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柏林圍牆倒塌，東歐革命風起雲湧，再過兩年蘇聯正式解體，半世紀的冷戰就這麼相當和平地結束了。絕大多數研究蘇聯東歐的專家們，萬萬沒想到有這麼一天怎麼快來臨。八十年代，東歐被視為蘇聯的禁臠、抵禦北約的第一道防線，預測東歐會從蘇聯分離出去，簡直不可思議，蘇聯解體就更別談了。哥倫比亞大學名噪一時的政治學教授比亞勒在一九八二年的《外交季刊》上發表文分析蘇聯積重難返，體制內蘊藏了巨大可供高層維持現狀的潛力，改革無望，至少在一二十年內不會有大變革。不到十年，蘇聯分崩離析，他的預測成了譏諷專家常引用的例子。

瑟文·比亞勒（Serweyn Bialer）二月八日去世，他是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學者，一九二六年出生於柏林，家庭是富裕的波蘭猶太人。年輕時熱衷馬克斯學說，加入地下波蘭共產黨，二戰結束前曾一度關在集中營。他從波蘭科學院取得博士學位，論文主題是馬歇爾計劃。一九五四年做為波蘭共產黨員代表去蘇聯，所見所聞使他大為失望。在他的眼裡，蘇聯和德國納粹集權獨裁沒什麼不同，共產制度的腐敗，造成資源浪費，導致民不聊生。兩年後，他隨波蘭官方訪問團到東柏林時，脫隊跨越到西柏林尋求政治庇護，後移民美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修了第二個政治學博士學位，研究斯大林時期精英決策機制，聚焦史大林如何駕馭各方諸侯，動員社會資源來贏得二戰勝利，論文隨即出書。他的第二本書，史達林的繼承人，也是探討蘇聯高層人際關係在制定決策中的因素。這些著作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聲名鵲起，經常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以學者專家身份發言，並且在雜誌電視上做評論，分析蘇聯官僚階層內部張力，立場適合當時冷戰的宣傳，加上他自己“棄暗投明”的經歷，是位明星教授。

七十年代初，美國從越南撤軍，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後東西陣營關係緩和，許多跡象顯示世界在大變革前夕。美國以區域研究劃分的國際關係研究，各搞各的，跨地區往來甚少。為了促進彼此交流 ， 哥大在一九七七年成立了“國際變革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探討已經發生和正在醞釀的世界變化，著重點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東歐，但是範圍擴大，包括伊朗、中東、中國等，由比亞勒主持。一九八二年我申請做博士後來梳理當代俄羅斯對中國的民族研究，獲得接納。我去他的辦公室拜山門，那時他的健康情況不好，做了手術，臉色蒼白，給人一種冷冰冰的感覺。他問了一些蘇聯研究機構在我研究的領域有哪些專家，然後說需要辦圖書館借書證之類，儘管找他的助手，在我的研究報告出版前，他寫了一段鼓勵的話。

研究所每週有午餐會，圍繞一個國際熱點話題來討論，例如：“父與子”代際替換是否會催生蘇聯的變革，比亞勒的看法不樂觀，發表在《外交季刊》的那篇文章，合乎當時的主流看法，專家們的確沒料到世界變革如此迅速。

區域研究的專家一再強調他們的作用是解釋和分析，不是預測未來；可是政府也好，民間 也好，都期待專家們除了設置議題之外，也要針對可能演變的未來提出方案。蘇聯能否改革是一個重要議題，絕大多數專家都認為蘇聯慣性使然，尤其是官僚內部利益固化，不可能做傷筋動骨的大幅改革。不過眾人諾諾時，還是有諤諤之士。去年去世的哈佛大學的派普斯否認蘇聯是鐵板一塊，指出只要俄羅斯有變動，十幾個共和國成員就會紛紛獨立，後來果真應驗了。

比亞勒在一九八三年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這個獎項是富有的麥克阿瑟夫婦（與二戰的麥帥無關）成立，開放給各領域成就卓越、有創造性的個人。比亞勒以他研究克林姆林統治階層的洞見而獲獎，是這個領域空前的殊榮。八零年代中期，蘇聯一把手布里茨涅夫過世後，連著換了三個總書記，到了戈巴喬夫上任，比亞勒逐漸修正蘇聯是死水一潭的看法，一九八六年他的新書《蘇聯悖論：向外擴張，內部衰退》就透出方向捉摸不定的感覺。他去世後，紐約時報的紀念文章中推崇他預見蘇聯的變革，或許出於對逝者的尊重，沒有提到在《外交季刊》上廣為人知的那篇文章。平心而論，比亞勒的確是位很犀利的學者，通曉多種歐洲語言，移民美國後，努力學習英語，著作等身，令人佩服。

蘇聯解體引發了整個區域研究的大地震，專家們被打臉，外界質疑和譏諷之聲不斷。隨後葉利欽配合西方顧問及寡頭治國，到處一片混亂。幸而從計劃經濟轉型到自由市場看似醞釀著巨大商機，有為數不多的俄羅斯通“華麗轉身”，下海進入跨國能源公司或風險投資基金，短時間內把俄羅斯區域研究的人氣推向新的高峰。可是培養精通語言和把握經濟造詣的專家需要時間，年輕人心浮氣躁，再加上俄羅斯黑道橫行的年代，正規就業發財的機會不多，興趣就淡下來，俄羅斯地區研究進入枯水期。據美國現代外國語協會統計，二零一三年修俄語的學生比一九六零年下降了三分之一。

九十年代以來，研究蘇聯的新範式是以佛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做底色。他提出西方冷戰的勝利標誌著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所有的國家都要以美國制度做榜樣，認同美式普世價值，並接受美國引領的世界秩序。考察前共產國家轉型過渡，就是衡量它們向這個目標努力的程度和取得的效果。葛森 （Keith Gessen）是一名俄裔紀實報導的作家，他察覺到新話語體系表面上看來多元，實質上高度統一。一位國防部門分析師打了一個比方：傳教士佈道的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在宣傳美國普世價值。 有的上門和顏悅色的問：你聽到過民主、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福音嗎？有的急於把東歐中亞轉變成民主自由的樂土，就免掉客套話，直接下手改造，兩幫人實際上構成一枚硬幣的兩面。

俄羅斯雖然在蘇聯解體的年代嘗試融入自由民主的潮流，然而美國稱雄意識強烈，為了鞏固冷戰勝利成果，堅信武功不可廢，因此分批將前蘇聯國家納入為了反共而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東擴這個政策從一九九四年克林頓政府時代就逐漸形成，俄羅斯意識到一步步被圍堵的困境。二零一四年烏克蘭獨立事件運動觸發了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以及支持東烏克蘭動亂。美國鷹派認為這證實了他們一向強調的俄羅斯對世界秩序的威脅。兩年後俄羅斯被指控影響操縱美國總統大選，無論真相如何，共和民主兩黨都不遺餘力地表示憤慨，指責俄羅斯的陰謀。接著美國退出中程飛彈條約，數十年構建的裁軍條約淪為廢紙，兩國關係跌到冷戰後新低。

目前知俄派中佈道的熱情已在消退，務實地認識到俄羅斯不學習美國的榜樣，不認同美式的普世價值，也不接受美國在國際上的霸權。鷹派沒有冷戰時意識形態的靶子，就訴諸歷史來解釋俄羅斯骨子裡就是與西方不同，自十五世紀以來專制獨裁塑造了俄羅斯人獨特的性格，即使普京下台，一定還會有其他強人來頂替他。美國政府及民意集體轉向，強調“美國第一”的氛圍下，新一代知俄派偏向誇大俄羅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地區研究的演變呈螺旋式，目前預設立場、使用的語言和概念與冷戰期間以比亞勒為代表的分析範式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