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九元：两制台湾方案包括统一方案与实践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1·2讲话中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我触动非常大。其中，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是方案，而不是模式。方案更重实践、具有明确指向性，是针对一个问题独特的解决方式，说明我们对台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了，内涵更清晰了。方案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行动规划和规章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性安排。从方法论角度看，方案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要对这个问题解决方式进行总结提炼，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和平统一我们已经有了明确思路。一般而言，方案具有完整和系统性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已经为台湾方案的提出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但需要指出的是，“台湾方案”和“港澳模式”有明显差别。“一国两制”在港澳已经实践了二十多年，但在台湾还没有进行实践。对港澳而言，一国从来不是问题，两制才是关键；对台湾来讲，一国是根本性的问题，一国问题解决了，两制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台湾有一套成熟的社会运行体制。从这一角度分析，由于尚处于实践验证过程之中，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具体内涵还需要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地丰富和充实。

从另一方面看，方案也是动态的。实际上“一国两制”一些内容已经处于实践层面，比如我们怎样在“九二共识”上推动一国，如何建构两岸对话协商体系等，现在最需要是如果更好地推进实践，例如在两岸构建起公开理性地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社会环境。

另外，“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当包括“统一方案”与“两制实践方案”两个部分。从这个角度讲，统一方案可以分为很多不同阶段：和平发展阶段、民主协商阶段、统一前过渡阶段。在整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里面，“九二共识”还是基础。“两制实践方案”是比较好处理的，而港澳经验则可以作为参考和借鉴。但其中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两岸统一和反对“台独”进程要并行，统一进程中不能排除岛内“台独”势力还在发展以及与我对抗；二是“两制台湾方案”进程和融合发展要更好衔接，特别强调要以融合发展思想作为国家统一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基础；三是民主协商和两岸对话谈判的关系，不能切割开来，回顾全世界的统一进程，谈判对话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民主协商和两岸对话谈判之间是相互推进、相互补充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九二共识”基础上如何就民主协商做出安排，如何细化和平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如何推动两岸融合，都是现阶段需要克服的问题。

融合发展是自然渐进的过程，但从政府政策的角度上，如何推动两岸关系的融合发展，相关安排和理论框架需要完善，这对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积极意义。谢谢。

饶美蛟：两制台湾方案海外华人不可忽视

大家好。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可说是“石破天惊”，犹如一道金光划破了乌云天。在两岸政策上，习主席提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和平统一的进程更为明朗，原有的天空中乌云消散了。

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定海神针，尽管国民党与大陆对“九二共识”的解释仍有一些差异，但“一个中国”的说法则相近。习近平的1·2讲话清楚指出，“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谋求国家的统一”。这是北京多年来对“九二共识”的最权威阐释。换句话说，九二共识除了一中原则外，还必须谋求国家的统一。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九二共识必须以“国家统一”为目标。

习近平首次提到，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我认为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崭新提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目前台湾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对分别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实行的“一国两制”不太瞭解甚至有严重的误会，因而影响到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支持度。而民进党是一个“台独”政党，自然极力反对“一国两制”。

大陆有必要对台湾的人民进行全面和有系统的阐述及说明工作。除了解释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外，还必须说明统一后台湾实行的一国两制与港澳有何不同。

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可以在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多做文章和说明。1986年以后，台湾经济因不同原因陷入了困境，转型困难，而在区域经济上则已逐渐被边缘化。和平统一的谈判，可以着重说明未来和平统一协议签署后，大陆可以第一时间协助台湾加入“东盟+3自贸区”，帮助台湾在区域经济上解困。

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海外5000万华人的力量不可忽视。我在马来西亚出生，有海外华人背景。绝大部分的当地海外华人虽然已是当地的公民，但作为海外华人，他们血浓于水，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强盛。习主席的谈话点出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统一可以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必要巩固和深化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作用。谢谢！

纪硕鸣：北京有足够能力实现和平统一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重要时刻，也就是说，海峡两岸分治已经走过了七十年。不过，我认为，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时机正在到来。两岸走向统一，正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反独促统”，到推进“实现两岸统一”。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统一祖国就摆上议事日程，只不过，那时强调的是“一定要解放台湾”。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有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认识，这为台海和平奠定了基础。虽然，大陆从没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海有和平，使两岸可以走向统一，形成两岸历史性走向统一的最佳状态成为可能。

不过，这数十年来，两岸交流、交往几经波折。大陆的态度是一贯、明确的，争取和平统一，决不放弃武力，并耐心地以发展等待机遇。而台湾内部意见杂陈，从未一致。

国民党执政时，从早期“国统纲领”、“一国两区”、“和平协议”、“特殊国与国关系”到后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民进党执政时，虽未放弃台独党纲，却提出“四不一没有”、“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也曾主张制订“两岸和平发展纲领”，其间又倡导“一边一国”。蔡英文主政，更开了倒车，不承认九二共识却要“维持现状”。

有人说，和平与统一这两个概念名词有它们的逻辑结构。台海有和平，不表示两岸会统一；同理，两岸要统一，台海不必然就是和平。如果把两个概念加在一起成为和平统一，对两岸问题的解决，是理想型。不过，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将和平统一变成现实的条件正在出现，七十年后的今天，推进两岸统一的最佳时机到来了。

2019年1月2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时长约半小时，习近平讲话中提及“统一”二字超过40次，又强调“台湾人是中国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血脉相连”等，重点表明大陆视“一中”为底线，“两岸统一”已到了必然且必须实现阶段。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则是向台湾释放非常善意的讯号，一方面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另一方面透过协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同时承诺、保证台湾人在统一后各方面的权益都能获得充分保障。两岸由此正式进入实现统一新时期。

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阐述得很清楚。习近平说: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还是主旋律，这符合两岸人民的期盼，中共对台和平统一的总体方向没有变。

习近平的纪念讲话成为两岸关系的时代强音，历史性地作出了推进两岸统一的宣誓，是两岸发展推动统一的纲领性文件。统一的目标更明确，对台独更具威摄。起码有几个方面的重要阐述，对推动两岸统一奠定方向。

一是从反独到促统。这些年，反独是大陆两岸政策的头等任务。习近平讲话，强调了统一，统一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头等大事，才是有效反独的根本利器。

二是强调了和平统一。这是两岸发展的主旋律，未来将更为注重。北京将迈开和平统一的步伐，预示着两岸将进入直接推动和平统一的新时代。

三是“一国两制”是唯一选择。为统一后的台湾作制度选择和保证，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

四是特别警告了“台独”势力。今时今日，大陆有能力和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为统一扫清障碍。

前不久，笔者撰写“习近平任内要解决台湾问题”一文，引起反响，甚至陆委会都发声明。各种解读出笼，媒体最多跟进的是武统，直指习近平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武力解决，解放军以焦土政策拿下台湾。这样的评述比较片面和狭隘，对中共今日和平统一的能力预计不足。

今时今日，随着中国国力增加，也随着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华民族复兴的迫切，加上台湾内部的因素变化，两岸统一的可能性在上升。两岸比任何时候更具备统一的条件，不管是武统还是和平统一。

大陆统一的步伐正在推进，台湾官方应当正视“统一”问题，不管谁当政，绝不能也绝不允许再次回避。

习近平早在2014年会见台湾统派团体时就提出，“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2016年再次强调，“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还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上，引述孙中山先生的话来看待两岸局势，“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因而，再不言及“统一”的“两岸官方政治议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台湾官方不能再回避，也回避不了。

很明显，北京意识到，两岸走向和平统一，只有主动积极争取，才能提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大陆有这份自信，看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提升，不需要整天喊打喊杀，“在两岸统一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做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依中国现时的能力和实力，依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地位，中国大陆有信心，推动“和统”解决台海问题。

其实，习近平主政的十九大前，大陆已经完全摒弃了传统的两岸以反台独促统一的思维。经过一轮对峙，可以看到，和平统一的条件在不断呈现中，两岸发展的此消彼长，大陆整体国力的增强，北京在两岸关系方面变原来的被动为主动。

原来是消极等待，现在要主动推进。过去，你讲一个“九二共识”我就答应条件，就维持现状；你说一个“一中各表”我也默认，马上释放善意，给你国际空间。而事实证明大陆这种被动式的两岸关系，不能从根本上推进统一。大陆呈强劲的增长趋势，让台湾在我的成长中削弱，这才是真正创造和平统一的条件。

过去数十年，大陆是想统一做不到，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包括政治实力都不够。今非昔比，大陆有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政治、社会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可以摆上议事日程；现在调转过来，未来的岁月里，台湾当局不想统一，做不到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和自身的衰弱、岛内人心向背，无法处理好两岸关系，台湾就没有出路。和平统一成为台湾未来的唯一出路。

进入实现和平统一时期，我有三个建议：第一，推动制订“国家统一法”，吸纳、取代“反分裂国家法”的内容，成为北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法；第二，加快去台湾“邦交国”的速度，收窄台湾的国际空间。第三，给台湾人民国民待遇，台湾地方及私营的经济、文化等活动，可以在国家支持下对外进行。谢谢。

陈晓锋：两制台湾方案回归初心

中共十九大报告定下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和路线图，其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台湾的完全统一。从大陆的立场而言，自十九大以来，大陆“主场统一”的对台方略已经成形，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1月2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更是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挂钩，开启两岸政治协商实质性进程。这就使得最初专为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回归初心。

如果不能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的初心就没有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遭到巨大破坏，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及国际化就始终面临着“不完整”危机。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重申了 “九二共识”，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前半句其实是一直以来两岸都有一定共识的“九二共识”的含义，而后半句，则强调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重心转移，而且更加强调谋求国家统一的结果。

对于什么是国家统一，1980年代初在针对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论述中，大陆开出的统一条件非常优厚，甚至包括了保留军队及完整的党政机构，以及高度自治的一系列安排。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宪制安排对主权国家秩序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必需要有充分的“国家理由”才能予以证成。

这样的“国家理由”在港澳模式中是存在的，即港澳回归的特别宪制安排，不仅是保障港澳的繁荣问题与高度自治，还必须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如果1980年代初台湾回归，其对国家整体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作用会比香港更大，因此可以用于解释“更高度自治”的正当性。

“国家理由”在习近平的讲话中也有显着体现。在谈及“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时，习近平指出：“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这实际上确立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国家理由”或宪制前提，即“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概括也是大陆官方在总结港澳模式时的用语。这就将“一国两制”的港澳台模式予以横向比较和贯通了。任何“一国两制”都必须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即只有“和平统一”，才谈得上按照这样的“国家理由”进行“一国两制”的具体设计。

“一国两制”的具体设计并无定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各阶层的参与程度。如果两岸还在“九二共识”上打太极拳而不聚焦于“一国两制”的具体设计，尤其是台湾不主动参与大陆主导的“新政治协商”框架，就等于拱手让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参与权和塑造权。以大陆的政治文化，在主权事项上绝不松口，但在具体治权及利益分配事项上则大开大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着丰富的协商空间及制度设计的灵活性。

不过，台湾情形与港澳不同。港澳回归前，民主化与社会自治尚处于较低阶段，“一国两制”中的民主化与自治化承诺具有实质吸引力。如今台湾已经是民主化与社会自治的成熟政体，在设计“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时如何兼具开放的宪制空间、变通性的国际空间显得至关重要。谢谢。

章念驰：结语

此次研讨会非常重要，两地学者展开智慧交流，所有发言都精彩独到，也带来很多启示。我认为，“香港经验”对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具有重要意义，香港在“一国两制”上具有很大优势和22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最近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落实提供了很多借鉴。虽然与台湾学者多次交流研讨，但这还是首次和香港两岸智库办研讨会，说明内地和香港之间举行这种研讨很有必要。我希望和香港两岸智库联谊会继续保持合作，更加深入地对这一议题进行探讨。

评论员简介

章念驰：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历任上海市台湾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委、台港澳侨委副主任。着有《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两岸关系与中国崛起》等。

郭伟峰：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月刊社长。长期从事两岸关系及香港问题研究，着有《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两岸巨变寻找历史新坐标》、《兀局与深思》、《悬局与悟思》、《触摸真实的台湾》等。

饶美蛟：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经济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工商管理双硕士，主要研究策略管理、合资企业及工业发展。原岭南大学副校长及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获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内地高等学府特聘为顾问或客座教授。

胡伟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曾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系主任、教授。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国际安全问题、东亚国际关系、亚洲的地区主义、中国外交政策和两岸关系。

李风：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香港资深媒体人。曾任香港多家传媒中国部主任，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专访习近平，境外媒体专访习近平第一人。获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多次获邀日美两国外交机构及战略智库学术访问。着有《两岸随笔》。

刘澜昌：香港中观研究所长，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时事评论员。曾任职香港开放杂志、经济日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凤凰卫视、亚洲电视等媒体，策划制作“解密百年香港”、“澳门五百年”、“香港望族”、“三年零八个月” 等电视特辑。主持论政节目“把酒当歌” ，着有《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生态》、《aTv绝密文件》等书籍。

李剑诸：《思考香港》执行总编辑、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历任团结香港基金顾问、中国日报亚太分社社论主笔、大公报社评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翻译。

纪硕鸣：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香港资深媒体人、凤凰卫视评论嘉宾。亚洲最佳记者，六次获亚洲出版业协会颁最佳报道奖，亦获香港最杰出同志议题报道奖。擅长新闻的深度报道，善于捕捉热点及重大新闻。着有《智慧的身影》（香港出版），《马英九走出崎岖路》、《翻山越岭见西藏——达赖喇嘛要回家》、《人间佛缘》（台湾出版），《终结美元》（上海出版）、《中国新政》、《信仰》（北京出版）等书。

陈晓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2018年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从事科研或教学。

胡凌炜：现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

王海良：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未来亚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理事；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执行所长、图书馆馆长、台湾研究中心秘书长等。

王伟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台湾研究会理事。

包承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美国洛杉矶加大分校（UCLA）、日本中部大学和台湾淡江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和客座研究员。

盛九元：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亚区域合作、两岸关系与两岸经济合作、台湾经济与台商投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