郁律一系的。东部与西部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就是拓跋与乌桓的互动关系，是本文所关注的拓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7) 东汉广阳、太原不属边郡，其所以列入乌桓布列之区，是由于幽并二州所统乌桓名骑一般都集中于二州州治所在的蓟和晋阳。陈国灿《魏晋间的乌丸与护乌丸校尉》（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辑，1979年）一文，解释曹操徙三郡乌桓于内地，具体地点即在幽并二州州治附近，我认为是可信的。东汉建武内徙乌桓有至太原者，亦同此理。

(8) 参看《北史·宇文莫槐传》。

(9) 《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望都公颓传》，颓，“昭帝之后也”。昭帝禄官后人似只此一见，其活动地境也不涉及东部。

(10)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自注。严耕望有《北魏参合陂地望考辨》之文，见所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附篇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1397—1402页。

(11) 但猗卢本人与其兄猗出兵并州，助刘琨攻击刘渊、刘聪时，用的是东部的乌桓兵而非拓跋兵。不过，这支乌桓兵不是猗卢自有，而是猗用汉人卫操等招引乌桓所组成。以后拓跋内乱，乌桓兵叛，直接导致猗卢败死。事详后文。

(12)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316）。

(13) 此事涉平文皇后，事详下文。

(14) 猗卢此一部族重心转移的大动作，按理很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冲突，但《魏书·序纪》却无直接记载。《晋书》卷六二《刘琨传》313年刘琨上疏，叙及猗卢活动，说：“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这也许就是部族重心转移引发的冲突。316年拓跋内乱是否与此有关，无法判断。

(15)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

(16) 《魏书》卷一三《平文王皇后传》。

(17) 《资治通鉴》卷九六晋成帝咸康四年（338）。

(18) 其时石勒宁助平文帝后人一系，不助祁后后人一系，事见《魏书·序纪》。

(19) 《魏书·皇后传》于平文帝后宫诸人，只收王后传，不及贺兰氏。实际上贺兰氏为平文帝长子之母，年岁当在王皇后之前。但王皇后子昭成帝后来被北魏道武帝尊为高祖，为北魏皇室大宗，故史黜贺兰氏而尊王氏。拓跋习俗，皇后之立，还得有手铸金人成功的这一条件，立王氏而不立贺兰氏，或许还有此一原因，不能详也。不过贺兰部族强大，对拓跋部影响不衰，道武帝本人即为贺兰部之甥。关于王皇后其人的评论，本文后面还要论及。

(20) 《水经·濡水注》：“濡水又东南，索头水注之。水北出索头川，南流……又南流，注于濡水。”

(21) 宇文东迁年代，王希恩《宇文东迁时间及隶属檀石槐问题略辨》有说，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北史》莫槐即《周书》莫那。

(22) 朝鲜金福轼《三国史记》卷一八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十二年（342），韩国京畿道城南市精神文化研究院出版，1996年，180页。《资治通鉴》此年记慕容翰进此策，内容详尽，但有不明晰处。

(23) 《旧本魏书目录叙》，刘攽、刘恕等作，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附录。

(24) 据《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注引王沈书鲜卑传多误字。

(25) 《立界山石祠碑》碑名据《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一确定，《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〇承用，名称与内容吻合，是正确的。《金石萃编》卷二五录此碑文时未曾见到碑额题字及碑左右两侧题名，故据碑面首句文字，误称之为《广武将军□产碑》，被学界广泛沿用。马长寿得见1920年以后新拓全文，碑额即作“立界山石祠”，证实了此碑名的准确性。见马氏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22—23页。

(26) 《晋书·苻坚载记》苻坚乘灭前燕之势，于371年“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冯翊所居族类极多，自成邑落，由苻秦所设护军统领，备见《立界山石祠碑》。此时处乌丸于冯翊，或由于此地本来就有乌桓。所以我判断此“将军冯翊维叙”即为原居冯翊的乌桓人。马长寿上引书判定此碑题名十几个姓氏属于少数民族，唯独对于冯翊维氏是否为少数民族姓氏认为无法确定，当是未曾考虑到《太平御览》所见维氏之例。

(27) 《史通·正史》篇言唐时“称魏史者犹以收书为本”，宋时当更如此。

(28) 《后汉书》卷一二〇《鲜卑传》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29) 《太平御览》卷四四引郭仲产《秦州记》：“仇池山本名仇维山。”池、维二字与祁字韵部相同，同音异译，此亦一证。

(30) 乌桓本来姓氏无常，但可能会有个别姓氏袭用较长久，如上文提到的“将军冯翊维叙”，年代较此晚半个世纪。常见的乌桓姓氏库傉官氏，持续的时间更为长久。

(31) 关于渴末是乌桓人问题，请参看本书附录二。

(32)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宣化府“古迹”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3)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代郡代县条王先谦补注引此数语，未有说。

(34)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上谷郡“郡在谷之上头，故因名焉”。《水经·圣水注》谓语出王隐《晋书·地道志》。

(35) 《资治通鉴》卷一〇六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即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胡注据《魏书·序纪》及《水经·水注》，考牛川即长川，在汉且如县塞外，当今尚义、兴和县间。但牛川即长川之说不确。按且如塞外之长川，在于延水源头处，今东洋河源，北魏柔玄镇置于此。牛川则在更西。《魏书·太祖纪》天兴二年（399）三道袭击高车，东道军出长川，西道军出牛川，车驾从中道出自髯水西北，此可证牛川并非长川，两处有相当距离。髯水所在不详，牛川当在今内蒙古塔布河流域。

(36) 《魏书·太祖纪》天兴六年七月“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规渡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四〇，犲山在故善无，即今右玉县境，但有异说。此处所叙路线笼统，大致指筑犲山宫后纵猎巡行，并有相度土宜，向源方向推进之意。

(37) 《太平御览》卷六四九引。

(38)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参看该书第17页诸图和其他图版、文字说明，以及《文物》1974年第1期诸文。

(39)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中华书局，2001年，275页）。亦有“神元北徙，游止长川”之句。

(40) 《晋书》本传作莫廆，误。以唐彬居职年岁计，当依《序纪》及《宇文莫槐传》作莫槐为是，其人292年被杀。莫廆为莫槐侄孙，307年称单于。卫瓘之后，唐彬之前，曾有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于昌黎事，见《武帝纪》太康三年。研究者认为，按当时通例，征北将军均带领护乌桓校尉职，严询当不例外，但又无明文可据。参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6页，中华书局，2005年。

(41) 刘宝墓志，见上引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该书《疏证》疑征北大将军之“大”字，为刘宝后人所虚饰。

(42) 其时偶见此官名，如《晋书·姚襄载记》“石祗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桓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云云。这只是临时署置，与汉晋幽并塞上所置护乌丸校尉相比，职守和作用大有不同。

(43) 曹永年：《拓跋力微卒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汉文版）1988年第2期。

(44) 李逸友《内蒙古代官印的新资料》，《文物》1961年第9期。

(45)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46) 独孤从西晋时就被认为是乌桓，详见后论。

(47) 白部，史籍中历来认为是鲜卑白部，孙子溪《白部新释》一文解释为羯，可备一说，不过也有反证，难于尽通。孙文见《山西地方志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48) 铁弗与独孤均有乌桓之称，详见本文“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一节。

(49) 铁弗屯驻中心在代来城，似以标榜自代北而来得名，又名悦跋城，在今内蒙古东胜以西。

(50)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四九正黄旗察哈尔：“木根山，在旗东南三十五里。蒙古名西北黑忒克。”此处木根山当脱东字。

(51) 猗卢“四传至郁律”与《序纪》不合，但亦有说，如何解释，将在本文“拓跋内乱与乌桓动向”一节所附拓跋史中普根的法统地位问题中讨论。

(52) 《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平文帝子孙相袭，成为北魏帝室大宗，道武帝尊之为太祖。

(53) 拓跋以东木根山为都，前后共历六年。计318年乌桓独孤刘路孤来降，平文帝率以共驻东木根山，至321年平文帝被害止；324年惠帝城东木根山而徙都之，至327年炀帝迁走大宁止。

(5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

(55)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华书局，2001年，275页。此诏其他文献无载。按《魏书·高帝纪》，太和十七年冬十月乙未于滑台“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天下”，因有此诏。

(56) 近人还有一说，道武复国，于牛川即代王位，其地曾称牛都，认为也可能是一处都城。此说尚有异见。

(57) 《资治通鉴》卷九六东晋成帝咸康五年录《魏书·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之文，改作“代人谓他国之民来附者，皆为乌桓”。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43页据此说：“然则拓跋部时之乌桓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乌桓指诸方来降之民，狭义的乌桓即《官氏志》所谓乌桓氏之乌桓。”本节文字所称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与马书乌桓二义之说并不相同。我认为把诸方杂人或他国来附之民不加区别地称为乌桓，这种情况事实上并不存在。

(58) 参《三国志·魏书·牵招传》。

(59) 陉北汉民尽徙陉南，留者是极个别的。《魏书》卷二三《莫含传》，含，雁门繁畤人。刘琨“徙五县之民于陉南，含家独留。……其故宅在桑干川南，世称莫含壁……”莫含究竟是汉人，还是乌桓人，本书附录有论，请参看。

(60) 李逸友《内蒙古古代官印的新资料》（《文物》1961年第9期）说到两族有别，驻地亦不同，但这些印信同出一坑，“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陈国灿则认为二印同出，其一很可能是猗得自乌丸的胜利品，见前引陈国灿文《魏晋间的乌丸与“护乌桓校尉”》。他们都不曾从拓跋、乌桓混居共生于代北地区这一特点考虑，以解释上述现象。

(61) 初受赐者是否就是库贤和力微呢？后来的持有者是否就是猗和当时的乌桓某一酋帅呢？这只能是一个悬念。

(62) 参考《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第二节。

(63) 虑虒在今山西五台境，魏晋所谓匈奴五部的北部所驻，东汉属雁门郡，魏晋属新兴郡。

(64)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副投拓跋部后并未在此久驻。我推测277年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副也在离叛之列，又自代北投奔朔方。《刘虎传》云刘虎代领屠各，“始臣服于国”，实际上也只是建立一般联系而已，所以310年又有“举兵外叛”之事。

(65)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66) 例如《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386）十月拓跋窟咄兵至代北与拓跋珪争位，于是北部大人等“及诸乌丸亡命卫辰”。此乌丸当指独孤。

(67)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看重《宋书》、《南齐书》的这一材料，认为拓跋早期在向南向西迁徙中与匈奴混杂，以至在草原上“产生了很多‘胡父鲜卑母’的铁弗或铁伐匈奴和‘鲜卑父胡母’的拓跋或秃发鲜卑”。所以他认为拓跋之名是后起的，是匈奴与鲜卑融合的产物。见该书30页。

(68) 《魏书·序纪》载于穆帝三年即永嘉四年，盖以刘琨乞师，拓跋郁律于此年击破刘虎，逐之于朔方，遂追记之。

(69) 《资治通鉴》系于晋升平四年（360），即昭成帝二十三年，谓“乌桓独孤部与鲜卑没奕干（于）各率众数万降秦”。

(70) 细读《官氏志》，我认为“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共二十一字，是插入语，理当句断。其下“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云云，与乌丸无涉，而与上文“置内侍长”之文相贯。这样断句，内容才比较清楚。这二十一字大概属于窜简。在北朝诸史中，像这类窜简由点校本校勘出注者，不在少数，但此处却未有说。这是我的一点读书体会，不知当否。

(71) 此年春，慕容垂死，子宝即位。据《魏书·太祖纪》及同书《莫含传》。《资治通鉴》同。

(72) 参看本书《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一文。该文指明离散独孤部落只能理解为当时最具影响并与拓跋部直接接触的独孤各部，不在此限的独孤部仍然自为部落，维持了一个时期。其他被离散的部落，亦同此例。至于早先已融入拓跋的乌桓部落，并不在该文考察范围之内。

(7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427—435页。

(74) 周一良先生此文最初发表于1950年《燕京学报》第39辑，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17—176页。

(75) 唐长孺先生此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382—450页。

(76) 十万家之数似太大。《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310）“考异”引《刘琨集》，谓猗卢“从琨求陉北地，以并遣三万余家，散在五县间”，似得实。

(77) 《三国志·魏志·牵招传》雁门乌桓五百家已是编户齐民，输租纳调，而陉北五县地尽在曹魏雁门郡内，所以判定此时代北乌桓已无严格的部落组织，故以家计。不过这条资料不能只从乌桓户纳租调一个角度来审视。还要看到牵招表复乌桓，是要使他们“备鞍马，远遣侦候”。这说明此处乌桓人脱离鞍马生活并不太久，还未成为稳定的农业居民，一旦有事，他们仍然是乌桓突骑。

(78) 曹永年：《拓跋力微卒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汉文版）1988年第2期。

(79) 猗卢还有其他战功。310年他命从子郁律（即后来的平文帝）自盛乐出军击铁弗刘虎，刘虎奔朔方。

(80)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卫雄、姬澹欲率众与刘琨质子归于刘琨时，晋人及乌桓皆曰：“死生随二将军。”

(81) 《魏书·序纪》，305年猗死，“子普根代立”，指代立为中部之主。307年东部禄官死，始有西部猗卢“总摄三部”，普根作为中部之主，亦当在被其叔父“总摄”之中。316年内乱，猗卢、比延、六脩皆死，《序纪》记“普根立，月余薨”。这个“立”，有别于前引“子普根代立”，是指自立为总摄三部之主。普根死，“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云云，这说的也是立为拓跋三部“总摄”之主，至少名义上如此，但看来并不被普遍承认。

(82) 普根杀六脩，猗卢一系似不再有后人。《魏书·皇后传》中无穆后传，《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中也不见有穆帝后人。可以说普根杀六脩，“灭之”，是指把猗卢一系全部消灭了。

(83) 《魏书·序纪》谓平文帝“得众心”，二年大破屠各刘虎，“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五年“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破刘虎是事实，东西兼并则有夸大，前人有说。平文一度振兴，但不持久。总的说来猗卢以后拓跋寝衰，真正振兴在昭成之时。

(84) 《魏书·平文王皇后传》。

(85) 估算办法如下：猗死于305年，据《卫操传》载桓帝碑，猗死年三十九，当生于267年。假定祁后与桓帝同年，则她316年立普根之子并参预拓跋内争时年已五十，她害死平文帝时年五十五，她立惠、炀并与烈帝争夺君位之时，已是六十上下高龄，有可能在此争位过程中死去。最可能的死年是324年，是年惠帝始“临朝”，诸部反叛，局势失控，惠帝筑城于东木根山以退避之。祁后的生卒年可假定为 267（或稍晚）—324年。至于平文帝王后，据《皇后传》，十三岁时因事入宫，为平文所幸，生昭成帝。据《序纪》推知，昭成帝生卒年是320—376年。假定王后入宫翌年生子，则王后生卒年是306—355年。

(86)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之“后魏起自北荒”条。

(87) 《魏书》卷九五《慕容廆传》有“左贤王普根”之称，谓“穆帝之世，（廆）颇为东部之患，左贤王普根击走之，乃修和亲”。此盖因穆帝为单于，普根以原为拓跋中部之君而有此称号。其时右贤王为穆帝子六脩，见《通鉴》永嘉六年《考异》。

(88) 《魏书》卷一《序纪》平文帝二年（317）。

(89) 《资治通鉴》卷九八东晋穆帝永和六年胡注：“城郎，城大，皆鲜卑所置，付以城郭之任。”按，此代郡为沿袭魏晋代郡之称，郡治今河北蔚县之北。

(90) 参本书《贺兰部落离散问题》第一节。按此年五月有燕军攻敕勒（高车）于塞北，斩俘十余万之事，贺兰（贺赖）部本与高车错驻于阴山之北，贺赖头部落之降或即此役的结果。慕容大军远道攻高车，降贺兰，也有可能是从北面探测拓跋的虚实。据《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儁小字贺赖跋，此与贺赖部之名有无关系，不得而知。

(91) 慕容厉等过代地，是二月事，七月破敕勒。从攻敕勒、过代地、戍云中诸事考虑，似乎是兼用了上述两条路线。“戍云中”，所指云中地点，诸家旧说或指在故云中郡内，或指在新兴郡内之云中，盖魏晋内迁边郡时所置。本文从戍云中以前诸事推断，酌取前说。下节将提及的前秦云中护军，则当以后说为宜。

(92) 申绍此疏与《慕容载记》所录，事虽相似而文字大异，疑是另一疏。《载记》所录，其所述前燕对外战守，都是秦、吴并举，上郡、鲁阳并举。所谓“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内骇”，则似指云中戍守之事。又，从《通鉴》及注文所论述戍守云中不如移控并土之意思考，亦可知所戍之云中在故云中郡而不在并土之新兴郡内。

(93) 慕容恪死于是年五月，亦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东晋海西公太和二年。

(94) 曹毂事详《晋书·慕容载记》附《皇甫真传》。又前秦亦置云中护军于并州，目的自然是自并州监控拓跋动静。

(95) 《魏书·序纪》拓跋三分之年（295），西部穆帝猗卢“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这还是西晋时事，而且并非长期固定边界，大概不久已成具文了。

(96) 护军，曹魏时始置，“刘、石、苻、姚因之”，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苻秦时所置护军甚多，似皆置于部族杂居地。其中云中护军置于何地，史无明文。就其得以方便袭击居朔方塞内的刘卫辰一事的地理方位言之，似不置于汉云中郡旧地，即前节所述367年及369年前燕戍守的盛乐以西的云中孤城。我疑此指云中撤郡以后魏晋所置新兴郡内的云中县，地在今山西原平县西。前秦于此设云中护军，只是对代北遥相监护而已，与设于关中的护军如冯翊护军之类不同。关于护军制，国内研究文章不少，日本亦有，最近所见一篇为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载《燕京学报》第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请参考。

(97) 《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胡注，3184页。

(98) 此役，《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东晋哀帝兴宁三年记曰：“刘卫辰复叛代，代王什翼犍东渡河，击走之。”3197页。按刘卫辰在秦、代之间首鼠两端，“东渡”云云，只能指刘卫辰，不可能指什翼犍。什翼犍本在河之东，何得再东渡河以击刘卫辰？此事当以《序纪》所记为正，《通鉴》有误，其“东渡河”三字当紧接“叛代”而在“代王什翼犍”之上。中华点校本随文点断，未正其误。

(99) 《魏书·刘卫辰传》：“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卫辰左贤王号得自苻坚，则曹毂右贤王号当亦得自苻坚。曹毂为出自并州的杂胡，事详下。又，据《刘曜载记》，曜拜大单于，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氐羌为之，苻秦亦袭此制度。

(100)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银州：“晋、十六国时为戎狄所居，苻秦建元元年自骢马城巡抚戎狄，其城即今州理城是也。”按骢马城当在今陕西佳县、米脂境，汉代上郡治所肤施在其近处。

(101) “郑碑”和“立界碑”均见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53—55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二册，分别题作“邓艾祠堂碑”和“张产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五则把“立界碑”题作“广武将军□产碑”。

(102)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2—38页。该书搜求的碑铭尚多，其余的都是百余年后各族居民所立的造像铭，内容虽与本节无直接关系，但亦可见内徙诸胡的融合已大进一步了。

(103) “夷类十二种”，其中的白虏，史籍多解为鲜卑白部，前揭孙子溪《白部新释》认为是羯。我暂取此说，列白虏为有西域血统之胡。“苦水杂户七千”，大概是指一种居于苦水附近尚处在形成过程中而无正式名称的杂户群体，自有户口数目，另属一类，不在“夷类十二种”之内。苦水在今宁夏境内，北入黄河。碑读不敢确定，暂志于此。

(104) 汉末各部乌桓之中，有右北平乌延八百余落。建安中乌延走辽东，被斩，余众内徙，事详《三国志·乌丸传》注及《后汉书·乌桓传》。乌桓、乌延混称当始此，参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12页。公元360年所见降于刘卫辰的乌延，当是昔年乌延辗转流动至于朔方者。中华点校本《资治通鉴》于“索虏乌延”二名之间未加点断，似以乌延为索虏部帅名称，可酌。又，刘卫辰在朔方屯驻之城称代来城，史籍又见有悦跋城之名，论者有谓代来即悦跋。《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胡注，代来城“言自代来者居此城也”。代来既为汉译此意，是否悦跋的跋也可能有所指呢？总之，代北和朔方之间多有拓跋部落来往，是肯定无疑的。

(105)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坚诏语。

(106) 《资治通鉴》卷一〇二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369）胡注，和龙本为燕之“东都”。秦灭燕，和龙原属幽州，幽州兵中自然多有鲜卑、乌桓之众。

(107) 《晋书·苻坚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三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正月，“十万户”作“十五万户”。

(108) 《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591页。《晋书·苻坚载记》、《资治通鉴》卷一〇五同。二十余万数字偏大，似不准确。或者此即淝水战时苻坚征发南进作战军队的一部分由慕容垂率领者，此时溃叛。

(109) 据《魏书·序纪》，燕凤使秦，第一次在366年，第二次在373年。代灭国后燕凤得以陈诉于苻坚，很可能是燕凤第二次使秦未归之故。《资治通鉴》卷一〇四记燕凤语略同，只是更强调《春秋》存亡继绝之义，欲使拓跋对苻秦“永为不侵不叛之臣”。《晋书·苻坚载记》另有拓跋珪缚什翼犍降秦，秦迁珪于蜀等事，前人考其事之真伪有无者颇多，不具论。

(110) 此时独孤各部动向并不一致，刘眷之子刘罗辰（刘奴真）即始终附于拓跋氏，珪娶其妹，即以后的道武帝刘皇后。

(111) 例如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匈奴綦母氏”条以之列入匈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32—33页。马长寿《北狄与匈奴》99页虽也将赤沙列入匈奴种落，但同页稍前，则说“赤沙种，似亦匈奴种落之一”，并不肯定。

(112) 《晋书·刘聪载记》，聪“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刘聪为赤沙中郎将，与他在并州善抚豪右有关，其中当包括并州乌桓。韩胤居此官，以抚接乌桓为主。

(113) 丁谦：《后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之《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二十五史三编》第四册，岳麓书社，1994年，603页。

(114) 《后汉书》卷二〇《祭肜传》。

(115) 例见曾庸《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遗迹论》，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等文，分载《考古》1961年第6期；《文物》1977年第5期；1977年第11期。又马利清等主编的《内蒙古文物志》（未刊稿）中亦多此种资料。

(116) 日本内田吟风氏《北魏初世匈奴独孤部的盛衰》中曾指出卫瓘谗间之时副来降，其复杂背景引人注目，但未深究（该文载《龙谷史坛》90，1987年12月；中译本见《北朝研究》1992年第4期）。内田之文列有独孤、赫连系谱，可参看。但其中辈分错乱，可能涉及匈奴父死妻其后母诸习俗，不可细究。

(117) 《魏书·铁弗刘虎传》刘猛死，刘虎之父诰升爰及虎相继领部落。刘虎“始臣服于国”，后又举兵外叛。《序纪》穆帝三年（310）刘虎举众于雁门，攻刘琨新兴、雁门二郡，猗卢使弟子郁律助琨击其西部，刘虎渡黄河走朔方，猗卢以功受代公封，得陉北五县地。刘猛之孙、副之子路孤平文帝二年（318）降后，不闻有异动。刘库仁即路孤之子。母为平文帝女。从此，匈奴北部帅刘猛后人（刘猛—副—路孤—库仁……）及族众（去卑—诰升爰—刘虎—务桓—卫辰……）遂隔黄河分裂为独孤部和铁弗部，二部常有攻伐，亦多联系。参考前揭内田吟风氏文。

(118) 《魏书·宇文莫槐传》平帝女误作平文帝女。《魏书》此卷佚，以《北史》补。《序纪》299年昭帝也曾以女妻宇文莫槐之子。

(119) “将害诸皇子”，则皇子不只昭成一人。《序纪》称昭成为平文之次子，则长于昭成的只有一人，此人就是贺兰部之甥烈帝翳槐。贺兰氏生翳槐在平文帝未立为国君之时。按拓跋旧俗，贺兰氏未曾取得皇后资格，所以未入《皇后传》。而且稍后贺兰部在拓跋部的势力被王皇后抑制，所以史传此时少有贺兰纪事。

(120) 王太后至昭成十八年（355）始死，见《魏书·序纪》。

(121) 接替王太后巩固拓跋父子继承制度的人物，是道武帝贺太后，也是一个历史强人，参《魏书·皇后传》。前揭《子贵母死》一文，对贺太后有较多分析。

(122) 独孤亦有附秦之事，如360年10月乌桓独孤与鲜卑没奕于各率众数万降秦，见《晋书·苻坚载记》及《资治通鉴》卷一〇一。但此独孤是否原属刘库仁部，不得而知。而且这也只是个别事件。

(123) 《魏书·官氏志》有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和护羌、戎、夷、蛮、越校尉，而无护乌桓校尉官名。

(124)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69页。

(125) 《三国志·魏志·乌桓传》注引《英雄记》载建安初年袁绍遣使即拜乌桓三王为单于，版文中有“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之语，知乌桓军中统领的十进位制汉魏之际始建。颇疑魏收书《官氏志》乌桓杂类“各以多少称酋、庶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是一回事。

(12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五“后魏多家庭之变”条，有所统计，尚不全备。

(127) 关于这一点，后来道武复国后与其叔窟咄的殊死搏斗即是明证。道武在位时诛杀逼死诸弟、诸叔还有一些，也是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