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联手研制原子弹，由此确定了双方对核武器的垄断。虽然美国政府主要出于减少美军伤亡和加速战争进程的双重需要对日本实施了核打击，但此举对美苏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围绕着核武器垄断与反垄断，美苏之间展开了激烈较量。美国将原子弹视为实现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对苏政策愈发强硬；而苏联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加紧核武器研制。尽管出于政治和宣传需要，双方都表示赞成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但实际上双方立场迥异，且互不让步，最终导致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以失败告终。核武器虽然并非冷战的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英苏同盟瓦解、冷战发生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关 键 词：核武器 原子外交 冷战起源 原子能国际控制 美苏关系
对于冷战的起源，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意识形态、地缘对抗等方面，从核武器这一视角来揭示这一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且限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论述不够深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①国外相关研究集中在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这一问题上。在冷战研究的传统学派看来，核武器与冷战的起源并无关联，美国对日使用核武器旨在减少美军伤亡，缩短战争进程，完全出于军事需要，冷战起源的根本在于苏联的对外扩张和对西方深深的敌意，不论美国采取何种政策，包括就原子能事宜尽早与苏联磋商，都不能阻止冷战的发生。②修正派则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实际上对准的是苏联，在军事上是“完全不必要的”，更多地是出于政治考虑，旨在通过核威胁来促使苏联在东欧问题上作出让步，冷战由此肇始。在修正派代表性人物阿尔普罗维茨看来，是杜鲁门改变了其前任政策，转而对苏采取强硬态度，才使得美苏同盟关系瓦解。伯恩斯等学者甚至称，罗斯福在原子能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完全排斥苏联的政策，之所以在美英垄断和国际控制两种方案间举棋不定，为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持行动的灵活性，并增加与苏联谈判的筹码。③长期以来，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④应当说，双方的观点和看法都有失偏颇，值得进一步商榷。对于战后初期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不少西方学者都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美国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现实主义政策”，“巴鲁克计划”是基于威尔逊国际主义观念而提出的构建战后新世界秩序的思想。这些学者将双方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苏联，指责苏联一方面加紧核武器研制，一方面为了避免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并为扭转因原子弹而造成的美苏军事力量失衡赢得时间，因而在联合国与美国展开了一场外交游戏和宣传战，由此导致冷战的发生及双方核军备竞赛的开始。⑤《原子弹与冷战起源》是西方学者近年出版的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著作，使用了美、苏双方的一些新材料。该书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和一些做法，认为核武器在美苏冷战起源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指出苏联领导人采取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研制核武器，是美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恶化的重要原因。该书否认罗斯福政府或杜鲁门政府对苏实施“原子外交”，认为冷战起源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应由苏联承担。⑥这些观点和看法同样有失公允，对冷战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和片面，忽视了美苏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和分歧，并过分强调了在原子能问题上苏联政策的“僵化”。本文力图使用有关各方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探讨核武器在美国对外政策、美苏关系以及冷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
一、美英核垄断政策
核武器的研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军事和技术问题，而是与大国关系息息相关，原子能问题与美国对外关系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美国总统罗斯福而言，原子弹是美国塑造战后世界一个非常有价值甚至是具有潜在决定性意义的工具。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在与英国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不仅将同为战时盟友的苏联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将核武器作为日后应对苏联的重要手段。尽管此时苏联是美国的盟友，但这是出于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罗斯福从来没有真正信任斯大林，双方根深蒂固的猜忌和怀疑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消除。在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构想中，虽然苏联和中国也占有相当的地位，但他显然更重视与英国的关系。他曾多次明确表示，要大力扶植英国，使之成为美国战后一个可靠盟友，并在欧洲遏制苏联影响的扩大；英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在战后世界秩序安排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英合作甚至要比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更为有效。因而，保持英国的强大至关重要，美国不仅要向其提供经济援助，而且也要在原子能研究方面保持全面合作。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也强调，美国必须现实地认识到，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英国都将支持美国，美国也必须与英国并肩携手，一个软弱的盟友毫无用处。⑦
同样，在英国领导人看来，原子能合作研究不仅有助于维护与加强美英关系，更关键的是可以确保英国在战后拥有对抗苏联的重要外交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英国在原子能研究领域谋求与美国全面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苏联的担忧。丘吉尔及其科学顾问安德森多次向美方明确表示，英国政府是从战后军事角度来全面考虑原子能问题的，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苏联将在战后成为欧洲一支最为重要的力量，并且也是英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原子弹对英国来说不仅可以确保其在欧洲的地位，而且也是用来抵御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维护自身安全的唯一有效工具。丘吉尔宣称，除非美英携手合作，否则苏联很可能会率先研制出这一武器，并对西方国家进行“讹诈”。⑧
毫无疑问，苏联因素在促成战时美英原子能合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8月19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签署双方在原子能研究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协议，其中明确规定没有双方同意，不得与第三方交流任何有关原子能的情报。很显然，这里的所谓“第三方”指的就是苏联。根据这一协定，双方还在华盛顿设立“联合政策委员会”，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担任主席，具体协调双方原子能研究的合作事宜。⑨
既然美英领导人都将原子弹视为实现军事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是今后对付苏联的“制胜武器”，毫无疑问，他们都竭力维护对这一武器的共同垄断，并将任何与苏联分享原子秘密或谋求实行国际控制的建议束之高阁。美英政府的这一做法引起一些科学家的忧虑和不安。在他们看来，美国和英国幻想长期垄断核秘密是“极为危险的”。
被英国政府派往美国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丹麦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是较早认识到核武器将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科学家之一，他率先劝说美英领导人将原子能的研究和应用置于国际控制之下。作为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学者，玻尔非常关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原子弹对世界各国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除非做出无与伦比的努力在西方和苏联之间达成谅解和信任”，否则西方国家和苏联结成的同盟在战争结束后不可能持续下去。他呼吁美国和英国尽早与苏联展开谈判，以实现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因为“一个安全的世界必然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就原子能控制达成协议，这是确保战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1944年初，玻尔多次致函英国负责原子能事务的安德森爵士等人，强调最好是由美英首先提出倡议，通过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加强信任，以阻止将来的竞争，使原子能研究符合各国共同的长远利益。⑩
玻尔的这一想法得到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斯福总统密友费力克斯·法兰克福特的支持。1944年2月初，玻尔在与法兰克福特会面时阐述了对原子弹给国际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的看法，认为原子能研究可能给人类带来诸多福利，也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因而，美国在战后面临两种可能的选择：核军备竞赛或者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而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完成将为推进各国之间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法兰克福特显然被玻尔的观点打动了，随即将这一谈话内容转告罗斯福，并阐述了自己对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看法。法兰克福特认为，极为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应采取主动，努力寻求与苏联就原子能控制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如果苏联通过自己的渠道知晓了美英的原子弹研究计划，这将造成灾难性后果。他向罗斯福表示，玻尔对苏联科学界的研究情况非常了解，认为苏联完全有能力研制出原子弹；如果盟国在战争时期不能就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进行讨论，战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核军备竞赛。因而，罗斯福应及早与斯大林接触，提出一项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这是避免战后美苏关系恶化和核军备竞赛的唯一办法。他还向罗斯福强调，解决这一问题要比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任何计划都更为重要。罗斯福表示对他所谈论的问题“担心得要死”，渴望获得任何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并表示将就此与丘吉尔商谈。(11)
罗斯福的积极回应无疑令玻尔非常兴奋。他随后向英国方面提交了数份备忘录，重申美英不可能长久保持对核武器的垄断；战争结束后，苏联势必全力研制这一武器；呼吁美英采取行动，并建议美英两国科学家首先与苏联科学家加强交流与合作。玻尔还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备忘录交给了负责原子弹研制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强调各国科学家间的交流能够带来进步、理性，乃至和平。在他看来，如果美英主动将曼哈顿工程告诉苏联领导人，并使后者确信这一项目不会危及苏联，那么战后的核军备竞赛才能得以避免。恰在此时，玻尔收到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来信，邀请他前往苏联。玻尔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他接受这一邀请。
丘吉尔对有关原子能国际控制的任何建议都缺乏兴趣。实际上，在丘吉尔与玻尔会面之前，安德森等人已经多次提请他对战后原子能的控制问题加以关注，认为在筹划战后世界的安全问题时，如果没有考虑到原子能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么一切都将是幻想，因为世界的未来实际上有赖于原子能是用来造福于人类还是要毁灭人类。安德森认为，对美英来说，在原子能领域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美英应将曼哈顿工程的相关情况告知苏联领导人，并与之合作，共同就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拟定一项方案，建议由外交大臣立即就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安德森还为丘吉尔草拟了一份致罗斯福的电报，要求就此与美国政府磋商。丘吉尔的回答则是“我不同意”，认为发送任何这样的电报都毫无必要，表示坚决反对就此与苏联接触。(12)
丘吉尔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的消极立场，注定了他与玻尔在5月中旬的会谈无果而终。事实上，在不到半个小时的会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丘吉尔与其原子能事务顾问彻韦尔谈论其他事情。最后，玻尔只得表示希望向丘吉尔提交一份备忘录，以便全面阐述自己的想法。对此，丘吉尔回答说，只要不涉及政治，他很乐意听取玻尔的意见。丘吉尔的态度令玻尔十分懊丧，称他和丘吉尔说的“完全不是一种语言”。(13)虽然如此，玻尔还是在5月下旬致函丘吉尔，再次强调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说服丘吉尔做了最后努力，但丘吉尔不为所动，只是将来函封存了事。(14)丘吉尔对原子能的立场在其写给艾登的一封信中阐述得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只要我们能控制住局面，就要尽力将这一问题掌握在美国和英国人手中”，并强调目前他反对任何将原子能秘密泄露给第三方或第四方的做法。(15)
鉴于丘吉尔对原子能国际控制态度极为冷淡，玻尔便将希望寄托在罗斯福身上。他通过法兰克福特向罗斯福递交一份7页长的备忘录，强调原子弹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将彻底改变未来的战争条件，必须对此予以最迫切的关注。他认为，除非在适当的时候切实达成控制使用这种新武器的协议，否则任何暂时的优势，即使是非常明显，都会因对人类安全构成的长久威胁而抵消。他重申，在原子能问题上各国应建立起相互信任，作为取得谅解的第一步，美国和英国应首先公开原子弹秘密，并对其实施国际控制，唯有如此才能防止出现“可怕的军备竞赛”。他表示，此举有助于消除各大国之间任何猜忌的起因，未来几代人的命运将有赖于这些大国的携手合作，而现在就是美英采取行动的最为有利的时机。(16)8月26日，罗斯福邀请玻尔到白宫就原子能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玻尔表示，反法西斯盟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可能成为战后世界的主要问题，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苏联具有制造原子弹的能力和技术，也一定正在展开研制工作；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前，或者在战争中使用之前，美、英、苏三国就原子能使用的监督问题达成协议较为容易，如果继续采取保密政策，势必大大增加苏联领导人对美英意图的怀疑，从而也就失去了一个打破双方意识形态壁垒、建立互信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建议首先恢复战争期间所中断的各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罗斯福对玻尔的建议表示同意，称美国必须与苏联接触，并就此达成谅解，这将“开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认为苏联领导人在理解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革命性结果方面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他还表示，在即将举行的美英首脑会晤期间自己会与丘吉尔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并设法说服其改变在原子能问题上的立场。(17)罗斯福的态度令玻尔颇受鼓舞。1944年9月初，他致函罗斯福，再次强调现在即是有关各方考虑原子能控制问题的恰当时机，重申对核武器的有效控制关乎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及至1945年3、4月，玻尔仍试图努力说服美国政府尽快与苏联进行谈判。(18)
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布什、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科南特以及参与曼哈顿工程的一些科学家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建议，认为应将原子弹以及世界上的铀矿资源和各国的原子能研究活动置于一个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控制之下，以防止出现核军备竞赛，并且在这一机构内美国和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共同分享有关核技术。与玻尔一样，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拥有优秀科技人才的国家都能在三四年之内达到美国和英国现有的研究水平，甚至取得优势；通过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来维护核垄断根本无济于事，甚至对原材料实施控制也难以奏效。在他们看来，保密措施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确保美国在原子能领域的优势，但从长期来看却会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而尽早与苏联就原子能的控制问题达成协议不仅有助于维护和加强战时盟国间的团结，而且对战后世界和平也大有裨益。不仅如此，他们还警告说，原子弹的研制只是第一步，随着核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很快就会研制出更具毁灭性的武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心城市都将面临核打击的威胁。布什、科南特等人一直非常担心美苏之间的秘密军备竞赛将在战后引发一场可怕的冲突。芝加哥大学22名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则联名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向世人公开有关原子弹研制的信息。(19)
但是，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恰恰就是希望能够长久维持对原子弹的垄断。尽管罗斯福曾表示非常担心原子弹可能对未来的美苏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并承诺将就此与苏联展开磋商，但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仅如此，他一方面指示下属对法兰克福特是如何知晓曼哈顿工程一事展开调查，同时进一步强化美英原子能合作。1944年6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战时及战后美英控制苏联疆域之外的钍和铀矿资源达成协议，据此双方成立“联合开发托拉斯”，负责这些资源的勘探、开发等工作。美英的目标是要控制全世界已知的所有的主要铀矿资源，这是其核垄断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实际上，早在1943年初，罗斯福就曾指示格罗夫斯“应尽可能完全地”占有世界上的铀矿资源。格罗夫斯开始绕过国务院，就购买和控制铀、钍矿资源事宜与比利时、巴西、荷兰、瑞典等展开谈判。(20)9月18日，罗斯福、丘吉尔在纽约州海德公园会晤时又签署一项秘密备忘录，明确规定向世界各国通报原子弹研制进展情况以便就其控制和使用达成国际协议的建议是“不可接受的”，应继续将原子弹研制工作视为“绝密”；在击败日本之后，为了商业和军事目的，美国和英国将继续在原子能研究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直至双方同意终止。鉴于玻尔一直主张在原子能问题上实行国际控制，这引起美英领导人的不安，决定调查他的活动，并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其不会向苏联泄密。(21)丘吉尔甚至表示，应该拘禁玻尔，“或者无论如何也应让他知道他正处于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边缘”。(22)
就这样，罗斯福和丘吉尔通过签署秘密备忘录的方式进一步确定日后美英原子能合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表明双方要共同维护对核秘密的垄断，从而关闭了在这一问题上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大门。科南特、布什对美英领导人的此次会晤极为不满，认为罗斯福在原子能问题上与英国人的合作过于密切，试图极力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而没有考虑到此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与苏联关系的紧张，促使其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从而引发美苏之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最终引发一场战争。在布什看来，罗斯福显然认为“他能够同丘吉尔合作，拟定出一个关于原子能的美英战后协定，并通过这一协定牢牢掌握原子弹，从而或许可以控制世界和平”。(23)他们力图通过史汀生促使罗斯福改变政策，要求除了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外，一切重要的科学信息都应在使用前最大限度地公开，唯有如此才能降低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并使各国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们重申，美英的核保密政策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极为危险，势必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使苏联及其他国家对美英产生疑虑。(24)史汀生则表示，他对美国长久保守核秘密这一可能性并不抱幻想，并非常担心美国的做法对苏联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他坚持认为现在还不是与苏联共享这一秘密的时候。在他看来，鉴于核武器事关重大，苏联必须在国际乃至国内问题上作出一些重大让步才能换取美国公开这一秘密，在此之前一定不能相信苏联。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显而易见，原子弹已经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杠杆。(25)
因而，尽管雅尔塔会议为美苏领导人当面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难得机会，而且罗斯福也很清楚苏联情报部门已经获悉曼哈顿工程的存在，认识到美英继续采取保密政策将有损与苏联的关系，但他并未向斯大林提及任何有关原子能研究和曼哈顿工程的信息。罗斯福曾考虑该是向斯大林通报情况的时候了，却遭到丘吉尔的反对。丘吉尔强调，应将核秘密牢牢控制在美英手中，这对于英国战后的安全至关重要。格罗夫斯则认为，在当时，美国政府内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想让苏联知悉曼哈顿工程。总而言之，美国失去了与苏联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进行磋商并借以了解其态度的良机，而美英坚持核垄断政策只能进一步增加苏联领导人对西方意图的疑虑，罗斯福的战后美苏合作构想也注定化为泡影。(26)直至罗斯福去世，美国的原子能保密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不仅如此，1945年4月初，美国还秘密出动特别行动小组到德国境内的苏军控制区，彻底摧毁了德国在该地所建的原子能设施，同时将所有相关研究资料、1200多吨铀矿石以及重水等悉数运回美国，将不能带走的物品全部予以烧毁。美国政府非常担心，一旦这些设施以及相关资料落入苏联之手，势必对其原子弹研制工作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27)
二、核武器与美苏关系
随着曼哈顿工程的不断推进，原子弹的问世已经指日可待。在美国对苏关系中，核武器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愈来愈大。史汀生说得很明白，在美国的原子能政策中，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与苏联直接相关。(28)杜鲁门政府不仅延续了罗斯福的政策，将核武器视为实现美国政治和外交目标甚至是对付苏联的重要工具，而且还在多个场合对苏联发出核威胁。
杜鲁门在继任总统前对“曼哈顿工程”一无所知。1945年4月25日，史汀生向他汇报说，在今后四个月之内，美国将会研制成功一种“人类历史上迄今所知的最为可怕的武器”，一颗这样的炸弹能够摧毁整个城市。他同时警告说，尽管美国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控制着制造这一武器的资源，但美国不可能长久地保持这一优势，最有能力很快赶上美国的就是苏联。史汀生认为，对美国和世界而言，原子弹的研制包含着巨大危险，但同时也提供了难得机遇，能否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使原子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机制，关乎世界的和平和人类文明未来的命运。他强调，与其他国家分享核秘密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分享将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如果可能，必须对原子能实施控制，使其成为世界和平的保障而非人类文明的威胁，建议在战后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史汀生同时也提出所谓“拖延战略”，认为现在与苏联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为时尚早，一切要等到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不仅如此，在公开核秘密之前，美国应尽可能多地占有世界其他地区的铀矿资源，以加强战后美国的谈判地位。(29)根据史汀生的建议，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就战后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控制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不少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对于使用核武器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颇感不安，极力主张对其实施国际控制。最早推动美国政府做出研制原子弹决定的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西拉德，极为担心美国的政策势必在战后引发一场核军备竞赛，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在一份通过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呈交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强调，原子弹给美国带来的暂时的某种军事优势，将由于在政治和战略上的严重失误而化为乌有；核武器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可能达成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结成持久同盟。西拉德警告说，必须对铀和原子能的研究活动实施国际控制，否则美国人口密集、工业集中的城市中心最易成为核打击目标。在他看来，美国面临的最大直接危险是，原子弹的试验将很可能导致美苏之间的一场核军备竞赛，苏联很快就会成为核大国，结果将是两败俱伤。1945年5月底，他又将此备忘录交给即将出任国务卿的贝尔纳斯。(30)6月中旬，经过长时间讨论，以芝加哥大学詹姆斯·弗兰克为首的7名科学家联名向史汀生递交一份报告，强调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现有一切武器，并且没有有效的手段进行防御；为了避免日后出现核军备竞赛，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对核军备的国际核查制度，而美国对日本的突然核打击将会破坏这种必要的信任。报告认为，通过用原子弹突袭日本的办法而获得的军事优势，将由于丧失信义、造成全世界恐惧与憎恨以及国内公众舆论的谴责而化为乌有。报告建议美国应将原子弹投掷在无人居住的沙漠或荒岛上，并邀请各国派员前往参观，以见证其杀伤力，以此向全世界显示，虽然美国拥有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但并不投入使用；如果各国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那么美国将来也不会使用这类武器。这样，“就会为达成国际协议创造最良好的气氛”。报告表示，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核武器的毁灭力之大确实无可比拟。如果想充分利用核武器的有利因素，就必须采取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31)7月，西拉德起草一份有69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再次强调原子能的发展将为各国提供新的毁灭手段，而原子弹只代表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在其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取得的破坏力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作为首先拥有这一武器的美国“也许要对开启一个无法想象其毁灭规模的时代大门而承担责任”。史汀生的特别助理向其汇报说，几乎所有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都十分担心原子弹的研制可能带来的严重危险，认为如不能对其实施有效的国际控制，其引发的军备竞赛或许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在。(32)
在美国事关原子能事务的决策层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清醒地认识到，考虑原子能控制和国际合作时，首要问题是看苏联的态度，主张美国应尽早与苏联进行磋商，通过情报分享等方式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布什、科南特建议，一旦原子弹研制出来，除了具体的生产细节外，其他一切资料都应立即公之于世。他们反对向日本某个城市首先使用原子弹，建议采取通过“显示”其威力的办法向日本发出威胁，除非立即投降，否则美国将对其实施核打击。(33)5月底和6月下旬，奥本海默与“临时委员会”中其他三名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就对日使用原子弹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鉴于核秘密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而美国的排他性政策势必会造成美苏关系紧张，并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相悖，建议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首脑会议上，如有适当时机，美国应告知苏联核武器的存在，向其说明美国打算用来打击日本，并希望今后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以确保这一武器成为和平的保障。他们强调，此举对美国是“极为有利的”，美苏原子能合作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改善。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美国还应将这一信息同时通知法国、中国等国家，欢迎各国就加强原子能领域的国际合作献计献策。奥本海默等人强调，如果在原子弹实际使用之前提出有关原子能研究的信息交流，将会极大地加强美国的道义地位。(34)这一建议得到史汀生以及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支持。史汀生特别担心，如果在没有告知苏联的情况下美国就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建议杜鲁门若在波茨坦会议上与斯大林相处融洽，就应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通报斯大林，并告知美国获悉苏联也在开展这一武器的研制工作，期盼能够就这一武器的国际控制问题展开磋商。马歇尔也表示，应将曼哈顿工程的相关情况告知作为盟友的苏联，甚至建议最好邀请两名苏联知名科学家实地观看即将进行的原子弹试验。(35)
美国最高决策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依然将核垄断视为与苏联进行谈判、谋取外交优势的重要砝码。杜鲁门认为，美国应继续保守核秘密，就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以及与苏联分享核秘密的时机还不成熟，苏联至少应该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中国东北问题上作出妥协，才能换取美国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他确定，在成功向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决不应向苏联透露任何原子能研究的相关信息。(36)在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看来，核武器威力空前，有可能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他担心，一旦美国将有关信息告知苏联，斯大林很可能要求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或者命令苏军立即对日宣战，届时美国将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贝尔纳斯赞同格罗夫斯的估计，即美国在原子能研究方面远远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由于缺乏铀资源，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制造出原子弹。因而，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核垄断可以为美国实现战略目标提供更为强有力的外交杠杆。他还认为，原子弹的威力会给苏联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促其在东欧问题上变得“更易管理”，否则要让苏联从东欧撤军将非常困难。(37)总之，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眼中，原子弹已然成为对付苏联的一张“王牌”。在贝尔纳斯的推动下，“临时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对美国最为理想的行动方针是尽快推进原子弹的制造和研究工作，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尽一切努力改善与苏联的政治关系。贝尔纳斯或许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这两大目标其实完全相悖。(38)
1945年7月中旬，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波茨坦召开会议，这是杜鲁门首次与斯大林见面。实际上，早在4、5月份，斯大林、丘吉尔就曾提议举行首脑会晤，以便解决当时盟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杜鲁门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将会议日期推迟到7月中旬，即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进行试验的预定日期。奥本海默回忆说，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求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必须完成原子弹研制工作，决不能向后拖延。在杜鲁门、史汀生等看来，原子弹试验的成功将大大增加美国与苏联谈判的筹码。(39)7月16日，试验成功的消息无疑令美国决策者大喜过望，认为这一最具毁灭性的武器不仅彻底扭转整个战局，甚至还将改变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进程。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以及马歇尔等都确信，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使得苏联对日宣战已没有必要，一旦对日本使用这一武器，在苏联出兵之前日本就已经按照美国所提的条件投降了，这也意味着今后美国可以单独占领日本。(40)副国务卿格鲁认为，倘若苏联参战，蒙古、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都将落入其“势力范围”，甚至中国大陆和日本最后也将难以幸免。贝尔纳斯特别关注中国东北的大连和旅顺，担心一旦苏军进入，就很难再让他们撤走。(41)因而，美国领导人在会议上想方设法试图阻止至少是推迟苏联对日作战，并拒绝让斯大林参与《波茨坦公告》的讨论，也没有允许其签字，这令斯大林颇为不满。马歇尔则没有等到会议结束就提前回国，旨在向苏联表明在远东战场上美国不再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42)不仅如此，美国决策者决定，在波茨坦会议上暂不与苏联就解决世界上的其他问题进行谈判，一切都要等到对日使用原子弹之后。在贝尔纳斯看来，原子弹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力量，而且将决定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它的使用势必极大地震撼苏联领导人，对其产生影响，从而促其同意并接受美国的立场。对此，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明确告诫说，核威胁对苏联不可能奏效，只能增加苏联对美国的敌意，给双方关系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43)
丘吉尔同样认为，原子弹试验的成功可以使美英“处于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一武器或许能够促使苏联变得“听话一些”，并可以改变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力量对比。他表示，倘若苏联掌握核秘密，很可能意味着“文明的终结”，而现在美国则可以用其来塑造世界。他甚至提出可以警告斯大林，如果苏军不从东欧撤出，美英就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数个重要城市夷为平地。(44)史汀生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称如果苏联领导人不对其国内政治和社会做出“根本性改革”，美国就不应与其共享核秘密。(45)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原子弹，杜鲁门此后判若两人，在谈判中充满自信，并主宰着整个会议进程。他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承认问题”和波兰的选举及边界问题不断对斯大林发号施令，指责苏联试图扩大在东欧、地中海以及土耳其的影响。(46)杜鲁门并没有像奥本海默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在首脑会议期间就原子能问题与苏联展开坦率会谈，只是在7月24日与斯大林的谈话中“不经意”提到美国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式武器。杜鲁门在日记中写到，斯大林“对此没有特别兴趣”，“他的反应只是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够很好地对日本使用”。斯大林的这一态度令杜鲁门以及在一旁密切观察斯大林反应的丘吉尔颇感失望，贝尔纳斯等人甚至错误地认为斯大林根本没有明白杜鲁门所言的重要性。实际上，斯大林在三天之前就已经通过情报机关获悉美国原子弹试验的信息。(47)
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先后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几乎将两个城市夷为平地。应当说，杜鲁门的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军事考虑，旨在减少美军的战争伤亡，加快战争进程，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但在客观上，却对苏联以及美苏关系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如一名英国驻莫斯科记者所言，在苏联，每个人都认识到原子弹已经成为世界权力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确信美国对日使用这一武器的真正意图首先是要恐吓苏联。就连科南特也表示，除非尽快公开核秘密，否则苏联有理由确信，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事实本身就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48)的确，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而是对苏联进行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一场“新的甚至是更可怕的毁灭性战争”，美国的核垄断使苏联的安全陷入危险境地。(49)
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对斯大林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且复杂的，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斯大林加快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并于8月9日对日宣战。本来他打算在中下旬对日发起进攻，而原子弹的使用令其颇为担心，日本有可能在苏联出兵之前就已经向美国投降了。在舆论宣传方面，为了尽可能减少苏联民众以及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对原子弹的恐惧，斯大林等在公开场合对原子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认为从军事上来看，原子弹“并不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现在或许只有一两颗原子弹，即使再多一些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美国只是试图借助原子弹进行讹诈和威胁，而不会真的发动战争。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斯大林强调，“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活动家所说的那样厉害。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的，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8月11日，苏联领导人在与到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会谈时，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原子弹问题。苏联军方更是对原子弹采取几乎完全无视的态度。1945年至1946年间，其公开和内部发行的报纸和期刊发表的有关原子弹的文章只有三篇。(50)
在外交方面，原子弹的使用无疑使苏联领导人对西方原有的疑虑大大加深。斯大林于9月中下旬数次指示正在伦敦参加盟国外长会议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定要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坚持到底，决不能向美英作出丝毫让步，会议的失败对苏联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他强调，如果屈从于西方威胁，苏联将会一无所得。因而，莫洛托夫在会议上不仅要求美英不要插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而且还希望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在地中海以及非洲一些地区享有的权益，并提出苏联应参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贝尔纳斯显然被激怒了。他本以为慑于原子弹的威力，苏联会变得“驯服一些”，从而作出必要的让步。苏联在伦敦外长会议上之所以立场强硬，就是要向西方国家表明，尽管美国拥有核武器，但对苏联来说并不可怕，核威胁对苏联不起作用。(51)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全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实际上，早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同样开始关注原子能问题。尽管美英采取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从1941年秋至1945年，苏联情报部门仍陆续获得了核武器研制的近万页相关情报。(52)1942年底，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原子能发展计划，并由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负责具体的技术研究工作。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表面上对杜鲁门所说的美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的消息无动于衷，但实际上，他随即要求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强调杜鲁门企图依靠原子弹向苏联施压，“但是这种讹诈和威胁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苏联决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拥有对苏联的决定性优势。(53)
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不久，苏联领导层即于8月中旬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加快原子能研究事宜。斯大林向库尔恰托夫等人强调，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力量均势已经被破坏，他要求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使苏联“免受巨大的威胁”。在他看来，美国拥有原子弹而苏联却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库尔恰托夫表示，如果各项工作都得到全方位支持，可以在五年之内研制出苏联第一颗原子弹。(54)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国防委员会于8月20日成立负责管理原子能和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并赋予其极大权力，主要任务是首先在苏联寻找铀矿，并设法从东欧或其他国家获得铀矿资源和原子能研究的新技术，尽快研制出原子弹。斯大林强调，研制工作一定要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全党来进行，并且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与此同时，苏联情报机构和外交官不仅广泛开展相关情报的收集工作，而且还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苏联科学家据此对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55)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共约有40万人直接投入到这一工作，另有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近30万人，其规模远远超过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斯大林于1946年1月25日指示库尔恰托夫，研究工作一定要以“俄国的规模”全面展开，在主要方面“决定性地向前推进”，苏联政府将为此尽一切努力提供“最广泛、最大限度的帮助”。1946年苏联投入科学研究的预算为前一年的三倍多，(56)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宣告了美国核垄断时代的结束。
三、美国国内对原子能国际控制的争论
原子弹的毁灭性杀伤力使得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变得急迫和必要。在美国政府高层中，以贝尔纳斯为首的强硬派坚持将核武器视为美国与苏联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和“一个可以用来获取外交成果的杠杆”。他确信，原子弹的使用势必令苏联大为震撼，主张通过核威胁来促使苏联在东欧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作出妥协，坚决反对在原子能研究方面与苏联进行接触和任何形式的国际控制，要求全力加强和推进曼哈顿工程，制造出更多的原子弹，同时展开对威力更大的氢弹的研究工作，确保美国在原子能领域的优势地位。贝尔纳斯称，在讨论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之前，必须首先确定能否制定出一套政策以谋求“体面的和平”。他认为，如果苏联连美国进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都不允许，那种希望对其境内正在制造原子弹的工厂实施视察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所谓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的主张不过是那些对国际政治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们的幼稚想法。(57)
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驻苏代办凯南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立场。他在给贝尔纳斯的备忘录中明确警告说：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虽然目前不会对美国发动进攻，其实力地位一旦得到大幅提升，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因而，如果没有适当的保证措施对苏联原子能的使用加以控制，决不能向其提供任何重要的相关情报资料，否则就是对美国重要安全利益的无视。(58)
史汀生则对核武器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有了新的看法，并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他本来认为，为了换取核武器的“中立化”或最终销毁，苏联很可能会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作些妥协，甚至由此促成其内部发生重大变革。(59)在布什、科南特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美国单独垄断原子能的政策会导致苏联独立展开研究，从而引发双方激烈的军备竞赛。史汀生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武器，而美国试图长时间垄断不过是一种幻想。倘若美国以此作为外交杠杆或军事优势在欧洲遏制苏联，势必遭到失败，而那种将苏联内部变革作为分享原子能秘密先决条件的要求同样不可能实现。苏联内部的变革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基于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美苏原子能合作无疑将加速这一进程。在他看来，原子弹已经成为美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美国的做法只能促使苏联加紧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他主张，在两国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之前”，美国应当立即就此与苏联无条件地展开谈判，以便将其原子能发展计划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控制轨道上来。因而，史汀生对贝尔纳斯动辄以核武器威胁苏联的做法颇为不满和担心。(60)
1945年9月中旬，史汀生就原子能问题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强调美国的核垄断几乎肯定会引发一场苏联与西方国家间“疯狂的”军备竞赛，从而使得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变得不可能。美国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他赞成的实施国际控制，这是一条风险较小的方案；另一种是贝尔纳斯所主张的“错误道路”，即美国继续保守核秘密，从而导致核军备竞赛，使世界重新回到权力政治的老路。他警告说，如果美国现在无意解决这一问题，而仅仅是不断地同苏联谈判，并炫耀美国拥有这一武器，只能使苏联对美国的意图和动机愈加怀疑和不信任，促使其全力以赴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史汀生认为，有证据表明，苏联已经启动了这一工作，对美国来说主要担心的不是苏联何时会研制出这一武器，而是当其一旦拥有这一武器，是否还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在他看来，美苏能否建立起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不仅与核武器密切相关，而且实际上完全由这一问题所主导。史汀生敦促杜鲁门就原子能问题尽快与斯大林进行“直接、坦率的”磋商，以便就原子能国际控制以及共同开发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是解决与苏联相关的核问题的最为现实的办法。他特别强调，双方能否达成协议关乎世界的未来。如果苏联同意这一计划，美国则暂停核武器的研制，并销毁其拥有的原子弹，同时提议在任何情况下美、英、苏都不将原子弹用于战争，除非三方同意。他还告诫杜鲁门，“我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教训就是，你要使一个人值得信任的唯一办法就是信任他”。(61)
在1945年9月12、21日两次内阁会议上，史汀生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陆军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以及布什等人的支持。华莱士认为，那种希望长久保住核秘密的“马奇诺防线式”的想法是极为危险的，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走向对抗还是和平。布什提醒与会者，如果苏联全力研制原子弹，会在五年之后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会后，布什还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7页的备忘录，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建议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他强调，向苏联建议交换科学情报可以打开原子能国际合作的大门，而且最后可以获致有效的控制，这一建议并不涉及泄露原子弹本身的结构和制造过程等核心秘密。(62)与此同时，艾奇逊、帕特森也在提交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指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英原子能合作是两国联手对付苏联的“毋庸置疑的证据”，而且美国宣布代表联合国对原子弹实行监管也是对苏联明显的排斥，苏联势必作出强烈反应，他们建议应就此与苏联直接谈判，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走向一场导致相互毁灭的核军备竞赛。艾奇逊告诫杜鲁门，美国的保密政策不仅徒劳，而且极为危险，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找到一种对科学情报交流进行管理、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的有效办法。他同样认为，如果美国坚持排斥苏联的政策，只能进一步加深苏联的猜疑和敌视，从而使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他建议，在与英国协商后，美国与苏联进行接触，以便就交换科学情报和在发展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达成协议，确定在充分监督的情况下放弃这类武器的研制。(63)
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格罗夫斯等人则坚决反对史汀生、艾奇逊的主张。福里斯特尔把核秘密视为“美国人的私有财产”，认为“基本上属于东方国家的”苏联与日本一样不可信任，战后美苏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提出的任何进行国际合作的建议都将被苏联视为软弱的表现，甚至将史汀生的主张称为“绥靖”，指责史汀生及其支持者试图将原子弹交给苏联人。他提出美国应代表联合国对原子弹实行监管。(64)格罗夫斯发表讲话称，在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机会秘密扩充军备方面，核武器是美国用来谈判的有利杠杆，因而美国必须严格控制这一秘密，直至所有其他国家表现出对和平的渴望为止。他强调，只要核武器仍然存在，美国在这方面就必须是“最强大、最好和最多”，甚至主张对任何谋求发展核武器的“不友好国家”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建议在原子弹研制方面继续与英国合作，不断改进生产流程，进一步加强对世界上现有铀、钍的控制，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这一观点得到军方领导人的支持。(65)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提交的备忘录明确表示，目前美国应当“严守一切与原子弹相关的秘密”，尽可能长时期保持核垄断地位。其主要理由是：今后几年内其他国家都不会制造出这一武器；鉴于各大国在主要的国际政治问题上意见不一，核秘密的公开有可能引发一场军备竞赛，而美国城市、工业高度集中，极易遭受核打击，决不能将这种毁灭性武器交予他国；由于美国正在研发与核战有关的其他先进武器系统，在适当的国际控制措施确立之前就与他国分享核秘密是不明智的，同时也会被其他国家看作是“示弱”。因而，参联会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建议在原子能方面美国应采取如下行动：确保控制所有铀矿资源；最大限度地加快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继续采取最为严格的保密措施，绝不向任何国家或联合国公开任何相关信息；扩大原子弹的库存，确保能够充分用来实施战略作战计划。该委员会称，对美国来说，尽可能长时间保守核秘密是唯一明智的选择。(66)在反对派看来，原子弹不仅是美国未来安全的有效保障，是制胜的法宝，而且还是用来与苏联进行谈判的有力杠杆和后盾，对苏联的行为可以起到威慑作用。
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持与史汀生大致相同的看法。参议员富布赖特认为，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使得人们对未来世界充满恐惧和不安，并动摇了对联合国的信心。他强调，美国决不可能长久保持对原子弹的垄断，强烈建议由联合国对核武器实施有效的国际控制；如果美国放弃垄断的企图，与苏联分享原子能技术，这将有助于加强刚建立不久的联合国的力量。他认为，在核威胁面前，美国要比苏联更为脆弱，一旦遭受突然袭击，整个国家一夜之间将陷入瘫痪。(67)但是，这种观点在国会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以及资深参议员范登堡、拉塞尔等都公开强调，美国应尽可能长时间严守涉及核武器的所有秘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萨摩斯、俄亥俄州的一名共和党议员都提出议案，要求对任何泄露核秘密的人判处死刑。(68)对国会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分享核秘密。不仅如此，8月下旬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高达73％的美国民众也反对将核秘密置于联合国安理会或其他机构的控制之下。(69)
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同样是美国科学界关注的焦点。1945年8月底，大约300多名参加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联名起草一份宣言，呼吁美国政府在原子能研究方面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9月初，64名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联名致函杜鲁门，认为美国的核垄断只能暂时保证美国的安全；如果美国长期推行这种保密政策，只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相反，倘若美国将核秘密与联合国分享，以表示美国支持原子能国际控制，则很可能为真正的安全和互信奠定基础。一些核科学家还发表声明，呼吁立即就原子能的发展实施国际控制，以便为国际社会永久解决这一问题做出努力。下旬，该大学就“原子能控制”问题举行专题讨论会，与会的50多人中大部分是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弗兰克和西拉德在会议主题发言中系统阐释了对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看法。西拉德还在会后致函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强调促成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关键在于与苏联达成协议。(70)10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515名科学家发表五点声明，强调其他国家将很快研制出核武器；对这一武器尚无有效的防御措施；仅靠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一场核战争将摧毁相当大一部分的人类文明；唯有国际合作才能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71)奥本海默也多次提议，美国应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与苏联进行接触，以避免核军备竞赛的出现。他认为，苏联拥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大量的资源，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奥本海默、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回旋加速器实验室主任劳伦斯、核物理学家费米等人在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国家的基本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他们确信，随着原子能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研制出更多、更为有效的武器，这些武器在军事上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进行防御；他们不但不能够制定一项计划来保证美国未来数十年在核武器领域中的霸权地位，而且同样不能确保即使取得了这一地位就能使美国免遭最为可怕的毁灭，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议美国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缔结相关的国际协议，以阻止战争的再度发生。在奥本海默等人看来，合作与情报共享是避免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而国际机构的建立则可以确保这种合作的进行。(72)
杜鲁门的基本考虑却是美国必须尽可能长时间牢牢控制住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8月15日，他要求美国政府相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任何有关原子弹的研究、设计、生产过程以及军事上的使用等信息泄露，除非经过他明确批准。他还多次公开强调，决不会公开任何有关原子弹制造过程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作出一些和解姿态。10月3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咨文，强调军备竞赛将导致一场灾难，建议在原子能方面首先与英国、加拿大展开会谈，然后再与其他国家磋商，以便达成一项在原子能领域用合作代替敌对的国际协议。(73)
杜鲁门在国会的讲话受到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科学界的广泛欢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等机构的科学家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美国政府的行动，强调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是避免核军备竞赛、消除核武器给人类所造成的恐惧的唯一有效办法，而作为第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应立即发起建立阻止战争再度发生的国际合作机制。
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消极，甚至根本没有为美、英、加三方会谈做任何必要的准备，更没有拟定出一套谈判方案，这令新任陆军部长帕特森以及布什等人颇为沮丧。(74)布什向贝尔纳斯提交一份7页的备忘录，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与苏联进行接触，美、英、加拟定的方案也必须考虑到苏联的利益。他提出了分阶段谈判的建议：美国、英国和苏联首先同意在联合国建立一个负责处理所有有关原子能研究信息的机构，并且在这一机构中苏联和西方密切合作；该机构有权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裂变研究的实验室和工厂进行核查；在此基础上，各国停止研制核武器。在布什看来，要想彻底消除核武器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有赖于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密切合作。与此同时，帕特森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谈判方案，这些建议成为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谈判的基本政策。实际上，所有这些方案都以维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阻止苏联研制核武器为基础。(75)
四、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的失败
1945年11月15日，杜鲁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在华盛顿会晤时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达成一致，提出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委员会，并由其提出如下建议：在所有国家之间扩大交流用于和平事业的基本科学知识；采取必要措施对原子能研究实施国际控制，以保证其只用于和平用途；消除各国军备中的核武器以及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通过视察和其他有效的保障方法，以保护履行该协议的国家不受违约及规避行为的危害。杜鲁门表示，美国要致力于通过新成立的联合国，而不是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的方式实现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76)在发表这一公开声明的同时，杜鲁门私下则向艾德礼表示，美国将遵守罗斯福向丘吉尔所作出的承诺，在核垄断方面仍将视英国为美国的伙伴。英国方面显然对此非常满意。16日，美、英、加三国领导人签署一份秘密文件，重申三方将在原子能领域继续保持全面而有效的合作，“联合政策委员会”将以适当形式继续存在，就三方的原子能合作事宜提出指导建议，“联合开发托拉斯”则同样行使自己的职能。此时，该机构已控制了世界各地97％的铀矿石和65％的钍矿。而由格罗夫斯与安德森负责起草的备忘录则进一步确定：除非经过协商，美、英、加三国同意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及个人泄露任何信息或进行任何有关原子能的谈判；三国政府将通过购买或其他措施确保控制或占有包括三国在内的所有铀、钍资源，同时尽一切努力从英联邦和其他地区获取资源供应，将其置于“联合开发托拉斯”管辖之下，并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下基于科学研究、军事和人道主义目的在三国之间按需分配；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应继续保持全面、有效的合作；只要符合“联合政策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原子能设施的设计、建造和运行等方面的合作原则上也是“适宜的”。(77)显而易见，美、英、加三方会谈的意图是旨在继续维护核垄断，并谋求利用联合国使其核垄断合法化，而这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苏联方面本来就对美国没有邀请其参加三方会谈大为光火，而联合声明根本没有提及苏联，也没有表示要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与其进行磋商，这就使苏联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根本无意与苏联分享核秘密，而且还试图以此来威胁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美国推行的“原子外交”正把世界拖回战前的“旧时代”，并企图重建反苏集团。(78)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大都对西方的建议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些国家旨在利用核武器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以迫使其屈从于美国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削弱其在联合国以及东欧等地区的地位，使苏联降为二等国家，这一联合声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和英国对苏联的敌视。前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甚至明确表示，在核武器方面与西方国家的任何谈判都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对苏联来说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对这一问题完全置之不理。莫洛托夫则公开警告美国，不要试图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讹诈，苏联很快就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明确表示不会在美国的核讹诈面前作出任何让步。(79)美、英驻苏大使哈里曼和克尔都认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核武器已经成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对苏联军事力量的一种抵消，这进一步增加了其不安全感。(80)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国内，包括富布赖特、莫尔斯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也对美国政府没有邀请苏联参加会谈表示不满，敦促杜鲁门立即与苏联就原子能研究与控制问题展开磋商。(81)
为了促使苏联接受西方三国的联合声明，贝尔纳斯于11月底向苏联方面提议，在莫斯科举行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包括原子能国际控制在内的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李维诺夫看来，这一提议意味着美英从其以前的“压力”政策后退了，转而试图就战后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是苏联奉行强硬政策的结果。(82)斯大林指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仍应坚持这一政策。12月11日，苏联外交部就美、英、加联合声明起草了一份反建议，明确提出禁止将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停止制造并且销毁现存核武器。
对于美国来说，原子能国际控制无疑是此次莫斯科外长会议的核心议题。贝尔纳斯将其列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但莫洛托夫坚持要求将其列为最后一项议程，并且在会议期间又两次提出推迟讨论这一议题，理由是苏联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美国的方案。苏联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向西方国家表明，这一问题对苏联来说无关紧要。同时，这也是为了借以观察美国是否在解决事关苏联重大利益的东欧问题上作出妥协。
起初，美国国务院拟定了一份就美苏扩大两国科学家交流和加强双方在科学情报、工程技术信息及资料方面交流的谈判文件，但遭到军方和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担心美国此举有可能泄露制造原子弹的重要信息。福里斯特尔向贝尔纳斯抱怨，他“强烈感到”这一方案走得“实在有些太远了”。(83)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等人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意味着把原子弹“送给”苏联，强调必须首先确立一整套完整的核查制度才能开始原子能的信息交流。范登堡则表示对这一计划“极为震惊”，称“我们认为科学家以及科学情报的交流纯属绥靖”。(84)在此情形下，杜鲁门只得指示艾奇逊致电贝尔纳斯，要求提出的任何建议事先都必须征得华盛顿的同意；除非双方就核查和安全保障事项方面达成一致，目前不得向苏联方面公开任何有关原子弹的情报，也不要就信息交流作出任何承诺。(85)即便如此，仍未能平息那些议员的不满。恰恰在核查以及安全保障措施问题上，美苏会谈陷入僵局。莫洛托夫拒绝美国提出的在原子能控制方面分阶段进行的建议，而是要求在安理会的领导下由原子能委员会直接采取行动，以确保各国的原子能研究只用于和平目的，消除各国军备中的核武器及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苏联最终同意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框架内进行谈判，这是莫斯科外长会议取得的最主要成果。
1946年1月初，艾奇逊受命负责制定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他随即要求由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利连撒尔、奥本海默等组成的顾问小组提出具体建议。在利连撒尔看来，顾问小组的任务是提出一种可能被各国特别是苏联接受的方案。顾问小组认为，仅靠联合国通过的一纸协议宣布核武器“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应将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建立在制裁上，而是要努力控制发展原子能所必需的材料上。经过反复讨论，顾问小组于3月中旬向国务院提交一份政策报告，即“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该报告主要由奥本海默起草，建议成立联合国原子能开发署，由其对世界各国的核材料、技术和生产设施实行国际控制；任何国家都不得制造原子弹，美国将随即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并拆除已有的原子弹；各国可以本着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的进行研究。奥本海默认为，这种完全的透明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工业、技术、材料等资源来秘密制造核武器。美国舆论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方案为解决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带来了希望，但实际上美国并未在原子能问题上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苏联却不得不将研究工作完全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这对苏联来说显然不可接受。(86)
在贝尔纳斯的大力举荐下，杜鲁门任命华尔街的一位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为美国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谈判代表。巴鲁克在美国政界享有较高威望，特别是在参议院颇受尊重，但基本上没有涉足过外交领域，对原子能事务更是一无所知。因而，艾奇逊、利连撒尔、布什、科南特等都对杜鲁门的这一任命大为失望，奥本海默则拒绝担任巴鲁克的科学顾问。但巴鲁克决意要在原子能国际控制方面行使自己的权力。杜鲁门、贝尔纳斯都向他表示，艾奇逊、利连撒尔等人起草的报告只是一份“工作草案”，并非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文件，美国政府最终的方案要由巴鲁克来提出。(87)很快，巴鲁克就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并着手对艾奇逊、利连撒尔的报告作出重大修改，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巴鲁克计划。
巴鲁克及其顾问认为，首先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可靠的安全保障措施，美国才能拆除已有的核设施，并与苏联进行相关的信息交流；联合国应授权美国储备一些核武器来进行遏制；一旦就原子能问题达成协议，任何违反协议的国家都将立即受到严厉的制裁和惩罚，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在原子能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能行使否决权；在签署原子能国际控制协议之前，应由原子能开发署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铀、钍等材料进行调查。无疑，巴鲁克的这些主张旨在维护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确保美国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和核工厂。尽管这一计划遭到艾奇逊、奥本海默等人的强烈反对，认为苏联根本不可能接受，但却得到美国最高决策者的支持。杜鲁门认为，要想使原子能委员会有效地工作，必须赋予其惩罚可能的违约者的权力，他赞成巴鲁克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88)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的开幕式上，巴鲁克正式提出美国的国际原子能控制建议，并得到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支持。(89)
巴鲁克计划将苏联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接受这一计划意味着将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永远受制于人，并且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从而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远逊于美国；倘若拒绝，则会背负上发动冷战、热衷于核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的罪名。实际上，对于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实行原子能国际控制，苏联方面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国内在讨论原子能问题时具有明显的“反苏”特征，美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愿意朝着在原子能控制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方向迈进，而是要处心积虑地设置重重障碍，想方设法尽可能长时间维护其核垄断地位，并以此向苏联施压；除非国际原子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美国不会遵守。对此，苏联外交部确定的行动方针是，在回击美国的消极立场的同时，尽一切努力引导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朝着苏联所需要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方案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原子外交的产物”，企图“统治世界”。6月19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建议，要求签署一项永久的、对所有国家都公开的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各国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核武器，并禁止以利用原子能为基础的各类武器的制造和储存；要求在批准该条约3个月后销毁一切现有的核武器；任何违反公约的行为应被视为最严重的反人道罪，应给予严厉惩罚；一切国家，无论其是否为联合国成员国，均应履行该条约的一切规定。他强调，苏联决不接受对否决权问题的任何变动，这实际上彻底否决了巴鲁克计划，同时他还要求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来讨论这一计划。在苏联方面看来，由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委员会12名委员中，西方国家的代表有10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机构显然不是讨论核裁军的恰当场所。(90)10月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进一步阐述了苏联的全面裁军计划，并敦促美国放弃核垄断企图。
苏联的核裁军计划显然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警告，战后美国在军队复员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现在再停止制造原子弹，“我们将处于几乎没有防御的地步，只有极少量的军队可用来对付苏联”。杜鲁门此时根本无意就核裁军问题与苏联进行认真谈判，认为苏联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停止生产并销毁这类武器的建议“等于要求我们销毁我们的原子弹”，如果美国接受苏联的这一立场就会被“剥夺一切”，“我们现在因原子能方面的发现和创造而获得的优势和安全就会丧失殆尽”。他向巴鲁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刀枪入库，“除非我们能够确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会武装起来反对我们”，要求他坚持既定立场。(91)
美苏双方都坚持己见，毫不退让。巴鲁克强调，鉴于事关重大，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不可能与苏联进行任何交易，苏联要么全面接受，要么停止谈判，别无其他选择。巴鲁克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美国在谈判中居于主导地位，苏联则因为尚未拥有核武器而处于劣势，将不得不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其二，不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在他看来，如果美国继续保持核垄断的话，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毕竟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苏联没有，而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也不会有。他私下向共和党领袖范登堡保证说，在每一个阶段如果没有对美国国家安全适当而又可靠的保障和保护，他决不会同意任何公开核秘密或拆除美国已有原子弹的行动。(92)巴鲁克、格罗夫斯等都对原子弹的垄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认为苏联不可能很快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可能需要15年或者20年的时间；杜鲁门甚至称苏联人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倘若谈判破裂，则可促使美国民众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危险，从而使得美国政府扩充军备的行动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一企图显然达到了预期目的。1946年11月的民意测验表明，支持美国继续制造更多原子弹的民众已从4月份的61％升至72％。(93)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谈判态度才表现出异常的僵硬，对达成协议毫无诚意。
巴鲁克关于苏联会作出让步的估计结果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联方面明确表示，对于美国的方案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都不能接受，并称美国提出的有关核查建议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侵犯。鉴于双方立场针锋相对，直至12月底谈判仍毫无进展。巴鲁克要求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对美国的建议投票表决，旨在将国际社会未能就原子能国际控制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苏联。美国的方案以10对0票获得通过，并送交安理会进一步审议，苏联和波兰投了弃权票。由于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苏联有可能行使否决权，以阻止巴鲁克计划在安理会通过。1947年1月，巴鲁克宣布辞去美国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职务。尽管在联合国的谈判仍在继续，由于美苏分歧严重，显然不可能达成协议。1948年初，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表示，谈判陷入僵局并中止活动，这也宣告了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失败。
表面看来，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美苏围绕着核查、主权等问题争执不下，实际上，双方的谈判主要是出于政治和道义以及宣传上的需要，都不会而且也没有为达成协议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就美国而言，不论是艾奇逊—利连撒尔计划还是巴鲁克计划，实质上都是在竭力维护美国核垄断地位的同时，将苏联的原子能研究置于其监控之下。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的矛盾性。一方面，为了阻止苏联研制原子弹，美国决策者将原子能国际控制列为其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将核武器视为实现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无意放弃对核武器的垄断，担心一旦失去这种垄断，美国的安全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因为原子弹用来打击美国这类高度发达、工业集中的国家最为有效。(94)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后，杜鲁门即发表声明称，在一个法纪荡然的世界里，原子弹如若失控，将造成极大危险。他强调，不会公开有关原子弹研制过程及其军事用途的任何信息，美国必须担负起这一新型武器的“托管人”的角色，以保护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免遭被全面摧毁的危险。随后他又多次表示，美国是原子弹“神圣的托管人”，不会与任何国家分享核秘密，宣称由美国来托管核武器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95)不言而喻，所谓“托管”不过是“垄断”的代名词而已。杜鲁门坦承，美国的政策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但美国“将处于领先地位”。就在美、英、加三国领导人会晤结束不到一周，杜鲁门就公开宣称，出于“试验”需要，美国将继续制造原子弹。(96)
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自1946年初，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变得更趋强硬。驻苏使馆代办凯南、白宫顾问克利福德和埃尔西都先后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僵硬性”、“扩张性”以及美苏关系的发展前景作了详细分析和阐释，强调不论美国如何行事，都不会改变苏联政策的基本特性及其对西方的敌意；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必须大力扩充军备，唯有实力才是使苏联领导人明白的唯一语言。这些观点赢得了美国最高决策者的赞成，并为遏制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97)丘吉尔则由杜鲁门陪同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公开指责苏联在东欧构筑起一道“铁幕”。甚至连一直要求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的史汀生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建议美国政府应立即尽可能多地制造各类核武器。(98)可以想见，在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的敌意日渐加深的情形下，双方围绕原子能国际控制的谈判注定难以成功。
在原子能国际控制方面，美国军方一直持反对态度。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陆军航空兵的一位高级将领诺斯塔德即致函格罗夫斯，要求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便准备将来对苏联发起进攻。他将苏联66座城市列为核打击目标，认为要彻底摧毁这些城市至少需要123颗原子弹。这是美国军方中较早提出的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计划。(99)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最为担心的就是一旦苏联掌握了核武器，将会极大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强调美国“要想确保和平时期的安全和在未来的重大冲突中获胜”，就必须尽可能保持在核武器领域的优势地位。(100)1946年1月，参联会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提出报告强调，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完全享有主权的情况下，要想对核武器实行有效的国际控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01)军方领导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就是因为享有核垄断。他们强调，战后美国的常规力量已大为减少，原子弹成为美国军事力量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组成部分，即使美国暂时垄断核武器，对于确保局势的稳定乃至长久的和平也是极为关键的，今后采取的任何禁止核试验的措施都将对美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其结果只能使美国的优势减少，而其他国家的力量却不会受到削弱。在军方领导人看来，此举将威胁到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军方的意见是，原子弹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对美国的安全以及对外政策的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决不能对美国制造或使用这一武器的能力进行限制。巴鲁克曾就原子能控制问题征询了多位军方高层的意见，他们的看法对巴鲁克显然产生了较大影响。(102)令军方欣喜的是，所谓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谈判不过是美苏两国进行的一场宣传战而已。格罗夫斯表示，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失败可以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享有更长时间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自1945年下半年，美国军方已将苏联视为美国潜在的最大威胁，开始拟定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并不断修改完善。原子弹已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到1946年8月，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达到了每星期两颗的速度。(103)
即使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巴鲁克计划进行激烈争论之时，美国于1946年7月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珊瑚岛上仍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在苏联看来，美国一方面赞成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一方面却不断发展和完善核武器，并将其作为在国际政治中进行讹诈的工具。受邀观看美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一名苏联专家在旧金山登岸伊始即向媒体宣布，苏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原子能研究，既有原料也有技术人员，用不了多久就会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104)毫无疑问，美国的核试验不仅破坏了原子能国际控制谈判，而且进一步刺激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这样一种流行观点：罗斯福远比杜鲁门熟谙国际事务，更注重大国之间的合作，如果他没有在1945年4月去世的话，美苏同盟关系或许能持续下去，而杜鲁门由于缺乏处理国际事务以及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没有很好地解决美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僵硬，最终导致冷战的发生。(105)换言之，美国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更迭加速了美苏冷战的到来。这种观点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核政策方面，应该说杜鲁门的做法与罗斯福并无二致，都是要竭力维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并将其视为实现美国目标的重要工具。就当时而言，核武器问题实质上体现的是美苏双边关系。格罗夫斯曾言，曼哈顿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苏联是美国的潜在对手而进行的，所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主要也是针对苏联。从这一意义上讲，罗斯福在原子能问题上所确定的美英垄断政策实际上已经为冷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106)
当然，冷战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涉及美苏长期的意识形态分歧，也与当时双方在东欧、亚洲等地区的激烈争夺密切相关，核武器在其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作为一种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原子弹必须置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只有美国担负起“监管”的责任，才能避免核战争的爆发，并使原子能研究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美国率先掌握了核秘密，使其对苏政策愈发强硬，不断要求苏联在东欧、中东及东亚问题上作出让步。如果没有这一武器，美国领导人的基本政策或许不会改变，但在与苏联打交道过程中态度有可能变得不至过于僵硬。自然，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政策进一步激起苏联的强烈反应。斯大林多次要求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要立场坚定，决不能在美国的核威胁下退缩。同时，美国垄断核武器也使得苏联对整个东欧地区作为缓冲地带和桥头堡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双方的矛盾以及对东欧的争夺变得更为激烈。
毫无疑问，核武器虽然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苏同盟瓦解、冷战爆发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从核武器角度而言，冷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所决定的。实际上，即使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也是纷争迭起，更何况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对立的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冲突显然在所难免。战时美英两国将苏联排除在外、秘密研制核武器，无疑为日后三方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这一武器不仅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外交和政治目标的一张“王牌”，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同样，苏联领导人也将其视为对付美国和西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实施严格的保密政策，并在多个场合向苏联方面进行核讹诈，试图以此促其妥协让步，这不仅大大恶化了双方关系，同时也加剧了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较量。而“巴鲁克计划”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来达到垄断核秘密、阻止苏联和其他国家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更使得美苏之间的猜疑和隔阂进一步加深。从根本上说，美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双方长久以来缺乏必要信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核武器的出现不仅强化了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对抗，而且围绕着垄断与反垄断，美苏展开了激烈角逐，由此拉开了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序幕，而这恰恰构成了冷战最基本特征之一。
感谢南开大学王薇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教授、中山大学史宏飞博士在资料收集方面所给予的帮助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
注释：
①国内研究参见白建才：《试论核武器在冷战发生、发展和结束中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7-123页。
②Herbert Feis,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190-201; Robert J.Maddox,Weapons for Victory:The Hiroshima Decision Fifty Years Later,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5,pp.163-164; Wilson D.Miscamble,The Most Controversial Decision Truman the Atomic Bombs and the Defeat ofJap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47,151.
③P.M.S.Blackett,Fear,War and the Bomb: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 Energy,New York:Whittlesey House,1949,pp.127-139; Gar 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Hiroshima and Potsdam,New York:Vintage,1965,pp.237-242; Gar Alperovitz,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New York:Knopf,1995,pp.128-129; Richard D.Burns and Joseph M.Siracusa,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vol.1,Santa Barbara:Praeger,2013,p.38.
④Barton Bernstein,“The Atomic Bomb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1-1945,” Peace and Change,vol.2,no.1(Spring 1974),pp.1-16; J.Samuel Walker,“The Decision to Use the Bomb:A Historiographical Update,” in Michael Hogan,ed.,America in the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J.Samuel Walker,“Recent Literature on Truman’s Atomic Bomb Decision,” Diplomatic History,vol.29,no.2(April 2005),pp.311-334; Michael Kort,“The Historiography of Hiroshim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History,vol.64(Fall 2007),pp.31-48.
⑤David Kearn,“The Baruch Plan and the Quest for Atomic Disarmament,”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21,no.1(March 2010),p.59; Larry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vol.6,no.1(January 1982),p.82.
⑥Campbell Craig and Sergey Radchenko,The Atomic Bomb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67-168.
⑦Martin J.Sherwin,A World Destroyed:The Atomic Bomb and the Grand Allia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77,p.114; Barton Bernstein,ed.,The Atomic Bomb:The Critical Issue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6,p.97.
⑧Bundy,“Memorandum of Meeting at 10Downing Street on July 22,1943,” Harrison-Bundy Files Rela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以下简称Harrison-Bundy Files),1942-1946,Record Group 77,Roll 3,Folder 47,National Archives; Groves,“Diplomatic History of Manhattan Project,” Record Group 77,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Files,Roll 10,National Archives.
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1943,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pp.1117-1119.
⑩Niels Bohr,The Political Arena,Oxford:Elsevier,2008,pp.87-88; Herman Feshbach,Tetsuo Matsui and Alexandra Oleson,eds.,Niels Bohr:Physics and the World,London:Routledge,2014,pp.319-330; Abraham Pais,Niels Bohr’s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498.
(11)Frankfurter to Halifax,April 18,1945,Frankfurter-Bohr Folder,Box 34,Oppenheimer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Richard Rhodes,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pp.526-527.
(12)Margaret Gowing,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London:Macmillan Press,1964,p.352; Joseph Lieberman,The Scorpion and the Tarantula:The Struggle to Control Atomic Weapons,1945-1949,Boston:Houghton,1970,pp.32-33.
(13)Margaret Gowing,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p.355.
(14)Bohr to Churchill,May 22,1945,Frankfurter-Bohr Folder,Box 34,Oppenheimer Papers; Kevin Ruane,Churchill and the Bomb in War and Cold War,London:Bloomsbury,2016,p.80.
(15)Martin J.Sherwin,A World Destroyed,p.108.
(16)Bohr to Roosevelt,July 3,1944,Frankfurter-Bohr Folder,Box 34,Oppenheimer Papers; Abraham Pais,Niels Bohr’s Times,p.501; Robert Gilpin,American Scientists and Nuclear Weapons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p.42-44.
(17)Stefan Rozental,ed.,Niels Bohr,New York:Wiley,1967,pp.197-199; Margaret Gowing,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p.357.
(18)Niels Bohr,The Political Arena,pp.109-110; Bohr to Roosevelt,September 7,1944; Bohr to Roosevelt,March 25,1945,Frankfurter-Bohr Folder,Box 34,Oppenheimer Papers.
(19)Richard Hewlett and Oscar Anderson,The New World,1939-1946,Washington,D.C.:U.S.Atomic Energy Commission,1962,pp.328-329; James G.Hershberg,James B.Conant:Harvard to Hiroshima and the Making of the Nuclear Age,New York:Knopf,1993,pp.198-199; Martin J.Sherwin,A World Destroyed,p.118.
(20)“Agreement and Declaration of Trust,” June 13,1944,Harrison-Bundy Files,Roll 3,Folder 49; Jonathan E.Helmreich,Gathering Rare Ores:The Diplomacy of Uranium Acquisition,1943-195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48; Richard Hewlett and Oscar Anderson,The New World,1939-1946,pp.285-286.
(21)FRUS,The Conference at Quebec,1944,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492-493.
(22)Martin J.Sherwin,A World Destroyed,p.284; Margaret Gowing,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p.358.
(23)Bush,“Memo for Conant,September 25,1944,”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1940-1945,Record 277,Roll 2,Folder 10,National Archives; James G.Hershberg,James B.Conant,p.216; 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471.
(24)Bush and Conant to Stimson,September 30,1944,Harrison-Bundy Files,Roll 5,Folder 69.
(25)Stimson Diaries,December 31,1944,vol.49,p.143,Yale University Library; February 15,1945,vol.80,pp.112-113; Sean L.Malloy,Atomic Tragedy:Henry L.Stimson and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Bomb against Japa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85.
(26)J.W.Pickersgill and D.F.Forster,eds.,The Mackenzie King Record,vol.2,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p.326-327; Warren F.Kimball,Forged in War:Roosevelt,Churchill,and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7,p.280; Barton Bernstein,“The Uneasy Alliance:Roosevelt,Churchill,and the Atomic Bomb,1940-1945,”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29,no.2(June 1976),p.228.
(27)Leslie Groves,Now It Can be Told,New York:Harper,1962,pp.237-238; Francis Smith,“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April 7,1945,Correspondence of the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1942-1946,Microfilm Publication M1109,Roll 2,File 7F,National Archives.
(29)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636.
(29)“Memo Discussed with President,” April 25,1945,Harrison-Bundy Files,Roll 4,Folder 60; Stimson Diaries,April 25,1945,vol.51,pp.68-69; May 14,1945,vol.51,p.126; Michael Stoff,Jonathan Fanton and R.Hal Williams,eds.,The Manhattan Project:A Docu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Atomic Age,New York:McGraw-Hill,1991,pp.93-96.
(30)Albert Berger,Life and Times of the Atomic Bomb,New York:Routledge,2016,p.76; Leo Szilard,“Atomic Bomb and the Postwar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vol.3,no.12(December 1947),pp.351-353; Alice Kimball Smith,APerilandaHope?The Scientists’MovementinAmerica?1945?47,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1,pp.28-29.
(31)“A 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June 1945,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vol.1,no.10(May 1946),pp.2-4; Alice Kimball Smith,A Peril and a Hope,pp.43-46,371-383; Robert Gilpin,American Scientists and Nuclear Weapons Policy,pp.44-47.
(32)Richard Rhodes,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p.749; Harrison,“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War,” June 26,1945,Harrison-Bundy Files,Roll 6,Folder 77.
(33)G.Pascal Zachary,Endless Frontier:Vannevar Bush,Engineer of the American Centur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pp.215-216.
(34)Arneson,“Notes on the Basic Interim Committee Meeting,” June 21,1945,Harrison-Bundy Files,Roll 8,Folder 100; Richard Hewlett and Oscar Anderson,The New World,1939-1946,pp.356-357.
(35)Arneson,“Notes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Meeting,” May 31,1945,Harrison-Bundy Files,Roll 8,Folder 100; FRUS,1945,vol.2,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p.12-13; Stimson Diaries,May 31,1945,vol.51,p.146; July 3,1945,vol.52,p.12; Barton Bernstein,“Roosevelt,Truman,and the Atomic Bomb,1941-1945,”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0,no.1(Spring 1975),p.40.
(36)Stimson Diaries,June 6,1945,vol.51,pp.159-160.
(37)Leo Szilard,“Reminiscence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vol.2,1968,p.128; J.Samuel Walker,Utter Destruction:Truman and the Use of Atomic Bombs against Japa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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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Lauris D.Norstad,“Memorandum for Major General Leslie Groves,” September 15,1945,Correspondence of the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1942-1946,Roll 1,Folder 3,National Archives.
(100)Joint Chiefs of Staff,“Over-All Effect of Atomic Bomb on Warfar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ctober 30,1945,DNSA,Nuclear Non-Proliferation,NP 00007.
(101)FRUS,1946,vol.1,p.744.
(102)Melvyn 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p.116; Richard Hewlett and Oscar Anderson,The New World,1939-1946,p.575; Barton Bernstein,“The Quest for Security,” p.1036.
(103)Steven Ross,American War Plans,1945-1950,London:Frank Cass,1996,pp.25-50; Michael S.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1941-194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p.213-216.
(104)Drew Middleton,“Russian Questions U.S.Faith on Atom,” The New York Times,July 4,1946;“Soviet Has Atomic Bomb Ready to Test,Russian Scientist Implies,”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3,1946.
(105)Gar 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p.13; James Chance,“Sharing the Atom Bomb,” Foreign Affairs,vol.75,no.1(January-February 1996),pp.142-144.
(106)Leslie Groves,Now It Can Be Told,p.141; Gregg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