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谈中美关系：中国不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革命者

CDF Insight：过去这几年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转折，对这种转折你有预判吗？

郑永年：我想不仅是我有预判，很多人都已判断到。

没有一种关系是永恒不变的。两个大国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一定要调整，这是由两个国家国内和国际客观环境变化造成的。

具体就中美关系来说，逻辑也很简单。早期中国落后、穷，实行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这个发展是中国自己的机会，但也是美国的机会。

80年代，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两国共同推动全球化进程。抛开美国抑或中国，今天我们都不会看到现在这样的全球化。当然，两国也都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好处。

现在情况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中国通过全球化高速发展，从80年代前人均GDP不到300美金的经济体，蜕变成人均GDP近1万美金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带来了美国国内的分配不均。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高峰，是70%，今天已经降到了49%——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缩小是很麻烦的事情，现在这仍然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

除了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的变化。主要就是中国长大了。以前小的时候人家不怕你，长大后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也是正常的。

比如，这几年大家争论的中国到底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不到一万美金，美国则是五万多美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但从经济总量看，又是另一幅图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对中国的认同已经发生改变。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军事的现代化，很多美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崛起之后会不会对美国构成挑战，甚至取而代之。

全球化使各国获得了好处，但不能反过来说全球化都是好的。它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自己就面临了分配不公的问题。

在我看来，综合以上这些国内国际问题，中美关系需要调整是个大趋势。

CDF: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

郑永年：今天的中美关系绝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

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关系是今天世界体系国际秩序的两根柱子，缺一不可。

这两个国家有点纠纷——甚至有点小冲突，我认为都是绝对是正常的，只要大家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中美各自都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我是一根柱子，你也是一根柱子，任何一根柱子倒了，天就要塌下来了。

对世界秩序要改变，中美是有共识的，只对怎么变有点不同意见。但双方都同意，这种改变是在维持现有秩序不倒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美双方如何通过对话、谈判来维护、修正和改革现有秩序，我认为是接下来两国间最重要的议题。

CDF：现有国际秩序改变的主要动因是来自中国吗？

郑永年：并不是。不仅仅中国，印度也在很快的往上走。现在中美两国是两根柱子，可能十年之后就会有新的国家上来，导致新的变化。

国家内部变化是构成国际体系变化的巨大动力，但从目前来说，世界秩序变化主要来自中美关系的变化。

不过，这绝不代表中国要取代美国。

一个原因是中美之间目前仍有可见差距。如我前面所说，两国人均GDP仍有很大差距。此外，现阶段美国的技术比中国好，也是全球第一大军事大国。

美国国内问题使他产生了外部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很大程度是针对中国的。但我认为，美国的恐惧和担心没有必要，二战以后世界秩序的建立者是美国，中国不是革命者，充其量是个改革家。

中国的选择是接轨，接受现有的世界体系。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就通过谈判进行改革。

我把美国称为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因为这个国家的危机感特别强。其实，如果能平心静气去看，中国并没有带来那么大的危机。

CDF：这种危机感和美国的国家性格，或现有的政治体系有关吗？

郑永年：当然和政治有关。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承受力、最没忍耐力的。他的体制——就是所谓的自由体制——决定了它的特点就是一有痛了马上会叫出来。

此外，美国是一个使命型国家，它想要以它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让其他国家接受它的价值观。当它的使命推进很顺利时，美国人就很开心；使命推行不顺利时，美国人就不开心。

所以，挑战出现时，美国很容易产生危机感。

事实上，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应该是最没有危机的国家。深处大洋，周边两个国家都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修墙除了要解决墨西哥移民带来的问题，并不涉及太多国家安全威胁。这和中国古代修长城是两个概念。

不过，美国人具有深刻的危机感这一点中国也要理解。

问：美国对中国的危机感应该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您觉得质变点发生在哪里？

郑永年：中国应该好好研究美国和苏联从合作到对抗的历史。

二战以后，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8000字的电报，直接导致了冷战开始。

美国的特点注定了事情在美国很容易发生质变。

其实，和美国担心中国一样，中国对美国也有担心,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北朝鲜问题……但中国人相对美国人更加理性，会有比较长远的考量。

这几年大家在谈论的中美之间提高互信、进行危机管理很重要。因为如果上述问题有一个处理不当，很容易使两国关系从量变转向质变。

过去，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意见非常分化，有亲华和反华、强硬派和鸽派，但我已经看到现在美国对中国问题正在形成统一战线。

美国这个国家对什么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罕见的一致，这就比较麻烦，很容易造成全国性的民族主义。

对中国而言，挑战在于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

CDF：美国国内这种完全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强大和全球格局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还是由人为或其他不确定因素导致的？

郑永年：我觉得两方面都有。

有学者做过统计，1500年以来世界上有过16次的权力转移，其中 12次引发战争，只有4次没有。不仅中国，未来印度或者其他国家崛起也会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历史大趋势。

这次中美关系以贸易战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因为特朗普是商人，他关注贸易。但贸易战只是一个表现形式，如果别人当总统了，可能就会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面对贸易战，中国应该坦然，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然，必然又得通过偶然、人为的因素表达。每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可能都具有必然性，但又是偶然的。

我一直在说中国自己要小心。其实，中国跟美国很多共同的东西：两国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内，且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在这种情况下，求同存异非常重要，把共同利益做大“异”就少了。有时候，中国可能过分强调自己不同的地方。

比如，中国制造2025其实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规划，德国有工业4.0版，新加坡也有类似的规划。但一宣传就像是中国要赶超美国了、要打败美国了，很容易让人听了不舒服了。

CDF：2016年，您曾说过中国正在有效地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现在还持同样的观点吗？

郑永年: 从领导层还是能做到的。

最近几年，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搞关税，但中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推动全球化。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接触谈判。

但我觉得社会层面反而向促进底德陷阱的方向发展。

这几年，我们强调讲中国故事。中国长大了，迫切需要别人的理解，理解了就不会害怕。

但如何讲中国故事需要反思。讲故事把人家讲害怕了，说明讲故事的方式可能有问题。美国当然有它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但中国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郑永年谈开放：只要中国实行开放政策，谁也阻止不了

CDF：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今年的主题是开放。您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开放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郑永年：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好。

改革开放其实包含两个面向，一方面是以改革促开放，但我认为现在已经要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阶段。

中国有封闭的文化基因。因为中国一直是个大陆力量，不是海洋力量，一旦外面有问题，我们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

但外在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决定了中国已经不能学秦始皇修长城，也不能学明朝海禁，把自我封闭起来。这决定了，中国一定要以更加的开放的态度促进改革。

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几千年的经验总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大讲特讲开放，还要大改特改以促进开放。

十八大之后开放曾被多次提及，从早期的上海自贸区，到现在海南自贸港、大湾区。这次论坛不笼统的提改革开放，而是强调开放，契合了国内国际发展的大主题。

CDF：结合国际的环境，在这种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之下，您觉得中国还具备那种全方位开放的外部条件？

郑永年：开放不开放，国家在政策层面是可以决定的。

李光耀曾说过，美国围堵中国可能会使得中国发展慢一点，但是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到今天更是如此。

只要中国实行开放政策，谁也阻止不了。

未来的国家竞争力绝不会是比较谁更封闭，而是来自于谁比谁更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才能吸收到全球最优劳动要素。

中国不用害怕，要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开放谁也封闭不了中国。华尔街不会放弃中国，日本、欧盟也不会放弃中国。

CDF：开放不是一个新的词，改革开放到现在快41年了。开放的内涵是不是随着时间点的不同，发生了很大变化？

郑永年：是的，因为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八十年年代的改革开放，叫请进来。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后更大规模的开放叫接轨，此后的第三个阶段叫走出去。

如果八十年代请进来是改革开放1.0版，接轨是2.0版，资本走出去是3.0版，现在开放就要到4.0版了。

开放4.0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需要更加开放的平台做大事。比如建设自贸港、大湾区，甚至长江经济带。

一方面是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CDF：在开放的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如何管理风险？

郑永年：要特别考虑风险问题。

西方批评中国“一带一路”搞债权帝国主义，中国自己也确实要考虑风险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大量资金出去后，怎么收进来？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跟中国体制不一样，意识形态也不一样，怎么应对反对的声音？

除了经济的风险，还有政治的风险，在这个过程钟规避风险的制度非常重要。

类似的问题西方也曾遇到，从早期的国联到后来的WTO，实质都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机制。亚开行等就是中国尝试解决国际问题的机制。

CDF：对中国来说，是否还需要把自己发展的逻辑对外说清楚？

郑永年：对内对外都要说清楚。

以前中国在边缘地带，说什么做什么都影响不了整个世界。但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已经非常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了。

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再自说自话，内部说的话要考虑外部反应。靠近舞台中心说什么做什么对其他国家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中国不能不考虑人家的情绪，否则肯定要犯错误。

CDF：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转变。像是一个普通员工站到了总裁的位置上。

郑永年：是的，如果还像普通员工一样行为，别人接受不了。

所以改革开放4.0是全方位的，不能一直以受害者心态处理国际问题，现在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给大家正能量。

CDF：今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二十次举办。您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印象如何？

答：印象很好，否则我就不会每年都去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论坛，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论坛，因为它确实是中国跟世界沟通一个桥梁。论坛不是宣讲舞台，双向的观点和讲话应该被允许。

CDF：对论坛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今天的世界不仅有中国问题、美国问题，欧洲问题，世界很多问题都具有共同性。

我希望论坛把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也加入讨论。这样论坛就会真正成为一个新平台，中国不仅讨论中国问题，还要讨论全球问题。我希望能把全球问题作为论坛的正式部分。

CDF：这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郑永年：这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一部分。