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借助孔子说的“过犹不及”,强调中国和印度文化都是“早熟”的文化,因为拿出太早,所以“停滞不动”,各方面显得都不如西方。这一说法隐含着世界文化一元的意思,盖若东西文化各走一路而不同,便无所谓早熟晚熟,能早熟至少要有一条抽象的人类文化之路。他后来说,“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早熟之论,余发之于二十七年前”,即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时。可知这“早熟”本是在“人类文化”的层面立说,且有明显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影子在。

人类某些文化可以“早熟”然后停滞,不一定是梁漱溟的发明。白芝浩在《物理与政理》一书中,就言及东方诸文明似乎皆突然止于不当止,也没说出什么理由。但中国文化“早熟说”是梁漱溟文化发展三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还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是“早熟”,则各方面看起来不如人,就不仅不是“落后”,还有复兴的必要和可能。

在梁漱溟看来,20世纪人类仍面临着开发自然的阶段,故侧重物质的西方文化正当其时。中国文化还没解决物质文明的问题,就走向了精神文明,所以不合时宜;印度文化亦然,且更甚。两者都带有明显的非物质倾向,故都是早熟的。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

这段话有其时代语境,梁漱溟所否认的“是非好坏”,恰是他要针对的流行看法。其实他心里另有“是非好坏”的标准,即中国“古圣人的安排”虽因超前而难以实行,表现出“文化很低的样子”,实则是“极高明的一种生活”。这是一种曲折的表现,却也是梁漱溟思路的关键,即早熟的中国文化表面看来很低,其实比那些表面看来很高的西方文化更高。

针对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的流行看法,梁漱溟也有解脱之道。他关于制度兼具“文明”与“文化”的说法,对此就有特别的意义:由于高明的孔子生活哲学提出过早而不得不悬置,故中国长期运行的只是其制度之“糟粕形式与呆板训条”。但中国文化那善于调节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长处,又特别适合工业发达社会。若中国实行全盘西化而解决物质问题,“早熟”者也就从生不逢时转为生逢其时。而中国制度中优秀的“文明”一面就可以被唤醒,变为可以行远的世界“文化”。

当然,梁漱溟也并非仅仅强调中国文化那理想的一面。他一向说早熟的中国文化是“一步登天”,没经历一些必要的发展阶段。这似乎意味着西洋社会虽有问题,而不“早熟”的西洋文明反而代表着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方式。尽管他早年很少明确表示何为“正常”的文化发展路径,但确实说过西洋人“可以沿着第一路走去,自然就转入第二路;再走去,转入第三路;即无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的输入,他自己也能开辟他们出来”。而中国因为人生“态度殆无由生变动”,则既“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只能靠“外力进门”而推动转变。

可以看出,梁漱溟那时已有西洋发展道路更为正常的想法,不过未加凸显。他晚年从马克思主义得到启发,知道还有介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生产关系”,帮助他以生产力的稚弱和上层建筑的深邃长期并存,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早熟,为他那政治制度兼具“文明”和“文化”的早期说法提供了理论解释。

有新思想武装后,过去的见解也得到印证,变得明晰起来。梁漱溟进而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而古代“希腊人则是正常的儿童”一说得到启发,想起他“夙昔所论,以希腊罗马开头而发展下来的西洋文明,代表着正常发展史,即是循从社会生产力步步升进而整个社会文化随之发展的好例。如古印度文明,如古中国文明,则恰似早熟儿童,身体发育未充而智慧早开者”。

类似的自我“幼稚化”或“野蛮化”,在民初是相当流行的。在这样的语境下,“早熟”既是最辩证的说法,可能也是最动听的论断。梁漱溟的确带有以西眼看中国的倾向,暗存西方文化发展比中国更“正常”的想法,并最终得到理论的“证明”。同时他又一向强调中国文化的“早熟”是“过犹不及”,不仅不是“落后”,还有复兴的必要和可能。似这般一唱三叹式的曲折表述,他到老也未能避免,实因他始终没能化解其内心的紧张。

大体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早熟”说终生不变,很能体现他思维的辩证特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明,却因“早熟”而成为一种非正常的发展;西方文化虽层次更低,发展却更正常。故尽管中国的西化带有由高向低的意味,却是从非正常转向正常。晚年他虽部分回归中国文化,并未能化解内心的紧张:一个非正常发展的社会怎样向正常发展的社会靠拢而不失其文化主体性,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